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牛郎织女”图像的渊源
神话有着漫长的发展历程，经过不断的继承和演变，才能逐渐地定型和成熟，才能最终成为口耳相传、家喻户晓的神话传说，为人们津津乐道。“牛郎织女”的神话也是如此，历经漫长的发展演变。本章的主要内容是梳理该神话的发展历程，先是追根溯源，从源头上找到该神话的源起，即源于上古先民对于日月星辰的崇拜，并由此出发探讨牛郎织女神话的原始内涵。汉画像石中“牛郎织女”画像的出现，是该神话形成的标志。相关的画像也有多幅，形象生动地勾勒了这一神话的形态，使该神话清晰地展现在我们面前。
（一）先民的星辰崇拜
在中国古代人的心目中，“天”是至高无上的，是人格化的。囿于科学技术的极不发达，也缘于先民驰骋的想象力，人们对于未知的“天”有着极其神秘的、超自然的认知。茫茫宇宙中的星象也成为具有意志的神，被膜拜和信仰。恩格斯曾说过：“在原始人看来，自然力是某种异己的、神秘的、超越一切的东西，在所有文明民族所经历的一定阶段上，他们用人格化的方法来同化自然力。正是这种人格化的欲望，到处创造了许多神。”[1]在原始社会，人们限于自身的渺小，只能依附于自然强大的力量。一方面，大自然带给人们以各种福音和美好，人类也得以生存和延续；而另一方面，大自然的喜怒无常也使人类深受其苦，各种灾害也在摧毁人们的家园和生命。这种恐惧、无力与依赖交织的情感即是原始人类自然崇拜产生的根柢。
人们对于星辰的崇拜即属于这种自然崇拜，星辰作为天体的一部分，其神秘性以及神圣性，虽使得人们望而却步，但人们却期冀与星辰能有所感应。星辰崇拜指的是古人对自然天体进行神化而产生的一种崇高的信仰，人们把星辰神化，进而崇拜，通过举行各种仪式，人们希望能有所感应。
人们崇拜的星象主要有日、月、二十八宿、金木水火土五行星等等。星辰崇拜的文献记载众多，如《尚书·尧典》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2]此处强调了日月星辰的运作对人们行事的指示，后人多释为教授人们农事耕作。当然，不仅仅是农时，古人在面对生老病死的无力时，总会诉诸上天的神力。
古代天文学著作《石氏星经》是战国时代魏国的天文学家石申所撰，该书虽已失传，但在《史记》、《汉书》等史籍中尚有记载的片段。该书内容涉及五星运动、交蚀和恒星等许多方面，记载了121颗星的赤道坐标位置，为世界上最古老的星表，也是中国天文历法计算中一项重要的基本数据。
中国的农耕文明决定了上古先民必然通过“观象”来指导农耕行为，如《诗经·豳风·七月》：“七月流火，九月授衣。”[3]人们的日常生活离不开天象的运行规律。因而，上古的中国天文学主要旨在指导人们的农耕生活。但发展到汉代的天文学却发生了本质性的转折，学者章启群在其文章中称这一根本转折为：“从‘治历明时’走向‘占星祈禳’，试图用天象反映人间社会的等级制度，论证人间帝王统治的合法性。”[4]并认为这种转变大约从春秋末战国初开始。占星学的内容涉及众多国家大事，包括祭祀、农桑，以及如何用兵等等，并与汉代盛行的阴阳五行学说相结合。
作为天文学方面的百科全书，《史记·天官书》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对后来中国的天文学、哲学、思想政治文化等的影响颇为深刻。《史记·天官书》把星象分为中宫和东、西、南、北宫，因此，古代中国人的星观念是以北极星为中心，参照人间的“统治”而形成的一种假想。这个时候的占星术就是“以此天上宫廷政府的帝星（皇帝）为中心而观察其他各星的状态以预测国家的命运和农业上的丰收或灾害”[5]。
人类原始时期所发生的事件，超乎人力，神秘莫测，人们信以为真。经过口传或是文字记载其事件，而为“神话”。对何谓神话的叙述，鲁迅和茅盾的解释更具公信力。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解释如下：
昔者初民，见天地万物，变异不常，其诸现象，又出于人力所能以上，则自造众说以解释之：凡所解释，今谓之神话。神话大抵以一“神格”为中枢，又推演为叙说，而于所叙说之神，之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6]
这是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的一段话，他认为神话起源于初民对于异常万物的不可捉摸，是原始初民心理状况的反映，于是自造说法以解释天地万物之现象。对于叙说的神和事，“又从而信仰敬畏之”，人们的态度是敬畏而信仰的，并代代相传。茅盾在其著作《神话研究》中的叙述和鲁迅虽有言语上的不同，但本质上是一致的：
我们所谓神话，乃指：一种流行于上古民间的故事，所叙述者，是超乎人类能力以上的神们的行事，虽然荒唐无稽，但是古代人民互相传述，却信以为真。[7]
神话都源于神力的强大，人们对待神、事的态度也都是敬畏和信以为真的。神话并不是荒诞不经的，也并不是谎言。神话反映了初民对宇宙的认识，以及他们的宗教思想，因而是神圣的。
人们以世俗世界的需要为出发点，进而神化宇宙天象，崇拜日月星辰。一方面，依赖于天体运行的规律，不敢有僭越的行为，另一方面，逐渐兴盛的占星学又得以指导人们生活中重大的活动和仪式。
“牛郎织女”的神话源于先民的这种星辰崇拜，那么，我们所熟知的“牛郎织女”神话是如何由天上单纯的星宿物象发展而为人间所寄予的美妙爱情呢？“牛郎织女”神话的原始内涵又是什么？这些问题即是接下来要探讨的重点。
（二）“牛郎织女”神话的原始内涵
古人基于对日月星辰的自然崇拜和信仰，对恒星所自然形成的图像做出特意的规定，我们称之为星象。人们依据这些自然的图像形状，赋予它们以人们熟悉的人物、动物、器物等不同的名称，于是产生了最古老的星座。现代意义上的“牛郎星”与“织女星”，在现代天文学上又称为天鹰座和天琴座，是人间生活的折射，是人们仰观天象所敷演出的自然星神话。
因此，依据相关的典籍资料对该神话的早期形态做原始内涵的挖掘是势在必行的。台湾学者洪淑苓在《牛郎织女研究》一书中认为“自然天象与人文社会，实是探索星座神话、牵牛织女故事起源的两大因素”[8]。自然天象与人文社会的相互映照是“牛郎织女”神话的两大源头，是该神话原始内涵形成的根柢。
1．“牵牛星”与“织女星”的星象内涵
中国古人把太阳在天空中的周年视运动轨迹称为黄道，同时又把与天球极轴垂直的最大的赤尾圈，也就是地球赤道平面延伸后与天球球面相交的大圆称为天赤道。在黄道和赤道附近的两个带状区域内，分布着中国传统的二十八星座，古人叫它二十八宿。
这个完整的星座体系建立之后，二十八宿又与四宫、四象、四季相互配属，具体的分配是：东宫苍龙主春，辖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北方玄武主冬，辖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西方白虎主秋，辖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南宫朱雀主夏，辖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9]
此处，二十八星宿中北方玄武的“牛宿”与“女宿”，不同于我们现代意义上的牛郎星和织女星，也与“牵牛星”与“织女星”不同。
下面的一幅原始天象图（图4-1），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与织女星银河相隔的并不是牵牛星，而是河鼓三星。早在先秦时代，牵牛星指两个星座，一个是作为二十八星宿之一的牛宿，一个是河鼓三星。由于二十八星宿的划分，星宿之一的牛宿被命名为牵牛。早先引起先民注意，与织女星隔银河相望的三星称为河鼓星。河鼓三星排成一条直线，中间一颗异常明亮，整个形象仿佛牛郎担着一儿一女，因此民间也称为扁担星，更似牵牛。因而后来多被等同于牵牛，如《尔雅·释天》道：“北极谓之北辰，河鼓谓之牵牛，明星谓之启明，彗星为欃枪，奔星为彴约。”[10]
图4-1 原始天象图
发展至汉代，受到汉代文化大一统思想整合的影响，“牛宿”、“河鼓”、“牵牛”相互混同，统一称为“牵牛”，现代的天文学者们称河鼓三星中较明亮的那颗星，即河鼓二，为牛郎星，与织女星相对，区别于二十八宿中的牛宿。
战国时的《石氏星经》论述牵牛星和织女星，言曰：“牵牛六星，主关梁。”“织女三星，在天市东端，天女主瓜果丝帛。”[11]“关梁”指关口和桥梁，也比喻关键，后指对官吏的保举。瓜果也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和农业息息相关，二者成为人们依赖和崇拜的对象。正如《尚书·尧典》中所记载：“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12]日月星辰神秘且非人力所能左右，人们虽欲征服和驾驭自然，但总难以摆脱和超越自然。神灵一方面为人类所创造，人类欲征服却又不得不隶属于自己所创造的神灵之下。因而，作为“主关梁”“主瓜果”的牵牛星和织女星则为人类所关注和崇拜。
《淮南子·天文训》曰：“（牵牛）一时不出，其时不和；四时不出，天下大饥。”[13]《汉书·天文志》：“故星传曰‘月南入牵牛南戒，民间疾疫。’”[14]从这两段话中可见，牵牛星具有神性，主民间的兴灾祸福。织女主要是主民间瓜果的丰收及人事的吉凶，“其北织女，织女天女孙也。”[15]织女是天上的神仙，具有一定的神职。
综上看来，“牵牛星”和“织女星”作为星象的原始内涵仍是深深植根于人们对于星辰的敬畏和崇拜，二者虽为天上的星宿，却具有神性的品格，主管着与人们生活密切相关的事宜，作为一种自然天象，供人们占卜和祈祷，只是一种朴素的神学意义上的形象感知。两颗星之间也无必然的联系，为独立的个体存在。
2．“牵牛”与“织女”的人文内涵
（1）牵牛与古代的农耕信仰
牵牛的“牵”字，《说文》释为“引而前也”[16]。《史记·天官书》曰：“牵牛为牺牲。”[17]因而牵牛的原义为牲畜，即一头活的牛。《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有“吾子淹久于敝邑，唯是脯资饩牵竭矣”句，杜预注“牲生曰牵”。[18]农耕社会，牛与人的关系甚为密切，如《礼记》所载：“天子以牺牛，诸侯以肥羊，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19]牛既作为农耕工具与人类的生活紧密相关，又被奉为祭祀的重品。
牛的体形高大而健壮，繁殖能力较强，在中国文化中，牛是勤劳的象征，在农耕社会，牛对人类的生产活动极为重要。牛也是古代帝王祭祀社稷的太牢之一，遇到祭祀五帝、日月等大祭时必用牛。从日常的生产劳作，到神圣的宗教祭祀活动，人与牛有着深厚的情感。
牛在古代的农耕及祭祀仪礼中象征着神秘的力量，中国古代早就有这种农耕的信仰，远早于牵牛星的命名。因而，在成为星名以前的牵牛，是作为农耕信仰中重要的神圣动物而存在的。
“牵牛对古人的重大、神圣意义，乃在于用它当作牺牲，以祈求丰收。牵牛星所具有的神格，是代表着谷物神；它的命名内涵，寄托了祈求丰收、酬谢丰年的思想。”[20]
（2）织女与古代的蚕桑信仰
中国是蚕丝的发源地，养蚕治丝的传统悠久。胡厚宣先生考定：“殷代蚕有蚕神，称蚕示……乃被崇拜为远古神灵之一。祭蚕示或用三牛……典礼十分隆重。又每于蚕神求年，知蚕桑之业，与农业一样，亦为一年的重要收成。”[21]《说文》：“织，作布帛之总名也，从系戠声。”[22]《诗经·大雅·瞻卬》：“妇无公事，休其蚕织。”[23]织女应为古代农耕社会中治丝的女人，“织女在成为星名以前的原始意义当是农耕信仰中被视为神圣树木桑树的桑神，或许也就是原始的母神”[24]。以织女为天上的星名的思想渊源则是来源于古代的蚕桑信仰。古代妇女以治丝纺织为主要的工作和生活，把桑树看作是神木，具有“生殖”“不死”“再生”相关的神秘力量。
《大戴礼记·夏小正》中说道：“七月，汉案户，初昏，织女正东向……斗柄悬在下，则旦。”[25]《夏小正》详细记载了夏历一年十二个月的农事活动以及与不同时令所对应的气象和星象。初秋七月，寒蝉鸣叫，银河横贯南北正对门户，织女星在黄昏时候正东方向闪烁。人们根据天象，预知收获季节的来临，女工们也开始进行纺织工作。
织女在作为天上的星宿名称之前的原始意义当源于人们对桑树的崇拜，织女也成为司掌人间纺织丝治的桑神，这与古代妇女以蚕桑纺织为主要社会工作的实际劳动相关。
3．自然天象与人文社会的相互映照
20世纪西方著名哲学家恩斯特·卡西尔曾说：“语言、艺术、神话、宗教，决不是互不相干的任意创造。它们是被一个共同的功能纽带结合在一起的。”[26]王孝廉认为，牵牛织女的传说决不是单纯的天文故事，而是一个由大地上农耕信仰的崇拜对象与天文上的实际星象观察结合而形成的神话传说。[27]
牛郎、织女的原始内涵，必然是人类在实际的生产生活中的经验，附会在天体星象的产物。牛郎织女的源起并非偶然的事件，也并非一次性的事件，相反是与现实社会密切相关的，影响了中国长时期，以至现在形成的牛郎织女民间传说，是中国几千年农耕社会中“男耕女织”生产生活方式的产物。
因此，是先有人间的农耕信仰和蚕桑纺织的信仰，人们根据自身的生产生活经验，结合星辰崇拜的心理，赋予银河两岸，两颗发亮而相隔的星座以“牵牛”“织女”的星座名称。“这种命名的本身便是带有宗教情感或生活情趣的感性认识和神学批判的结果”[28]。
人们把与人类密切相关的生老病死与吉凶祸福与天上的星辰相系，希望通过对天体的崇拜，能够借助其神秘的力量来帮助人类，完成人类生存和生活的重大事件。
茅盾在《楚辞与中国神话》中说：“原始人民……以自己的生活状况、宇宙观、伦理思想、宗教思想等等，作为骨架，而以丰富的想象为衣，就创造了他们的神话和传说。”[29]牛郎织女的神话是由织女和牵牛二星的运动规律而来的。牛郎织女神话的发展与演变也与人们对于二星的附会与联想密切相关。
综上所述，牛郎织女神话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社会人们对于社会生产和生活风调雨顺的渴望，希望建立男耕女织、安定的小农经济式的家庭生活。这是我国最早农业经济体制出现前后的社会生活和人们原始宗教崇拜思想的映照。[30]
荣格曾说：“一个用原始意象说话的人，是在同时用千万个人的声音说话。他吸引、压倒并且同时提升了他正在寻找表现的观念，使这些观念超出了偶然的暂时的意义，进入永恒的王国。”[31]“牵牛”与“织女”的原始内涵都离不开农耕社会的现实条件，牛郎织女神话的产生和发展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实践中的必然走向，是人类自我发展中的一个必然的因素。
（三）“牛郎织女”神话在汉画像中的表现
神话不断呈现着一种流动的变化，研究“牛郎织女”的神话，探讨其原始的内容及意义固然重要，但梳理该神话的形成过程亦极为重要。由于宗教观念、社会文化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牛郎织女”神话主要经历了雏形期、形成期、演变期等，每个时期都深深植根于社会和文化的土壤中。“牛郎织女”神话形成的标志是汉画像“牛郎织女”图像的出现，目前发现最早的有关牛郎织女神话人物形象的艺术作品当数汉代的墓葬艺术。[32]
《中国画像石全集》（1—8卷），共收录1918幅从汉画像石艺术发达地区（山东、江苏、安徽、浙江、陕西、山西、河南、四川等）发掘出的汉画像石图片，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经过观察和整理，笔者共选取“牛郎织女”及其相关的代表图像58幅。典型代表诸如河南南阳卧龙区白滩天文星象图、河南洛阳城外西北角汉墓前室顶脊“天汉图”、山东长清县孝里镇孝堂山石祠隔梁底面星象图等等，“牛郎织女”图像在整个汉画像石中出现的频率虽不似西王母、伏羲女娲、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形象那么频繁，但绝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对牛郎织女图像的研究。汉画像中“牛郎织女”图像以其独特的神话承载和表现形式，为牛郎织女神话研究提供了新材料，开辟了新视野，是牛女神话前后传承的重要论证依据。
下面的《汉画像石“牛郎织女”神话代表性图像一览表》，是在《中国汉画像全集》中收录的“牛郎织女”的相关图像。详情如下：
汉画像石“牛郎织女”神话代表性图像一览表
汉画像的分布十分广泛，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也迥然有别。信立祥在《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中，根据汉画像石分布的密集程度，将其主要划分为五个分布区：“第一个分布区是由山东省全境、江苏省中北部、安徽省北部、河南省东部和河北省东南部组成的广大区域；第二个分布区是以南阳市为中心的河南省西南部和湖北省北部地区；第三个分布区是陕西省北部和山西省西部地区；第四个分布区是四川省和云南省北部地区；第五个分布区是河南省洛阳市周围地区。”[33]
根据上述一览表的详细情况，我们可以初步得出汉画像“牛郎织女”相关图像的分布情况。其中，12幅画像出自山东，4幅画像出自江苏徐州，2幅画像出自安徽，26幅画像出自陕西和西安，11幅画像出自河南，3幅画像出自四川。基本覆盖了上述的五个分布区，最具代表性的5幅“牛郎织女”汉画像（分别为序号1、48、49、55以及57）则分布于山东、河南南阳以及四川地区，这三个地区经济文化相对发达、雕刻技法相对娴熟，也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可见“牛郎织女”画像的雕刻已成为当时社会的流行趋势，“牛郎织女”的神话也必定在当时的大部分地区得到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