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画像中的“酒礼”

二、汉画像中的“酒礼”

从现有的史料和出土的汉代画像中我们可以看出汉代饮酒之风极盛。浓郁的酒文化是汉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与酒相关的饮酒礼俗则是酒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先生说：“我以为除了古人的遗物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汉画像中的“宴飨图”从视觉上比较真实地展现了当时的酒席与饮酒礼俗，为读者描绘了一幅幅生动的酒场礼俗画。

（一）阁中履满人盈坐——酒席

酒在中国人的生活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而饮酒的场合——酒席，就如一面镜子，从中折射出生活的许多景象。汉代饮酒之风盛行以至于“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45]。毫无疑问，若想较为全面地展现中国人的生活，最便捷的途径莫过于对酒席中各种风俗人情进行描绘。汉画像中刻画了如此多的酒席场景，自然也涉及一系列酒席中的礼俗。汉画像中所刻画的酒席，都是以筵席制的形式进行的。因此，本节论述的酒席中的礼俗，以筵席制中的礼俗为主。

1．筵席制的由来及发展

（1）筵席制的由来

先秦的宴饮活动一般是在室内铺筵加席进行，“筵”和“席”都属坐具。筵是直接铺在地上的，粗糙宽大；席则和现在的坐垫相仿，短小精致。商周的筵席制度是很严格的，在举行宴会时，先在地上铺筵，再按主客的身份和地位加席。《礼记·礼器》曰：“天子之席五重，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在参加酒宴时能在筵上加一席已是非常体面了。总而言之，“筵席”最初只是坐具的一种称呼。在《诗经》中，筵席开始具有了酒馔的含义，《诗经·大雅·行苇》曰：“肆筵设席，授几有缉御。”^[46]这句话描写的是酒宴开始之前，座次的安排和酒菜的准备。《礼记·乐记》又曰：“铺筵席，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故有司掌之。”由此可见，“筵席”又含进行庄严隆重的酒宴的意思。“筵席”一词被沿用至今，“筵席”在广义上成了各类酒宴的代称。随着时代的发展，“筵”逐渐被淘汰出局，“席”也由坐具演变成了卧具，“筵席”一词实际上早已名不副实了，但“筵席”在狭义上仍然专指筵席制下的酒席，本文即取此义。

（2）筵席制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发展，筵席制也在不断变化着。最初，酒和菜肴都直接摆放在席上，既不美观又不卫生。后来人们开始在宴会中使用案几，将酒食放置在案几上。这种宴饮方式比先前在筵席上饮酒要整洁卫生，但是只有具有较高身份的人才能在席边置案，如天子、百官和长者等，地位低的人和青年人是没资格使用案几的。

从汉画像中可以看到汉代基本上还沿袭着席地而坐、席地而食的习惯，只是汉代的酒宴中案几的使用已很普遍，不像先秦那样对使用者的身份有严格的限制。如四川彭州出土的一方“宴集”画像砖，上刻四人坐于一席宴饮，面前各置一案，案前有尊和勺等酒具。^[47]除了独坐席、合席之外，汉代甚至出现了合坐多达五人以上的长连席（图3-32），^[48]由此可见，汉代的编织技术、筵席设计能力、宴饮规模都较先秦时期有了很大的进步，也无形中暗示了当时人们讲究热闹和排场的心态。

筵席制在上层社会中有了新变化，王公贵族、富贵人家除了席外，还使用了一种新型的坐具——榻，开始流行坐榻而食。江苏省徐州市睢宁县张圩征集一方“人物拜见”画像石（图3-33），上刻一人物坐于榻上，身后有一盾牌，榻前一人站立，一人揖手拜见。另刻一人执笏坐立。^[49]《释床帐》曰“长狭而卑曰榻，言其榻然近地也”，榻和席一样以独坐为尊。^[50]也有供两人合坐的榻，称合榻。河南灵宝张湾汉墓出土的汉画像上有六博陶俑连坐合榻（图3-34）。^[51]又如山东安丘汉墓画像石（图3-35），男主人端坐在竖有屏风的榻上聚精会神地观看乐舞表演，榻前放有案几和酒杯等饮食器具。汉代人坐席和榻的姿势称为跪坐。所谓跪坐就是把膝盖弯曲并抵在席上，臀部贴在脚后跟上。今天垂脚而坐的方式，汉时已经出现，但被视为不敬。汉代贾谊《新书》，专有一篇《容经》，把“坐容”分为“经坐、共坐、肃坐、卑坐”^[52]。对汉代坐姿介绍得十分详细。

图3-33　人物拜见图　徐州睢宁张圩征集	图3-34　汉代陶俑合坐榻　河南灵宝张湾汉墓出土

值得注意的是，在桌椅等家具普遍使用后，筵席制宴饮方式就正式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这种宴饮方式却以另外两种方式延续了下来。一种是郊外饮酒，人们直接坐在地上，或者坐在席子上。还有一种是在床上设案饮酒，现在的北方人就喜欢坐在炕席上，围着矮脚案几饮酒。

2．筵席制宴饮的座次安排

学者凌廷堪通过对大量古代典籍的分析研究，在其著作《礼经释例》中提出了“室中以东向为尊，堂上以南向为尊”的说法。筵席制宴饮的座次安排一般是以东向为尊，也有以南向为尊的，这种情况较为少见。在酒宴中，一般根据古代建筑的堂室结构来决定以东向为尊还是以南向为尊。

古代的王公贵族、富商大贾一般都是在堂室结构的建筑内举行各项活动，此类建筑坐北朝南，前堂后室。室通常是东西长而南北窄的长方形建筑，坐西向东的位置可以提供最宽敞的空间，所以在室内宴饮，以东向为尊。因为经济及技术条件的限制，一开始的建筑都是有室无堂的结构，即使后来有了堂室结构的建筑，很多日常活动也选择在室内进行；处于生活底层的普通百姓的日常活动更是都在室内进行，因此这种室内的“东向为尊”的习俗被广泛应用于酒宴中。

两汉时期的座次安排一般都是以东向为尊座，北向为卑座；堂上或单列的位置是上座，堂下的位置是下座。^[53]《史记》中有很多内容反映了汉代以东向为尊的习俗，如《史记·项羽本纪》中鸿门宴的座次就是按照东向为尊安排的，“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54]。《汉书·田蚡传》记载汉武帝时丞相田蚡“召客饮，坐其兄盖侯北向，自坐东向，以为汉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桡”^[55]。田蚡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地位，越过兄长东向而坐，这种行为违背了长幼尊卑之序。可见，看似简单的座次安排却反映了地位尊卑、人际关系、时势变化等诸多内容。一般来说，在有室无堂的建筑内举行活动，大都以东向为尊。我国出土的大量汉画像对酒宴中的这种座次安排施墨颇多，在成都羊子山出土的一方画像砖中（图3-36），主人端坐在室内，坐西向东，正在接受来客的拜访。

地位尊贵的人坐在上位，其余的人按照地位尊卑分左右两列就坐。右侧的位置尊于左侧，这是因为古人尚右，以右为尊。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所载：“以相如功大，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通常情况下，主人坐在宴席的上方，宾客坐在宴席的左方和右方，中间留出一片空地以方便侍者进献酒食和进行各种娱乐活动。在比较特殊的情况下，下方的位置也会坐人，坐在这个地方的人相对来说身份最低微（图3-37）。一般来说，如果来客不多，只有一位或三五位，主人可与客人正对而坐，亦可斜向而坐；如果来客和主人有同等的社会地位，尊卑相当，还可与主人同席并排而坐。汉画像对这些情况都有所反映。如江苏铜山县洪楼汉墓出土的一块汉画像上，刻有主客相对而坐的画面^[56]。在四川成都出土的一方“宴饮”画像砖中（图3-38），刻有两人同坐一席，对面又有两人同坐一席，另外还有两人斜坐一席。^[57]如果来客比较多，身份较高者或年长者可同主人居中并坐一席，其余客人则分左右两列入坐。如河南密县打虎亭二号墓的壁画中，主人端坐于饰有帷幔的榻上，帷幔之外，客人分为两列就坐。^[58]

汉代在举行酒宴时，不仅座次的安排很有讲究，对酒食的摆放也有明确的要求。《礼记·曲礼上》载：“凡进食之礼，左殽右胾，食居人之左，羹居人之右，脍炙处外，醯酱处内，葱渫处末，酒浆处右。以脯脩置者，左朐右末。”从各地出土的汉画像来看，基本上也是这样摆放的。这样摆放酒食是为了拿取方便，如郑玄注云：“皆便食也。”

（二）灯前酬酢君有礼——宴宾之礼

我国是礼仪之邦。早在夏、商、周三代，先人们就对“礼”颇为重视。《礼记·曲礼上》云：“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辩讼，非礼不决。”^[59]孟德斯鸠也曾说过：“中国人的生活完全以礼为指南。”^[60]在很多和礼节有关的场合中，酒是必不可缺的物品，正如古人所言——“百礼之会，非酒不行”。酒礼承载着相当深刻的意义，《礼记·乡饮酒义》曰：“民知尊长养老，而后乃能入孝弟。民入孝弟，出尊长养老而后成教，成教而后国可安也。”

夏、商、周三代的礼仪和风俗是我国传统文化的起源，在周代的时候已形成一定的体系，真可谓集前古之大成，开后世之先河。周代的礼仪经过秦制的改动，到了汉代又重新调整完善，有了新的发展。西汉初年，为了确立君臣之间的等级性，显示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在汉儒叔孙通的主持下，朝廷很快建立了一整套礼仪制度，其中包括朝廷宴饮礼仪：“至礼毕，尽伏，置法酒。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觞九行，谒者言‘罢酒’。御史执法举不如仪者辄引去。竟朝置酒，无敢喧哗失礼者。”^[61]后来，朝廷宴饮大致就按这种礼仪规范来举行。

在两汉的民间宴饮活动中，酒礼较为简单明了，不像朝廷宴饮那样等级森严、礼仪烦琐，但即使再简化，民间的酒礼也有其固定的程式。这一方面可以满足区分尊卑长幼的需要，一方面也与我国讲究礼让的传统美德有关。本节主要介绍汉画像所反映的迎宾之礼和敬酒之礼。

1．迎宾之礼

汉代在继承和发扬儒家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了等级分明的礼制。礼仪强化了封建专制统治秩序，巩固了皇权，成为汉代统治阶级维护其统治权的无形基石。拜谒礼仪是我国古代人际交往中相当重要的一项礼仪，它主要分为拜礼和揖礼两部分。拜礼比揖礼更为正规和隆重，因为揖礼是站着施行的，而拜礼是跪坐在地上，俯身把双手布于席上行礼。迎宾礼属拜谒礼仪的一种，汉画像所表现的迎宾礼主要包括拥彗迎宾和揖礼迎宾。

汉画像中的“拥彗图”和“迎宾宴饮图”均是对汉代宴饮迎宾之礼的反映。汉画像中表现“拥彗迎宾”的图像较多，如图3-39所示，多为一个仆人双手持帚立于门前，躬身施礼迎接宾客。拥彗迎宾源于古时的宾礼，为古时迎宾礼仪之一。如《周礼·春官·大宗伯》所言“以宾礼亲邦国”^[62]，当时的宾礼主要用于天子与诸侯国或诸侯国与诸侯国之间的交际往来，后来则慢慢延及至一般的宾客接待。拥彗是为了表达主人对客人的尊敬和欢迎之情。如《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记载：战国时阴阳家邹衍到燕国时，“昭王拥彗先驱”，以此表达对邹衍的敬意。汉代民间在举行宴饮之前，主人通常要把住所清扫一番，酒宴所需的各种器具也要清洗干净，然后再行拥彗迎宾之礼，以示在客人来到之前已把室内室外清扫整洁以恭候莅临。《盐铁论·崇礼》曰：“饰几杖，修樽俎，为宾，非为主也。”^[63]《汉书·田蚡传》又曰：魏其侯窦婴在宴请丞相田蚡之前，与夫人“夜洒扫张具至旦”^[64]。从汉画中的众多“拥彗图”看，拥彗迎宾是汉代极为盛行的一种迎宾礼仪。

揖礼迎宾也是汉画像中较常见到的礼仪。在宴饮开始前，主人立于门前揖手行礼（图3-40），欢迎宾客的到来。《礼记·乡饮酒义》中规定：“主人拜迎宾于庠门之外，入，三揖而后至阶，三让而后升，所以致尊让也。”^[65]山东嘉祥武氏祠出土的一幅“宴饮图”^[66]集迎宾、宴饮、乐舞为一体，中间五人席地而坐正在饮酒，案几上摆满酒杯、食物，左边四人两两互拜，右边正在进行精彩的乐舞表演以助兴。以飨宴欢迎四方来宾，在《周礼·春官·大宗伯》中有记载：“以飨燕之礼，亲四方之宾客。”两汉时，民间形成了浓厚的宴饮迎宾之风。《汉书·西域传》记载，武帝时“设酒池肉林以飨四夷之客，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衍鱼龙、角抵之戏，以观视之。”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民间宴饮之风更盛。各级官员、富商豪绅常大肆设宴招待四方宾朋，借此炫耀财富。汉画像中的迎宾、宴饮场景不仅如实反映了汉代民间的现实生活，也体现出了汉人希望死者在阴间能得以延续生前豪华生活的“事死如事生”的思想。

2．敬酒之礼

我国古代饮酒很重礼节。在酒宴中，主人要向客人敬酒，谓之“酬”，客人需回敬主人，谓之“酢”，客人之间也可互相敬酒，称作“旅酬”。有时还需要依次向人敬酒，谓之“行酒”，遍饮一轮则谓之“一行”。《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杨）由尝从人饮，敕御者曰：‘酒若三行，便宜严驾’。”^[67]汉代酒的度数很低，所以时人饮酒喜欢一饮而尽。在他人敬酒的情况下，不让倒满酒或不一饮而尽，通常视为对敬酒人不尊重。^[68]

汉代在饮酒过程中规定，如果主人或者尊者离席敬酒，那么被敬酒者要行“膝席”“避席”“避席伏”之礼，以表达对敬酒者的尊重。饮酒时，汉人一般是席地而坐。如果向人致敬，则跪在席上，挺直身子，叫作“膝席”。这一敬酒方式在汉画中有所表现，如成都附近出土的一方“宴饮”画像砖（图3-41），画面右侧有一圆案，上置七盘，案旁两人正举杯敬酒，左侧之人拱手相让，其后一人手捧托盘躬身陪侍。左端刻绘舞乐百戏。画面烘托出一种彬然有礼的宴饮氛围。再如南阳市七一乡沙岗店出土的一块“百戏、宴饮、车骑出行图”（图3-42），一座房屋之内，三人宴饮：左边一人头上梳圆髻，手执耳杯，向主人敬酒状；右边一人，亦是头上梳圆髻，手执一物向主人敬献；中间似为主人，满面笑容，面前一案，上有耳杯等。^[69]“避席”则是离席起立，以示谦让和敬意。“避席伏”比前两个更正规和隆重，不仅要离席，还要伏在地上。在宴饮时，晚辈或地位较低者对长者或地位尊贵者要行“避席伏”或“避席”之礼。在酒宴中，如果使用了不合适的礼节，往往会引发矛盾。如《史记·魏其武安侯传》记载：“饮酒酣，武安起为寿，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为寿，独故人避席耳，余半膝席。灌夫不悦。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满觞。’夫怒。”^[70]魏其侯和武安侯地位相当，所以两人敬酒时，被敬酒者的回礼也应当一样。只是世态炎凉，当时的魏其侯已经失势，所以只有故友还行“避席”之礼，其他宾客则只行“半膝席”之礼。但武安侯当时正权倾朝野，众宾客为了巴结这位炙手可热的人物，纷纷回以最隆重的“避席伏”之礼。由于看不惯众人这种阿谀奉承的行为，再加上自己向武安侯敬酒时，武安侯的态度非常骄横，所以灌夫才当众骂座。

（三）恨无樽酒吊门庭——祭祀之礼

汉画像石中与祭祀有关的图像很多，有的刻画在墓室中，有的刻画在祠堂中，有的刻画在棺椁外面的图像中。特别是刻在祠堂中的比较多，因为祠堂本来就是祭祀祖先的场所，在已经发现的祠堂中，往往有刻有祭案的画像石，祭案上刻有上供的食物与酒等。如山东嘉祥武梁祠就有祭案，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中也陈列刻有鱼、耳杯图案的祭案（如图3-43）。

在南阳市英庄汉画像石墓中出土的一方画像石，其上也刻有“墓祀图”^[71]（图3-44）。画像内容分四层排列，顶部为一祠堂，中立一柱，下施柱础，上施一斗两升斗拱，大庑顶。堂内放祭品，左置五盘，右置六耳杯；其下置奠酒，中间一酒尊，两侧各一提梁壶；再下面放肴馔，左置一叠案，中置二圆盒，右置三碗；最下刻一犬似正看护祭品。这幅画像石非常直观地向我们展现了汉代祭祀时所用的酒具，以及酒具摆放的位置。这种风俗，我们可以追溯到先秦。

在先秦时期，祭祀被视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祭祀文化因此而产生。《左传》曰：“国之大事，在祀与戎。”^[72]其意是说，国家大事不外乎祭祀与战事。古代统治者认为，拥有祭祀特权与强大的军事实力才能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礼记·郊特牲》曰：“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祭祀主要是为拜祭神灵和祖先而举行的重大仪式。《周礼·春官·大宗伯》中记录了古人祭祀鬼神的繁复仪式：

大宗伯之职，掌建邦之天神、人鬼、地示之礼，以佐王建保邦国。以吉礼事邦国之鬼、神、示；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风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73]

这种繁复祭祀活动的源头要追溯到原始先民的恐惧祈福的心理。著名文化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从功能主义的观点论述了“原始人的饮食这件事充满了礼节”的文化观念。他指出：人从食物上能“感觉到命运与天意的力量”，“食物对于野蛮人是上天给他的一种恩惠，是最基本的天意的表现”。^[74]因此，人们通过献祭的途径与神祇分享食物。这正与《礼记》记录的中国古代“礼始诸饮食”的观念相照应。当然，这里所指的送礼不单纯只是分享，而是如《诗经·大雅·旱麓》所言“以享以祀，以介景福”，更多的乃是向神灵祈求庇佑。

在祭祀活动中，酒是必备之物。《尚书·酒诰》曰：“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醉。”规定不得“群饮”“崇饮”，只有祭祀时方可饮酒。酒之所以成为祭祀中的必备之物，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先秦时期，生产力低下，谷物匮乏，酒在当时被视为非常珍贵的饮品，在祭祀中人们用它来表达对神灵和祖先的敬意。第二，古人认为酒有灵性，能够实现人世与神灵的沟通。酒是一种麻醉剂，当人饮酒到了一定的程度，精神便会陷入迷幻的状态，神情恍惚，容易产生幻觉，易于见到“神灵”和去世的祖先。因此，巫觋在醉酒后的迷幻状态中才能实现与神灵的沟通，获得启示。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也认为“或许酒精或其他药料能使人昏迷，巫师便可在迷幻之中作想象的飞升”？^[75]

祭祀用酒，由来已久。最初，人们用水来祭祀神灵和祖先，谓之玄酒。如《礼记·郊特牲》所言：“酒醴之美，玄酒、明水之尚，贵五味之本也。”^[76]秬鬯酒用黑黍加香草酿制而成，它是最早被用于祭祀的一种高级酒。《礼记·表记》曰：“天子亲耕，粢盛秬鬯以事上帝。”^[77]由此可见，秬鬯酒专门在祭祀中使用。随着酿酒技术的不断提高，祭祀用酒种类越来越丰富。《周礼》规定，在祭祀活动中，必须使用“五齐”和“三酒”。“五齐”即泛齐、醴齐、盎齐、醍齐、沈齐，没有进行过滤，故汁滓混杂，酒味淡薄；“三酒”指事酒、昔酒、清酒，经过滤后去除渣滓，酒味较为醇厚。周代祭祀礼节繁缛，规格严谨。《周礼·天官·酒正》曰：“凡祭祀，以法共五齐三酒，以实八尊。大祭三贰，中祭再贰，小祭壹贰，皆有酌数。唯齐酒不贰，皆有器量。”后来，祭祀礼节逐渐趋于简化，祭祀活动中的用酒分类也不再如此烦琐，但是无论繁简，祭祀过程中均离不开酒。

《汉书·食货志》曰：“酒者，天之美禄。”汉代酒风炽盛，以至于“享祀祈福，扶衰养疾，百礼之会，非酒不行”。由于受当时“事死如事生”厚葬观念的影响，人们希望世间所享受的荣华富贵能够延伸到来世，大约从西汉中期开始，日常起居必需品堆满墓葬。^[78]被誉为“天之美禄”的酒是当时陪葬的必需品之一。1968年，在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夫妇墓中发现了33个大陶酒缸，缸内还有酒蒸发后留下的痕迹，缸上的文字称其中贮酒“十五石”“十一石”或“十石”。根据计算，这些酒缸大概可容纳5000多公斤酒。西安枣园出土的一件大型凤纽鎏金铜钟，由于器盖密封，其中尚贮有汉酒26公斤。长沙马王堆汉墓一号和三号墓中出土了大批酒器，一号墓出土了两件漆钟、四件漆钫。从汉墓出土的大量陪葬酒器可见，汉人对酒有着深深的迷恋，正是出于这种对酒难以割舍的情愫，汉人在乞求祖先和神灵赐福庇护的祭祀典礼上，自然要把受万众喜爱的美酒恭恭敬敬地献上。

两汉时，民间家庭在十月就开始准备“酿冬酒。必躬亲洁敬，以供冬至，腊，正”^[79]。在正旦日要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四民月令》中记载：“正月之旦，是谓‘正日’，躬率妻孥，絜祀祖祢。前期三日，家长及执事，皆致齐焉。及祀日，进酒降神。”正旦日，宗族族长要带领家族成员祭拜祖先，在祭拜仪式举行的三天前，就要开始准备沐浴斋戒，待万事齐备，方可祭祀。至祭祀之日，敬献上食物和美酒把祖先的灵魂请出来。祭祀之后举行家宴，全家老少按照尊卑、长幼的次序坐好，晚辈要依次向家长敬上椒酒，祝其长寿。寓意祖先虽然已经去世，但灵魂依然存在，在特定的日子把祖先的灵魂从另一个世界请回，在接受祭拜飨食的同时也将赐福子孙。

祭祀用酒非常讲究，不同的祭祀对象，所用酒的种类有所不同。祭祀对象的年代愈久远，祭祀中所用的酒味就愈淡薄。《史记·礼书》曰：“大飨上玄尊，俎上腥鱼，先大羹，贵食饮之本也。”其意是说，在举行祭祀祖先的盛大活动时，酒樽里要盛满清水，以清水代酒是为了表达珍惜祖先原始饮食之意。“大飨上玄尊而用薄酒，食先黍稷而饭稻粱，祭哜先大羹而饱庶羞，贵本而亲用也。贵本之谓文，亲用之谓理。两者合而成文，以归太一，是谓太隆。”^[80]敬献过清水后，再献上淡酒，这既珍惜饮食的本源又讲求实用。珍惜本源要建立在合乎礼仪的基础之上，而讲求实用要建立在合乎情理的基础之上，两者合一而形成的礼仪制度，才能归于天地的本源，达到礼的最高境界。

汉画像石中有很多是和祭祖有关的，如山东沂南汉墓前室南壁的“祭祀图”^[81]（图3-45），画面中部有一座庑殿顶重檐祠庙，其前两侧有子母双阙，祠阙间一人执彗侧立，祠阙两旁的大道或庙场上放置两几，八个亲朋执笏，或跪拜，或躬揖，正在进行祭祀。另一侍者躬立侍候，一侍者牵祭羊，地上放置箧、盒、壶、袋等装祭品的用具。一案上放置两兔做牺牲，另有大树数株，树干上系着二祭羊。“羊是祭祀中最常使用的牺牲。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杀殉牛羊祭祀的遗存。”^[82]在殷商时期，羊是祭祀中的主要牺牲。汉代依然延续这一习俗。《史记·封禅书》曰：“祭日以牛，祭月以羊彘特。”^[83]羊作为祭祀中的主要牺牲，与其神性有关。《考工记》曰“羊，善也”；许慎《说文》亦曰“羊，祥也”，羊被古人视为吉祥、善良、美好的象征。汉代画像石刻中就将羊称为“福德羊”，与神物麒麟归为一类。以羊做牺牲，反映了古人追求安然转生的观念。以兔做牺牲，亦与其神性有关。兔，又名“月精”，与月亮的联系颇为密切。张衡《灵宪》曰：“月者，阴精之宗，积而成兽，象兔蛤。”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玉兔替西王母制造并守护“不死之药”。各种文献典籍对此都有论及，汉画像亦有表现。如在徐州等地出土的有关西王母的画像上，百神之母西王母身边，常有玉兔在一旁捣药。《抱朴子》亦曰：“兔寿千岁，满五百岁则色白。”所以，兔也是祥瑞与长寿的象征。以兔作牺牲，反映了古人对永生的深切渴求。

根据祭祀地点的不同，李如森把汉代的祭祀分为墓所设祠堂祭祀、墓前露祭和墓内设奠三类。^[84]山东沂南汉墓和南阳英庄汉墓的祭祀图，表现的均为汉代祠堂祭祀的情形。汉画像中的“祭祀图”不仅形象地反映了汉代的鬼神观念，更寄托了汉代人们对祖先的崇敬之情和希冀祖先庇佑的心愿。

除了一定的法律制度和道德规范外，群体更需要有精神和思想上的统一。而祖先崇拜则拥有强大的凝聚力来维护其统一，通过“群体性的祭祀活动，使人们产生共同的心理体验和情感，并升华为共同的信仰和意识，从而把一个个分散的个体黏合为一个整体”^[85]。可见，在社会的发展过程中，祖先崇拜起到了组织社会成员、调适个人心理、整合社会秩序的重要作用。^[86]

除了以酒祭祀祖先外，汉代还有以酒祭祀神灵的习俗。《汉书·五行志》曰：“哀帝建平四年正月……其夏，京师郡国民聚会里巷阡陌，设祭，张博具，歌舞，祠西王母。”董仲舒《春秋繁露·求雨》亦曰：“其神玄冥，祭之以黑狗子六，玄酒，具清酒、膊脯。祝斋三日，衣黑衣，祝礼如春。”^[87]不仅文献中记载了汉代以酒祭神的情况，在汉画中亦发现了一些表现汉代以酒祭神习俗的图像，如出土于泸州市新区麻柳湾基建工地汉代崖墓内的泸州9号汉画像石棺，其左侧就刻有一幅“巫术祈祷图”，共分三组画面。从左到右，第一组画面为两人，左边的人手举一蛇，应是巴巫，右边的人手拿铃铎，应是巴觋，正在跳神作法。第二组画面亦是两人，左边长裙曳地的应为女性，右边袍裳见腿的应为男性。女人左手持一平底，圆口，有把的器具，应为耳杯。男人右手所举三足，椭圆形口，口上有一小柱的应是斝，二人所持皆是酒器，正在进行某种神秘的祝神形式。第三组画面为一鱼一雀，为汉时传说中的吉祥神物，反映了汉代人追求长生的观念。汉代巫术盛行，男的称作觋，女的称作巫，他们专门替人祈祷神灵，以符咒求取神灵庇佑。从整幅图可以看出，画面中间的男女主人公正是借助酒来表现其虔诚地向神灵祷告、祈求平安的心情。^[88]

总之，汉画像石这种艺术形式，由于其物质材料的关系，保持了两千年前后中国古代的民风民俗，形象、具体、真实地记录了汉代民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当时民间所流行的观念和思想。汉画像中有关祭祀礼俗的资料，再现了汉代人们的精神生活，使我们进一步体悟到汉代人们的精神信仰。

（四）汉代酒禁与酒礼的关系

西汉初，由于多年战乱，社会经济凋敝，粮食匮乏，为了稳定社会秩序，西汉统治者实行严格的禁酒政策，限制酒类的生产与消费。汉初期实行清静无为的“黄老之治”，经过将近70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发展恢复了活力，农业生产也取得了很大的发展。《汉书·食货志》载：“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经济的飞速发展，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人们开始追求享乐，饮酒之风逐渐蔓延全国，与汉初迥然而异。汉画像中的一部分图像从侧面反映了汉代的禁酒政策，本节结合汉画像和文献资料详细介绍汉代的禁酒政策及其施行的原因，并深入分析禁酒政策与礼俗之间的特殊关系。

1．汉代的禁酒政策

（1）禁群饮

根据史料记载，大禹是我国历史上最早提出酒禁的人。《战国策·魏策二》记载：“昔者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89]酒的味道甘美芳香，对人具有极强的诱惑力，易使人沉湎于此而导致祸事，统治者便令百姓节制饮酒。《尚书·酒诰》是我国最早的禁酒令，它起到了节约粮食和禁民滥饮的作用。在农业生产技术不发达、粮食匮乏的时代里，厉行酒禁政策不失为统治者的明智之选。

因反秦起义和楚汉战争多年的战乱，人口消减严重，土地大片荒芜，农业的恢复发展成为当时最为紧迫的任务。酿酒会耗费大量的谷物，所以政府对酿酒和饮酒的控制相当严格。西汉初期，丞相萧何颁发律令：三人以上无故群饮酒，罚金四两。^[90]西汉初期，百废待兴，统治基础还不稳固，社会上也存在各种不稳定的因素。而“三人以上”群饮，在酒精的催化作用下，很易使人寻衅滋事，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为了防患于未然，统治者制定了“禁群饮”这一律令。东汉有“酒党”的罪名，《后汉书·桓荣丁鸿列传》载：东汉灵帝时，“时中常侍曹节女婿冯方亦为郎，彬（桓荣曾孙）厉志操，与左丞刘歆、右丞杜希同好交善，未尝与方共酒食之会，方深怨之，遂章言彬等为酒党”^[91]。由此可见，“禁群饮”这一律令在汉代一直延续着，并且很严格，所以桓彬虽位居高位依然被“罢官禁锢”。

（2）禁酤

汉代的禁酒政策并不止“禁群饮”一项，同样“禁酤”也是一项十分严厉的禁酒政策。“禁酤”指禁止在社会上销售酒，所以说它比“禁群饮”更为严厉，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饮酒行为。

一旦遇到灾荒之年，朝廷就会下达“禁酤”令，如景帝中元三年，诏曰：“夏旱，禁酤酒。”直至后元元年，景帝才下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这种荒年禁酒的措施，东汉时也多有采用。和帝永元十六年，诏曰：“兖、豫、徐、冀四州比年雨多伤稼，禁沽酒。”桓帝永兴二年，“蝗虫孶蔓”“饥馑荐臻”，帝下诏“禁郡国不得卖酒，祠祀裁足”。这也是为了节约粮食，度过灾荒。

从上述可见，朝廷一般都是在旱涝之年“禁酤”，这是因为秦汉时期的酒多为谷物酒，所以酿酒必然会耗费大量的粮食。由于技术所限，当时的酿酒成本非常高，“一酿用粗米两斛，曲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酒并非满足人类生存的必需品，消耗大量谷物以满足人们饮酒的欲望，是对粮食资源的极大浪费。《汉书·文帝纪》记载：“间者数年比不登，又有水旱疾疫之灾，朕甚忧之。……无乃百姓之从事于末以害农者蕃，为酒醪以靡谷者多，六畜之食焉者众与？”^[92]在灾荒之年，粮食歉收，人们的温饱问题都很难解决，大量酿酒势必会威胁到普通百姓的生存，所以官方下令“禁酤”也是在情理之中的。

（3）榷酒

公元前140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刘彻即位。他在位达54年之久，在他执政的前40多年的时间里，汉政府的酒政没有发生变化，继续沿用禁止“群饮”的律令。但是，随着汉武帝不断地出兵反击匈奴，汉政府的财政收入渐渐不堪其重。汉武帝为了扩大财政收入，加强中央政府的财权，实行了一系列经济改革，其酒类政策也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天汉三年（前98年）二月，在著名理财家桑弘羊建议下，汉王朝“初榷酒酤”^[93]，实行酒类专卖政策。榷酒政策，为汉代首创，是中国古代历史上酒类专卖制度之始。它施行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巨额的酒类专卖收入，为扭转西汉中期的财政危机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对后世的酒业政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宋、元三代都大规模地推行过榷酒政策。

关于汉代榷酒的具体实施情况，胡寄窗先生认为，“大致是由官府垄断其生产，而销售仍由私人办理”^[94]。为了便于管理，各地均设有“榷酤官”，严格控制酒类的生产和销售。各地都有许多官办的酿酒作坊。如汉长安城遗址中出土的“槐里市久”“咸阳亭久”陶瓮残片，可能就是官府酿酒作坊使用的器具。^[95]汉政府虽然把酒的销售权交给了私人，但这些商人必须向政府缴纳重税。各地所获酒利均上缴中央，成为汉政府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

汉武帝首创的榷酒政策一共实施了18年，其间一直遭到反对派的强烈反对。昭帝于始元六年废除榷酒政策。它实行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却是汉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与盐铁官营并称为“三业”。这三业的实行，加强了中央集权制度，扭转了西汉中期的财政危机。对此，司马迁说“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充分肯定了推行三业所取得的成就。

2．汉代酒禁与弛酒现象并存的原因

汉代的三种禁酒政策，施行的原因各不相同。“禁群饮”是出于防止聚众闹事，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禁酤”的目的是在灾荒之年节约粮食，维持百姓的日常生活；“酒榷”则是为了取得经济利益，扩大政府的财政收入。汉代屡次施行禁酒政策，但是在施行禁酒政策的同时也出现了弛酒的现象。

笔者认为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禁群饮”这一律令本身就存在着漏洞，如“无故饮酒”并没有明确的界定，而且通过罚金的形式来禁酒，也缺乏约束力。其次，除了“禁群饮”之外，其他的禁酒政策经常处于变动之中。如景帝在中元三年因为大旱而禁酤，到了后元元年又下诏：“大酺五日，民得酤酒。”在封建社会，统治者的话就是法律，他们是最高立法者。《汉书·张汤传》记载：张汤任廷尉时，一切都依据“上意”，而不依常法。此外，古代的法律是以维护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为目的的，是为统治阶层服务的特权法。如《史记·高祖本纪》记载，刘邦回到家乡沛县，“置酒，自击筑为歌，使沛子弟佐酒”。西汉后期，官场纵酒之风呈愈演愈烈之势，出现不少豪饮之士。《汉书·陈遵传》记载：“遵嗜酒，每大饮，宾客满堂，辄关门，取客车辖投井中，虽有急，终不得去。”^[96]当时的陈遵身居高位，却仍纵酒无度。笔者认为，法律自身的不完善和统治阶层的特权虽然造成了弛酒现象的产生，但这两点并非主要原因。酒和礼俗之间的特殊关系才是造成弛酒现象的主要原因。

我国自古就是一个礼仪之邦，汉代在继承和发扬儒家传统的基础上，建立了等级分明的礼制。酒和礼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百礼之会，非酒不行”，日常宴饮、祭祀等活动都离不开酒。汉代法律又是禁酒的，所以法和礼之间必然存在着矛盾。但是法和礼都是以更好地维护统治者的封建秩序为目的的。如《后汉书·郭陈列传》曰：“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97]由此可见，礼和法是互为表里的关系。礼和法在治国上有以下两点区别，礼教倾向于教化，其目的是为了构建秩序，主要通过道德感化影响人们的行为；而法则是为了维持秩序，倾向于使用刑罚来遏制人们的不良行为。可见，法要让步于礼。“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所以为了维持良好的统治秩序，禁酒法屈服于酒礼是非常必要的。酒礼看似和禁酒法相矛盾，但在实质上却都是为了维护统治者的封建秩序。马小红指出，礼的实施主要依靠“人们自幼所受的教育、社会舆论的制约、社会环境的熏陶、统治者的诱导、人们的自律”^[98]，法律的施行则主要依靠政府部门的监督、惩罚和处理。所以在维持统治秩序的过程中，礼更适用且易于为人们所接受。酒礼也比禁酒法更有魅力，更易于被统治者和普通民众所接受。

礼和俗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俗是礼之源，礼是俗之纲；俗是礼之表，礼是俗之质。因此礼的魅力在日常生活中就转化为了俗的力量，而俗的力量则是很难克服的。汉代民间宴饮已经形成了风气和习惯，婚丧嫁娶迎往送来无不用酒，或“宾昏酒食，接连成因”，或“因人之丧，以求酒肉”，或“舍中有客，提壶行酤”。汉代造型艺术为我们提供了更具体的资料，全国各地出土的汉画像中都可以看到关于饮酒享乐内容的画像。这些刻绘生动的“乐舞图”“庖厨图”和“宴饮图”形象地展现了汉代民间宴饮的情景。如河南密县打虎亭一号汉墓出土的汉画像就生动地描绘了大庄园主宴饮的场面。从图上可以看出，宴飨被安排在楼阁厅堂里进行，富丽堂皇的大厅内帷幔高长，主人坐在方形大帐中，其前摆有一个长方形大案，案上放圆盘、耳杯等。与主人相对，即左侧一身穿长袍者为宾客。其余四名侍者正在紧张地忙碌着。左下方两人也应为宾客，其中一人左手执桃形物，右手后摆，似向身后之人索取什么。其右一侍女站在长方形条案旁，一手端盘，盘内放有碗、勺等物。^[99]四川彭县出土的“沽酒图”则生动地再现了汉代普通民众“提壶行酤”的情景，四阿顶式房里垒土为垆，垆内放了两个酒瓮。墙壁上还挂了两个酒壶，屋内一人应为店主，正为门前沽酒者打酒。其左有一推独轮车者，车上盛一装酒物，正回头看买酒人。图的左上方有一头梳椎髻、身着短裤者，肩荷酒壶前来打酒，其前有一奔跑逗乐的顽童。^[100]徐州睢宁县张圩汉墓亦有“沽酒宴饮图”出土。^[101]

民间饮酒之风已经形成，所谓“酒流犹多，群庶崇饮，日富月奢”^[102]，正是民间饮酒现象的真实写照。可以说，汉代统治阶层施行禁酒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统治秩序。若用法律强行禁止，只能适得其反，与其这样，不如顺应民情，不废乡党之礼，不禁民之所乐。^[103]由于法律制度还存在一些不完善之处，加之特权阶级的存在及礼仪风俗的力量，也无形中促使了弛酒现象的产生。这样看来，当时汉代的禁酒和弛酒没有绝对的界限，并非绝对对立的，因而会出现禁酒政策和弛酒现象并存一时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