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我国酿酒的历史源远流长。当时酿酒的主要原料是粮食，所以酒业的发展必须依赖于农业的发展。两汉时期，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大幅度进步，粮食产量得到极大的提高。在此基础上，酒业生产的规模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所以全国各地有很多关于这一题材的汉画。它跨越了千余年的历史，记录了我国汉代酒文化的一些栩栩如生的形态，为我们研究汉代酒文化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主编的《中国画像石全集》（8卷）全书共收录1918幅图，其中“宴飨图”（含拜谒宴饮图、饮食起居图、庖厨图、乐舞百戏图）共计69幅；南阳汉代画像石编辑委员会主编的《南阳汉代画像石》一书共计收录南阳汉画543幅，其中“宴飨图”共计27幅。由此可以看出两汉酒文化的繁盛之貌。
中国的酿酒业相当发达，至汉代，酿酒技术较之前朝有了很大的进步，酒具品种更是花样繁多，给人一种流光溢彩的印象，这些都在汉画像中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展现，是今人研究汉代文化的珍贵资料。“宴飨图”的民俗内容非常丰富，从中可以挖掘出一些两汉民俗活动中的酒礼和酒俗，可以看出，酒已经成为汉人招待宾朋和举行祭祀活动的必备品，可谓是“百礼之会，非酒不行”。酒是特殊的商品，出于政治和经济上的考虑，汉代在不同时期颁布了多项禁酒政策。但是在施行禁酒政策的同时也出现了弛酒的现象，对于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法律自身的不完善和统治阶层的特权外，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酒和礼俗之间的特殊关系。
酒以一种物质媒介的形态，反映出了建立在宗法和礼教基础上的人与人之间的特殊关系。即汉代酒文化最难以抹煞的便是由酒调和的酒德意识，它既制约着人们的言行举止，又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沉淀下了一份共同的德行追求。以审美判断来审视汉画像中的酒文化，可见汉代酒文化蕴含着浓重的悲剧精神，此后借酒浇愁、寄酒为迹则成为中国文人酒文化的常态。
综上所述，可见汉代社会生活中炽烈的酒风现象在汉画中表现的意义是双重的，既是汉代民众对酿酒、饮酒文化进行刻画和记载的体现，又是酒文化赖以传承的历史背景的再现，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汉代民众的观念和思想，承载着沉重而丰厚的人文精神意蕴。
总之，汉代画像所表现的汉代酒文化堪称博大精深，本文虽然力图全面地进行探讨，但由于水平所限，在某些方面还是有所未尽，希望本文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引发各家对汉画像的研究兴趣，并能够对从文化角度研究汉画像做些许有益的探索。
（作者 郭春燕）
[1] 张德水，《殷商酒文化初论》，《中原文物》，1994年第3期。
[2]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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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杜金鹏、焦天龙，《中国古代酒具》，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1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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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489页。
[31]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1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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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陕西省博物馆，《陕北东汉画像石》，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
[119] 湖南省博物馆、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长沙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年第7期。
[120] 长江流域第二期文物考古工作人员训练班，《湖北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4第6期，第88—95页。
[121] 朱锡禄，《武氏祠汉画像石》，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1986年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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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4] 王凤娟，《从山东画像石看汉代送葬与祭祀礼俗》，《东方论坛》，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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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6] 王守国，《酒文化与艺术精神》，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0页。
[127] 杨树增、陈桐生、王传飞，《盛世悲音——汉代文人的生命感叹》，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7—8页。
[128]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周举传》，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70页。
[129] 李泽厚，《华夏美学·美在深情》，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3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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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 王启涛，《天汉精神》，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3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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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南朝·宋〕范晔，《后汉书·左周黄列传第五十一》，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版，第13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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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德］格罗塞著，蔡慕晖译，《艺术的起源》，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170—171页。
[137]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138] 费秉勋，《汉代的“悲情歌舞”和“绝命歌舞”》，《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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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4] 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145] 宗白华，《美学散步·中国艺术境界之诞生》，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4页。
[146] 南阳汉代画像石编辑委员会，《南阳汉代画像石》，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108页。
[147] 南阳汉代画像石编辑委员会，《南阳汉代画像石》，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第67页。
[148] 傅举友，《鸾飞天汉，袖舞长虹》，《故宫文物》，第11卷10期。
[149] 杜蕾，《山东汉画像石乐舞图像研究》，中国艺术研究院2005年硕士论文，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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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 费秉勋，《汉代的“悲情歌舞”和“绝命歌舞”》，《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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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 转引自顾颖，《论汉画像乐舞图的悲剧精神》，载《大汉雄风——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2008年。
[155] 朱存明，《汉代墓室画像的象征主义研究》，《民族艺术》，2003年第1期。
[156] ［美］余英时著，侯旭东译，《东汉生死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94页。
[157] 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158] 邱紫华，《悲剧精神与民族意识》，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5页。
[159] ［德］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著，荣震华等译，《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59年版，第265—267页。
[160] 顾颖，《论汉画像乐舞图的悲剧精神》，载《大汉雄风——中国汉画学会第十一届年会论文集》，200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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