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元纱厂的衰落

一九三〇年时，纺织厂所用棉花，除国产部分外，大都选用美棉和印棉。自清末以来，我国关税不能自主，因此外货充斥，纱厂买了棉花，再卖不赔钱，要是纺成纱后再卖就赔钱，所以纱厂难于维持，赔累不堪。

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〇年间，裕无纱厂因交通阻滞，外货充斥导致亏累；后来各界抵制日货又稍苏困顿，但不久又因金价猛涨，亏累甚鉅。这三年的盈亏情况是：

1928年　　亏　　17,329元

1929年　　盈　　34,743元

1930年　　亏　　355,715元(https://www.daowen.com)

为了改进生产，弥补亏累，一九三〇年曾派张泽生、刘钟奇、牛笑山等人赴青岛、上海、日本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等地去考察。回厂后改装机器，如清花车间，五道机器续料，原用五人抱棉花，每天一人要抱五千斤，劳动强度很大；改进后，只用一人，用手一拉送棉门，棉花即可自动落入。续料改成机械化后，仅清花机一个车间，就减下二、三十人，体力劳动也大为减轻。细纱车间，原来一人看一面，仅可看一百五十、或一百六十锭子，后来改成一人看一车（两面），也减下相当人手，用料也大为节省。这样一来，总成本下降不少，工厂已做到不赔钱，但是沉重的利息和债务，使裕元仍无法挣脱。一九三〇年后，又从天津银行团借到一百六十万元，也无济于事。原来有很多银行和裕元有往来关系，后来只剩金城银行和祥生银号了。买棉花需要付现时，要先向银行押出原棉，约一周后再付款。后来弄得对天津各棉花庄都负债，实在无力周转，只好准备交给诚孚公司代管。不料王景杭不同意，他认为裕元纱厂是他父亲（王郅隆）一手创办起来的事业，现在办坏了，一定有问题，要查账。于是股东间发生争执，交诚孚公司代管之议遂作罢。

王郅隆死后，总经理由倪幼丹继任，经理为卢宠之。裕元纱厂销售纱布，向由和昌、万祥、通成兴三家棉布庄垄断，并由李子彬代表三家出面。李暗中和卢宠之勾结，操纵掌握营业，因此不能广开销路。再如裕元生产的面袋布，在津销路不畅，只好远运上海，削价百分之三十到四十卖出。为什么这样不惜增加成本削价出售呢？就是因为委托销售的人和卢宠之非亲即故，所以受其辖制，结果是裕元纱厂一赔再赔，而和昌等三家棉布店和经销面袋布的人却大赚其钱。

一九三四年，裕元纱厂对借天津银团的账还能按年付息，但对大仓洋行借款却无力偿付本息。大仓洋行自借款给裕元后，即派经营顾问小岛楠吉驻厂；他对厂内各项事务都进行烦琐干涉，经理不胜其烦。为挽回颓势，裕元准备向上海银团再借三百万元，偿还大仓洋行债务，再将一部分作为流动资金；至于欠天津银团债务，计划三年还清。各方面对此措施都表示同意，只有大仓洋行提出条件，限制在一九三五年二月以前必须解决，否则大仓洋行有权优先接厂。这时已临近一九三四年年底，上海银团派出两位专家到裕元来考察，研究是否给予借款，但迟迟没有结果。各债权人一再催促厂方清理债务，同时抢先占有供担保之机器设备，尤其是大仓洋行，竟将厂方封锁，表示已无商洽挽回之余地。股东们均已无力再行投资，不得已宣布解散清理。就这样，华北最大的纺织厂轻轻地被日商大仓洋行拿去。

大仓洋行是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的前哨，它并不善于经营纺织业，所以在一九三六年四月，它又以赊账形式，把裕元转卖给日本钟渊纺织株式会社，改为公大六厂。是年中国经济情况渐又好转，到年底，公大所赚之钱足够买厂的费用，所以裕元纱厂等于白白送给了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