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怎样编《书》

(二)孔子怎样编《书》

从较可靠的《今文尚书》来看,孔子的选编原则恐怕根本的一条就是“从周”。孔子曾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49]所谓“从周”,落实到《尚书》的选编上,就是以周代文献、即《周书》为主体,因而《今文尚书》凡二十九篇,《周书》就占了十九篇之多。孔子之所以要“从周”,前引那段话里陈述了两条理由:第一,“周监于二代”,即周代同时借鉴了夏、商两代,因而是更成熟、更完备的形态;其二,“郁郁乎文哉”,即周代的文献也是最丰富的。这些理由是颇有说服力的。但在孔子那里还有一条他没有讲出来的最根本的理由,那就是在政治思想上对于周代文武之治的极端推崇。“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50],可是关于尧舜之治的“文献不足征”,而关于文武之治的文献却“郁郁乎”多也,因此,在选编《尚书》时自然应该“从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