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汉画体育图像的身体问题研究

汉画像艺术中有很多体育图像，深刻体现了汉代人的身体观，在身体活动的背后隐藏着汉代人对生命的独特崇拜。本章试图在对汉画体育图像的解读中来分析汉代人对身体的认识。汉代承袭了先秦诸子的生命意识，这种生命意识对汉代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汉画体育图像也反映了汉代人对于身体美的诉求。在汉画体育图像中身体参与的活动有竞技性身体运动形式、娱乐性身体运动形式、军事活动性身体运动形式、表演性身体运动形式、保健性身体运动形式五类。汉代人的身体观念，通过汉画像的图像形象、具体、生动地表现出来。汉画像艺术中体现出来的身体活动形式是汉代社会“事死如生”思想的现实反映，是汉代人祈求得道升仙、追求长生不老的奢望，更体现了汉代人对于生命的美好愿望。

一、汉画体育图像的背景与类型

汉画像是一部“无字的‘汉书’”，也被称为“绣像汉代史”。^[1]信立祥说：“所谓汉画像石，实际上是汉代地下墓室、墓地祠堂、墓阙和庙阙等建筑上雕刻画像的建筑构石。”^[2]著名史学家翦伯赞先生在《秦汉史》序中对于汉代画像石的艺术价值给出了很高的评价：“我以为除了古人的遗物以外，再没有一种史料比绘画雕刻更能反映出历史上的社会之具体的形象。同时，在中国历史上，也再没有一个时代比汉代更好地在石板上刻出当时现实生活的形式和流行的故事来。”^[3]汉画像在内容和形式上大多是反映现实生活，此外，建筑民俗、羽化升仙、乐舞百戏、竞技表演、吉祥图像、神怪辟邪等内容形式丰富多样，几乎涵盖了汉代生活的方方面面。汉画像艺术是墓室祠堂刻画出来的具有祭祀意义的丧葬艺术。所呈现出来的唯美画面涵盖了武事、政事、外事、农事、信仰、神灵、龙凤、饮食、建筑、婚嫁、丧葬、乐舞百戏、娱乐、商业以及寓意深刻的典故，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在全国范围内发现和挖掘的汉画像石墓已超过两百座，汉画像石阙二十余对，包括复原的石祠堂在内的汉画像石祠十余座，用汉画像石雕刻技法的摩崖造像群一处，汉画像石总数已超过一万块。^[4]其中的很多体育图像反映了汉代人对于身体问题的认识，这种认识是汉代人以生命关怀为起点的。在体育图像中有些身体参与的活动杂技、武术、蹴鞠等不仅体现了身体的美感也为今天的体育运动提供了参考的源头。

（一）汉画体育图像产生的背景

通过汉画像艺术了解汉代社会政治、经济、风俗文化无疑是具体、真实可感的。无论是军事需要、经济的发展、风俗文化的影响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因而理解大美唯汉，就应该在万物之灵长的人类身上去探索，才能真正理解汉画体育图像产生的背景和历史渊源。

1．军事需要

体育是强身健体的首选，汉代为了巩固政权，对士兵的体格要求更加严格。为了军事需要，要变得更强，才能满足国家的需要。因而汉画体育图像的产生离不开汉代的军事需要，从军事强权下的等级制度以及社会礼仪教化来解读汉画体育图像的产生十分具体且形象。

汉武帝在晚年与大将军卫青谈及自己一生的事业：“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安；为此者不得不劳民。”^[5]故而，儒家思想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局势下应运而生的。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儒家的“忠孝仁义”思想便得到统治者的宣扬。^[6]顺应这一思想应运而生的便是“举孝廉”的从官制度。“自然之罚至，裹袭石室，分障险阻，犹不能逃之也。明主贤君必于其信，是故肃慎三本。郊祀致敬，共事祖祢，举显孝悌，表异孝行，所以奉天本也。”^[7]这段话就说明诚信和行孝道者是顺应了上天的意思，应该予以嘉奖。在历时400多年的汉代，这一思想形成了汉文化独具特色的精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可避免地会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和对于儒学正统地位的巩固。

汉高祖刘邦是马上得天下，在汉朝建立初期“千乘之国”，“万乘之国”被看作是军事强国的标志。到了汉代中期，从车马出行就能看出三六九等的身份，车马被看作是财富和地位的象征，“故贵贱有等，衣服有制，朝廷有位，乡党有序，则民有所让而不敢争，所以一之也。《书》曰：‘举服有庸，谁敢弗让，敢不敬应。’此之谓也”^[8]。从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等级制度一旦确立，从车马出行的服饰就能显示出来，车马出行位分高低一目了然，百姓见之必当有礼。因而从汉画中的车马出行图来解读军事强权下的等级制度是最直观的图文史料。接下来从已出土的车马出行图来述说汉代等级制度。这种风气在汉画之车骑出行图中得到了形象的反映。如图10-1，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收藏的一幅东汉晚期的车马出行图，从画面看，主车为四维轺车，在主车前面有一导车，步卒紧跟其后，且扛戟，同时还进行管乐吹奏，在画面中主车后面还有两名骑从，从整幅画面来看，体现了等级制度的森严。此外成都北郊昭觉寺东汉墓出土的一套画像砖^[9]。画像砖的画面由23块方砖组成。画面上方有主车和各种导从、仪仗车马，连车列骑，旌旗招展，前呼后拥，威风凛凛，前面还有两亭吏躬身迎候，更衬托出了出行官吏的盛气凌人之势。同一类型的题材如图10-2、图10-3、图10-4。

从车马出行我们可以看出严格的等级制度，声势浩大的出行队伍是其身份地位的象征。车马出行极其注重排场，讲究威严。然而讲气派的自我炫耀的风气严重受到了儒家讲究威仪原则的影响。西汉初年，儒家学士从暴秦“焚书坑儒”的禁锢思想解放出来，开始招收学生讲授经学，儒生之间会面交谈频繁。武帝以后，儒学成为正统哲学，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思想的左右下，如何来巩固这一思想变得比较现实，从汉画像石艺术中的“讲经教学”图像可以反映汉代政治制度如何维系儒家的正统思想。如图10-5，讲学画像，这幅藏于安徽博物馆的画像，清晰可见讲学的过程、学生对老师的恭敬之态，以及学生聆听教诲的庄重感。

进入封建社会以后，中国历史上体育的发展繁荣昌盛，涌现出几个大发展时期，其中最为突出的当数战国时期、汉代、唐代。^[15]体育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制度的支持，汉代是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期，前承先秦，后启隋唐，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经济文化发展高峰期的代表。汉朝初期，统治者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国力日渐强盛，必然会出现一个强硬的社会制度，无论怎样都离不开人的参与，因而统治者为了巩固政权，必然加强军队建设，这就为汉画像中的军事体育活动图像的出现提供了可能。

2．经济发展

汉画体育图像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汉代经济的繁荣。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最原始的实践活动，汉画体育图像的出现是汉代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基于社会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水平才有的。汉代生产工具的发展以及采用大量先进的生产方式使得汉代经济繁荣发展。在经济富足的同时，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需求大大提高了。物质生活的极大富足导致汉代人追求功名、崇尚厚葬之风，奢靡豪华生活成为人们追求的第一选择。生前物质生活富足，死后同样要享受，因而大量的反映生产方式的画像比比皆是。这就使得人们在满足物质需求的同时，生发出对于精神需求的渴望，希望长生不老，所以伴随经济发展的同时，生命有价值的存在成为汉代人的思考。这也使得汉画体育图像的出现有了经济基础。

《史记·货殖列传》中描绘了西汉初期社会经济发展的繁荣场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生动描绘了汉代经济发展的盛况。中国封建社会经济体制是由自然经济和商品经济相结合而构成的，其中以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16]商业活动在汉代变得十分活跃，从汉画像上可以看出表现汉代社会经济情况的画像石有两种类型，一类是直接的商业形式，一类是间接的商业形式。直接的商业形式即汉画中商业街市和商业店肆的买卖活动。间接的商业内容表现为农副产品、手工业劳动产品的生产与制造。^[17]汉代社会经济发展离不开对于先进生产方式和生产工具的运用。如图10-6，藏于济宁市博物馆的渔猎画像，一人撑船一人引弓射雁，水中有游鱼两条，一人持叉立一侧。如图10-7，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纺织画像，左右有织机两架，中间有纺车。从这两幅画像可以看出手工业的兴旺发达带动产业的发展。此外，图10-8这幅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牛耕画像，在画面的下层刻画的是一副农家耕作播种其乐融融的场面，只有百姓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富强昌盛。

《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21]尽管朝廷颁布了很多法令以求达到重农抑商，但是这并没有打消经商者的热情。汉承秦制，重农抑商的思想一如既往，对于商人的迫害并没有减弱。但是，汉武帝死后抑商政策有所转变，到了西汉后期，官商结合，外戚、官僚也开始涉足商业，且越来越富。虽然对此有很多人认为官商结合属于社会隐晦一面，但我们也应该看到汉代社会商业的繁荣，带动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商人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赚取钱财，从另一方面也是整个社会经济繁荣的一股重要力量的体现。这时期脱颖而出的集地主、商人于一身的樊宏、刘秀，为后来东汉王朝的确立奠定了基础。

3．“风俗文化”的影响

“风俗文化”是指广大民众集体创造、拥有和传承的文化现象。^[22]了解汉代社会风俗文化，就不能脱离汉画像艺术。“风俗文化”从广义上来说可被认为是民俗文化，说到民俗文化就离不开对于汉画像的认识，因其雕刻的画面反映了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几乎涵盖了整个汉代的“风俗文化”。“风俗文化”外延至四个部分^[23]：一是物质风俗文化，包括饮食、服饰、居住、交通、生产、商贸、卫生保健等方面的风俗；二是社会风俗文化，包括社会组织风俗、社会制度风俗、岁时节日风俗、民间娱乐风俗等；三是精神风俗文化，包括民间信仰、民间哲学伦理观念、民间艺术等；四是语言风俗文化，包括民俗语言和民间文学两大部分。汉代等级制度森严，但是却无法限制各阶层风俗文化的产生和传承，如宴饮和丧葬。在藏于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的宴饮图（图10-9）中，我们可以清楚看到屋内宾主正在饮乐，樽、耳杯置于中间，并有侍者服侍左右，可见宴饮的豪华奢侈。庖厨和宴饮总是离不开的。藏于睢宁县博物馆的庖厨宴饮图（图10-10）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宴饮习俗。高层社会可以说钟鸣鼎食之家、厚葬之风盛行，低层社会虽没有足够的钱财支撑，但是他们可以通过孝义感天动地甚至谋取一官半职。可以说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风俗文化“收藏”，这不得不让人想起美国民俗学家阿兰·邓迪斯所说的：“所有的人群——无论其民族、宗教、职业如何，都可以构成一个独特的民间，并具有值得研究的相应民俗。”^[24]

丹纳在《艺术哲学》一书中说过：“对于一件艺术品的欣赏、一个艺术家的品读、一群艺术家的了解，必须正确地想象他们生活时代的精神和风俗面貌概况。”^[27]因而，从汉画像艺术中来了解和诠释汉代风俗文化更加便捷清晰。饮食、服饰、居所、建筑、生产、商贸、卫生保健、家庭、丧俗、娱乐、信仰等这些在汉画像艺术中真实可感地表现出来，为我们了解汉代社会风俗提供了“石头上的记忆”。

通过对汉画体育图像产生的背景论述发现：与汉画像艺术特色形成关系比较密切的是汉代神仙信仰、人体审美风尚、庖厨宴饮的饮食文化、尊侠重孝的社会伦理风气，以及整个社会对于人的完美追求，这些社会风俗文化离不开整个汉代社会政治、经济的支持。而风俗文化又是对于整个汉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写照，付诸汉画像艺术上有很多真实可感的史料。

汉画体育图像的产生与汉代社会经济高度发达以及厚葬之风盛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画像是对整个汉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作了一个具体的刻画。在其内容上涉及音乐、美术、体育、舞蹈、天文地理、民俗建筑等，对于汉代社会政治、经济、风俗文化等社会现状进行一次“影像记录”。我们从汉画像艺术中能够读到汉代社会生活的精神风貌，这些是无法从数字资料中体会出来的。而在汉画像当中一个很重要的刻画题材就是汉代的体育活动形式，对于这一特殊的文化形态，笔者试图通过对于汉画像中所表现出来的体育图像进行分类并探讨这些图像表现的身体形式。

（二）汉画体育图像的类型

汉画体育图像表现出来的身体运动形式，从外部特征来说是人类在活动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外在的表现。汉画体育图像在较长时间稳定地保留着体育图像所体现出来的人类活动的不同类型以及综合特征。但是体育图像反映出来的身体运动形式是汉代人有意识、有目的的运动方式，是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生存的综合体。因而，从这个角度对汉画体育图像进行分类变得饶有意义。在分类之前对于前辈们眼中的汉画体育图像的解读是必然且有意义的。

大汉民族尚武尚勇的体育风尚和精神在孙松珍的《汉画中的体育竞赛活动》^[28]一文中有详细论述。该篇文章将汉画中的体育竞赛活动依据身体运动的表现及通过竞技比赛的方式创造优异运动成绩分为：蹴鞠、角抵（角力、相扑、摔跤）、马术、技击、射箭、武术、六博、投壶等。着重强调竞技比赛的重要性，认为竞技体育是古代体育活动的主要形态之一，而恰巧这一类竞技比赛正是汉画所体现的主要题材之一。李学砦在《浅谈汉画像石中的古代休闲体育方式》^[29]一文中，认为汉画像反映了汉代社会的方方面面，是汉代社会的生活百科全书，其中有很多古代体育休闲方式供人们消遣，汉代以蹴鞠、射箭、角抵、搏戏、投壶等丰富的休闲娱乐体育，不仅促使当时人们放松身心，达到生命保健、身心愉悦的目的，也证明了当时的休闲娱乐体育的技法及要领规范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且值得一提的是汉代创立的体育休闲娱乐技法以及要领为当代休闲娱乐体育项目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现实意义。崔乐泉分析了汉画像中所体现出来的人体运动形式，梳理了古代体育、杂技、舞蹈等在汉代这一时期的文化构体的表现特点。^[30]基于此，他将汉画中反映出来的身体运动形态分为娱乐性身体运动、竞技性身体运动和保健性身体运动这三类。垂钓、舞蹈、狩猎、投壶、驯兽、戏兽与斗兽、杂技等被归类为娱乐性身体运动；田径、举重、马术、器械技击、角抵、拳术、蹴鞠、射箭、棋类、龙舟竞渡等被划分到竞技性身体活动；技巧和带有技巧性特点的舞蹈、以器械作辅助形式的保健活动、导引养生被归结为保健性身体活动。这些身体运动形式表现在汉画中可以说是中国古代体育身体运动表现形态的具体化和形象化的代表，反映了真实的汉代生活。

经研究发现汉画体育图像的分类结合不同的体育题材与身体关系可以有很多种分法，且表现形式不一样。张华、曾宪波的《浅析汉画中的足球、马术和举重运动》^[31]一文中继续概述汉画体育运动包括：蹴鞠、马术、摔跤、举重、射箭、击剑、角抵、竞技、倒立、走索、冲狭、戏车、顶杆、舞轮、叠案、投壶、六博等，并对其中的蹴鞠、马术、举重进行图文互释。体育的发展在两汉时期融入到军事体育的制度化，娱乐体育的竞技化、表演化，养生体育的系统化中，并对此进行总结，为我国封建体育运动发展作了铺垫。王海平在《从考古资料看西南地区两汉时期的体育活动》^[32]一文中依据考古资料结合文献记载把西南地区两汉时期的体育活动分为：叠罗汉、打磨秋、踩高跷、寻橦、冲狭、叠案、弄丸、博戏、龙舟竞赛。这些体育活动在“休养生息”的推动下日益普及、深入民心。昝风华在《汉代风俗文化与汉代文学》^[33]一书中谈到汉代游戏活动，将其大致分为乐舞百戏、智力游戏、体育游戏和儿童游戏四个部分。这一类文章在研究探讨汉画体育图像时，从整个汉代体育图像出发进行分类。除此之外，如刘朴的《射艺汉画像石分类分布研究》，周保平、王瑞峰的《汉画游戏研究》，崔乐泉的《论汉画中武艺活动》《最早的六博棋盘石博局》，路蕃冰的《汉画艺术中的武术密码解析》，以及贾顺成的《我国古代的蹴鞠运动》等，从汉画中反映出来的体育活动的一个类别，分析研究整个时代的体育人文活动的大方向。

综上所述，前辈们对于汉画中的体育活动形态的分析，在其具体的类别和特点上叙述翔实，但其研究过多集中在单一的运动形式上，不过这恰巧为我的论文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结合田野调查以及目前了解的情况，笔者将汉画体育图像分为竞技性身体运动形式、娱乐性身体运动形式、军事活动性身体运动形式、表演性身体运动形式、保健性身体运动形式五类。基于此，汉画体育图像表现出来的身体美形式将清晰可见。

竞技性身体运动形式主要有：射箭、蹴鞠、博戏、马术、田径、举重、角抵、武术、器械辅助竞技等。通过此类运动形式，身体参与的方式丰富多彩，主要有军事、娱乐、强身健体、技巧性、耐力训练、体力、脚力等。竞技性身体运动的画像题材多见于战争狩猎、乐舞百戏、宴饮娱乐、角抵等画像中。以图10-11为例，来阐释竞技性身体运动，这幅藏于定远县文物管理所的格斗画像，生动体现了人持械格斗时身体的舒展，需要强健的身体以及体力、脚力的支持。

娱乐性身体运动形式有棋类、蹴鞠、狩猎、钓鱼、投壶、斗兽、杂技、六博、舞蹈等。通过此类运动形式，身体的娱乐、技巧、健身、表演和智力相结合共同完成娱乐的目的。这类题材多见于宴饮娱乐、百戏乐舞之中。如图10-12百戏图画像，这幅藏于定远县文物管理所的乐舞百戏画像，画像依次排列的有拳术、倒立、盘舞、舞钩镶、吹竖笛的艺人。这幅画像生动描绘了娱乐的场面。

军事活动中身体的参与方式主要是出于锻炼身体、历练意志品质以及增强力量体能的需要。这类活动主要有蹴鞠、车马出行、武术、角抵、举重、马术等，这类题材画像多见于军事练兵、军事演习中。以图10-13为例，这幅藏于临沂市博物馆的武卒画像，汉武卒和胡武卒生动地展示于画面，两军对垒，决一雌雄。在这里表现的是军事活动需要的勇猛、干练、智谋和力量，离不开平时的刻苦训练。

表演性身体活动形式有蹴鞠、舞蹈、杂技、投壶、角抵、武术等，通过身体技巧、表演娱乐来达到身体参与的形式与内容的统一。这类画像题材主要体现在乐舞百戏、角抵之戏中。以图10-14为例，这幅藏于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的建鼓、绳技画像，表演者正在进行缘绳翻身之戏，体现了身体的技巧性。

保健性身体运动形式最直接地表现身体的参与方式，有导引行气、舞球导引、六禽戏、器械辅助保健性活动、带有技巧性的舞蹈和杂技等，通过保健性身体运动以求达到强身健体、延年益寿。

汉画体育图像中反映出来的竞技性身体运动、游戏性身体运动、军事活动性身体运动、表演性身体运动、保健性身体运动都需要身体来参与和支持，其深刻反映了汉代人对于身体美的诉求，它们所反映出来的形体美，或者说人体美，就是人的身体美。^[38]对于具体的分类及表现形式详见附录所列表格。

天人感应、天人相副左右了汉代人对于生命的本体的思考。他们对于身体的重视达到极致，在整个社会活动中都以身体活动和参与为第一要义。儒家美学观的突出特点是将审美体验与社会政治生活、道德修养活动联系在一起，强调美的伦理性、功利性^[39]。他们特别重视“内在美”，并大于“外在美”和“形式美”，重视内在美体现在汉画像艺术中的很多体育图像里面，有着自己特殊的内涵，其深刻反映了汉代人的身体哲学观，在身体活动的背后隐藏着汉代人对于生命的独特崇拜。

二、汉画体育图像的身体美学问题

“儒家和经学在汉代如此流行，‘厚人伦、美教化’，‘惩恶扬善’被规定为从文学到绘画的广大艺术领域的现实功利职责，汉代艺术的突出特点在于，它并没有受到儒家微观的功利信条的限制，恰恰相反，它通过神话跟历史、现实社会与虚幻的神灵、人与兽同台竞演的丰满的形象画面，极有气势地展示了一个五彩缤纷、琳琅满目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有意或无意地作为人的本质的对象化，作为人的有机的或无机的躯体而表现着。它是人对客观世界的征服，这才是汉代艺术的真正主体。”^[40]从李泽厚这段话可以看出，他在比较汉代哲学和艺术特点的时候特别强调“人的有机或无机的躯体”，以此来描述身体在汉代艺术表现世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身体美表现在汉代人对于身体存在着两种需要，首先是基本的生理需要，人需要衣食住行，需要参与社会活动，需要有人际关系，需要延绵子孙以此保证生命的延续；其次是身体与整个宇宙、整个世界之间的关系，它是人体存在于空间的一个延展性。这就意味着人的身体亦即躯壳不能单纯地只注重物理性的肉身，更多的应是关注其活动的区域，以此来标注自己的存在。通过学习来开发智力，明白事理，以便更好地服务物质的身体，这体现在《淮南子·泰族训》中^[41]：

凡人之所以生者，衣与食也，今囚之冥室中，虽养之以刍豢，衣之以绮绣，不能乐也。以目之无见，耳之无闻，穿隙穴，见雨零，则快然而叹之，况开户发牖，从冥冥见照照乎！从冥冥见照照，犹尚肆然而喜，又况出室坐堂，见日月光乎！见日月光，旷然而乐，又况登泰山，履石封，以望八荒，视天都若盖，江河若带，又况万物在其间者乎！其为乐岂不大哉！

“身体美学”与身体哲学在某种意义上并没有确切的划分，它们一直被泛化地运用。在西方，生物学上的身体实在主导着哲人们对于身体的思考，同时认为心灵的根源应该放在身体之内，最能标注人存在的是身体，身体和主体被看作是同一实在。汉画体育图像反映出来的体育活动，内容颇为精彩和丰富，基本上是沿着军事训练、医疗养生和娱乐这三条线索发展的。^[42]在汉画体育图像中反映出来的身体美或者说是人体美，都是由人的身体来参与的，身体的健康、强壮、灵活、柔韧性好、反应快是身体美的体现。汉代人在加强身体锻炼的同时，更注重保健，使得身心愉悦，从而更好地生活。这些方面都需要体育锻炼。加强体育锻炼在汉代有一套独有的方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方人体文化。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身体文化有着其深刻的内涵和意义，而身体作为体育活动的载体，承载着体育活动的表现形式。

（一）体育与身体的关系

两千多年前古希腊的山岩上留下这样一段话：“如果你想强壮，跑步吧！如果你想健美，跑步吧！如果你想聪明，跑步吧！”从这段话我们可以深刻地体会到健康的身体源自丰富的体育运动，人类社会活动内容之一便是体育，汉画像石中的体育活动内容丰富多彩，我们需辩证地看待体育活动与身体的关系。体育与身体的联系是非常密切的，它作为身体文化的直接表现形式，有利于我们对于身体的深刻研究和认识。因此从体育——特殊的身体文化；身体——体育活动的载体，辩证地看待体育与身体的关系变得饶有意义。

1．体育：特殊的身体文化

真正的哲学家，经常是最急切地要解脱灵魂。他们希望将灵魂和肉体分开来解读，让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自由存在。^[43]肉体和灵魂被人类分为两种世界：意识和肉体的世界，上升到精神世界和身体世界，人类为自己构建一个生之彼岸的理想国，任何人都可以在这样一个国度里面称王，这个王国变成了一个象牙塔，就是在这样一个国度里人类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但是身体却被抛弃了，没有人去在意身体，甚至在哲学家眼中身体只是一种可有可无的陪衬抑或是某种象征。

中世纪神性独大，遮蔽了人性的存在，身体被抛于九霄之外，人们无法主宰自己的身体，身体被无情地鞭打、虐待甚至肢解。人们眼中只有灵魂和天国，他们恨透了阻碍生之彼岸的肉身，在这个时期身体被赤裸裸地孤立甚至任凭宰割。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性大于神性的口号呼之欲出，人们开始赞美结实、健康的人体美。米开朗琪罗、达·芬奇、拉斐尔等这一时期杰出的艺术代表都热情地对万物之灵的人类进行歌颂。在这一时期人们意识到身体的存在，对于身体而言只不过是一种意识觉醒。随着机器大生产、工业革命的到来，人们从体力劳动的深渊解脱出来，基于此，人类也清晰地认识到身体是革命的本钱，最能标注人存在的是人类的身体。“作为主体的身体是我身与世界的结合点。我的身体是我同世界之间的媒介。我与我的身体存在同一物质之间，并且属于同一类型。由于我的身体，我对万物抱有怜悯。”^[44]从德国哲学家马塞尔这段话我们可以看出^[45]：身体被遗弃、被分割、被肢解、被注释、被劫持、被无数次地封禁之后，身体最终获得了解救。这便是身体的回归。

“文化是由人类的反思性思维发展出来的积累性结构。实施这种思维的机制是每个人的内在素质的一部分；文化因素的积累主要是这类反思性行为在语言和客观性物质操作中的表达。”^[46]从美国人类学家克拉克·威斯勒这段话可以看出，文化的产生离不开人的存在。同样的体育文化的产生也与人类身体同客观世界发生的关系脱不了干系。人类成就了体育，人类亦创造了体育文化，而体育文化的核心就是以人为本，但是无论是身体文化还是体育文化，它们都是文化了的身体。文化的产生有其自身发生、发展的各个阶段和过程，体育文化的发展也存在这样一个过程，但是无论是体育文化还是身体文化，它们都脱离不了身体的参与，因而身体文化是体育文化的实质和奠基石。

文化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发展历程，无论是实在的身体还是抽象的身体，都离不开身体的参与，这一点同样适合于体育文化。体育文化的概念也属于抽象的范畴，但是它却用身体的参与方式表现出来，这就说明了文化身体承载了体育文化的象征和标志意义。无须赘言，只有身体的存在，体育的发生才有可能，因而可以说身体是体育文化发展的最直接的动力源泉。

2．身体：体育活动的载体

人类从初始起，为了适应这个世界，便与周围的环境进行抗争，而首要的资本便是将身体豁出去。身体是人类与这个世界、与自己进行对抗的物质基础，也是对抗的前提。^[47]提到对抗，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身体的对抗是反映人类竞技体育的一个原始尚力冲动。体育的核心是竞技，竞技的前提是有一个公平的竞争平台。远古社会，人类不仅要与猛兽对抗，也要抵御外族侵略。因而男人在古代是一种“听觉动物”，他们更多的是要通过敏锐的听觉来辨别外界对于自己将要造成危害的事物。女人更多意义上是一种“视觉动物”，她们的职责是延续生命，但是她们必须要有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事，这样才能保护好自己的孩子免遭猛兽袭击。作为体育活动的基础和前提，人类自身必须要有其完整性才能满足体育竞技需要。“体育是游戏，是竞争游戏……人的‘本质力量’，人的‘对象化’的力量，都在这种游戏中得到简洁的描述。体育被人所爱，其历史的背景和社会的原因总是离不开这种文化的‘合情’。”^[48]

把身体文化视为一种美学，其基本前提在于“健康”。^[49]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才能满足身体文化的内在需求。“躯体是个人的物质构成，躯体的存在保证了自我拥有一个确定无疑的实体。任何人都存活于独一无二的躯体之中，不可替代。如果说，‘自我’概念的形成包括了一系列语言次序内部的复杂定位，那么，躯体将成为‘自我’含义之中最为明确的部分。”^[50]身体是主体性的标志，它将人类与外界客观世界区分开来，使得人类自身在普遍泛化的意识范畴实现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身体主体性的实现，这就是在消费时代人类对于视觉身体的自我审视，以及体育兴盛的动力之源。

与前面提到的对抗性身体、视觉性身体相比较，体育教育目的的发生者便是接下来将要提到的教化身体。体育教育的发生使得人类应该抛弃自然存在的身体去接受教化性的身体。“在制度化的学校场域中，教育与身体成为一对矛盾，身体更多地是作为被遮蔽、被规训和被惩罚的对象，而没有得到教育者应有的关注。”^[51]竞技文化、体育文化、身体文化构成人类奥林匹克赛场上最灿烂的篇章，体育活动的载体是身体，体育活动的发生者是身体，体育活动的主体是身体，因而只有身体才是体育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体育是人类通过身体运动创造出的身体活动样式，通过身体活动可改变身体的健康指数从而改善其自身。

通过对于体育与身体关系的论述我们可以看出，体育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身体，只有身体的存在才能诱发体育的发生和发展。另一方面，身体作为体育活动的载体，使人类通过自身的身体运动创造出了体育的样式，故而体育与身体在形式上不乏会涉及一些审美范畴，身体活动的形式更多地是追求一种身体的审美诉求。在汉代画像艺术中，有很多鲜活的体育活动图像，身体参与的活动形式体现了身体活动的形式美。接下来，通过几组典型的体育活动形式，来探析身体活动的形式美在汉画像艺术中的体现。

（二）身体活动的形式美

中国古代文献使用了许多不相同的术语来指称身体，比如“身”“体”“形”“躯”。^[52]它们所表达的是儒家对于规训和教化人的特征、性格以及自我的观念。形体美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所表达的生命本身的美，这就是西方人一个普遍的理性观念。^[53]较之西方，身体美作为灵魂与肉身、精神与物质的二元同一性，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由肉身进入到心灵，由外显的实在性、躯壳包裹的内在灵魂精神引发哲人更深层次的探讨，因而把这些观念区分开来。笔者试图通过娱乐与身体、武术与身体、保健与身体这三个方面进行归纳梳理，将这种作为身体的外在表现形式的运动与内在形神兼修、灵肉合一的思想相结合，来阐释汉画体育图像身体美的实在意义。

1．娱乐与身体

娱乐是人在休闲的时候参与的一种社会活动，“休”在《说文》中解释为“休，息止也，从人依木”。从《说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休闲最初指的是“人依木而休”。我们可以概括地说，休闲的原始状态就是人的身体状态。汉画体育图像中有很多体育活动带有娱乐性质（详见表1）。

表1　汉画体育图像中娱乐身体运动的形式

娱乐性	表现形式	身体参与方式
棋类	围棋、六博	娱乐、智力
蹴鞠	大鼓蹴鞠、长袖蹴鞠舞、大鼓蹴鞠舞	娱乐、表演、技巧
狩猎	羽猎、狩猎、校猎、畋猎、渔猎	娱乐、锻炼身体、满足个人爱好、练兵
钓鱼	垂钓、“钓鲤”“射鲋”	娱乐、游玩
投壶	投壶	礼仪、修身、健身、表演
斗兽	驯兽、戏兽、人与兽斗（斗狮、斗熊、斗虎、斗野猪）	表演娱乐、智力、强身健体、历练胆识
杂技	戏车、倒立、冲狭、戏车、走索、钻刀蹈火、翻筋斗、竖蜻蜓、跳丸、抛剑、叠案、手倒立、弄丸、俳优、倒立滚球、耍罐	身体技巧、表演娱乐
六博	博戏或六博	娱乐、智力
舞蹈	建鼓舞、巾舞、七盘舞、盘鼓舞、鞞舞、舞袖舞腰结合、拟兽舞蹈、俳优舞蹈、蹴鞠舞	表演娱乐、技艺展示、身体柔韧、形神兼备

从表1可以明显看出，汉画体育图像中不乏带有娱乐性的体育活动，它们需要身体的参与来完成，身体在参与的同时对于内在修养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汉代社会经过“文景之治”、“汉武盛世”之后出现大繁荣时期，在一定程度上为体育娱乐发展提供了可能，人们在体育娱乐的同时更重视对于自身的历练和修养，以求达到身体美的诉求。

以表1中提到的棋类活动来进一步说明汉画体育图像中的娱乐性表演与身体的作用。此类活动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了，棋类活动的出现与古代战争有着密切的联系，如我们熟悉的象棋布阵“马走日，象飞田，大军走路无人拦，炮打跟子一溜烟”。随着战争的减少，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棋类活动越来越具有娱乐性。《战国策·齐策》中记载：“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六博在先秦时期就已出现，人们在闲暇时间去博弈，有助于智力的发展和提高。六博之戏常伴随投掷箸、饮酒。但是在《汉书·文帝纪》有这样的记载：“薄昭与文帝博，不胜，当饮酒。”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博弈双方会因为输赢影响到自己的情绪，饮酒后更容易发生争执谩骂的情况。在民间博弈之戏颇为流行，有些人甚至沉溺其中，不能自拔，甚至将博弈的性质演化成为赌博。图10-15，从美术学角度来说，为浅浮雕，画面是由人物六博游戏组成。图10-16，这幅六博游戏图从美术学角度来讲属于减地平面线刻，画面左侧有二人在交谈，还可见一人首兽身怪者立于侧，图片右侧为二人饮酒，可见六博游戏场面的丰富多彩。图10-17为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藏的六博画像，从画面清晰可见二人对弈时以酒相伴的乐趣。此类画像如图10-18，也是表现博弈之戏。

在娱乐体育活动形式中的围棋、六博、乐舞百戏、杂技中，人们通过身体的参与达到相应的娱乐要求，在悦己的同时也达到娱人的目的，同时越来越多的人以此为谋生的手段。娱乐体育的身体运动形式不仅表现了身体的刚健美，也传达了身体的轻柔美，另一方面表现出了身体的韵律美以及人们在娱乐时所享受到的一种快感体验。在图10-19，滕州市博物馆藏的东汉中期六博游戏和乐舞画像共同出现在画面的汉画像石，为浅浮雕，画像分为上中下三层，其中层为六博游戏，下层为乐舞图。图10-20是表1中提到的鞞舞，既是舞蹈展示又是供别人娱乐的方式，利于锻炼身心，此幅图刻画的是舞女一列横排，明显看出分为两个舞组——鞞舞和长袖舞。这种娱乐性的场面，可以认为是一种娱乐性身体活动，是以休闲娱乐为目的进行的表演性活动，它是人类创造的、有利于人类自身发展的高级生活方式，汉代人付诸汉画像石的休闲体育活动方式是汉代人追求生活的自我解放和完善。因而，“在休闲体育中，人类可以找回自我，可以面对自我、体验自我、享受自我，并最终塑造自我、完善自我”^[58]。它是汉代人对于汉代整个时代风貌的反映，浓缩地体现出整个汉代社会的发展和变化。

2．武术与身体

最能标志人存在的是人的身体。人类身体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特征标志了身体的特立独行，汉画像石中很多反映武术活动的图像，不仅为我们提供了追溯武术起源的重要切入点，也为我们探索隐藏在武术活动背后的身体提供了图像源考。

要了解武术，首先要知道身体的含义在古代被怎样定义。身体一般被分开用，“身”在《说文》中注释为：“身，躬也，象人之身。”《诗经·小雅·何人斯》中注：“我闻其声，不见其身。”这里面提到的“身”就是身体。^[61]“体”则较早出现在《淮南子·泛论训》中，“圣人以身体之”，在这里提到的“体”有体察、体会、体悟之意。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古代将身体分开各用，即使身体连用也只是“身体力行”，较明确地规定了动作的指向性，并不是单纯指的人之身体。

武术在汉代更多的是以追求“养生”“摄生”为主要目的。由此可以看出传统儒家文化关注的不是身体的武术而是武术中的“术”给人带来的术的精进和德的修炼，但是不可忽视的是人的身体是武术起源的基础和发展的灵魂。一方面身体是自然的身体，是无数的文化材料和对象；另一方面身体又是武术文化的身体，是武术文化塑造出来的产品和结果。^[62]汉代的武术最终回归到身体，具体表现在汉画像中，以武术活动的身体参与特点为基准进行分类（如表2）。

表2　汉画中的武术

目的	表现形式	身体参与方式
竞技性	单人兵器舞、徒手搏斗、兵器击刺、空手对练、拳术、器械、兵器对打	健身、修身、娱乐、表演、技巧
军事活动	徒手搏斗、兵器击刺、空手对练、拳术、器械、兵器对打	健身、修身
表演性	武术与舞蹈具有同源性、武艺	身体的表演

表2主要说明的是在汉画中表现出来的武术图像，一般的套路脱离不了拳术、刀、剑、枪、棍等单人表演或者双人以上的对练演习。武术的目的大致可以分为竞技性、军事活动以及表演性，武术被赋予的修身为目的的身体活动方式，其最高境界是追求身心并修、身心合一，以心扯身，再为身从心，而其中的竞技性和军事活动是武术运行的必行法门。

以武术动作身体活动特点为基准分类，武术动作大体可由手法、身法、步形、步法、头部动作构成。^[63]从武术动作的分类可以看出，武术离不开身体，身体是构成武术活动的客观载体，有武术就离不开对抗，离不开竞技，而在军中，武术更是最基本的必习之艺。徒手搏斗更是被人们津津乐道，《汉武故事》有这样一段记载：“秦并天下，兼而增广之，汉兴虽罢，然犹不能绝，至上复采用之，并四夷之乐，杂以童幼，有若鬼神。角抵者，施角力相抵触也。”^[64]角抵就是我们所谓的摔跤，汉武大帝刘彻极好角抵。所以角抵之戏尤为盛行，汉画中反映的手搏和摔跤其实就是“武戏”的表演节目，其目的是供人观赏和娱乐。图10-21，刻画的是一人头戴面具与牛搏斗毫无惧色的场面，体现了角抵的魅力。同类型的画像还有如图10-22“象人斗熊”画像。图10-23比武画像，这方石藏于徐州汉画像石艺术馆，从中可以看出在比武的同时还有操琴抚乐之人，画面极为生动。此外，如图10-24的手搏图，画面生动刻画了三个壮小伙，行云流水般的身姿，徒手对练时的精彩瞬间。由此我们不难看出在1900多年前汉人徒手相搏的生动场面。除此之外，武术多用于军事活动，如图10-25反映的是历史故事“鸿门宴”，也许从这里我们就真正理解了“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真实意义了。

谈到军事运用不得不说的是在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藏的一方武士对练画像如图10-26，它属于凹面线刻，画面清晰可见武士执剑和长矛对练，场面生动活泼。

两汉以来，武术的发展离不开经济繁荣国力强盛的支持，角力活动的广泛开展一方面是因为其具有表演性和竞技性，另一方面也是军事的需要。但是角抵经过了“讲武之礼”向“百戏”的演变，慢慢地，角抵的存在多是用于竞技、表演的内容了。《西京赋》中记载的百戏：“临迥望之广场，程角抵之妙戏。”这里指称角抵为妙戏，可见角抵被人们喜爱的程度。此外，带有武术性质的器械表演、器械对练、器械比赛、拳法、斗兽等也是汉画像中表现丰富的内容之一，在此不一一赘述。如图10-27，宿县文物管理所藏，两个女子挥钩舞剑，身姿健美，两男子演举术，动作十分潇洒，整个画面极其生动。

从汉画像中反映出来的武术与身体问题，实际上是汉代人借刻在墓室石刻上的游侠刺客，以彰显其对于强悍与武力的推崇，反映了汉代人们的民族精神，其中所表现出来的阳刚之气，正是生命激情和活力的体现，身体的社会性表现在汉代亦是如此。武术打上了中国的印记，而汉代的武术反映出来的身体问题正是这种“中国性”的体现。表现武术文化的汉画像正是中华武术的文化内涵之所在。然而武术人的使命在汉代就是保家卫国，这体现在汉画胡汉战争题材所表现出来的故事。如图10-28，山东石刻艺术博物馆藏的胡汉交战图，此图为凹面线刻，从画面可以看出有六人执长矛对刺，其中还有二人作对射状，该画面充分展示了胡汉交战场面的壮观。除此之外，图10-29也是类似题材的反映。

3．保健与身体

汉代人进行导引养生离不开对于“气”的把握，在汉代思想中，天地万物都被视为一气运化的结果。^[74]对此，《淮南子·原道训》中有一段认为：形体、元气和精神互相有着不可磨灭的关系，形体是生命的宅舍，元气是生命的本原，而精神则是生命的主宰。三者相互依存，共同维持着生命的机体。追求长生不老在汉代已然成风，但是长生不老只是人们的美好愿望，根本不可能实现。所以只能退而求其次，寄希望于导引养生以求达到延年益寿。汉代人善于观察生物界发生发展规律，运用仿生学的观念创造了“六禽戏”“五禽戏”，这种仿生学的活动是汉代导引养生的重要组成部分。此外，百戏中的器械操、蹴鞠舞、带有技巧性的舞蹈和杂技也是身体保健的一部分。古代导引仿生有两重意义：一是“知龟鹤之遐寿，效其导引以增年”，二是各具特性的动物活动姿势能吸引练习者的兴趣。^[75]具体反映在汉画图像中如表3。

表3

保健性	类型	身体参与方式	题材
导引行气	导引术（乐舞）、养生保健、徒手导引、太极拳、按摩、硬气功	导引行气、强身健体、延年益寿	导引、帛画
舞球导引	蹴鞠导引	以蹴鞠为乐延年益寿、娱乐身心	百戏、导引
六禽戏	熊经、鸟伸、猿距、虎顾、凫浴、鸱视	仿生导引	导引
器械辅助保健性活动	器械操、蹴鞠舞	强身健体、延年益寿	帛画
带有技巧性的舞蹈和杂技	叠案、翻筋斗、柔术、舞蹈、蹴鞠舞、戴竿、寻橦、叠罗汉、倒立、走索	强身健体、养生保健、延年益寿	百戏

从表3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汉人为了追求延年益寿，将保健性运动运用到身体锻炼上面。如湖南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导引帛画图中的徒手导引形式（图10-30），导引图分为四排，表明一年四季有不同的锻炼方式，每一季选择两套动作进行练习，这也是和汉代医家思想完全一致的。^[76]导引图作为最直观的养生图谱，是将呼吸运动和躯体运动相结合的体育治疗手段。深受道家影响的董仲舒也曾将阴阳五行套入四季的食谱中。此外，类似的表现保健运动的还有山东省微山县两城镇出土画像石中的前手翻和后手翻动作（图10-31）。百戏中的蹴鞠舞也同样可以看出运用蹴鞠进行身体导引，这种体现特殊技能的蹴鞠有利于身体锻炼。如图10-32，藏于山东博物馆的双手倒立用头部弹鞠的图像，体现了高难度的特殊的蹴鞠活动。图10-33也是类似活动的反映。

图10-30　导引图	图10-31　前手翻（左）和后手翻（右）动作[77]
图10-32　双手倒立头弹鞠图	图10-33　双手倒立头弹鞠图[78]

此外，带有技巧性的舞蹈和杂技也因其独特的身体参与方式与身体发生关系，从而达到锻炼身体、延年益寿的效果，如图10-34，在郯城孟庙藏的西汉中期二人长袖舞画像石，该舞既有技巧性又有观赏性。图10-35为1967年山东省平阴县孟庄发现的叠人、斗兽画像石，画面清晰可见下排人物举手蹲托住上排人物的脚，这种需要力气和技巧的叠人技术有强身健体之效。这样的杂技一般出现在百戏图中，它也属于保健性质一类，这样的运动可以促进身体柔韧度的训练。如图10-36，在曲阜庙收藏的一方乐舞杂技画像石，属于浅浮雕系列，画中的杂技表演者身段技能俱佳，整个画面生动活泼。图10-37描述的“平索戏车”是杂技艺术中的又一难度延伸。

图10-35　叠人、斗兽画像^[80]

汉代人对于身体的高度重视提高了导引养生在其心目中的地位。汉代人追求导引养生，其目的就是追求身体的不朽，东汉名医华佗创造五禽戏，其目的就是“以古之仙者为导引之事”。导引被赋予神圣化的意义，很多时候被认为是修炼成仙必备的阶段。

渴求不死是人类对于生命最原始的呼唤，秦始皇初得天下就极力寻求长生不老药。而在汉代把这种肉体不死、灵魂不灭的长生不老观念发挥得淋漓尽致，因而他们把得道升仙作为对生命本体最原始的关怀，从而达到身体永久不朽。在汉代，虽然思想者依然在捍卫精神的价值，但人的尘世之欲却强烈要求精神的自由在肉体层面得到同样的兑现。《淮南子·原道训》中云“夫精神气志者，静而日充者以壮，躁而日耗者以老”，说明精神是人体内部的一种物质性能。^[83]因而在这一时期好道学仙之人比比皆是，他们更多的是把保健意义的导引神化了。

在汉代这样一个大一统的时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迫使道学只能算是一门处在主流文化边缘的学问。道学的精神内核，以道为本源和总则，独欲长生不死、羽化登仙^[84]。在导引升仙以及长生不死方面，道学之士认为，身体动摇屈伸，可以活筋通络，从而使人长寿。^[85]人体活动尊重自然规律，遵循自然变化规律，以此来理解汉代人的导引养生观念是最准确不过了。但是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导引养生还是羽化登仙只能是汉代人对于身体不朽的一个愿望，真正做到长生不死只是现世人对于生命不灭的美好愿望罢了。

汉画体育图像反映出的汉代人对于身体美的诉求是多方面，前面提到的娱乐与身体、武术与身体、蹴鞠与身体、保健与身体只是汉画体育图像题材的一部分，综合反映了汉代体育活动的身体参与方式，以及汉代人对于身体美的诉求，它实质上是一种物质性的要求，是身体的一种实体状态。在思想方面，儒学成为汉代的主流学问。因而从精神方面，从宇宙观角度来探索儒家身体美的诉求可以真正了解汉文化视觉下的身体观问题。

（三）身体运动美

汉画体育图像中的身体运动形式，身体参与其中表现出来的状态有休闲性、竞技性和保健性等，所以，它反映出来的体育休闲、竞争、健身的意义就是身体运动的文化内涵所在。

1．娱乐与健身并存的蹴鞠运动

汉代的蹴鞠游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不用鞠场，以个人或两人踢控球表演为主的玩法，一种是有一定场地和一定规则的蹴鞠竞赛。^[86]从汉画图像反映出来的蹴鞠图形来看，它追求一种技巧和身体姿态美，多见于角抵百戏之中，符合儒家身体美的诉求。而在汉画图像表现出的男子蹴鞠和女子的蹴鞠又不同，男子大多数表现的是击鼓蹴鞠，体现身体的粗犷、厚实；女子的舞袖蹴鞠向世人展现了女子轻柔、唯美的姿态。蹴鞠展示的竞技性和表演性是截然不同性质的身体诉求，表演性蹴鞠是供别人欣赏，着眼于身体美；竞技性蹴鞠则更多地被看作是一种军事活动中的练武手段，着眼于奔跑和强有力的身体素质训练。汉代人虽然有很浓重的“事死如生”的思想，但是他们生前更多地是追求身体康健。因而，蹴鞠成了街头巷尾人们热衷的身体锻炼形式，以体育运动来建构自己康健的身体，以求达到延年益寿。通过列表我们来具体分析蹴鞠与身体的关系（如表4）。

表4

性质	类别	身体参与方式	画像题材
竞技性	特别技能蹴鞠、白打	练武、舞球导引、竞赛、技巧	军事、角抵百戏
娱乐性	百戏中大鼓蹴鞠、长袖蹴鞠舞、大鼓蹴鞠舞	娱乐、表演、技巧	百戏
军事活动	蹋鞠、蹴鞠与练武并行	锻炼身体、历练意志品质	军事、练武
表演性	百戏中大鼓蹴鞠、长袖蹴鞠舞、大鼓蹴鞠舞	表演、舞球导引、技巧	角抵百戏
保健性	蹴鞠导引	延年益寿、娱乐身心	百戏、导引

从表4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蹴鞠已经渗透到汉代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论是竞技还是娱乐，表演抑或保健，就连军事活动都有蹴鞠的参与。由此可以看出来，蹴鞠在当时社会已经被广泛接受和认可，也许就是汉代人热衷于身体锻炼促成的。不论是市井乡民还是达官贵人都热衷于蹴鞠，“里有俗，党有场，康庄驰逐，穷巷蹋鞠”（桓宽《盐铁论·国病》）。《西京杂记》卷二载“成帝好蹴鞠，群臣以蹴鞠为劳体，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择似而不劳者奏之。’家君作弹棋以献，帝大悦”。

那么，汉画像石中蹴鞠所表现出来的身体特点为何？如图10-38反映的是一种边打鼓边蹴鞠的大鼓蹴鞠图，王建中先生在《南阳两汉画像石中》说道，在百戏中出现的大鼓蹴鞠图是一种带有军事性质的活动，是由军事蹴鞠衍生出来的。而鼓在当时一是用作战争的指挥功能，另一种是百戏中的奏乐功能。图10-38反映的击鼓是蹴鞠时的指挥和号令作用。^[87]我们不难看出，击鼓蹴鞠时人的身体需要充分活动开，这样就疏通全身的关节脉络，达到锻炼身体的效果。图10-39表现的是一个人穿着长袖衣服，一边跳舞一边蹴鞠，其蹴鞠的姿态以及定格下来的瞬间姿态都是永恒的经典，由此说明蹴鞠是形式和功能的统一。蹴鞠不仅服务别人也服务自己，表演性、娱乐性蹴鞠取悦别人，军事性、保健性蹴鞠锻炼了自己。图10-40所表现的一人二鞠的长袖舞蹴鞠明显地表现了蹴鞠的百戏娱乐性。

图10-38　大鼓蹴鞠舞[88]	图10-39　长袖舞蹴鞠[89]

汉代人通过蹴鞠，将身体的技巧性与竞技性、表演性与娱乐性、全民参与性，以及整个社会追求的自由精神与人文价值认同性相统一，这也符合儒家对身体美的诉求。

“太上皇徙长安，居深宫，凄怅不乐。高祖窃因左右问其故。以平生之所好，皆屠贩少年，酤酒卖饼、斗鸡蹴鞠，以此作欢。今皆无此，故以不乐，高祖乃作新丰，移诸故人实之，太上皇乃悦。”从这则小故事中我们来发现其中的文化因由，儒家举孝廉、重人伦的思想左右了世人对于亲情的厚爱，皇帝也不例外。因而可以说蹴鞠作为纽带成全了这种孝义为先的思想，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汉代蹴鞠活动已经蔚然成风。这是其娱乐性的表现。后汉学者李尤《蹴城铭》载：“圆蹴方墙，仿象阴阳。法乐冲对，二六相当。建长立平，其列有常。不以亲疏，不有阿私。端心平意，莫怨其非。鞠政由然，况乎执机。”从这十二句简短的语言中我们可以看出，蹴鞠在汉代不仅有一定的群众基础，而且赛制竞争规则都非常详尽，可见蹴鞠活动不仅体现了体育文化的娱乐性，也体现了其竞争的公平公开性。

2．健身养生的导引

提到导引，我们不得不提的是《导引图》，前文对于《导引图》涉及的人体活动与自然环境相适应方能顺应自然、导引养生的观念进行论述了，本节具体是探讨体育文化视觉下《导引图》的内涵。

《导引图》上的10-44人是排成4排，每排11人，与人身的经络数相合，这就表明导引也是可以疗疾，每一个动作都是与一条经络对等，按照动作的要求去练习就能促进经络循环运行，治疗疾病。^[91]引用此段话是为了说明，在《导引图》中有人物身体仿生图像，有相应的文字说明，对于练习者来说可以清晰明了练习的方法以及步骤，这也许就是早期的体育图解。另一方面从《导引图》中体现出来的仿生物运动，以及类似的拳术运动为中国武术象形拳以及现代体育领域的体育仿生学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这不仅为后世体育刊物的出版力求图文互释提供了模板，对于其中涉及的徒手导引、借助器械导引、体操与导引相结合的身体运动，都为后世体育文化发展提供了参照的基础。

3．竞技性击剑

《史记·高祖本纪》中记载刘邦“以布衣提三尺剑取天下”，《史记·司马相如》也曾说司马相如“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此外《后汉书·东方朔传》中记载东方朔“十五学击剑，十六学诗书”。这说明学习击剑不仅是武士的责任，帝王、文人、墨客都在学习击剑，这是整个汉代尚武思想的诉求，也是因为剑具本身具有防身、具备战斗力的特点使然。

从体育文化角度来看，汉代击剑竞赛与现代击剑竞赛有异曲同工之妙，战术上要求真打实攻，但相比较武术而言，它更注重体育竞技的真实性特点。比赛就要有输赢，从汉代的击剑竞赛可以看出，它是一种武力活动，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在当时符合军事战争的需要，与现代体育竞技也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

诚然，汉画体育图像中蕴含的体育文化不单单只是体现在蹴鞠运动、导引养生、击剑运动中，但是我们从这三组鲜活的例子可以看出，汉代体育活动与现代体育文化之间存在着共通、共融、一脉相承的关系。两汉的娱乐性体育活动十分发达并日趋完善，体育文化带有浓重的儒家文化特点，在尊儒重武的同时体现了汉代人的精神风貌。因而，汉代体育追求娱怀取乐的境界，这也是中国古代体育竞技的特色，体现在汉画像这一古老石刻艺术中更显得神秘而具东方体育文化特色。

（四）汉代人对身体美的诉求

身心、灵肉、形神的合一构成了生命的表征，身体美学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更多的是看重精神价值。这在汉代人那里体现了对于生命的关怀。在汉代，无论是儒家还是道家，都极端重视人身体的完整性。先秦、孔孟强调精神存在的至高无上，而庄子一脉的道家则视“德有所长而行有所忘”，把评判身体的标准归结在有无身体残缺，是否符合于天道。人的存在，意味着任何认识都无法摆脱人这一物种的独特限定。^[92]要理解汉代人对于身体美的诉求，理解其中蕴含的身体与世界的关系，起点就要放在汉代人对于身体的认知问题上。

儒家身体美的诉求的核心问题是“什么是身体”和“身体是什么”，其中“身体是什么”将是笔者试图厘清的一个关于儒家身体美的首要问题。儒家思想在确定其正统地位的同时，将身体美的实用主义思想表现得更为突出，表现在“身体是什么”方面是对其确定了具体的定位方案。其中，活身、治身和修身是儒家身体美的核心问题。

道家追求返璞归真，运用自然之道构建身体，从而达到“万物一体”，“天地与我为一”。《老子》强调的“圣人抱一以为天下式”，为什么圣人可以成为圣人，其中心主旨是“抱一”，在这里面强调的“一”指的是什么？《老子正诂》中给出这样的答案：“一谓身也。”所以说老子讲求的“抱一”即修身。老子对于“身”的重视非常明显。“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身的关键是重德行，而老子所言的修身的理想境界是什么？“含德之厚，比于赤子”，“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这里提到的是人生命的最初阶段是最美好的，像婴儿、赤子般纯净。只有这样身体才能体会到与自然的和谐状态。而庄子更加明确地提出：“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虚；虚，乃大，合喙鸣。喙鸣合，与天地为合。其合缗缗，若愚若昏，是谓‘玄德’，同乎大顺。”^[93]人通过不断地修身寻求其自然本性，以此找到真我的原始修养。而“万物皆一”，身体的原始状态也即天地的初开状态，故而身体回归自然，意味着身体与宇宙天地之间融而为一的实现。由此推出，道家理解的“通天下一气”的自然观，与“与天地为合”的身体观，是浑然一体的。

对于黄老之学而言，“人生而有欲”之后才“因其自然而推之”。这说明黄老之学所推崇的只不过是用不死之欲引起人更多的关注，从而对于耳目之欲的克制，以肉身不死来限制对肉体欢愉的超越。在这里提到的耳目之欲、肉体之欲都是人的自然之欲。体现在《淮南子》中养生的目的不仅仅是在于追求健康，而是对身体固有局限的超越和生命的有效延长，即通过修炼来达到长生不死的真人金身。黄老之学对于身体的认识只不过是关于身体问题的一种美好理想。

扬雄在《法言·问明卷》首次提出“活身”的概念：“或问‘活身’。曰：‘明哲。’或曰：‘童蒙则活，何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贵……冲冲而活，君子不贵也。’”并对“活身”进行了儒家化的释义，它的提出在本质层面上说明了只有身体的存在才有一切问题的可能。鉴于此，整个汉朝都表现出强烈的身体为大的哲学观念。

活身讲的就是身体怎样去活，而活身的首要前提就是身体的完整性，汉代如此看重整个身体及各个器官的完整性，以“全身”解读“自得”，很明显的是将一个完整的身体保存当作第一要务。除此之外，一个完整的身体不仅包括生物体的真实存在，还应有精神方面的诉求。汉代儒家身体美的诉求是一种形神志气合一的有机形式。虽然身体是物理性身体与精神性身体组合而成，但是在汉代它们却是一种有机的复合体，二者构成全身的完整性，缺一不可。这也就是汉代“事死如生”的思想为什么如此深入人心，他们通过汉画像艺术来表达自己死后也有自己的“活法”，身体也有自己一套完整的存在方式，死后继续生活甚至比生前更加精彩。

儒家身体美学在论述活身时，不忘对其精神和物质二元性统一看待。在治身方面要谈及的便是养神和养形，儒家推崇的治身要有所作为，则要求其内在意志和外在行为符合整个社会潮流，以整个社会性的道德准则、行为规范来要求自己。汉代人承袭了先秦诸子的身体美学思想。其中儒家思想受黄老之学的影响，在《淮南子·泰族训》中将治身分为：“治身，太上养神，其次养形。”^[94]按照这一说法，不难看出养神是治身最关键的手段；“聋者，耳形具而无能闻也；盲者，目形存而无能见也。”这里又说到养神和养形是不能分开的，养神的同时兼顾了养形，养形的活动本身又反作用于养神。对于养神和养形的关系桓谭这样描述：

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烛矣。如善扶持，随火而侧之，可毋灭而竟烛。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又不能后然其。犹人之耆老，齿堕发白，肌肉枯腊，而精神弗为之能润泽内外周遍，则气索而死，如火烛之俱尽矣。人之遭邪伤病，而不遇供养良医者，或强死，死则肌肉筋骨，常若火之倾刺风而不获救护，亦道灭，则肤余干长焉。余尝夜坐饮内中，然麻烛，烛半压欲灭，即自曰敕视，见其皮有剥，乃扶持转侧，火遂度而复。则维人身，或有亏剥，剧能养慎善持，亦可以得度。^[95]

桓谭这段话以烛与火来比喻形与神，养神就是养形，形神兼备、和而共养即是治身。而治身的最高境界就是“心与神处，形与性调，静而体德，动而理通”^[96]。

据以上解释得出，儒家所讲的治身问题实际上是将人的身体的社会性放大，更多的是把着眼点放在关注人的伦理属性上。这也就是为什么儒家思想更多的是关注“修身”的问题，基于此我们接下来讨论一下汉代儒家思想中的“修身”问题以及涉及的美学意义。

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中说：“儒家以修身为治国平天下之本，这是合理的。老庄由贵身而清静无为，即可使天下隆于三代，这便是带有一厢情愿的神秘思想。这种神秘思想为《淮南子》中的道家所继承。”^[97]从徐复观的论点我们不难看出，儒家所讲的修身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天下，将身体的社会性无限放大，关于修身的问题，集中体现在《礼记》中的《大学》和《中庸》两章，其中最耳熟能详的关于修身的内容莫过于“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对于修身的定位，也是汉代对于身体的主流诉求。那么汉代儒家所谓的修身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或者说其最高追求是什么，从扬雄《法言·问道卷》与《法言·修身卷》寻找答案：

道、德、仁、义、礼，譬诸身乎？夫道以导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义以宜之，礼以体之，天也。合则浑，离则散。一人而兼统四体者，其身全乎！^[98]

或问“仁、义、礼、智、信之用？”曰：“仁，宅也。义，路也。礼，服也。智，烛也。信，符也。处宅，由路，正服，明烛，执符，君子不动，动斯得矣。”^[99]

扬雄认为道德人格美支配着人对于美的追求的理想国，由此我们看出汉代儒家关于修身的问题和探讨，虽然更多的是探讨道德伦理方面的，但是，显然这一探讨过程必然是走向美学的。这种美学就是由美的人格、美的行为、美的实践、美的社会理想共同建构的身体美学，或者说审美境界构成了修身的最高境界。^[100]

活身、治身、修身体现了儒家身体美的诉求，映射到汉画世界当中，是对死后世界的一种理想的构架。孝悌人伦思想左右了儒生对于身体本体的思考，在儒学家眼中，对于人的存在具体化到身体的存在。“儒家的心性论与身体观乃是一体的两面，没有无心性之身体，也没有无身体之心性。身体体现了心性，心性也行诸了身体。”^[101]生前追求活身、治身、修身以求达到物质性与精神性的统一，死后构建一个生之彼岸的理想世界，这一世界在汉画像中反映得淋漓尽致。

三、汉画体育图像的身体文化内涵

汉画体育图像所反映出来的身体文化内涵，从美学角度来说就是关于身体美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汉代体育文化的影响，笔者重点探析的是在身体活动背后隐藏的文化内涵，一种对于身体美的追求。身体美的核心意义就是健康，属于社会系统范畴。从美学的角度来讲，我们认为，健康的身体就是美的身体，而所谓健康，在美学上主要是指人类所具有的改造客观世界和发展、完善自己的能力。^[102]汉画体育图像反映出来的身体美，是一种动态的人体美，而人体美在身体美的基础上得到升华，在汉画体育图像反映出来的身体美包含了人体美，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独特的东方人体文化，这种文化不仅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也受到外来文化的浸淫。纵观汉画体育图像，呈现出由原始朴素的身体运动向带有浓厚伦理色彩、注重修身养性具有礼教化活动方向发展的趋势。它在实用的基础上，增加了娱乐性和比赛功能。^[103]中国古代关于身体问题的研究著作可以说是琳琅满目、浩如烟海，但是从人类最本质的思维方面来研究就十分薄弱了。每一位研究身体问题的学者都有一套自己解释身体问题，看待身体问题的视角，而笔者试图从看待身体美学观念的诸多差异入手进行比较研究，着重分析探讨其本质上的不同，这样不但有利于中国汉画像艺术更深入地融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大家庭，也有利于揭开汉代身体运动付诸汉画像中的神秘面纱。

（一）汉代文化对身体美的规训

身体美学（Somaesthetics）概念是美国学者理查德·舒斯特曼于1996年首次提出：“身体美学致力于对一个人的身体——作为感官，审美欣赏（Aisthesis）和创造性的自我塑造场所——经验和作用进行批判的、改善的研究。因此，他也致力于构成身体关怀或可能改善身体的知识、话语、实践以及身体训练。”^[104]舒斯特曼对于身体美学的定义是带有“实践身体美学”性质，试图通过一些身体运动，使人们对于身体的关注点转移到身体意识层面上来。身体美学这一概念在某种意义上被泛化运用，有关身体的哲学观念即便是身体观问题也等同于“身体美学”。如冯学勤《谱系学与身体美学：尼采、福柯、德勒兹》一书中就把尼采等人对于身体方面的研究看作是一种崭新的“身体美学”。较之东方身体美学解决的是形与神的关系，整个西方对于身体的规训更多的是灵与肉的对立。中国美学关注的是形而上层面的天道自然，其着眼点是人活着的身心性命，一个人活着的命运如何是中国古代哲学和美学关注的焦点。这种关系受到中国古代天人合一、天人相辅的思想左右，人心既能与天地万物有感通而为一，在这样的心论中，天人合一实是必然的结果。^[105]中国哲学是一种有情的关切，它在意的是对人命运的关怀，为身体寻一安生之地。中国有情的宇宙观，无论在其形成、发展或保持上，与源远流长的天人合一的思想，都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思想并不是要通过严格的推理步骤去证明什么，它是审美活动和宗教情绪相结合的产物。^[106]

儒家文化在汉代日臻完善并趋于统治地位，因而对于身体的规训，更多的是探讨汉代美学思想对于儒家身体观的把握。汉代占统治地位的官方美学思想是把先秦儒家美学思想完全加以神学化的美学思想，亦即“天人感应”的神学唯心主义，形而上的美学思想，而反对这种神学美学思想的无神论者（除了如桑弘羊这种坚持法家思想的人之外），一般地说大都与先秦儒家的美学思想有所联系。^[107]董仲舒首创了以“中和”为“美”的观点，这种美学观念亦即“仁之美”，而儒家所谈及的“礼”其实就是“仁”，孔子对于“礼”和“仁”的具体表现描述为“克己复礼为仁”，它们有着密切的联系。扬雄的美学观念可以这样描述：“弸中而彪外”谓之“美”，扬雄衡量“美”与“不美”以是否有“圣人之道”为标准，他主张“文质”兼而有之，这是扬雄美学思想进步性的表现，也是其特点所在。到了东汉，班固撰写的《白虎通义》体现了另一美学思想。这一美学思想总的来说是神学唯心主义的，是把先秦儒家的美学思想加以神学化的东西，是西汉时代董仲舒以来的儒教神学美学思想的继承和发扬，他在中国美学思想上起到反动的作用。^[108]王充的出现打破了唯心主义形而上的神学美学观念，他的美学思想主要是提出“气”的一元论的唯物主义，反对有神论。王充的美学观念总的来说是唯物主义的，是建立在客观事实基础上去发现美，建造美，他主张“真美”，力求探索“美”必须是“真实的”，因而他对于审美的要求是建立在以客观事实为依据的基础之上的，所谓的“虚妄之美”就是一种谬误。王充从“疾虚妄”“求实诚”的唯物主义观点出发，首次提出反对“虚美”，反对“褒古毁今”，而主张“真美”的美学思想，然后把这一美学思想贯彻在自己对于画、乐、诗、赋和文的看法之中，可见他的美学思想在理论上是“一以贯之”的，是具有系统性的。^[109]纵观儒家美学观念的继承者，他们代表了中国美学在探索人类身体本质力量上的出发点，而在其中，最能代表汉代美学关于身体美论的莫过于对于“气”的把握。

在中国哲学中不可忽视的是“气”的观念，它是宇宙最原始的存在状态，是构成人与万物的一个基本原子，中国哲学关于身体美这一层面的解释，离不开“气”的作用：

气对人而言相当于人的生命力，生命的本性在老庄看来是“虚”、“静”甚至是“死”，因此要在和谐的审美境界中保养它、引导它，让它变得有利于善。这样就形成中国人的理想——中和的、有节制的人。在中国的人体审美中，对生命力的节制和伦理性疏导成为重要原则。节制的对象是肉，而不是形。形其实已经是肉的片面或抽象。我们已经知道，中国的人体美术理论采用形神对立的范畴而不是灵肉对立的范畴，这意味着，形的概念已经是对肉的概念的一重抽象。我们又知道，中国的人体审美观重神不重形，这意味着，肉的概念又受到一重抽象。^[110]

从高小康、张节末这段话中，我们可以读到他们所论述的中国古代崇神抑身的传统是值得肯定的。中国古代哲学对于身体美的诉求，所反映出来的形体美，或者说人体美，就是人的身体美。^[111]这种身体美重新诠释了“形”与“肉”的概念。西方也是抑身传统，但是强调的是灵肉对立的原则，而我们强调的是形神对立。^[112]

“杂乎芒芴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113]从庄子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身体是由气组成，道家把身体视为自然之气的混合体。“气化论”的概念也是中国古代关于身体问题论述的主流性cmcmcmqcmq观点。它贯穿在《新语》《新书》《黄帝内经》《淮南子》《春秋繁露》《法言》《新论》《论衡》《白虎通义》《潜夫论》《太平经》等著作中，这也就是徐复观对于汉代“唯气论”时代的一个综述。^[114]但是不可忽视的是儒家文化对于身体的诠释，儒家文化重人伦、举孝廉、事死如生的思想又从另一方面有别于“唯气论”关于身体本源探讨问题，它更多的是关注灵肉合一的身体存在问题，追求死后与生前一样的生活，因而为世人留下雄奇瑰丽的石刻艺术，彰显汉代雄风。在此基础上，他们特别注重身体的客观存在，这一客观存在如何享有美感体验，又是中国哲学对于身体美探讨的一个侧重点。孟子云：“夫志，气之帅也；气，体之充也。”^[115]“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116]从孟子言及身体问题，我们看出他侧重的是身体内部的力量，是美感体验中有意味的形式。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称谓，其中对于“礼”的认识也是一种身体的美感体验，有礼之人有一种文明和修养的美的行为和举动。《淮南子·泛论训》中：“夫绳之为度也，可卷而伸也，引而伸之，可直而睎，故圣人以身体之。”所提到的“以身去体”“以体去验”是中国哲学中关于身体美学问题不同于西方审美经验的典范。身体的社会性也就是两汉文化对于身体的规训。

（二）身体活动的文化内涵

汉画体育图像展现出来的竞技性身体运动形式、娱乐性身体运动形式、军事活动性身体运动形式、表演性身体运动形式、保健性身体运动形式等，这些需要身体参与的活动形式有着独特的文化内涵，其核心就是要回归自我，在回归自我的同时可以更好地认识自我、体验自我、欣赏自我，这样就可以更好地完善自我，以求达到对自我的完美再造。反映在汉画体育图像中的身体活动是为了达到身心合一，顺应整个汉代文化发展的诉求。身体活动深受儒家文化的审美诉求影响，其活动带有一定的社会性，也是两汉文化视觉下对于身体美的社会性规训。

西汉前期，体育发展的情况主要依附于军事活动，身体活动必然也会受到一定影响，其中身体参与的骑马、射箭、角抵、拳术、举鼎、摔跤、奔跑、蹴鞠、击剑等都是为了更好地服务于军事训练。西汉中期，身体活动更多的是集中在技巧性方面的带有表演性质的可供观赏的形式，其规模也在不断扩大，蹴鞠、导引养生、五禽戏、乐舞百戏这些汉画图像，反映了汉代人对于身体的深切关注，在身体活动的背后隐藏着汉代人对于生命的独特崇拜，这也就促成了汉代人对于身体完整性构建的高度尊重，“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损伤，孝之始也”。生前如此，死后更是要追求“全尸”，这一概念不是简单的完整性身体构建，而是要构建一个生之彼岸的世界，以告慰死者在天之灵，生者由此得到心灵上的宽慰。

身体活动的文化内涵从以上分析看出它是身体存在于空间的一种状态，它是生命运动的形式，这种身体活动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身体的运动美。这个过程和形态是合目的性、合规律性的统一，是一种塑造美、展现美、创造美的实践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价值得以实现，得以升华。^[117]因而身体活动的文化内涵离不开社会属性。在西方学者关于身体活动的争辩中，身体活动只是给予一种神秘的表象；在社会达尔文主义和塔尔克特·柏森斯的功能主义中，身体作为“生物有机体”进入社会理论当中；在马克思主义里，身体的在场是以“需要”和“自然”为标志的；在象征互动主义中，身体作为再现的自我而出现；在弗洛伊德主义中，人的身体体现被当成表现为欲望形式的能量域。^[118]身体活动是对身体存在形态的完美再造，身体活动的文化内涵本质追求是时间上人口再生产，空间上对身体的约束，通过社会道德伦理、纪律限制“内在的”身体，而在社会空间中再现“外在”的身体。回归到汉画体育图像反映出来的身体活动，打上了汉代重娱乐以及重个人修养与天人合一的儒学烙印。^[119]身体活动要求主体性的参与，这样从运动中体验生活，在生活中升华自我，使个人修养得到提升，以此更好地认识宇宙阴阳的观念，把握人文价值。

此外，汉画体育图像中反映出来的身体问题，从身体哲学和身体美学上来定位是有必要的。因为中国的哲学在形而上层面讲的是天道自然，其落脚点是身心性命的完整性。然而，中国哲学和美学关注的主题是对于人存在的命运，反映在汉代，儒家、道家均对身体问题进行阐释和探讨。物质性的存在是身体形态的真实存在，其出发点是人身体的存在。老子说：“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及吾无身，吾有何患。”从这句话可以看出，对于道家而言解决“大患”的方式就是要“全德贵身”。而对于儒家来讲，更多的是以社会性来约束人，看重的是一种社会责任。但是这种社会的实施必须以人身体的存在和身体的自我规训为出发点。如孟子所言，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故此，身体活动的文化内涵实际上就应验了中国古典美学中对于修身目的性的解释。在中国古典美学那里，人体是生命之气的充盈形式，修身的目的在于实现对于生命内在精神力量的凝聚。而恰恰这种凝聚又是通过人体外化出来的感性显现，即所说的“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因此身体活动的形式美在人体本身，又在内部力量的外显，是内涵丰富的有意味的表现形式。

四、结语

汉画像艺术中有很多体育图像，其深刻反映了汉代人的身体观，在身体活动的背后承载着汉代人对于生命的独特认识。汉画体育图像反映出来的身体活动形式深受汉代文化的影响，在汉画体育图像中身体参与的活动有竞技性身体运动形式、娱乐性身体运动形式、军事活动性运动形式、表演性身体运动形式、保健性身体运动形式五类。

汉画体育图像反映出来的身体活动形式体现了身体美的诉求，深受儒家文化的影响，汉代事死如生的思想充斥着整个社会，人们祈求得道升仙，追求长生不老，体现了汉代人对于生命的美好愿望。

汉画体育图像中蕴含着一种体育文化精神，体育被看作一种特殊的身体文化，身体又是体育活动的载体，在汉代身体活动的实质性就是保持身体的完整性，长生不老既然达不到，汉代人只能退而求其次，运用体育锻炼强身健体，从而延年益寿。

汉画像中的体育图像还折射出整个汉代社会风貌的独特性。它以其独特的存在反映了汉代社会的现实，从另一个侧面诠释了汉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特征，通过身体美的诉求传达出对整个汉代社会制度的礼仪教化、维护社会正常秩序、传播汉代风俗文化的功能。

汉画体育图像反映出来的不仅是一种儒家美学的诉求，它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文化的一种具象化，具体到审美文化的追求，身体活动的本质意义是其在体育运动的基础上追求一个健康的身心，从而构建整个汉代力求达到的形神志气完整的有生命人的整体。

（作者　孙华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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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刘成纪，《形而下的不朽——汉代身体美学考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30页。

[75] 王松、刘怀祥、张勇，《汉代导引文化研究》，《南京体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期。

[76]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38页。

[77] 刘朴，《蹴鞠汉画像石分类分布研究》，《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8期。

[78] 王松、刘怀祥、张勇，《汉代导引文化研究》，《南京体育学院学报》，2002年第1期。

[79]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60页。

[80]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184页。

[81] 中国画像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中国画像石全集》第2卷，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第43页。

[82] 杨絮飞、李国新，《从汉画像砖看汉代杂技艺术》，《杂技与魔术》，2005年第3期。

[83] 刘成纪，《形而下的不朽——汉代身体美学考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1页。

[84] 刘克，《从升仙汉画像石看儒道二学对汉代文化心理的影响》，《宗教学研究》，2003年第1期。

[85] 刘成纪，《形而下的不朽——汉代身体美学考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96页。

[86] 中国古代体育史讲座编写小组，《汉代的蹴鞠运动》，《体育文史》，1987年第2期。

[87] 刘朴，《对汉画像石中蹴鞠活动的研究》，《体育科学》，2009年第11期。

[88] 刘朴，《对汉画像石中蹴鞠活动的研究》，《体育科学》，2009年第11期。

[89] 刘朴，《对汉画像石中蹴鞠活动的研究》，《体育科学》，2009年第11期。

[90] 刘朴，《蹴鞠汉画像石分类分布研究》，《山东体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8期。

[91] 刘秉果、赵明奇，《汉代体育》，济南：齐鲁书社2009年版，第8页。

[92] 刘成纪，《形而下的不朽——汉代身体美学考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8页。

[93] 杨柳桥译注，《庄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79页。

[94] 陈广忠译注，《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200页。

[95] 〔汉〕桓谭，《新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31页。

[96] 陈广忠译注，《淮南子》，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391页。

[97]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8页。

[98] 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11页。

[99] 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92页。

[100] 刘成纪，《形而下的不朽——汉代身体美学考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01—102页。

[101] 杨儒宾，《儒家身体观》，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筹备处1996年版，第1页。

[102] 雷国樑，《美学与审美——体育（艺术）美学素质教育》，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

[103] 钱文军，《汉代体育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与思想基础》，《南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3期。

[104] ［美］理查德·舒斯特曼著，彭锋等译，《生活即审美》，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页。

[105] 唐君毅，《中国哲学中自然宇宙观之特质》，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5—47页。

[106] 赵岷、李翠霞、王平，《体育——身体的表演》，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220页。

[107] 施昌东，《汉代美学思想评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3页。

[108] 施昌东，《汉代美学思想评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26页。

[109] 施昌东，《汉代美学思想评述》，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6页。

[110] 高小康、张节末，《人体美学》，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第111—112页。

[111] 王德胜，《形体美的发现——中西形体审美意识比较》，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1993年版，第2页。

[112] 廖述务，《身体美学与消费语境》，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128页。

[113] 杨柳桥译注，《庄子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273页。

[114]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74页。

[115]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56页。

[116] 杨伯峻译注，《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34页。

[117] 雷国樑：《美学与审美》，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4—155页。

[118] ［英］布莱恩·特纳著，马海良等译，《身体与社会》，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第55页。

[119] 刘银昌，《汉代棋类运动的文化内涵》，《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