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离宫后的两种社会舆论

溥仪接受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被驱逐出宫之后，当时社会上反映了两种不同意见：一种人是少数，对我们表示反对和不满，出而为清室作辩护，甚至采取行动，力求谋取恢复旧观；另一种人是大多数，对我们表示赞同和拥护，惟其中也有些人，对我们仍嫌过于宽厚，不够彻底。关于这两种不同意见，兹略述一、二，以见一斑。

清室宗族和遗老、旧臣等，由于他们的切身利害，自是不以我们的行动为然，表示反对和不满。自辛亥革命清室退位以来，这些人为了自保，隐匿紫禁城内，把持一切，外博忠贞之名，阴谋侵占之实，纯系为个人利益作打算。这次对溥仪出宫，他们感到比辛亥革命、清帝下诏退位更难过。因为这次溥仪既已出宫，他们就失去了把持的凭藉与活动的根据地。为此，他们已处于垂死之际，自要拚命挣扎，故而奔走呼号，分头活动，不遗余力地求助于北洋军阀段祺瑞和张作霖，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妄图有所作为。溥仪出宫后第二天，段祺瑞在津即发表谈话，声称要竭力为清室维持一切，并致电冯玉祥质问说：“顷闻皇宫锁闭，清帝迫移万寿山等语。要知清室逊政，非征服比，优待条件，全球共闻，虽有移驻万寿山之条款，缓商未为不可，迫之于优待条件，不无刺谬，何以昭大信于天下乎？望即从长计议。”冯当即复电致段，谓：“……清室为帝制余孽，复辟之祸，贻羞中外，张勋未伏国法，废帝仍有私号，均为民国之耻。留此孽根，于清室为无意，于民国为不祥。此次移私邸，废去无用之帝号，除却共和之障碍，人人视为当然，除清室少数人仍以帝号为尊荣者外，莫不欢欣鼓舞，所谓尊重民国，正所以保全清室也。”当时冯曾对我说：“段祺瑞居心何在，我不明白。他曾充当过军咨府大臣，叩头叩上了瘾，莫不是他还要留着溥仪，过叩头的瘾吗？”继段祺瑞之后，张作霖也出来有所表示。据日本电通社讯：“奉天的张作霖，不满意冯玉祥驱逐溥仪出宫的办法，与段祺瑞抱有同感。”又说：“张作霖到达天津，与段、冯会商时局时，将要提出这件事，问一问冯对此事的真意所在，然后联合段祺瑞决定处理方针。”冯玉祥见讯，曾公开宣称：“此次班师回京，并无何多贡献，惟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并驱逐溥仪出宫，尚可告无愧于天下后世。”冯也曾对我说：“张作霖向溥仪称过臣，现在看来，他们间的君臣关系，倒是名符其实。”另外，胡适也是反对者之一，他曾受过溥仪召见，他进出紫禁城，“受宠若惊，连呼皇上”，又感“君王赐见”的殊恩，所以他说什么溥仪迁出皇宫应与清室“从长计议”、“和平磋商”等等。这与段祺瑞所说的：“缓商未为不可”、“望即从长计议”之谬论如出一辙。后来，胡适又曾致函王正廷说：“清室优待条件，乃国际间之信义，有条约性质，条约是可以修正或废止的，但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一件最不名誉的事。”胡适这是费尽心机，为清室效忠。

摄政内阁针对上述情况，曾于十一月八日以国务院名义，又向全国发出一个庚电，说明事实经过。原电略谓：

慨自晚清逊政，共和告成，五族人民，咸归平等。曩年优待条件之订，原所以酬谢逊清，然今日时势，隐患潜伏……。北京为政治策源之地，而宫禁又适居都会中心，名为共和，而首都中区不能树立国旗，依然沿用帝号，中外观光者，靡不引为笑柄。且闻溥仪秉性聪明，平居愿为民国一公民，不愿为宫禁一废帝，盖其感于世界新潮流，时戚戚然以己身地位为虑。近日财库空虚，支应不继，竭蹶之痛，益伤其心。故当百政刷新之会，得双方同意，以从事于优待条件之修正。……”(https://www.daowen.com)

其首先表示赞同和拥护者，为国民党人张继、王法勤、丁惟汾等人，发出通电，对冯玉祥国民军此举，热烈欢迎，积极支持。接着章太炎也电冯玉祥贺功；章与冯一向不相投，当时此电曾传为佳话。继章电之后，又有当时文化教育界陈大齐等二百五十人，发表了一个宣言。宣言除赞成驱逐溥仪出宫的举动外，并警告：

“……至于溥仪私臣，假托忠爱，尚欲恢复一姓之尊荣，扰乱民国国体，或欲恢复旧优待条件，或欲扩充新优待条件及阴谋复辟，则彼等尊溥仪为皇帝，欲特殊于民国，是即民国之内乱犯，国法俱在，谅难若辈少逭。况若辈怂恿溥仪逃入日使馆，反陷溥仪于不能为民国人民之绝境。若再有其他举动，更予溥仪以莫大之危险……。”

自驱逐溥仪出宫后，上述赞同和拥护我们的声浪，充满国内各地，这对我们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同时我们自感犹有不足之处。原段祺瑞本拟联合张作霖，借这个题目要向国民军和冯玉祥兴师问罪，但感于各方对我们的一致喝采，形成当时的社会舆论，以致欲加之罪，终患于无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