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坚持

一九四二年五月一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规模空前的大“扫荡”。那时候，整个冀中地区，碉堡如林，公路封锁沟如网，敌人对冀中进行了频繁地极其残酷的“铁壁合围”、“剔抉清剿”。据冀中军区统计，一九四二年，冀中的敌人建立了据点与碉堡一七五三座，冀中周围共有铁路一五三九里，冀中地区共有公路一五一六六里，平均每六·五平方里即有一里铁路或公路。敌人挖了封锁沟八三七三里，沟宽二丈至四丈不等。点线沟堡互相联络，中间空隙平均有五里左右，最大空隙没有超过十五里以上的。全冀中的土地，就这样被分割成为二六七〇小块，小块中还有交叉公路和封锁沟。我们的军队和地方工作人员，就穿插在沟线中战斗，新闻工作者，也在点线交错中甚至在敌人设有碉堡的村子里坚持出版报纸。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当“五一大扫荡”开始时，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冀中党政领导机关和八路军的主力部队做了战略转移，地方部队化整为零，地方工作人员，则依靠群众，分散隐蔽活动。当时《冀中导报》社决定由极少数人坚持工作，多数人则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三五个人分成一组　分散到自己所熟悉的地区暂时隐蔽。社长范瑾同志随军转移到外线，总编辑朱子强同志带了几位同志，在肃宁南部活动，后来转到肃宁北部军庄、朱庄一带打游击，抓住敌人“扫荡”空隙，出了几期油印的《冀中导报》，主要是新华社的电讯。笔者和编辑科长黄应等同志，跳出敌人的包围圈，住在冀中的水乡文安洼边缘大柳河村一所地主的小楼房里，安安稳稳地出版了十几期油印的《冀中导报》临时刊。到了八月初，文安洼地区有些风吹草动，我们随着一支游击小队，穿过敌人的层层封锁线，从文安洼到了冀中的另一个水乡——白洋淀。

当时，白洋淀也是敌人“扫荡”的外线，这里由各地陆续聚集了报社的编辑、记者约有三十多人。八月中旬，报社负责同志来到白洋淀，收容、联系分散的编辑、记者和干部，讨论如何分散出版报纸和向山地转移一部分人员问题。随后，冀中区党委即决定：因为敌我力量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冀中抗日根据地已经变质，决定《冀中导报》暂时停刊，由各地委组织力量并收容《冀中导报》分散在各地区的编辑、记者、电讯人员分别出版油印小报，并向各地委派回了部分负责干部。当时确定各地委小报的负责人是：七地委，王亢之；八地委，肖竹；九地委，周景陵；十地委，黄应；十一地委，陈述（刘咨周）。

当时，九、十地委都有人在白洋淀，周景陵、黄应同志也在白洋淀，他们就依靠白洋淀和大清河沿岸的苇塘做根据地，分别在九、十地委领导下，蒐罗编辑、刻写人员，筹备电台及印刷器材，先后出版了《团结报》和《黎明报》。王亢之同志在七地委领导下，出版了《黎明报》。肖竹同志在八地委领导下，出版了《胜利报》。陈述同志在十一地委领导下，出版了《团结报》。(https://www.daowen.com)

这时候出版的油印小报，为了便于携带，便于在青纱帐里或地洞里翻阅，都是八开四版。别看它是那么小小的一张油印小报，在抬头见岗楼、迈步是沟墙、终日枪声响、遍地是谣言的暗无天日的漫漫长夜里，人们见到一张报纸，犹如获得珍宝，往往是传来传去，揉搓得破烂不堪，但是那怕是残缺不全、片言只字，也如同见到一线曙光，增强抗日战争胜利的信心。因为它传播了共产党、毛主席的声音，传播了延安和全国各个抗日根据地的胜利消息，开阔了群众的视野，看见了抗战胜利的光明前途。有一位同志说他一九四二年秋末打游击到安平县境时，多少日子听不到抗日的消息，一天在高粱地里看到七地委的《黎明报》创刊号社论的两行标题：“天将黎明，曙光不远，咬紧牙关，渡过困难”，顿时精神为之一振，抗战胜利信心倍增。针对敌人的欺骗宣传和怀柔政策，这个《黎明报》办了一个副刊，名为《照妖镜》，专门揭露驳斥敌人的欺骗宣传。王亢之同志还针对当时干部、群众的思想倾向，亲自动笔写了《硬骨头与软骨头》的短评表扬对敌斗争的好典型，批判妥协、投降思想，宣传持久战的精神，坚定抗战胜利信心。

在那个艰苦的年代，不管是编辑、通讯联络、交通联系、印刷器材的采购、出版发行与日常生活，都是困难重重。几年的时光，完全是在枪声和硝烟中度过的，甚至有一段时间，不得不隐藏在地洞里工作，多少日子不见天日。在深夜的星光下行军转移，走在旷野荒郊，环顾四周，往往可以看到三、四个敌伪岗楼的灯光；有时候，敌伪在岗楼里的吼叫笑骂声，都可以隐隐听到。但是尽管那么困难，冀中的新闻工作者紧紧依靠党的领导和党的方针、路线的指引，依靠地方党委和村支部的支持，依靠堡垒户舍着全家性命的掩护和生活上的照顾，我们终于坚持度过了最艰苦的岁月，胜利地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

在这里，我们不能不记起为完成党的新闻事业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的新闻战友。当“五一大扫荡”刚刚开始的时候，《冀中导报》的记者科长沈蔚同志和副刊编辑马驰野同志就牺牲在敌人的枪弹之下了。后来，电讯队队长王文录同志也牺牲了。各地委出版油印小报以后，九地委《团结报》社长周景陵同志于一九四三年春在夜间转移时同敌人遭遇牺牲了。十地委《黎明报》社长黄应同志，一九四三年十月被敌人逮捕；七地委《黎明报》社长王亢之同志，于一九四二年秋末和群众一起被敌人逮捕，当天傍晚在往据点里押送时中途逃脱；一九四三年敌人对七地委《黎明报》所驻的定县东、西赵庄“剔抉清剿”时，电台一位报务员张乡同志失踪。九地委《团结报》一位姓齐的交通员和由《团结报》调到十地委《黎明报》一位姓高的交通员，都在反“扫荡”中牺牲。印刷器材的损失，每个报社都不只一次地发生过。仅就笔者所了解到的情况，就有这么多的损失，实际上，牺牲在敌人枪弹下的同志决不仅仅上述几位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