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的统制和压迫

在日寇侵占天津时期，小麦原料受到统制，面粉厂只能给日本人做加工。小麦由日商三井、三菱、安宅等株式会社在华北农村统购后，再交由伪华北小麦协会向各厂分配加工任务数字。伪华北小麦协会的理事会设在北京，理事由中日两国人组成，福星的刘鹤龄和寿丰的杨西园都是该会的理事。天津地区则设有“嘱托”，由天津东亚面粉公司的经理日人增田主事。因为初期分配的任务数字不多，加上敌伪当局对磨成的面粉尚未加以统制，所以面粉厂还可以设法零星散购少量小麦，集中在加工的空隙时期进行生产自销。在收不进小麦时就停工。以后每月分配的加工数字逐渐增多，生产空闲时间较少。在日本占领后期，对面粉也进行统制，因此根本不能自产自销，完全依靠加工。委托加工的先后有伪华北小麦协会、华北平衡仓库、开发食粮组合和伪政府天津食粮管理局等单位，代伪天津食粮管理局加工时称为“粮管面粉”。以上加工都是付给加工费。分配任务时，是根据各厂设备能力，如寿丰按三个厂子分配任务，而只由二个厂开车生产；福星、东亚各按一个厂分配，东亚因系日本人经营，也有照顾。后来伪华北小麦协会天津支部主事人换了日人藤木，藤木与增田彼此有矛盾，为了追究增田经手的事项，逮捕了三井、三菱等洋行和东亚面粉厂的经手日本商人，而华商面粉厂的负责人也无辜牵连在内。寿丰的杨西园被逮捕，对福星本是要逮捕刘鹤龄的，但刘因事去北京，于是就把协理张良谟、副理于华亭捕去，监禁了几个月才释放。据杨西园说，是寿丰花了许多钱行贿后才被释放。福星为了张、于两人被捕，也曾花了些钱行贿，但较之寿丰则少多了。(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