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朱熹《诗集传》对仇兆鳌《杜诗详注》的影响并不限于注音方面，而是全方位的。仇氏在《杜诗凡例》中写道：“……当时欲作《考异》，未暇及也。”仇氏言下，大有继承朱子遗志之意。事实正是如此。从凡例看，仇氏对《诗集传》推崇备至，全面仿效。例如关于题旨问题：“古《诗》先有诗而后有题，朱子作《集传》，每篇各标诗柄，乃酌《小序》为之。杜诗先有题而后有诗，即不须再标诗柄矣。唯一题而并列三五首、或多至一二十首者，每首各拈大旨，又有题属托物寓言，亦须提明本意，仿《集传》例也。”又如关于章句问题：“《诗经》古注，分章分句；朱子《集传》，亦踵其例……兹集于长篇既分段落，而结尾则总拈各段句数，以见制格之整严，仿《集传》‘某章，章几句’例也。”又如关于注释问题：“欧公说诗，于本文只添一二字，而语意豁然；朱子注诗，得其遗意。兹于圈内小注，先提总纲，次释句义，语不欲繁，竟不使略，取醒目也。”总之，《杜诗详注》完全是以《诗集传》为范本的。

仇氏《凡例》没有专门论列注音问题，所以不曾论及“叶音”问题；然而，遍检《杜诗详注》全书，不难了解，仇氏同样全面承袭了《诗集传》的“叶音”说。

一是韵值问题。

例如《彭衙行》：“啼畏虎狼闻”，仇注：“古叶无沿切”；“反侧声愈嗔”，仇注：“古叶称延切”；“高义薄曾云”，仇注：“古叶于元切”；“张灯启重门”，仇注：“古叶民坚切”；“剪纸招我魂”，仇注：“古叶胡券切”；“唤起霑盘飧”，仇注：“古叶七缘切”；“永结为弟昆”，仇注：“古叶居员切”；“胡羯仍构患”，仇注：“古叶胡涓切”。实际上，这些韵字在《诗经》时代乃是分属不同韵部的：闻云门魂飧昆属于文部，嗔属于真部，患属于元部；而在中古《广韵》，这些韵字仍然不在同一韵部：闻云属于文部，嗔属于真部，门魂飧昆属于魂部，患属于谏部。

又如《桃竹杖引赠章留后》：“江妃水仙惜不得”，仇注：“叶音笃”；“满堂宾客皆叹息”，仇注：“叶苏六切”。上古得、息在职部，笃、六在觉部；中古得在德部，息在职部，笃在沃部，六在屋部。

又如《南池》：“春时好颜色”，仇注：“叶音速”；“魂魄犹正直”，仇注：“叶音浊”。虽然不论上古还是中古，色、直均属职部，但是，上古速、浊却在屋部，而中古则速在屋部、浊在觉部。

总而言之，仇氏所注音值，既不符合上古韵，也不符合中古韵，是为“叶音”。

然而，老杜本人用“叶音”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而仇氏用“叶音”就大不应该了，因为老杜所处的时代，“叶音”说盛行，古音学尚未诞生，而仇兆鳌所处的时代，古音学已经建立起来了，“叶音”说早已应被视为不合时宜的陈词滥调。早在明代，陈第已经在其书《毛诗古音考》中确立了古音学原则；而在明清之际，顾炎武又已在其《音学五书》中全面奠定了古音学基础。陈第生于明世宗嘉靖二十年（1541年），卒于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而直到明毅宗崇祯十一年（1638年），仇兆鳌才出生。即使生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的顾炎武，也与仇氏同时代而略早。因此，仇氏持“叶音”说而不识古音，应是落后于时代的。

二是声调问题。

例如《故秘书少监武功苏公源明》：“每食脸必泫”，仇注：“叶上声”；“报兹够劳愿”，仇注：“叶上声”。又如《壮游》：“万里遥相望”，仇注：“叶平声”。又如《逃难》：“奔走苦不暖”，仇注：“叶去声。”其实，对上古音的声调的研究，至今尚无结果。甚至上古究竟有没有声调，也还说不准。仇氏所注的声调显然是想当然的。

仇注有时甚至对非韵字也注以“叶音”，这就更无道理。例如《登舟将适汉阳》：“生理飘荡拙，有心迟暮违。”仇注“荡”字：“叶他郎切。”言下之意，“荡”字此处应读平声。显然，这是把古体诗当近体诗看待了：对句的“暮”是仄声，出句的“荡”当然应该是平声。但这是律诗的讲究，古诗是无须“四声八病”的讲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