狩猎图的祭祀性
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方针，使专制“大一统”的思想上升为一种主流意识，同时，也确立了儒家思想的主导地位。祭祀是中华礼制的一部分，更是儒教礼仪中最重要的部分。《左传·成公十三年》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祀有执膰，戎有受脤，神之大节也。”[25]也就是说，祭祀活动和军事活动在当时是最重要的国家大事，而统治者按季节举行的狩猎活动恰好与这两件大事是密切相关的，可见狩猎活动的重大意义。祭祀天神、地祇、人鬼神灵，是要献出祭品的。人们对神灵敬仰的方法多种多样，或者燃纸焚香，或者叩头跪拜，但要想实现对神灵所祈求的愿望，最有效的祭祀方法还是献上肉食，即“牺牲”。这些供奉的牺牲，除了家养的牲畜以外，最主要的来源就是靠狩猎来获取。因此，狩猎的主要目的是为祭祀准备必要的牺牲。
（一）祭祀的由来
蒙昧的远古时代，人们很难解释神秘莫测的自然现象，风雨雷电、日月星辰、山石树木、飞禽走兽都被认为由神灵主宰，因而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人类对神灵既心存感激，又心存敬畏。古人认为：人的任何行动都会被这些神灵所洞察和操纵，他们控制着人类的生死祸福。因此，人们的信仰、祭祀是有目的的，如《礼记·郊特牲》所说：“祭有祈焉，有报焉，有由辟焉。”[26]即人们对祭祀或者有所祈求，或者想感恩报德，或者希望避免灾祸。所以，人们就想通过某种方式影响神灵，如用讨好、崇敬、屈服等手段祈求鬼神为自己消灾祈福、祈求自然风调雨顺等，让神灵的行为符合人的意愿行事，即以事神致福。从而，原始的祭祀活动就开始了。
《周礼》中有吉、凶、军、宾、嘉“五礼”。吉礼，即祭祀之礼，被列在五礼之首。《礼记·祭统》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27]即在所有治理人的办法中，没有什么比礼更重要的。礼共包括五个方面，其中祭礼是最紧要的。《礼记·祭统》还曰：
夫祭之为物大矣，其兴物备矣。顺以备者也，其教之本与。是故君子之教也，外则教之以尊其君长，内则教之以孝于其亲。是故明君在上，则诸臣服从；崇事宗庙、社稷，则子孙顺孝。尽其道，端其义，而教生焉。是故君子之事君也，必身行之，所不安于上，则不以使下；所恶于下，则不以事上。非诸人，行诸己，非教之道也。是故君子之教也，必由其本，顺之至也，祭其是与。故曰：“祭者，教之本也已。”[28]
即祭祀之礼是多么重要啊……君子要想教育他人，必须先以身作则，这才是最合乎情理的，而祭祀就是这样的方法。所以说：“祭礼，是教化的根本。”《论语·学而》中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29]即：慎重地对待父母的丧事，虔诚地追祭远代的祖先，老百姓自然就会趋向敦厚忠实了。足以说明祭祀的重要性了。
祭祀作为一项重要的礼仪制度贯穿于整个汉代的社会生活，从上古到汉代最主要的是祭祀神灵，包括天界神灵即：日月星辰、风雨雷电诸神；地界神灵，主要是与人们日常生活相关的山、水、火、石及动植物等神；人界神灵即祖先神、老子及孔子等圣贤神之类。据《礼记·祭法》：
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用骍犊。埋少牢于泰昭，祭时也。相近于坎坛，祭寒暑也。王宫，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四坎坛，祭四方也。山林川谷丘陵能出云，为风雨，见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30]
这里涉及了各种各样的祭祀：有祭天、祭地、祭四时、祭寒暑、祭日、祭月、祭星、祭水旱、祭四方之神、祭山林川谷丘陵等。即统治天下的人，要祭天下的各种神。因此，在作为祭祀装饰的汉代画像石中有很多的神话故事，如东王公、西王母、伏羲女娲、风神、雨师、雷公、电母等，还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祥瑞故事，以及炎帝、黄帝、尧禅舜让、孔子见老子之类的人事故事等很多题材。《尔雅》里说，祭特指天祭，祀特指地祭。因此，祭祀天地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两汉时期有关祭祀天地的礼仪，主要有郊祀、封禅以及明堂、辟雍、灵台、山川、四时等等之祭。[31]扬雄的《甘泉赋》对汉成帝郊祀进行了颂扬，如随行之多，曰“齐总总撙撙，其相胶葛兮”，“骈罗列布，鳞以杂沓兮”；车骑之盛，曰“敦万骑于中营兮，方玉车之千乘”。充分体现了汉代天子对郊祀的重视程度。《礼记·祭统》曰：“凡祭有四时：春祭曰礿，夏祭曰禘，秋祭曰尝，冬祭曰烝。”[32]
《史记·礼书》云：“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33]孔子云：“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礼记·祭统》也曰：“祭者，所以追养继孝也。孝者，畜也。顺于道，不逆于伦，是之谓畜。是故孝子之事亲也，有三道焉：生则养，没则丧，丧毕则祭。”即祭祀是用来追养双亲而继续尽孝。……孝子侍奉双亲，有三条原则：双亲在世就赡养，去世就服丧，服丧完毕就祭祀[34]。在儒家看来：孝，就是孔子所云“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祖有功而宗有德”，因而敬天与祭祖是互相配合的。[35]《礼记·中庸》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宗庙之礼，所以事乎其先也。”即侍奉死者如同活着时一样，侍奉亡者如同在世时一样，这是孝的最高表现；举行郊祭和社祭，是用来侍奉上帝（和地神的）；宗庙的礼仪，是用来侍奉祖先的。[36]
“以孝治天下”是汉代政治及社会生活的典型特征，在汉画像石中有很多关于“孝”的题材，如刑渠哺父、金日
拜母像、孝子赵荀、丁兰供木人、董永孝亲、老莱子娱亲等。汉代的孝文化具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充分的现实体现，尤其是东汉政府实行举孝廉制度，孝作为升官进爵的标准。人们“崇饬丧纪以言孝，盛飨宾客以求名”[37]，通过举行厚葬以博取孝的美名。尤其到后汉，社会上出现了“世以厚葬为德，薄终为鄙”[38]的现象。从而，孝被大力推广，祭祀之风也由此被推向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如《盐铁论·散不足》所云：
古者庶人鱼菽之祭，春秋修其祖祠。士一庙，大夫三，以时有事于五祀，盖无出门之祭。今富者祈名岳，望山川，椎牛击鼓，戏倡儛像。中者南居当路，水上云台，屠羊杀狗，鼓瑟吹笙。贫者鸡豕五芳，卫保散腊，倾盖社场。[39]
即与古人相比，在汉代，无论是富有者还是中等收入者抑或是贫民，都非常重视祭祀，富人祭祀就朝拜名山大川，杀牛敲鼓，载歌载舞。中等收入者祭祀则在大路上朝南搭棚子，在水上搭起高台，杀狗宰羊，吹奏演唱。就是贫民也用鸡猪等五味来祭祀，祈求保佑，散发祭肉。祭祀时车盖如云，挤满社场。这些足以说明汉代人对祭祀的热衷程度。
（二）射的礼制
中国自古就被称为礼仪之邦，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孔子曾教导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礼，无以立。”在孔子看来，不学礼的人是难以在社会上立足的。在《礼记·礼运》中孔子也强调了“礼”的重要性：
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诗》曰：“相鼠有体，人而无礼。人而无礼，胡不遄死！”是故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故圣人以礼示之，故天下国家可得而正也。[40]
孔子强调：只有遵循礼，才能得以治人，进而治理好家、国及天下。荀子曰：“人命在天，国之命在礼。”明代思想家颜元曰：“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尚礼则身正，心尚礼则心泰。”因此，礼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贯穿于人们社会生活的始终。
两汉时，中国礼仪习俗进入发展阶段。西汉，创制礼法的是儒者叔孙通，他奏请汉高祖刘邦制立礼法“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即因汉初刚结束战乱，主要是杂采古礼。至东汉武帝时，经过70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强盛，社会稳定。汉武帝采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方针，从而奠定了儒学的正统地位，推进了礼俗的快速发展。儒家文化是礼乐文化，《后汉书·明帝纪》记载：“永平二年，建明堂，立辟雍，起灵台，恢弘大道，被之八极；三月，临辟雍，初行大射礼。”[41]这也是首次见诸史书的大射之礼。《礼记·射义》曰：“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因而饰之以礼乐也。”[42]儒家在保留田猎之射形式的同时，“饰之以礼乐”。以射选诸侯的史料还有很多：
射者，射为诸侯也。（《礼记·射义》）
故天子之大射，谓之“射侯”。射侯者，射为诸侯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43]（《礼记·射义》）
若王大射，则以狸步张三侯。王射，则令去侯，立于后；以矢行告；卒，令取矢。祭侯则为位。与大夫数射中。佐司马治射正。[44]（《周礼·射人》）
射则赞张侯，以旌居乏而待获。（《周礼·服不氏》）
射则取矢；矢在侯高，则以并夹取之。[45]（《周礼·射鸟氏》）
因此，汉代有一些画像石，以前学者称之为“射鸟图”，而台湾学者邢义田称之为“射侯射爵图”。他认为图中树上的“猴”与“侯”谐音，树上的鸟为雀，“雀”谐“爵”，树下有人持弓射击，这就形成了“射侯射爵图”[46]（见图7-11）。山东东阿邓庙一号汉墓有一图（见图7-12），描述为：“前室北面横额画像画面左侧为一连理枝树，树上有六只鸟及二个巢，树左侧立一马，马上站立一童子，树右侧立一人一猴”[47]，邢义田称之为“马上封侯”[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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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7-11 沈刘庄墓前室西面中间立柱正面画 | 图7-12 山东东阿邓庙一号汉墓前室北面横额画像局部 |
祭祀是一种重要的礼制，但不是人人都可以参加的。祭祀之前，要进行习射选拔，这也是天子择士的一个重要标准。《礼记·射义》曰：
天子将祭，必先习射于泽。泽者，所以择士也。已射于泽，而后射于射宫，射中者则得与于祭，不中者不得与于祭。[49]
《礼记·射义》还曰：
是故古者天子之制：诸侯岁献贡士于天子，天子试之于射宫，其容体比于礼，其节比于乐，而中多者，得与于祭；其容体不比于礼，其节不比于乐，而中少者，不得与祭；数与于祭，而君有庆，数不与于祭，而君有让；数有庆而益地，数有让而削地；故曰“射者，射为诸侯也”。是以诸侯君臣尽志于射，以习礼乐。夫君臣习礼乐而以流亡者，未之有也。[50]
意即古代天子的制度为：诸侯每年要给天子贡献士，天子会在射宫里对士进行测试……诸侯国的君臣都致力于射，用来演习礼乐。君臣都演习礼乐，但从来没有造成国家破灭、君臣出奔流亡的事情。可见，对祭祀前进行按射中次数进行选拔，以及通过射来决定增加封地或是削减封地，大家都是乐于接受的。
射礼分为四种：将祭择士为大射；诸侯来朝或诸侯相朝而射为宾射；宴饮之射为燕射；州（乡）大夫举士后行射为乡射。[51]《仪礼·大射仪》彭林注曰：大射是诸侯为将要举行的祭祀、盟会、朝觐等选定人员，或者纯粹是为了与群臣练习射技而在大学举行的活动。[52]大射的主要内容为“三番射”，因而，其基本仪节与乡射礼相似，只是大射的参与者身份比乡射更高，掌礼执事者的官职也更高，人数也更多，大射与燕射、宾射的主要区别是，后两者侧重于敬宾尽欢，前者则侧重于射的客体、动作等是否合于礼乐。[53]射礼，被称为“立德正己之礼”，它关系到当时社会的等级制度、人际交往和伦理道德观念等诸多内容。《礼记·射义》云：“射者，仁之道也。”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听？循声而发，发而不失正鹄者，其唯贤者乎。若夫不肖之人，则彼将安能以中？”[54]善射的人被认为是有仁道者，孔子也认为善射的人是有德有才的贤者。通过射礼还可以观察一个人的德行，《礼记·射义》曰：“故射者，进退周还必中礼，内志正，外体直，然后持弓矢审固；持弓矢审固，然后可以言中。此可以观德行矣。”[55]《礼记·射义》还曰：“故事之尽礼乐而可数为，以立德行者，莫若射，故圣王务焉。”[56]即一件事既能充分体现礼乐而又可以经常做，并可以用来树立德行的，没有比得上射礼的了，所以圣王都致力于射礼这样的活动。
各个社会都有它自己的礼制。各社会的各阶段多多少少存在礼制的差异，但后一社会、后一阶段总是或多或少地承袭过去的社会、过去的阶段某些方面的礼制。[57]孔子曰：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58]
陈戍国在《先秦礼制研究》中说：“人类每——世代总是在既定的条件下生活，不可能把前一世代赖以生存的一切全部推开，人类总要发展，每一世代都要根据自己的认识有所作为，礼制的损益即因革，无疑是一条铁的规律。”[59]因此，秦在一定程度上要承袭周的礼制，李泽厚先生在《美的历程》中明确地提出了“汉承秦制”，从而说明汉代的礼制和周礼有着必然的联系。比如射礼，杨宽先生认为射礼起源于“借用狩猎来进行的军事训练”[60]。在周代的青铜器上，有大量的狩猎图像，徐中舒在《中国古代狩猎图像考》中，主要研究狩猎纹图像，且比较研究了国内外收藏的东周时代的狩猎纹铜壶及其形制、纹饰、铭文、用途等。[61]而汉代的画像石上也有许多类似的狩猎纹图像，即便是载体不同，但也不可否认他们有紧密的传承关系。据杨宽先生《古史新探》：
“大蒐礼”原为借用田猎来进行的军事检阅和军事演习。……《周礼·大司马》所载“大蒐礼”，是按四季分述的，每季又分前后两个部分，前半部是教练和检阅之礼，后半部是借用田猎演习之礼。……仲春的借用田猎演习之礼叫“蒐田”，要“表貉”（立表而祭祀）、“誓民”，然后鸣鼓用火围攻。……仲夏的借用田猎演习之礼叫“苗田”，用车围攻。……仲秋的借用田猎演习之礼叫“狝田”，用罗网猎取。……仲冬的借用田猎演习之礼叫“狩田”，有比较完备的围猎方式。[62]
综上所述，射礼是重要的礼制，在周代“三礼”中有详要的说明。它是古人升官进爵的一种途径，同时也是祭祀前进行选士的一种方式、还可以作为考验贤者、察其德行的手段。汉代承袭古礼，汉画像石中的狩猎图不但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祭祀意义，它还是一种重要的习射之礼。
（三）狩猎的祭祀意义
古代祭祀一直是非常重要的活动，它几乎涵盖了人类初期精神活动的所有内容。颜师古注曰：“祭者尚血腥，故曰血食也。”即古人在举行祭祀活动的时候，总会宰杀各种动物，甚至还会屠杀活人，而后，将其摆放在祠堂或宗庙中的祖先牌位前。《说文》中讲“祭”就是以手持肉。古人称没设牺牲的祭奠活动为“荐”，杀牲祭奠的为“祭”。而对祭奠者的行礼叩拜为“祀”。《穀梁传·桓公四年》中有：“四时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君之庖。”[63]即狩猎除了可以用来丰富庖厨、招待宾客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是为祭祀天地神灵与祖先准备必要的牺牲。当然，用作祭品的牺牲有专养的家畜，周代有一种官职叫“牛人”，是就专门负责为国家养牛，以备不时之需。但为什么人们更喜欢用来自野外的猎物呢？吕思勉先生引古人的话解释为：“已有三牺，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为己之所养，不如天地自然之牲，逸豫肥美。”[64]
郑玄《三礼目录》云：“名《郊特牲》者，以其记郊天用骍犊之义。郊者祭天之名。用一牛，故曰特牲。”疏云：“天神至尊，无物可称，故用特牲。”又云：“夫孰食有味，味者为人道，人道卑近；而天神尊贵，事宜极敬，极敬不亵近，故用血也。”因此，在汉画像中，狩猎图和庖厨图都是常见的祭祀题材，狩猎常常作为祭祀的前序，庖厨也常是为祭祀作准备。信立祥在《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中认为狩猎活动，并不是一种悠闲的游乐消遣，而是一种与军事和祭祀有关的重要礼制活动，即通过狩猎活动进行军事训练，同时为祭祀祖先准备必要的牺牲。[65]他认为：狩猎图同棺椁外侧的树木射鸟图一样，表现的是子孙为祭祀墓主而准备血食牺牲的狩猎场面。每次狩猎活动后，特别是每三年一度举行的以检阅军事力量为目的的狩猎活动后，狩猎者都必须回到宗庙，将猎取的鸟兽作为牺牲，举行隆重的祭祖典礼。[66]朱存明在《汉画像之美》中也认为狩猎不是随意的、悠闲的娱乐，而首先是一种军事训练，是一种与祭祀与军事相关的礼制活动。[67]
据陈戍国的《秦汉礼制研究》：
《诗·车攻》，“大庖不盈”一句的注琉：一曰乾豆，二曰宾客，三曰充君之庖。故自左膘而射之，达于右腢，为上杀；射右耳本，次之；射左髀达于右膘为下杀。面伤不献，践毛不献，不成禽不献。（毛传）
“一曰乾豆”，谓第一上杀者乾足以为豆实供宗庙也。“二曰宾客”，谓第二杀者别之以待宾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谓第三下杀者取之以充实君之庖厨也。君尊宗庙，敬宾客，故先人而后己取其下也。又分别杀之三等：故自左膘而射之，达过于右肩腢，为上杀，以其贯心死疾，肉最絜美，故以为乾豆也；射右耳本……亦自左射之，达右耳本而死者，为次杀，以其远心死稍迟，肉已微恶，故以为宾客也……射左股髀而达过于右胁膘为下杀，以其中胁死最迟，肉又益恶，充君之庖也。（孔疏）[68]
通过毛传和孔疏的话语可知，狩猎首先是为了祭祀，而且只有上等的猎物才配得上作祭祀的牺牲。当然，要达到《子虚赋》中子虚所云“弓不虚发，中必决眥，洞胸达腋，绝乎心系”，绝非一日之功，必须要经过长期的狩猎训练。《汉旧仪》云：“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养百兽，天子秋冬射猎取之。”在秦汉，天子专设皇家狩猎场地，汉武帝广开上林苑：“初，建元三年，微行始出，北至池阳，西至黄山，南猎长杨，东游宜春。”[69]（《汉书·东方朔传》）再看汉文帝，“又选其贤者使为常侍诸吏，与之驰驱射猎，一日再三出……”（《汉书·贾山传》）可见，天子也喜好狩猎。“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这势必形成整个社会酷爱射猎的风气。
《续汉·志》关于社稷之祀的记载：“建武二年，立大社稷于洛阳，在宗庙之右。方坛，无屋，有墙门而已。二月、八月及腊，一岁三祠，皆太牢具，使有司祠。……郡县置社稷，太守令长侍祠，牲用羊豕。”《王制》曰：“天子社稷皆大牢。诸侯社稷皆少牢。”[70]《郊特牲》亦谓“社稷大牢”。《汉书·高帝纪》：高祖十二年十一月，“行自淮南还。过鲁，以大牢祠孔子。”[71]《续汉·志》曰郡县社稷牲用羊豕。《汉书·高帝纪》：八年十一月，“令士卒从军死者为槥，归其县，县给衣衾棺葬具，祠以少牢，长吏视葬”[72]。
由此说明，祭祀要有必要的牺牲，而且，祭祀用牲有一定的等级差别，一般来说，天子祭祀社稷用太牢，而诸侯祭祀则用少牢。很大程度上，狩猎是为祭祀作牺牲准备的重要方式。《穀梁传》曰：“四时之田，皆为宗庙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即不同季节的田猎活动，其主题也有所不同。晋代范宁注曰：春季的“田”指“取兽于田”，夏季的“苗”指“为苗除害”，秋季的“蒐”指“舍小取大”，冬季的“狩”指“围狩”。[73]即为祭祀筹备物品的田猎时间，必须顺应野兽在四季的生长规律来安排。狩猎结束后，回到宗庙，将捕猎到的动物作为牺牲，举行隆重的祭祀典礼。《周礼》云：仲春“献禽以祭社（社神）”，仲夏“献禽以享礿（宗庙的夏祭）”，仲秋“献禽以祀祊（四方之神）”，仲冬“献禽以享烝（宗庙的冬祭）”，这和战胜后献俘于社和宗庙是相同的[74]。
关于狩猎活动的意义及作用，《左传·隐公五年》也有记载：
五年春，公将如棠观鱼者。臧僖伯谏曰：凡物不足以讲大事，其材不足以备器用，则君不举焉。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故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昭文章，明贵贱，辨等列，顺少长，习威仪也。鸟兽之肉不登于俎，皮革、齿牙、骨角、毛羽不登于器，则公不射，古之制也。[75]
古人在祭祀先祖时，必须要有血食供奉在宗庙或祠堂中的祖先牌位之前，得不到血食可能导致亡国丧家甚至绝嗣，在古代，这无论是对于生者还是死者，都是最大的不幸。[76]由于这个原因，汉代人在祭祀时，必须事先准备好祭祀的牺牲用品，其中狩猎、渔猎及射猎等都是获得祭祀用品的重要方式。古人重视祭祀活动，祭祀必须要供奉一定的牺牲，因此，在作为汉代丧葬艺术的画像石中必然会有狩猎图像，也充分体现了狩猎图的祭祀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