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图像源流

一、图像源流

汉画像描绘了汉代人现实生活中丰富多彩的画面，如宴饮、歌舞、杂耍、庖厨、狩猎、耕作、纺织、盐井、征战、讲经、历史故事，反映当时人们的思想信仰。这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在《秦汉史》中所说：“在中国历史上，也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这些石刻画像假如把它们有系统地搜辑起来，几乎可以成为一部绣像的汉代史。”^[1]鲁迅先生也赞叹说：“唯汉代石刻，气魄深沉雄大。”^[2]

笔者参阅了《中国画像石全集》以及一些相关资料作了一下统计，目前有关纺织的画像石全国已出土20余块，其中山东境内的有滕县（州）宏道院、黄家岭、后台、西户口各一块，龙阳店两块，嘉祥武梁祠、长清孝堂山郭巨祠、济宁晋阳山慈云寺各一块，共九块；江苏境内有铜山洪楼和青山泉两块，沛县留城、邳县白山故子1号墓、泗洪曹庄、新沂各一块，共六块；安徽宿县褚兰东汉墓一块；四川成都曾家包东汉墓各一块。这些图像反映了汉代纺织业的生产情况，是我们研究中国纺织业历史的宝贵资料。

（一）历史背景

据文献记载，山东自古以来就是我国桑蚕纺织业的重要地区。周代时，山东为齐鲁两国的封地，春秋战国时，有不少齐鲁的历史故事与蚕桑有关。《战国策》中有“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的文句，齐有“冠带衣履天下”^[3]的美誉。“齐纨鲁缟”是当时最为名贵的丝织品。山东地区土地肥沃，气候温和，地理条件优越，适宜种植桑麻。《史记·货殖列传》云：“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彩布帛鱼盐。”^[4]《汉书·货殖传》云：“齐、鲁千亩桑麻。”^[5]

山东、徐州淮海地区地处黄河、淮河两大流域的下游，沃野千里，人口殷盛。本区的齐、鲁之地，自古以来就是“通鱼盐之利，而人物辐辏”的富庶之地。这一地区的冶铁、制盐、丝织等官营的手工业居全国之首，社会上出现大量的豪门望族，经济基础全国领先。该区又是儒家文化的发祥地，人才荟萃，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统治思想下，产生大量的高级官僚，《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相。”而且本区域文化发达，自春秋时期以来，诸子百家学说并起，邹鲁一带又是孔孟之乡，深受儒学思想影响。据《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载：“豪人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赂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绮室；倡讴伎乐，列乎深堂。”^[6]此处还是神仙方士活动和早期道教流行的区域，追求长生不老和升仙之风盛行。这些都对此区域汉画像石的发展产生影响，并为之提供了丰富的创作思想素材。

汉画像石兴起后，又受到有如屈原《楚辞·天问》中所描述的那种古代庙堂壁画以及西汉早期建造的鲁灵光殿殿堂壁画的影响。《鲁灵光殿赋》中载：

图画天地，品类群生。杂物奇怪，山神海灵。写载其状，托之丹青。千变万化，事各缪形。随色象类，曲得其情。上纪开辟，遂古之初。五龙比翼，人皇九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鸿荒朴略，厥状睢盱。焕炳可观，黄帝、唐、虞。轩冕以庸，衣裳有殊。下及三后，媱妃乱主。忠臣孝子，烈士贞女。贤愚成败，靡不载叙。恶以诫世，善以示后。^[7]

这些著名殿堂的壁画对此区画像内容和形式的创作产生了重大影响。雄厚的经济实力、儒家“孝悌”伦理思想道德影响、追求升仙的愿望及此地便于开采和适宜雕刻的石灰岩石料，使这一地区的画像石墓大量出现，该区理所当然地成为我国画像石的第一主产区。这一地区的画像石产生的时间比较早，发展周期也较长，数量众多，题材丰富，在墓室、祠堂、石阙上都有画像。此地的画像石囊括了平面阴线刻、凹面线刻、减地平面线刻、浅浮雕、高浮雕等主要的雕刻技法，画面丰富多变，艺术风格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

春秋战国时，徐州产的玄纤、缟等纺织品很闻名，徐州与山东毗邻，自然条件相近。两汉时期，徐州一带经济富庶，文化发达，自然条件较好，古汴水、泗水在此交流横贯，土地肥沃。可谓“人口殷盛”“谷米丰盛”，是汉代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经济的发达为汉画像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徐州是汉高祖刘邦的故里，两汉时一直为封建王朝所重视，是重要的诸侯分封地。

两汉四百年间，这里共有楚王、彭城王十八代，豪族之家生时恣意享乐，极尽其欲，死后崇尚厚葬，崇仰鬼神，迷信之风甚盛，爱把自己崇拜的东西刻于墓中，豪家贵戚如此，一些中小地主也竞相模仿。同时，徐州附近盛产石灰岩、青石，为营造汉画像石墓提供了石料来源，因此，众多的汉画像石墓便在徐州盛行起来。本文所谈的纺织图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产生的。

四川盆地是长江流域桑蚕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据史料记载，成都平原很早就是我国纺织业发达地区之一，传说第一代蜀王蚕从氏最早开始带领那里的人民种桑养蚕，四川民间还流传着蚕神马头娘娘的神话。这一点也可以从出土的汉画像砖得到证明。在四川成都出土的“桑园画像砖”中，如图8-1，桑树高而茂密，四川自古就是我国桑蚕的重要产地，到东汉时期，蜀郡成为汉代仅次于山东的蚕丝基地，西汉文学家扬雄的《蜀都赋》赞美成都产的蜀锦为“自造奇锦……绵茧成衽，阿丽纤靡”^[8]。成都产的蜀锦闻名全国，所以古时成都又美名为“锦官城”。晋左思的《蜀都赋》中描写“机杼相和，贝锦斐成”^[9]。另外，在四川还出土了“桑园野合”画像砖及“纺织”画像石。所以，四川成都平原一带在秦汉至魏晋时期一直是纺织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之一。

据《后汉书·地理志》记载，东汉时全国分为十二州，鲁南、苏北、皖东北统为徐州刺史部管辖，其中济宁、滕县归东海郡；嘉祥、沛县、铜山、宿县归彭城国；邳县、泗洪归下邳国。四川成都属益州刺史部的蜀郡。《盐铁论·本议篇》说：“齐陶之缣，蜀汉之布。”^[10]指的就是这两个地区，在汉代，这两处都是著名的纺织业中心。从出土的纺织画像石及纺织品来看，“齐陶”多于“蜀汉”，今徐淮地区次于鲁南地区。由此可见，当时该地区的纺织业发展的盛况。今安徽与徐州毗邻，仅发现三块纺织画像石，而且都在宿县（今宿州市）发现，宿县在古代属于彭城国，所以说，安徽宿州出土的纺织画像石也反映了当时纺织业的盛况。

综上所述，出土于山东、徐州、四川、安徽地区的纺织图像具有特定的文化历史背景，具有一定的文化内涵，同时与汉代人的思想观念和信仰存在某种关联。

（二）图像配置

信立祥认为：“汉画像石并不是一种自由创造的艺术，它是严格按照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儒家礼制和宇宙观念刻在石结构墓室、石棺、祠堂和墓阙上的。”^[11]因此，汉画像中的纺织图像配置也具有不同的深层文化内涵。

1．家庭作坊性质的纺织图像

徐州贾汪区青山泉出土的纺织画像石，如图8-2，画面分上下两部分。上部分描写的是一个纺织场面。左方刻一织机，一人坐机前，回身从另一人手中接抱一婴儿。右方刻一纺车和一纺者，旁有一人躬身而立，正为纺者递传物件。右上方悬五个籰。我国古代一般纺织的程序为一调丝，一纺，一织。而青山泉纺织图中没有反映调丝的场面，只刻出一纺一织；图中织机经面倾角小，构造较为简单，应为一般家庭用的小型织机。这幅画像显示了东汉时期家庭纺织的真实情景和纺织工具的具体形制。

2．集体作坊性质的纺织图像

山东滕州市龙阳店镇附近出土的“楼阁、人物、车骑”画像，如图8-3，第二层为纺织图像，左边女子操作织机，右一女子摇纬，背后均有妇女、孩子看之，图中有七人在操作。整幅画面复杂，有楼阁、人物、车骑，场面豪华，显示了统治阶级奢靡的生活。而且纺织图画面中有七人操作，是集体作坊的反映，不是个人家庭的简单操作。

此外，滕州市龙阳店镇附近还出土了另一块纺织图画像石“狩猎、纺织、车骑出行”画像，如图8-4，画面三层，中层刻画了纺织场景。左右有织机两架，中间有纺车一架。左右端各一人操作织机，一人在背后观望；右织机前一妇女执籰络丝，其上方挂有缠满丝的梭子；左织机前一人摇纬，一人弯腰提丝，表现出集体作坊的繁忙景象。

滕州市造纸厂出土的纺织画像石，如图8-5，画面分四层：第二层和三层，左端一楼，楼上二人六博游戏，楼下二骑吏守门，门侧置放戟、弓、剑、盾等武器；楼梯设在楼外，二人抬壶蹬梯。右端两层，左为众人物，右有纺线织布者，线品挂满墙壁。三层，跪拜人物，另有六人一排立。四层，车骑出行，有二轺车、四辎车、二导骑。整个画面气势磅礴，显示出富豪们奢侈豪华的生活。

还有出现在安徽宿县的纺织图像，如图8-6，画像分上下两层，第二层刻有三位女子在纺织，坐在织机上的妇女抱着婴儿在逗乐，情景动人。从整幅画面来看也反映了富人的奢华生活，图中的纺织图像是他们集体作坊的反映。

徐州洪楼出土的纺织图像，如图8-7，画面分上下二层。上层刻人物拜见；下层画面分两部分，右边为乐舞百戏，左边为纺织图，屋内有三女子，右边一人在调丝，中间一人在络纬，左面一人在织机上准备织布，图中织机的样子为单综双蹑斜身织机，在屋檐下还悬挂着满丝线的籰子。

另外，在四川成都土桥汉墓也出土了一块酿酒、纺织图像画像石，如图8-8，这是四川迄今唯一的一幅纺织图，内容分为三格：上格为狩猎图，中格为纺织图，下格为酿酒图。但在纺织图上的雕刻却以武器为中心，架上陈列着戟、矛、弓弩、盾牌等各式武器。而两架织机则布置在武器架的左右两侧。两个织妇正紧张地操作，似乎是在被监视下从事劳动。这两架织机属于当时结构较先进的一种织机。而且从画面上两架织机和摆放的武器来看，这属于集体作坊。

图8-8　四川成都土桥酿酒、纺织画像石（局部图）

3．历史故事的纺织图像

山东嘉祥武梁祠西壁画像石，如图8-9，画面分为五层，第三层右下角刻有纺织机，讲的是“曾母投杼”的故事，这在纺织图中是比较特殊的一个画面，它不是描述纺织生产的情况，而只是作为历史故事展示的。而武梁祠上所刻的这个故事也应是这个意思，警戒后人做事的原则，不要听信谗言。

山东滕州市桑村镇西户口村出土的“楼阁、人物、车骑”画像石，如图8-10，图中上层左下角：刻有一妇女坐于织机前端，回首右顾一跪地者，织机后一人站立；右一人摇纬。从图上可以看出，这也是一幅表现“曾母投杼”故事的画面。

江苏沛县留城镇曾出土了一块纺织图画像石，如图8-11，原石已佚，铜山张伯英先生藏有拓片。从画面布局来看，左角刻一门楼以示织室，室内雕有织机和纬车。有两织妇坐在织机和纬车后操作，织机后站立一人戴冠帽，应为男性，面向织妇诉说其情，织妇目不转睛地在专心织布，另一少年跪在男人身后。从人物情节分析，与山东武氏祠相同，也是历史故事“曾母投杼”。

4．神话传说的纺织图像

山东省长清县孝里镇村孝堂山出土的画像石，如图8-12，画像刻有日月星辰图像。分为南北两段。南段刻一日轮，日中有金乌，日旁有织女坐于织机上，上有三星相连，当为织女星座；织女后有六星。日轮外侧有相连的南斗六星及一小星，南斗下有浮云和一飞鸟。北段刻一月轮，轮中有玉兔和蟾蜍。

信立祥先生认为：“织女星图像之所以如此配置和构图，不仅因为牛郎织女的优美人神恋爱故事为当时的人民大众熟知和喜爱，还应与当时盛行的每年七夕妇女祈愿祭俗有关。”《四民月令》载：七月七日，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筵上，祈请于河鼓、织女。到南北朝时期，这种妇女七夕祈愿祭俗演变为妇女的七夕乞巧风俗。据《荆楚岁时记》载：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这种乞巧风俗一直流行到近代。他还认为：在汉代的天象图中，出现织女机织的形象，应与后代的乞巧风俗无关，表达的应是祠堂建造者祈求幸福的愿望。^[12]

另外，河南南阳白滩出土的一块画像石上，有牛郎、织女星宿。如图8-13，画像左上方有七星相连，呈圆形，内雕玉兔，象征月宫。右上部刻三星相连即牵牛星，一牛郎一手牵牛，一手举鞭，作向前行走状；与其相对应的左下部刻四星相连的女宿，内有一高髻女子拱手跽坐，即织女；两星之间隔着白虎星座，星座前还有内刻玉兔的毕宿，图间饰云气，象征天空。

同样的图像在四川郫县（今成都市郫都区）新胜二、三号砖室墓一号石棺盖顶画像上可以看到，龙虎衔璧与牛郎织女画像，牛郎正手牵一牛，用力往前拉，回头望着正随自己往前奔跑的牛。在牛郎的前方是织女，她手执机梭，正在焦急地等待牛郎的到来。这里的牛郎织女是天象的人格化。

李立先生认为：“古代先民对星象的认识是从自身实际生活经验出发的，人们凭借宗教的和现实生活方面的知识，来观照天空上的星辰，展开丰富联想，因此，古代先民对某些星座的命名，便已经体现着对这些星辰的宗教情感和生活情趣。这样说来，牵牛、织女作为银河东西两个星座的名称，便是一种感性认识和神学抽象的结果。牵牛织女符号形式内，便已经包含着‘人’的形象内涵。”^[13]

综上所述，汉画像上的纺织图像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与楼阁、人物、宴饮、车骑出行、星座、历史故事在同一画面。有反映家庭作坊性质的，画面刻有孩子，情景温馨动人。有的为莲台楼阁、欢歌燕舞、宾朋满座、车骑出行，是汉代官僚地主豪侈生活的真实反映。这些纺织图像反映的应是官僚地主经营的纺织工业作坊的景象及其生活的场景。另外，还有表现“曾母投杼”的历史故事，警戒后人做事不要听信谗言，具有警示后人之意；还有神话传说，如表现牛郎织女的故事。所以，笔者以为，刻于墓室祠堂中的纺织图不是随意刻画的，而具有特定的思想内涵，反映着汉代人的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