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面粉业的投资
天津面粉业的建厂高潮是从一九二〇年开始的，持续到一九二五年。在这五年间，新建的面粉厂共计十一家，它们是：福星、大丰、民丰、三星、裕和、嘉瑞、庆丰、涌源、恒大、三津寿丰、乾义。[19]在这十一家面粉厂中有军阀投资的六家，它们是：福星、大丰、三星、庆丰、三津寿丰和乾义，其中大丰和庆丰两家的股东基本上是军阀和他们的亲属。兹简介如下：
甲、福星面粉公司[20]
福星面粉公司创办于一九二〇年，资本三十万元，主要股东有：吉林督军孟恩远、孟恩远的参谋长陈元樵、军需处长刘鹤龄、交通总长吴毓麟、财政部印刷局局长胡海门、国会筹备事务局局长籍亮侪、天津盐运使张燮元及其弟京师军警督察处处长张星桥等。
一九二〇年该厂从美国订购的机器运到后，当年即开始生产。生产后第一年即一九二一年盈利十万余元，利润率达百分之三十三点五；一九二二年盈利二十八万元，利润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四点二，两年之间所得利润超过资本八万余元。为了扩大生产，福星从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三一年先后增资三次，共增资五十万元，资本增到八十万元，此后即再未增资。三次增资绝大部分是原来股东以所分红利投入的，只有极少数是新吸收外来的投资。
福星从一九二一年到一九三六年（“七七”事变前一年），十六年间有十三个年度盈利，共得利二百五十八万五千元，超过资本额八十万元的三倍以上。“七七”事变以后在敌伪统治时期和胜利后国民党统治时期，虽然遭到恶性的通货膨胀，但福星利用建立后账逃避重税，同时一些较大的面粉厂多数倒闭，只有寿丰一家大厂能与福星竞争，一些小厂竞争力小，因而福星能存在下来。军阀投资的面粉厂多数倒闭，只有两家存在下来，解放后成为公私合营企业，福星就是其中一家。
乙、大丰机器面粉公司[21]
大丰机器面粉公司创办于一九二〇年，资本原订一百万元，实收六十五万元，大股东为安徽督军倪嗣冲和亲信王郅隆。早在民国初年他两人就共同经营军米卖给倪的部队，获利甚丰，这时鉴于经营面粉厂利润甚大，因而集资创办了大丰面粉厂，倪投资二十余万元。由于建筑厂房和购置机器基本上占用了实收的资本，以致缺乏流动资金，又由于倪嗣冲的长子倪幼丹任董事长，他本是个纨绔子弟，平时过着糜烂生活，不事经营管理，所以大丰从开始营业后即连年亏损。后来聘请有倪嗣冲投资的三津寿丰面粉厂的经理孙俊卿和杨西园兼办大丰，从而使大丰由亏损转为赢利。但三津寿丰的股东们认为杨、孙二人替大丰办事必将分散精力，影响本厂的业务，因而提出异议，于是杨、孙二人又离开了大丰。自杨、孙二人离开后，大丰又出现亏损局面，至一九二八年底亏损达五十一万余元。董事会根据章程的规定申报停业清算。一九二九年四月以七十万元售与孙俊卿、杨西园等人经营的三津寿丰面粉公司，改名三津永年面粉公司，一九三二年与寿丰合并，改为寿丰二厂。
丙、庆丰面粉公司[22]
庆丰面粉公司创办于一九二一年，资本六十七万零六百元，江西督军蔡成勋投资十九万五千元，湖北督军王占元投资十五万元，共计三十四万五千元，占资本总额一半。该公司于一九二二年订购机器建筑厂房，一九二三年开业。开业后由于华北连年军阀混战，交通阻塞，销售困难，同时洋粉又充斥市场，以致营业不振，至一九二四年八月因亏累过巨宣告歇业。
一九三〇年金价暴涨，银价低落，外粉因金价关系进口顿减，津市各面粉厂又稍呈现转机，因而大陆商业公司拟乘此机会牟取利润，乃商于旧厂主拟以每年出租金六万元承租该厂全部，商标和牌号沿用旧制，惟加陆记两字以资识别。条件议妥后，于当年十一月开工。由于自一九三一年下半年起受世界经济不景气的影响，而美国产麦过剩，洋粉进口踊跃，面粉厂又受到打击；加以经营不善，营业亏累。乃宣布歇业。该厂于“七七”事变时被炮击毁。
丁、三星面粉公司[23]
三星面粉公司创办于一九二二年，资本额不详，但从该厂生产设备——三百匹马力蒸汽机一具，钢磨十二部——来看，估计资本约为二十万元。股东中有湖北督军王占元，他投资数额不详。该公司于一九二六年焚毁。
戊、三津寿丰面粉公司[24]
三津寿丰面粉公司系于一九二五年由孙俊卿（增兴厚米谷店店东）杨西园（立德米谷店店东）倪幼丹（倪嗣冲之子）及三津磨房业成员出资六十万元将原中日合办的寿星面粉厂购来。寿星面粉厂系日人森恪与华人朱勤斋于一九一六年创办，开业以来颇为顺利。后来由于“五四”运动抵制日货并因日人把持与华方股东意见分歧，终至瓦解，遂行改组，退出日股与日本人员。一九二四年因洋面倾销而亏本，该厂经理佟德夫找三津磨房同业公会孙俊卿和杨西园接洽投资接办寿星。孙俊卿、杨西园等接办寿星后，改名为三津寿丰，经营顺利，年有盈余，于一九二九年孙俊卿等又以七十万元接盘原大丰面粉公司，改名三津永年；一九三二年将三津永年改为寿丰二厂；同年又接办原民丰年记面粉厂，改为寿丰三厂。寿丰一、二、三厂资金共一百七十万元，其中倪家投资约占一半。寿丰和福星是北洋军阀投资的面粉厂中直到解放仅存的两家粉厂。
己、乾义面粉厂[25]
乾义面粉厂开办于一九二五年，它是保定乾义面粉厂的分厂。保定乾义面粉厂一九一九年成立，以湖北督军王占元为无限责任股东，出资十八万元，以孙锡五为有限责任股东，出资二万元，共计资本二十万元。一九二一年春厂房建成，按装机器后即开始生产，当年年终即获利九万元，此后每年皆有盈利。该厂生产的面粉除销售保定外，还行销到北京和天津 市场上信誉甚好。一九二五年又在津设立分厂，但只开设一年即歇业。
上项资料说明，从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五年天津新建了工厂二十六家，资本总额二千九百二十六万元，其中北洋军阀投资的工厂有十一家（计纺织厂四家，面粉厂六家，皮革厂一家）占全市新建工厂百分之四十二点三，资本总额一千五百七十二万元，占全市新建工厂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三点七。北洋军阀中向天津工业投资最多的有倪嗣冲、曹锟、王占元、李纯、陈光远等人，其中以倪嗣冲为最多。由倪嗣冲集资创办的工厂资本总额约近八百万元，这个数字是天津从一八九五年至一九一四年二十年间工业投资总额（四百二十一万九千元）的百分之一百八十九。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天津的工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北洋军阀的投资起到一定的作用。
但是，他们向工业投资的金额只占他们财产的很小的一部分。他们把掠夺来血腥的钱大都置了以千亩计的土地，有些人置了大片房产出租。在天津最大的房产主是李纯和王占元。李纯在房产的投资仅天津一处即达一百二十五万元。他们之所以投资于土地和房产，是由于在大战前地租和房租的利润高于工业，因而他们很少向工业投资。如果不是由于工业利润在大战期间猛增，超过了地租和房租的利润，就不可能把他们的资金吸引到工业方面来。大战结束后不久，帝国主义国家又卷土重来，民族工业短暂的“黄金时代”过去了，不仅没有超额利润，就是能在帝国主义国家的货物倾销和资本输出双重压力下生存下来，也不是易事。因此，自一九二五年以后军阀再也不集资创办工厂了。
【注释】
[1]统计数字引自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下册，第654页。
[2]见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第210——228页。
[3]久大精盐公司，资本五万元；永利化学公司，资本五十万元。(https://www.daowen.com)
[4]华北制革厂，资本二十万元；鸿记制革厂，资本十万元；荣记制革厂，资本一万元；一大制革厂，资本四十万元（内有军阀李纯投资十一万元）；恒利制革厂，资本七万元；万盛和制革厂，资本八万元；中亚制革厂，资本五万元。
[5]北洋大成造纸厂，资本二百万元；久利造纸厂，资本五十万元，裕记造纸厂，资本五十万元；天津竟成分厂，资本五十万元。
[6]华北毛品纺织公司，资本一百二十万元；海京毛织厂，资本五十万元。
[7]系指资金在一万元以上的近代化工业。
[8]参见陈世如：《曹锟家族对人民的经济掠夺和压榨》，载》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
[9]参见郑廷玺：《我所知道的王占元》，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五十一辑。
[10]见北京大学经济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
[11]见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四辑，386页。
[12]见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
[13]参见王景杭、张泽生：《裕元纱厂的兴衰史略》，载本辑；李然犀：《裕元纱厂一段罪恶史》（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14]参见董权甫、刘申之：《曹锟家族与天津恒源纺织公司历史缩影》，载全国协政《文史资料选辑》第四十四辑。
[15]资料取自周学辉：《天津华新纺织公司始末》，（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16]见天津法文图书馆出版《中国近代工业创始人——周学熙》。
[17]资料取自张泽生：《从裕大纱厂到棉纺三厂四十年片断回忆录》（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18]见天津档案处档案，第一〇三〇号卷。
[19]见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编；《旧中国机制面粉工业统计资料》，“民族资本机制面粉工厂一览表”。
[20]参见籍孝存《天津福星面粉公司始末》，载本辑。
[21]资料取自纪华：《倪嗣冲和他在天津的投资》；杨文焕：《我所知道的大丰面粉厂的点滴》（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22]资料取自刘秀臣：《王占元在工商企业上的各种经营》（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23]资料取自杨文恺：《我所知道的王占元》（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24]资料取自杨文焕：《三津寿丰点滴》（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
[25]资料取自刘秀臣：《王占元在工商企业上的各种经营》（天津市政协文史资料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