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体育图像的身体文化内涵
汉画体育图像所反映出来的身体文化内涵，从美学角度来说就是关于身体美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汉代体育文化的影响，笔者重点探析的是在身体活动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一种对于身体美的追求。身体美的核心意义就是健康，属于社会系统范畴。从美学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健康的身体就是美的身体，而所谓健康，在美学上主要是指人类所具有的改造客观世界和发展、完善自己的能力。[102]汉画体育图像反映出来的身体美，是一种动态的人体美，而人体美在身体美的基础上得到升华，在汉画体育图像反映出来的身体美包含了人体美，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独特的东方人体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也受到外来文化的浸淫。纵观汉画体育图像，呈现出由原始朴素的身体运动向带有浓厚伦理色彩、注重修身养性具有礼教化活动方向发展的趋势。它在实用的基础上，增加了娱乐性和比赛功能。[103]中国古代关于身体问题的研究著作可以说是琳琅满目、浩如烟海，但是从人类最本质的思维方面来研究就十分薄弱了。每一位研究身体问题的学者都有一套自己解释身体问题，看待身体问题的视角，而笔者试图从看待身体美学观念的诸多差异入手进行比较研究，着重分析探讨其本质上的不同，这样不但有利于中国汉画像艺术更深入地融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大家庭，也有利于揭开汉代身体运动付诸汉画像中的神秘面纱。
（一）汉代文化对身体美的规训
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概念是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于1996年首次提出：“身体美学致力于对一个人的身体——作为感官，审美欣赏（Aisthesis）和创造性的自我塑造场所——经验和作用进行批判的、改善的研究。因此，他也致力于构成身体关怀或可能改善身体的知识、话语、实践以及身体训练。”[104]舒斯特曼对于身体美学的定义是带有“实践身体美学”性质，试图通过一些身体运动，使人们对于身体的关注点转移到身体意识层面上来。身体美学这一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被泛化运用，有关身体的哲学观念即便是身体观问题也等同于“身体美学”。如冯学勤《谱系学与身体美学：尼采、福柯、德勒兹》一书中就把尼采等人对于身体方面的研究看作是一种崭新的“身体美学”。较之东方身体美学解决的是形与神的关系，整个西方对于身体的规训更多的是灵与肉的对立。中国美学关注的是形而上层面的天道自然，其着眼点是人活着的身心性命，一个人活着的命运如何是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关注的焦点。这种关系受到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天人相辅的思想左右，人心既能与天地万物有感通而为一，在这样的心论中，天人合一实是必然的结果。[105]中国哲学是一种有情的关切，它在意的是对人命运的关怀，为身体寻一安生之地。中国有情的宇宙观，无论在其形成、发展或保持上，与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思想，都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思想并不是要通过严格的推理步骤去证明什么，它是审美活动和宗教情绪相结合的产物。[106]
儒家文化在汉代日臻完善并趋于统治地位，因而对于身体的规训，更多的是探讨汉代美学思想对于儒家身体观的把握。汉代占统治地位的官方美学思想是把先秦儒家美学思想完全加以神学化的美学思想，亦即“天人感应”的神学唯心主义，形而上的美学思想，而反对这种神学美学思想的无神论者（除了如桑弘羊这种坚持法家思想的人之外），一般地说大都与先秦儒家的美学思想有所联系。[107]董仲舒首创了以“中和”为“美”的观点，这种美学观念亦即“仁之美”，而儒家所谈及的“礼”其实就是“仁”，孔子对于“礼”和“仁”的具体表现描述为“克己复礼为仁”，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扬雄的美学观念可以这样描述：“弸中而彪外”谓之“美”，扬雄衡量“美”与“不美”以是否有“圣人之道”为标准，他主张“文质”兼而有之，这是扬雄美学思想进步性的表现，也是其特点所在。到了东汉，班固撰写的《白虎通义》体现了另一美学思想。这一美学思想总的来说是神学唯心主义的，是把先秦儒家的美学思想加以神学化的东西，是西汉时代董仲舒以来的儒教神学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他在中国美学思想上起到反动的作用。[108]王充的出现打破了唯心主义形而上的神学美学观念，他的美学思想主要是提出“气”的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反对有神论。王充的美学观念总的来说是唯物主义的，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去发现美，建造美，他主张“真美”，力求探索“美”必须是“真实的”，因而他对于审美的要求是建立在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基础之上的，所谓的“虚妄之美”就是一种谬误。王充从“疾虚妄”“求实诚”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首次提出反对“虚美”，反对“褒古毁今”，而主张“真美”的美学思想，然后把这一美学思想贯彻在自己对于画、乐、诗、赋和文的看法之中，可见他的美学思想在理论上是“一以贯之”的，是具有系统性的。[109]纵观儒家美学观念的继承者，他们代表了中国美学在探索人类身体本质力量上的出发点，而在其中，最能代表汉代美学关于身体美论的莫过于对于“气”的把握。
在中国哲学中不可忽视的是“气”的观念，它是宇宙最原始的存在状态，是构成人与万物的一个基本原子，中国哲学关于身体美这一层面的解释，离不开“气”的作用：
气对人而言相当于人的生命力，生命的本性在老庄看来是“虚”、“静”甚至是“死”，因此要在和谐的审美境界中保养它、引导它，让它变得有利于善。这样就形成中国人的理想——中和的、有节制的人。在中国的人体审美中，对生命力的节制和伦理性疏导成为重要原则。节制的对象是肉，而不是形。形其实已经是肉的片面或抽象。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的人体美术理论采用形神对立的范畴而不是灵肉对立的范畴，这意味着，形的概念已经是对肉的概念的一重抽象。我们又知道，中国的人体审美观重神不重形，这意味着，肉的概念又受到一重抽象。[110]
从高小康、张节末这段话中，我们可以读到他们所论述的中国古代崇神抑身的传统是值得肯定的。中国古代哲学对于身体美的诉求，所反映出来的形体美，或者说人体美，就是人的身体美。[111]这种身体美重新诠释了“形”与“肉”的概念。西方也是抑身传统，但是强调的是灵肉对立的原则，而我们强调的是形神对立。[112]
“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113]从庄子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身体是由气组成，道家把身体视为自然之气的混合体。“气化论”的概念也是中国古代关于身体问题论述的主流性cmcmcmqcmq观点。它贯穿在《新语》《新书》《黄帝内经》《淮南子》《春秋繁露》《法言》《新论》《论衡》《白虎通义》《潜夫论》《太平经》等著作中，这也就是徐复观对于汉代“唯气论”时代的一个综述。[114]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儒家文化对于身体的诠释，儒家文化重人伦、举孝廉、事死如生的思想又从另一方面有别于“唯气论”关于身体本源探讨问题，它更多的是关注灵肉合一的身体存在问题，追求死后与生前一样的生活，因而为世人留下雄奇瑰丽的石刻艺术，彰显汉代雄风。在此基础上，他们特别注重身体的客观存在，这一客观存在如何享有美感体验，又是中国哲学对于身体美探讨的一个侧重点。孟子云：“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115]“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116]从孟子言及身体问题，我们看出他侧重的是身体内部的力量，是美感体验中有意味的形式。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称谓，其中对于“礼”的认识也是一种身体的美感体验，有礼之人有一种文明和修养的美的行为和举动。《淮南子·泛论训》中：“夫绳之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故圣人以身体之。”所提到的“以身去体”“以体去验”是中国哲学中关于身体美学问题不同于西方审美经验的典范。身体的社会性也就是两汉文化对于身体的规训。
（二）身体活动的文化内涵
汉画体育图像展现出来的竞技性身体运动形式、娱乐性身体运动形式、军事活动性身体运动形式、表演性身体运动形式、保健性身体运动形式等，这些需要身体参与的活动形式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其核心就是要回归自我，在回归自我的同时可以更好地认识自我、体验自我、欣赏自我，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完善自我，以求达到对自我的完美再造。反映在汉画体育图像中的身体活动是为了达到身心合一，顺应整个汉代文化发展的诉求。身体活动深受儒家文化的审美诉求影响，其活动带有一定的社会性，也是两汉文化视觉下对于身体美的社会性规训。
西汉前期，体育发展的情况主要依附于军事活动，身体活动必然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其中身体参与的骑马、射箭、角抵、拳术、举鼎、摔跤、奔跑、蹴鞠、击剑等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军事训练。西汉中期，身体活动更多的是集中在技巧性方面的带有表演性质的可供观赏的形式，其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蹴鞠、导引养生、五禽戏、乐舞百戏这些汉画图像，反映了汉代人对于身体的深切关注，在身体活动的背后隐藏着汉代人对于生命的独特崇拜，这也就促成了汉代人对于身体完整性构建的高度尊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生前如此，死后更是要追求“全尸”，这一概念不是简单的完整性身体构建，而是要构建一个生之彼岸的世界，以告慰死者在天之灵，生者由此得到心灵上的宽慰。
身体活动的文化内涵从以上分析看出它是身体存在于空间的一种状态，它是生命运动的形式，这种身体活动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身体的运动美。这个过程和形态是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统一，是一种塑造美、展现美、创造美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价值得以实现，得以升华。[117]因而身体活动的文化内涵离不开社会属性。在西方学者关于身体活动的争辩中，身体活动只是给予一种神秘的表象；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塔尔克特·柏森斯的功能主义中，身体作为“生物有机体”进入社会理论当中；在马克思主义里，身体的在场是以“需要”和“自然”为标志的；在象征互动主义中，身体作为再现的自我而出现；在弗洛伊德主义中，人的身体体现被当成表现为欲望形式的能量域。[118]身体活动是对身体存在形态的完美再造，身体活动的文化内涵本质追求是时间上人口再生产，空间上对身体的约束，通过社会道德伦理、纪律限制“内在的”身体，而在社会空间中再现“外在”的身体。回归到汉画体育图像反映出来的身体活动，打上了汉代重娱乐以及重个人修养与天人合一的儒学烙印。[119]身体活动要求主体性的参与，这样从运动中体验生活，在生活中升华自我，使个人修养得到提升，以此更好地认识宇宙阴阳的观念，把握人文价值。
此外，汉画体育图像中反映出来的身体问题，从身体哲学和身体美学上来定位是有必要的。因为中国的哲学在形而上层面讲的是天道自然，其落脚点是身心性命的完整性。然而，中国哲学和美学关注的主题是对于人存在的命运，反映在汉代，儒家、道家均对身体问题进行阐释和探讨。物质性的存在是身体形态的真实存在，其出发点是人身体的存在。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对于道家而言解决“大患”的方式就是要“全德贵身”。而对于儒家来讲，更多的是以社会性来约束人，看重的是一种社会责任。但是这种社会的实施必须以人身体的存在和身体的自我规训为出发点。如孟子所言，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故此，身体活动的文化内涵实际上就应验了中国古典美学中对于修身目的性的解释。在中国古典美学那里，人体是生命之气的充盈形式，修身的目的在于实现对于生命内在精神力量的凝聚。而恰恰这种凝聚又是通过人体外化出来的感性显现，即所说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因此身体活动的形式美在人体本身，又在内部力量的外显，是内涵丰富的有意味的表现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