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仇氏为证明其所注“叶音”，往往进行引证。
其一是引证古诗。
例如《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绝》：“何时救急难？”仇注：“叶平声”；引证“《诗》‘兄弟急难’叶‘况也永叹’，俱读平声。”上文曾经说过，上古声调问题理当暂时存而不论。仇氏何以知道“俱读平声”？安知不是俱读去声？
又如《冬狩行》：“春搜冬狩候得用。”仇注：“叶以中切”；引证“《列子》：‘天地无全功，万物无全用。’‘用’与‘功’叶。”这里引证到散文上去了，更离谱了。
又如《杜鹃》：“重是古帝魂。”仇注：“叶胡弮切”；引证：“鲍照《行路难》：‘中有一鸟名杜鹃，云是古时蜀帝魂。’”上古音“鹃”属元部，“魂”属文部，不能通押。鲍照生于晋宋，其韵已非上古韵。
又如《石壕吏》：“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逾墙走，老妇出看门。”仇注：“村，叶音春”；“苏润公本作‘出看门’，叶音民”；脚注引证：“白乐天《北村》诗：‘晨游紫峰阁，暮宿山下村。村老见予喜，为予开一樽。’‘村’叶七伦切，‘樽’叶踪伦切。《国风》：‘出自北门，忧心殷殷。’荀卿《赋篇》：‘往来昏惫，通于大神。出入其极，莫知其门。’‘门’俱叶眉贫切。”首先，引证白居易的诗是不适宜的，因为白氏乃是杜甫同时代的人；况且“村”“樽”二字在中古《广韵》里本来同属魂部，并非叶韵。其次，引《诗经·国风》“门”“殷”谐韵，并不能证明“门”与“村”“人”谐韵；引荀子《赋篇》“门”“神”谐韵，与此同理。
又如《南池》，仇注：“古人屋、职二韵多通用。《易传》：‘噬嗑，食也；贲，无色也。兑见，而巽伏也。随无故，蛊则饬也。’又《士冠礼》：‘月令吉日，始加元服。弃尔幻志，顺尔成德。寿考维祺，介尔景福。’皆系通用。”其实，引文中的韵字“食”“色”“伏”“饬”“服”“德”“福”，古韵均属职部，并无所谓“通用”。仇氏所谓“屋、职二部”属于《广韵》系统，即中古音。
其二是引证旧说。
例如《悲陈陶》：“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陈陶泽中水。”仇氏注“子”字：“贾昌朝《字音辨》：子，可读去声。”注“水”字：“吴才老：古韵叶耆。”可是，“子”既读去声，“水”又叶平声，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复加“叶音”，岂非画蛇添足？何况贾、吴二氏之说，固多不经之谈。贾昌朝，字子明，宋代人，著有《群经音辨》七卷，即此处所谓《字音辨》，其书在音韵学史上原是没有什么地位的。吴才老，名棫，以字行，也是宋代人，是“叶音”说的代表人物，其书《韵补》五卷，虽然对古音学的开创不无贡献，但其“叶音”之说，流弊甚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韵补》一书，庞杂割裂，谬种流传，古韵乃以益乱。”[2]
又如《彭衙行》，仇氏注称：
萧山毛奇龄《韵学指要》曰：“古韵无明注，惟宋吴棫、郑庠，各有古韵通转注本。惜当时但行棫说，而不行庠说，致韵学大晦。考郑氏《古音考辨》，分古韵六部：东、冬、江、阳、庚、青、蒸七韵，皆协阳音；支、微、齐、佳、灰五韵，皆协支音；真、文、元、寒、删、先六韵，皆协先音；鱼、虞、歌、麻四韵，皆协虞音；萧、肴、豪、尤四韵，皆协尤音；侵、覃、盐、咸四韵，皆协覃音。其书出吴氏《韵补》后，按之古音，已得十之九。所略不足者，鱼、虞、歌、麻，与萧、肴、豪、尤，尚分两部耳。”按毛氏此书，实足破沈韵之拘碍。阅少陵《彭衙行》合六韵于一篇，唐人尚知古韵也。
这番“宏论”，大可商榷；其中提到郑庠、毛奇龄，有必要给予评价。
郑庠，宋代人，著有《古音辨》，今已亡佚。其古音分部情况，见于熊朋来《熊先生经说》[3]，分古韵为阳、支、先、虞、尤、覃六部，其路数与吴棫《韵补》一致，都是简单地合并《广韵》的韵部，不能离析《广韵》。而“离析唐韵”乃探求古音的先决条件。因此，郑庠的《古音辨》只能算是古音学正式诞生之前在黑暗中的摸索而已。《广韵》凡二百零六部，只把它们简单地归并为六部，这是不能解决问题的。上古语音怎么可能只有寥寥六种韵尾[4]呢？
正如毛奇龄拔高了郑庠的《古音辨》一样，仇兆鳌大大拔高了毛奇龄的《韵学指要》。毛奇龄，字大可，以郡望称西河先生，清初人，著有《古今通韵》《韵学指要》等。他研究古音的方法既未脱吴棫、郑庠的窠臼，且有过之而无不及，竟然将古韵归为五部，而且这五部之间以及四声之间均可“通转”。其结果，任何两个汉字之间都可以通押了。显然，这是极其荒诞的。因此，毛氏尽管学问广博，但在古音学领域不过是平庸之辈。
仇兆鳌根据杜甫《彭衙行》“合六韵于一篇”（按：指《广韵》韵部），便得出“唐人尚知古韵也”的结论，未免太肤浅了，适足以表明他与毛奇龄一般，以为只要简单归并《广韵》韵部就能求得古韵，正所谓隔靴搔痒，不得要领。
总起来看，仇兆鳌作《杜诗详注》，表现出其博学洽闻，但是在音韵学上实在是个门外汉。
【注释】
[1]原载《杜甫研究学刊》1994年第1期。
[2]见《四库提要》评陈第《毛诗古音考》。
[3]见《通志堂经解》第318册。
[4]这里称“韵尾”是不准确的，韵部包含韵腹、韵尾，而只是韵头介音除外。——作者新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