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酒文化的渊源、器具及特征

一、汉画像酒文化的渊源、器具及特征

汉画像艺术中，有关酒的文化遗存是其中的重要内容。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主编的《中国画像石全集》（8卷）全书共收录1918幅图，其中“宴飨图”共计69幅；南阳汉代画像石编辑委员会主编的《南阳汉代画像石》一书共收录南阳汉画543幅，其中“宴飨图”共计27幅。本节从相关图像资料出发，结合汉代有关饮酒的文献资料，运用图文互释的研究方法，探讨汉代酒文化的产生发展及区域特征。

（一）汉代酒文化的来源

汉代酿酒是对先秦酿酒技术的继承与发展。据考证，商代酿酒业已经成为重要的手工业部门，不仅有专门的酿酒作坊和工匠，酿酒技术也进入曲糵酿酒的理性化阶段。^[1]曲糵是一种原始的酒曲，《尚书·说命》曾记载：“若作酒醴，尔惟曲糵。”^[2]曲糵酿酒技术在商周时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礼记·月令》中记载了古人的六条酿酒经验：仲冬冬月“乃命大酋，秫稻必齐，曲糵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齐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监之，毋有差贷”^[3]。这说明周人在酿酒的实践过程中已经总结出了较为完整的曲糵酿酒经验，对后世的酿酒技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另外，《礼记·月令》记载：“天子乃荐鞠衣于先帝。”^[4]古时“鞠”字通“曲”的异体字“麴”，“鞠”就是指曲。由此可以推断，当时人们已经可以制造含有大量黄曲霉菌的散曲。

从人工曲糵发展到散曲制作的技术关键，就是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实践中发现麦粒被粉碎后会失去发芽能力并产生霉变，这就是产生曲的原因。曲比曲糵糖化发酵强。从人工曲糵到散曲的产生，这是酒曲技术发展史上的第一次飞跃。

到了汉代，人们已经掌握了饼曲的制作方法。这种以饼曲酿酒的方法也被称作“复式发酵法”。从散曲发展到饼曲，这一发展并不是简单的曲形态上的变化。饼曲含有大量酵母菌和霉菌，其糖化力和发酵力比散曲更强，并具有糖化和酒化两种作用，可使酿化和发酵这两个主要过程在同一时间进行。这是酒曲技术发展史上的第二次飞跃。

近代出土的大量汉画像，有不少是反映汉代酿酒活动的。如成都曾家包汉墓出土画像石（图3-1）生动地刻画了豪强地主田庄内的酿酒情景，画面下方正中有五口排列整齐的大陶缸，中间一口缸前站立一人，此人左手握有一搅拌用的短棒，右手握有一圆形器皿，正弯身向缸内下曲。右边一人赶着牛车前来送粮食，以备酿酒之用。^[5]此外，在社会中低层则存在很多酿酒小作坊，这类小作坊一般自酿自卖，其生产规模虽小，但数量颇多，分布也广，遍布城乡的各个角落。如四川成都新都出土的“酿酒”画像砖（图3-2），图的左上方一人推一独轮车，车上有一方形器具，可能是往外送酒。左端下方一人担一双酒瓮，瓮口有套绳，似为沽酒者。其右有灶一座，座上有釜。上边一人左手靠在釜边，右手在釜内操作，好像在和曲。灶前有酒炉一座，炉内有瓮，瓮有螺旋圆圈，连一直管通至炉上的圆圈，这可能是曲子发酵，淀粉融化后输入瓮内的冷管。炉侧一人（似女子）作观状。^[6]除四川外，这类表现酿酒的画像在徐州铜山利国汉墓、长沙马王堆汉墓、山东济南洛庄汉墓、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和陕西绥德辛店汉墓等处也多有出土。

汉代的酒多为谷物酒。谷物的主要成分是淀粉，酿酒时必须先经过能产生淀粉酶的酒曲的糖化作用，使淀粉分解为糖以后，再经过酵母的发酵，糖便转化为酒精，并产生适量的醛和酯，使酒带有香味。由于汉代已开始使用饼曲，所以可以将上述两个过程同时交替进行，但以谷物做原料，酿制过程中会产生大量酒糟和泛滓，必须加以过滤，才能饮用。《楚辞·招魂》：“挫糟冻饮。”挫糟即抓除其糟，方法较为原始。《齐民要术·造神曲并酒篇》中则提到用毛袋滤酒。同书《养羊篇》中又说羖羊“毛堪酒袋”。洪山沥酒图中（图3-3），一赤裸上身的男子双手持一方袋，口咬着方袋的一角，似对着小缸挤压。则汉代已知用此法。汉代还有一种更为先进的沥酒工具——糟床。河南密县打虎亭汉墓一号墓东耳室南壁中的一幅酿酒图（图3-4），生动地再现了汉人利用糟床榨酒的情形。画像中有一长方形的木案，上面并列放置着六个小口、长颈、深腹圆鼓的带盖平底陶瓮，瓮内可能装有煮熟的谷物和酒曲，通过发酵即可酿造出酒。在木案下，又并列放置着四个敞口大盆、一个陶壶及陶尊，其用途可能是承接瓮内淋出的酒。木案右边立有一人，似在观察陶瓮内的酒米发酵过程。右下方有一榨酒的糟床，糟床下置有一壶，用以承接漉下之酒。^[7]《周礼·天官·酒正》郑注：“缇者，成而红赤，如今下酒矣。”贾疏：“下酒谓曹（糟）床下酒。”孙诒让正义：“下酒，盖糟床漉下之酒。”^[8]在汉代，这大概是最进步的沥酒方法了。

图3-3　洪山沥酒图　嘉祥县洪山汉墓出土	图3-4　酿酒图　河南密县打虎厅汉墓出土

根据上述汉画像中的“酿酒图”与史料记载，可知我国汉代的酿酒流程如下：先将谷物煮熟，待冷却后再和上酒曲，密封、恒温贮藏于陶瓮内，以发酵酿酒。当谷物、酒曲发酵好之后，再进行过滤，以去除酒糟和泛滓，即所谓沥酒。经过以上程序就可获得诱人的美酒了。

（二）汉画像酒文化的器具

古人历来讲求“美食美器”，酒器不但具有实用功能，也代表着主人的身份与等级。“古者污尊抔饮，盖无爵觞樽俎，及其后，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今富者银口黄耳、金罍玉钟。中者野王纻器，金错蜀杯。夫一文杯得铜杯十，贾贱而用不殊。”^[9]富人用金、银、玉等质地考究、做工精美之酒器，而普通百姓只能使用陶匏酒器。例如在贵州清镇十五号汉墓出土了一个漆耳杯，上面刻有铭文为“元始三年，广汉郡工官造舆髹羽画木黄耳棓（杯）。容一升十六籥。素工昌、休工立、上工阶、铜耳黄涂工常、画工方、羽工平、清工匡、造工忠造。护工卒史恽、守长音、丞冯、椽林、守令史谭主”^[10]。制作一只耳杯，就要经过造型、打磨、上漆、铜饰、绘画等八道工序，并由不同的工匠分工合作。汉时酒具的讲究，由此可见一斑。

汉代手工业生产技术先进，制作的酒器种类丰富多样。仅《盐铁论》中所列饮酒器具就多达十几种，不但品种齐全，而且华贵精美。囿于汉画古拙浑朴的雕刻技法，故一些酒器在汉画中很难刻绘。从各地汉画看，汉画中酒器按其用途可以划分为饮酒器、盛酒器、挹酒器三类。

1．饮酒器

（1）耳杯

耳杯是战国时期兴起的一种饮酒器，以漆耳杯最为流行，也有铜耳杯，但很少。^[11]杯字又作盃、桮、棓。此字来源于手掬之抔。《礼记·礼运》曾载“污尊而抔饮”，郑注：“抔饮，手掬之也。”后来抔为杯所取代，所以耳杯的平面近似双手合掬所形成的椭圆形，左右拇指则相当于杯耳。耳杯又名羽觞。《楚辞·招魂》：“瑶浆蜜勺，实羽觞些。”张衡的《西京赋》：“促中堂之狭坐，羽觞行而无筭。”^[12]均应指耳杯而言。因饮时双手执耳，故俗称耳杯。

到了秦汉时期，耳杯依然是最主要和最普遍的饮酒器。在考古发现中，以漆耳杯、铜耳杯和陶耳杯最为大量。^[13]长沙汤家岭西汉张端君墓所出铜耳杯，上有刻铭“张端君酒杯”^[14]。浙江宁波西南郊西汉墓所出漆耳杯，内书“宜酒”^[15]。耳杯作为饮酒器，一般置于棜案之上，这在汉画像中可以得到印证。如出土于江苏睢宁墓山汉画像石二号墓的“宴客图”^[16]（图3-5）。房内两人席地对饮，一人手持便面；案上有两个耳杯及一盘一豆，右边是一个肩挑酒尊的侍者，好像正从厨房取酒回来。另外，在出土于四川成都市的“六博图”和“宴饮图”中也可看到耳杯。地处偏远的四川也普遍使用耳杯作为饮酒器，由此可见耳杯在汉代的普及程度。

（2）卮

卮是汉代常见的饮酒器。追寻卮的源头，大概可上溯到周代的“杯圈”。《礼记·玉藻》载“母没而杯圈不能饮焉”，郑玄注语曰“圈，屈木所为，谓卮、匜之属”^[17]。过去常把出土文物中的卮误称为奁或杯。1964年著名考古学家王振铎先生结合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为其定名为卮。^[18]1964年在满城一号墓中出土的圆筒形铜灯上发现了题铭“卮锭”二字，1977年在阜阳西汉汝阴侯墓中出土的圆筒形漆器上又发现了题铭“卮”字，从而最终证明王振铎的考证正确。

汉代普遍认为卮是小型饮器，如《史记·高祖本纪》集解引应劭说，以为卮是“受四升”之器。《论衡·自纪篇》说“斧钺裁箸，盆盎酌卮，大小失宜”。出土之卮，口径多在10厘米左右，容量与应劭之说大致相近。四川成都附近出土的“宴乐”画像砖上有持卮者（图3-6），从比例上看，卮的体积也不大。汉代文献中常提到卮，《史记·项羽本纪》载，秦末，刘邦率领张良、樊哙等赴项羽鸿门宴，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哙带剑拥盾闯宴，怒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项王说：“壮士，赐之卮酒。”侍者“与斗卮酒”，哙立而饮之。斗卮，大号酒卮，可容一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出土的卮，据遣策及器底铭记，有斗卮、七升卮、二升卮、小卮四种。斗卮应是当时最大的卮，容量约为2000毫升，再加大就不易举持了。

（3）觥

觥在古代文献中常被称为兕觥。如《诗经·豳风·七月》曰：“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19]《诗经·小雅·桑扈》又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20]“觩”为弯曲的意思，类角形。安阳西北冈侯家庄1022号墓出土的一件角形器（图3-7），还有1959年山西石楼桃花庄出土的一件角形龙纹觥（图3-8），与文献中这种角形觥的描写很相近。类似形状的角形器在著录类文献中也有记录。《西清续鉴甲编》卷十二中著录了角形器物周兕觥（图3-9），也可以明显看出其角状形态。

图3-7　角形器　安阳西北冈侯家庄1022号墓出土	图3-8　龙纹觥　山西石楼桃花庄出土

觥最初多为兽角所制，后亦多用青铜、玉、木、陶制作，容量可达七升。觥又称觵，《说文解字》云：“觵，兕牛角可以饮者也。从角，黄声。”^[21]因其盛酒较多，常被用来作为罚酒的酒器。《周礼·春官·小胥》云：“小胥掌学士之征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郑玄注曰：“觵，罚爵也。”^[22]广东广州象岗出土一件西汉时期的玉觥（图3-10），另外汉画像中也有持觥饮酒的图像（图3-11），但此器在汉代不多见。^[23]

图3-10　玉觥　广东广州象岗出土	图3-11　持角者　河南洛阳出土

2．盛酒器

（1）尊

尊，古时还写作樽，是一种在商代和西周盛行的青铜酒器。尊的字义包含有尊重、尊贵之意，以尊盛酒是身份的象征。所以，在商代只有君王和少数达官贵人才可使用。虽然后世没有这样严格的礼制规范，但尊依然是一种比较奢侈的盛酒器。

尊是汉代主要的盛酒器之一。古代注重礼仪，常以美酒招待宾客。汉人喜欢饮酒，所以两汉时期尤其注重酒器的制作，制作精良的尊在当时是一种很贵重的酒器。从出土文物可以看出，两汉的铜尊造型主要是盆形、筒形。筒形尊不但出土数量明显多于盆形尊，而且装饰也更为考究。

盆形尊曾被学者称为洗或鉴，学界说法不一。直至1962年，山西右玉出土了一件此种器形的青铜器（图3-12），在口沿上有铭文：“勮阳阴城胡傅铜酒樽，重百廿斤，河平三年造。”证明器名为尊。筒形尊在19世纪50年代曾被称为奁或斛。俞伟超首先指出此器应为饮食器^[24]，王振铎则将此器定名为尊^[25]。1962年，与上述铜盆形尊同出于山西右玉的筒形尊（图3-13）上有铭文：“中陵胡傅铜温酒樽，重廿四斤，河平三年造。”证明器名也应以尊为准。同时也知盆形尊和筒形尊的区别在于，前者是酒尊，而后者是温酒尊。温酒尊并非温酒器，而只是一种盛酒器^[26]。在汉代，“温”可作为“醖”的借字，醖酒是古代一种“反复重酿多次的酒”^[27]，酒色清醇。这种酒又名酎酒。《礼记·月令》郑注：“酎之言醇也，谓重酿之酒也。”此酒度数较高。古代品酒以清为尚，醖酒应属当时品质上佳的酒，所以专门盛放醖酒的尊也一定制作精良。

汉画像可以真实地反映尊的使用情形。在汉画像上，盆形尊未发现有附承旋者，而筒形尊却往往置于承旋之上。盆形尊放于地上，而筒形尊多置于承旋上。如山东沂南汉墓中室南壁横额西段画像（图3-14），图中左边的乐队席边就有一个三足筒形尊，其置于三足圆形承旋上，尊内还放有一勺。可见筒形尊在汉代更受重视。此外，四川彭州出土的“宴集”画像砖（图3-15）、甘肃嘉峪关汉画像砖墓中的“宴饮图”^[28]、江苏徐州汉画像石^[29]等均有表现酒尊使用情况的画面。

实物出土时的状态亦可以从一方面反映铜尊的使用情形。例如广西合浦母猪岭出土的两件铜尊，出土时均放置在青铜三足承旋上，这是尊和承旋配套使用的一个证明。此外，故宫博物院所藏鎏金筒形尊（图3-16）也有配套使用的承旋。不过，说筒形尊附承旋，也不是绝对的，如上述山西右玉出土的胡傅筒形尊就没有承旋。

综上所述，盆形尊常置于席或案上，筒形尊常常附有承旋，并常与斗配套使用，有的还配有耳杯，它们是达官贵人筵席间的高档酒具，配备十分考究。

（2）肖形尊

肖形尊是指模仿动物形状制成的酒器，此类器形在商代铜器中颇为常见，如牛尊、羊尊、象尊、豕尊等均有实物留存于世。在儒家经典中，牺尊和象尊最受推崇。《礼记·明堂位》“尊用牺、象、山罍”，孔疏引王注《礼器》云：“为牺牛及象之形，凿其背，以为尊，故谓之牺尊。”^[30]《左传·定公十年》：“牺、象不出门，”杜注：“牺、象，酒器，牺尊、象尊也。”^[31]

不过肖形尊至汉代已不太流行，出土实物数量也比商周时期要少，如宁夏固原出土的兽尊（图3-17）、云南昭通出土的鸡尊（图3-18）、河南陕县（今三门峡市）刘家渠8号汉墓出土的伏鹿陶尊和绿釉伏羊陶尊等（图3-20），总件数不多。过去对肖形尊是否为实用之器难以做出判断，近年在四川彭州出土的“羊尊酒肆”画像砖（图3-21）解答了这一疑惑。此画像砖上刻印有酒肆的场景，“其上有一大案，案上置两件伏羊尊和一方笥，另有一人推鹿车离去，车上亦载有一伏羊尊，似乎其中盛的是酒”^[32]。《梁书·刘杳传》云：“古者樽彝，皆刻木为鸟兽，凿顶及背，以出内酒。”^[33]他所述情况与汉代的肖形尊颇近似。因此可以推测肖形尊应为盛酒器，与壶、钟等器物的用途相同。

图3-17　兽尊　宁夏固原出土	图3-18　鸡尊　云南昭通出土
图3-19　羊尊　河南三门峡市刘家渠8号汉墓出土	图3-20　鹿尊　河南三门峡市刘家渠8号汉墓出土

（3）壶

壶起源于西周时期的宗周地区，随着周文化的传播而传至各地。秦汉时期的壶依然继承战国的形制，并逐渐被赋予新的时代风格。

两汉时期，壶多用以盛酒、水，是重要的饮食器。《周礼·掌客》郑注：“壶，酒器也。”马王堆一号墓的遣策中也说：“漆画壶二，皆有盖，盛米酒。”如出土于徐州铜山的“庖厨图”（图3-22），此图上格场景为肉食加工，下面一格的场景是炊火汲水。上部摆放整齐的两行酒器中，有两个结构相似的酒壶，都是两头小，中间大。但是两者大小不同，左边的略微大些。此外，同样出土于徐州铜山的“建鼓、庖厨图”的局部（图3-23）及山东沂南汉墓出土的“庖厨图”（图3-24），图中的厨房内也放有酒壶。可见，壶在汉代应是颇为常见的盛酒器。

（4）扁壶

扁壶又称钾、椑、榼。据中国历史博物馆文物专家孙机先生研究，“汉代将蒜头壶、茧形壶、横筒形壶、扁壶等盛酒之器统称为榼”。从出土实物上的铭文看，自称榼者以扁壶居多，如西安北郊刘北村西汉墓^[34]出土的铜扁壶自名为“河间食官榼”。椑则为扁壶的专名。《广雅·释器》曰：“扁榼谓之椑。”并且椑字本就含有椭圆形之意。《考工记·卢人》郑注：“椑，隋（椭）圜也。”可见把扁壶命名为椑是非常贴切的。但在很多出土的扁壶上又见到柙字，如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的漆扁壶，在遣策中称其为“大柙一枚”。柙字亦作钾。如江西九江征集的汉代“于兰家”铜扁壶所刻铭文中就有钾字。在汉代柙应为椑之通假字。因为卑字可读作甲声。《说文·ナ部》云卑“从ナ，甲声”。

扁壶是盛酒之器。河北平山战国中山墓中出土的铜扁壶中的液体经化验确证是酒。江陵凤凰山10号西汉墓所出的6号木牍上刻有“酒柙二斗一”。徐州市贾汪区白集汉墓出土汉画像中的“宴饮图”（图3-25）中，宾主两人在对饮，一名仆人则手提一椑侍立在一旁。望都2号东汉墓出土的骑马石人像，亦手提椑、鱼，生动地表现了沽酒买鱼归来之状。^[35]河南南阳七里园亦有“提椑捧奁奴婢图”（图3-26）的出土。上述皆可证明扁壶之用途。

3．挹酒器

斗为挹酒器。《诗经·小雅·大东》：“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喻称和斗相似的星座。斗又可称为勺，如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者，长柄，似应名斗。《史记·张仪列传》“乃令工人作为金斗，长其尾”者即指此类器具。但该墓所出土的遣策中称此器为“漆画勺”。安徽阜阳汝阴侯汉墓和陕西咸阳茂陵一号陪葬坑中出土的铜勺都自名为斗。^[36]可见当时斗、勺二名可互训。

根据出土文物可知，斗一般呈圆形或椭圆形，腹较深，有短柄（图3-27）和长柄（图3-28）两种类型。在各地汉画像上，常见到酒尊和斗配套使用的场景，如徐州市睢宁县郭山征集的“龙凤、建筑、人物图”（图3-29），图中两人正在对饮，中间的酒尊内放有可以舀酒的斗。除了江苏徐州出土的汉画像，四川、山东、河南等地的汉画像中也常可见到此类情形。由此可见，斗在汉代是常用的挹酒器。

图3-27　陶勺　河北定州北庄出土	图3-28　漆勺　湖南长沙马王堆1号汉墓出土

综上所述，多彩的酒器刻绘构成了汉画像酒文化的一个侧面，是汉画像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食器具造型以功能为基础，由功能决定形式，生活需求决定功能和种类。通过酒器可以看出汉朝饮食的礼仪性、等级性、社会性、伦理性和审美性。对于以上汉画像中的饮食器具种类的探讨和分析，我们了解到近2000年前汉人的饮食生活。更重要的是，通过整理和分析，这有利于我们对汉代酒文化内涵进行深入的探索和挖掘，使得汉画像酒文化能以更丰满的面貌展示在人们面前。

（三）汉画像酒文化的地方性特征

我国区域辽阔、民族众多，经济类型非常复杂。因此“除了民族文化大传统之外，各个地方依照自己特殊的生存环境形成了服务地方的文化小传统。”^[37]酒文化的形成、发展、演变是在一定的地域空间下进行的。在地理环境、经济环境与历史传统的影响和制约下，酒文化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

酒文化的地方性有两种表现：第一种是在地区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中直接生发出来的地方酒文化。这常见于文化的萌生期，由于环境的隔离，族群之间的交流很少，人们都固守着世袭的生活方式。如《礼记·王制》曰：“广谷大川异制，民生其间者异俗。”“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38]周和秦虽然实现了政治上的统一并制订了完整的礼法，但地方的文化特征仍很鲜明。第二种就是一些与地方经济生活、社会生活息息相关的酒文化。它鲜明地体现着酒文化的地方性特色。下面将结合汉画像，从以上两点分析山东与四川酒文化的地方性特征。

山东地处黄、淮河下游，河道纵横，土地肥沃。盐业、铁业、酿酒业都非常发达，是两汉时期经济、文化极为繁荣的区域。由于山东地理环境优越，经济发达，所以最高统治者非常重视此地。刘邦在获得天下后，就把皇长子分封到山东。吕后执掌大权时，其族人也多分封于山东。东汉的刘秀也把自己钟爱的皇子分封到山东。由于山东多封王，所以山东汉画像中的内容多是表现中上阶层的酒文化。如山东诸城前凉台汉墓出土的“庖厨图”^[39]，就生动地刻画了官僚地主庄园内的酿酒情形。作为儒家诞生地的古代齐鲁地区的酒文化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山东多封王只是此地画像注重表现中上阶层酒文化的一个表层原因，儒家礼学思想的影响才是其深层原因。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这种礼学思想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指导着人们的言行，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伦理道德的规范。这些准则和规范不仅仅停留在抽象的教条上，而且还通过一系列的礼仪的具体做法指导人们的实际行动。“礼不下庶人”这一礼学思想，将以充饥为主要目的的普通百姓的饮食，排除在礼制管辖的范围之外。

山东地区还盛行在祠堂中祭祀祖先，酒是祭祀活动中必不可少的祭品。山东沂南汉画像石墓中的三幅“祭祀图”^[40]，为我们形象地展示了该地区祠堂祭祀的具体情况。祠堂中刻有大量以历史故事为题材的画像，从上古传说中的伏羲、女娲到孝子丁兰供木人，其内容多是宣扬古代帝王圣贤和儒家伦理道德。所以说，祠堂是家族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场所，而其中的画像则起到教化后代子孙的作用。以武梁祠为例，祠内刻有几十幅历史故事图。西壁第二层刻有伏羲、女娲、祝融、神农、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桀等传说和古代帝王画像。其他的还有闵子骞御车失棰、老莱子娱亲、丁兰供木人等孝子故事及曹子劫桓、专诸刺王僚、荆轲刺秦王等历史故事。

四川及重庆古称巴蜀，自然条件得天独厚，是汉代重要的经济文化区之一。蜀守李冰兴修水利，“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41]。汉代蜀地发达的农业生产，使其成为全国重要的产粮区，为酿酒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和物质保证。四川的汉画像上多出现酿酒的内容，亦是对成都地区粮食富足景况的反映。从四川出土的多幅“酿酒图”中我们可以发现，四川汉画像除了表现豪强地主田庄内的酿酒活动之外，还形象地刻画了社会中低层存在的酿酒小作坊。如四川彭州出土的“沽酒图”^[42]（图3-30），图的左上方有一头梳椎髻、身着短裤者，肩荷酒壶前来打酒，其前有一奔跑逗乐的顽童。画面雕刻得非常细腻生动，反映了汉代四川民间的一种轻松富足的生活情趣，生活气息十分浓郁。这些汉画像表明，在四川地区，不仅达官贵人、文人墨客要饮酒，一般百姓甚至奴仆也普遍饮酒。

四川农业发达且地处偏远，受社会动荡和汉代政治的影响较小，所以四川酿酒汉画呈现出一种安居乐业的世外桃源风貌。巴蜀这一方沃野厚土不但滋养了成都人不知愁苦、悠然自得的性格，也滋生了享乐奢靡的社会风气。这种社会风俗承袭至今，构成了后世蜀人的文化心理和地域性格的历史渊源。

楚地巫风盛行。周代的任何民族及部落均有巫，而楚人尚巫之风更盛，但诸夏皆“事鬼敬神而远之”，唯有楚人是事鬼敬神而近之。随着楚地的扩展，巴蜀地区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楚风的影响。^[43]出土于泸州市新区麻柳湾基建工地汉代崖墓内的泸州9号汉画像石棺，其左侧就刻有一幅“巫术祈祷图”（图3-31）。画面共分三组。第二组画面中有两人，左边长裙曳地的应为女性，右边袍裳见腿的应为男性。女人左手持一平底、圆口、有把的器具，应为耳杯。男人右手所举三足、椭圆形口，口上有一小柱的应是斝，二人所持皆是酒器，正在进行某种神秘的祝祷形式。^[44]

在当时尚属蛮荒之地的巴蜀，人们的思想较少受到礼制的束缚。这些与酒文化有关的汉画像，表现了巴蜀人民对生活的热爱与追求，对生命的仰慕和珍视，对生命力的崇尚与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