身体:欲望的表达
后现代社会是一个身体争先恐后登台表演的时代，身体表征为能指的换喻与隐喻运作，身体的表演就是身体的消费和被消费过程。身体在表演中或者在消费中进行着欲望的表达，欲望的表达首先是一种视觉的快感享受，身体首先作为看与凝视的对象来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视觉的刺激是最为直接的身体的欲望表达。正如费瑟斯通所说:“大量存在的视觉形象主宰了消费文化中人们对身体的理解。千真万确，消费文化的内在逻辑取决于培养永不满足的对形象消费的需求。”[56]身体的不断生产推动身体的不断消费，更好地生产是为了更好地消费，在身体中构筑理想自我与自我理想的二元统一，是主体对身体进行建构的目标和策略。越是能满足视觉快感的身体就越有消费市场，也就越具有消费价值。身体的发展过程是幻象的逾溢过程，身体的派生物被不断生产出来并被消费，身体试图所表达的欲望总是他者的欲望，也就是说，欲望是他者的欲望，身体总是希望得到他者认可，得到他者的赞美和欣赏。身体除了是自然身体之外，更是一个社会身体，自然身体与社会身体的关系并不是古典意义上的肉体与灵魂的分离，而是互为补充，互为修饰。自然身体是身体的肉身，社会身体是处于想象界和象征界的意义身体。从通俗意义上讲，自然身体是天生的、父母给定的，社会身体是后天的，可以被不断改变的。可以通过后天的锻炼、保养、美化而弥补自然身体的不足，以使身体在消费过程中具有更大的交换价值。
主体对身体的粉饰、修补是出于不满，不满其实是没有安全感的体现，也是焦虑与紧张的体现。这种紧张与焦虑来自于他者凝视的功能。他者凝视一方面促使主体不断地完型，一方面又将一种不满永远地植入主体的无意识之中。他者凝视决定身体的成败优劣，身体周旋于、忙碌于美容院、时装商场、化妆品专柜、健身房等场所。对身体的不断改造犹如对土地的不断施肥，人们总希望它的果实是非凡的。越施肥就越有安全感，否则就没有安全感。实际上不断地修复并不意味着不断完善，而意味着对丢失的物件的追加，就像复制品永远都是原件的追加一样，身体的努力更多地换来的是身体的幻象，我们似乎只有使尽浑身的解数才会感到暂时的满足。
关于幻象的作用，拉康理论的研究者墨兰登·道勒认为，幻象是和奇异性、独特性相对而言的，独特性、奇异性就是唯一性。[57]幻象是主体被斩断了俄狄浦斯情结之后而置换的对象，在主体拥有幻象的时候，那种本体的唯一性已经远去，这种置换的过程也就是人化的过程。人化的过程相当于蝉蜕的过程，只有褪去才能萌生新的东西。但是萌生与发展都具有幻象的色彩。就像幼儿的天真无邪，当我们一点点长大的时候，它就慢慢褪去。我们身上仍有童真，但是它却不是以前那样的了。在电视剧《青衣》中，男主人公郑安邦感慨到:二十年前自己如醉如痴地连着看了四十场筱燕秋主演的《奔月》，二十年后再看新一代A角春来的演出，怎么看也不是二十年前的感觉了。在我看来，那种不复存在的东西就是原汁原味的唯一性、奇异性。身体禁不住幻象的蒙尘，但是这种灰尘又是擦拭不去的。身体是一个不确定的存在，是幻象使之然也。“主体只有漂浮而没有停泊之处。”[58]身体的不断改造是幻象不断产生的历史，身体的不确定性决定了后现代的身体是流动的、多声部的、众语喧哗的，却又是分裂的，这便是身体作为欲望载体的辩证法和异化实践的现象。后现代的身体漂流在一定意义上是身体的冒险历程，你的身体，我的身体，他的身体，各自冒险的方式影响着身体的生成。身体越是张扬，欲望的真理就越是匮乏，从丢失的地方不可能再原封不动地把身体拣拾回来。但是即便如此，身体的冒险却是持续不断的。正如安里克·祖潘思克所说:“欲望丢失了的客体的特殊性对处于无穷无尽的运动之中的主体形成了一种限制。”[59]审美构型是身体的冒险形式，审丑构型也同样起着殊途同归的作用，它们都指向身体的符号价值的实现。
身体作为一种欲望的载体，最能够集中进行欲望表达的莫过于女性的身体，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当我们说及身体的时候，往往指的就是女性的身体。女性的身体在身体的消费活动中形成一种奇特的景观。现代社会中，女性身体越是符合看与凝视的标准，比如越是年轻、美丽、性感，它的交换价值和符号价值就越大。为了这个，后现代社会的女性“只能越来越贪婪地依附在化妆品、时装、广告这些商品身上，在这个年代里，所有的美丽都是化妆品制造出来、所有的承诺都依赖金钱的召唤。”[60]借助于商品，后现代的身体所具有的交换价值处在美色的不断变更中。身体是一个间性存在，后现代社会的身体处于众多的与他者身体的共存之中，也就是说，身体处于一种用以交换的关系之中，它本身直接就成为一件艺术品。如果说欲望是他者的欲望，那么身体也不是自己的，而是他者的身体。因为身体不是作为使用价值，而是作为交换价值来呈现。身体的经济学危机的含义在于身体生产的过剩，当身体的使用价值过剩的时候，也就是说，当身体不再满足于吃喝拉撒睡的基本需求时，就产生了身体的交换价值。
消费社会的身体奇观是任何社会都无法比拟的，对身体的投资是为了身体能得到更好的消费或被消费。“必须使个体把自己当成物品，当成最美的物品，当成最珍贵的交换材料，以便使一种效益经济程式得以在与被解构了的身体、被解构了的性欲相适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61]身体是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一部分，它的目的尽管也许并不一定指向经济效益，但是却成为文化资本家赚取利润的最便捷手段。电视选美、超级名模、香车美女、别墅美女莫不成为经济策划者的一个最吸引眼球的手段，美色加快或促进了经济的空前发展。日常生活中的身体展示让我们处在一种幻觉之中，以为到处都是美女，连自身不美的也通过美色的镜面转换方式感到了自己无与伦比的美。身体的展示不光是身体自身的自恋性满足，也满足了他者的窥视欲望与快感享受。
身体的自恋与快感满足不仅在于身体本身，而且在于身体所带来的附属品，比如广告中的与身体或者身体的某一部分相关的物，这些物与身体本身完美结合，同时身体对于某种产品有一种与自身资质相关的承诺。在广告场域中出场的身体是身体在日常生活中的空间拓展，当广告无处不在的时候，身体也无处不在，尤其是女性的身体。身体在媒体空间的拓展是身体的殖民，身体的这种殖民也是文化资本与商业资本共同操作的结果。商业资本借助明星形象的文化效应，赋予商品一定的象征意义，从而使物在一层光晕的陪衬下走向市场。在主体与物的交往过程中，主体已经被物化，身体的出场，是对物的一种隐喻，也是为物贴上一层光亮的标签。当身体赋予物以色彩的时候，物也引导着身体在空间中的移动。身体的幻象被物制造着，它让主体沉浸在幻象的自恋中，在这样的异化了的表象中肯定自己，确证自己。受众更是如此，使用了某种品牌的化妆品，就感觉脸蛋也像模特那样白、那么滋润。使用了某种洗发水，就感觉秀发飘逸了。使用了某种减肥产品，就感觉拥有了演员的苗条身材。受众惯于以偶像为镜面来进行自我认证，把偶像当作自我理想来不断使自己的理想自我与之接近或重合。
身体与物是一种双向互动的关系，但是实质上，由于那只看不见的商业之手的操纵，身体的空间拓展或者身体的延伸其实也是身体被殖民的历史，身体的不断延伸与商业价值息息相关，所以身体只是能指符号而已，它要在商业资本这个他者凝视之下来与物结合，以构筑自己理想自我和自我理想的堡垒。在后现代主义条件下，身体的解放更多意指身体在空间上的自由，但是，身体的这种解放却是重新被异化的结果。身体在异化的层面上再次被加以束缚，这种束缚使身体被固着在欲望的初级层次上，而没有作为真正解放的形象站稳脚跟。身体的覆盖率越高——也就是说身体延伸的空间越大，身体就越耽于享乐，身体本身就越贫瘠。在弗洛伊德和拉康看来，享乐是身体的本能。这我们在前边已经讲过。当身体受快乐原则支配时，身体重又被殖民。
特别是女性的身体，它既是欲望快感的载体，又是欲望快感的受害者。玛丽莲·梦露的身体，过去时代阮玲玉的身体，她们看似处于男性话语的中心，实则一直处于逻格斯的边缘。她们是被男性凝视阉割了的小玩意。后现代社会下，女性身体在获得绝对的解放之后，在自由与舒放之间却存在着断裂和危险:
这是一个消费身体的时代，女性身体又一次面临危机和无所适从，在理性/欲望，公共/私人，身体/自我之间陷入困厄;商业文化正在把男性权威通过对女性身体的时尚导向悄悄地在社会中传递蔓延，女性身体日益被置于情色与色情的灰色地带中。今天，女性在商业文化的旋涡中沉浮，她们的身体在有意识与无意识中从属于新的消费主义文化，在看似自我选择的体现身体自由的生活方式中，落入男权文化与社会经济联手合谋的消费文化的“温柔圈套”。[62]
消费社会，由于受制于新的他者的操纵，在拒绝灵魂、理性与崇高的在场之后，身体的二元组合(形而上与形而下)发生了扭曲，“我的身体故我在”。身体简化为肉体，身体的在场潜存着本体的不在场，身体的快感指向着悲凉和曲终人散。当身体的肉身尚存的时候，并不表明身体还存在，因为衰老就意味着年轻美丽的死亡，而年轻美丽之于身体，是一种“宗教式的绝对命令。”[63]当死亡骤然在一个能指点上打结的时候，主体会不会无力承受这种厄运的降临，而以自杀作为强迫性的死亡仪式?对这个问题或者答案的思考，会使我们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研究一些明星自杀的现象，这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话题，当然这已是属于社会学范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