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后事项的磋商
溥仪出宫未出两日，即传闻溥仪有出走讯息，我很诧异，乃于十一月八日，约同张璧又到了醇王府。记得当时是载沣迎我们进去的。入座后，我向他表示：“我们这次来为了三件事：第一、关于这里的守卫，要亲来视察一下，看看门禁有无不到之处；其次，关于故宫雇佣人员，目前尚不下千人，打算先遣散一部，然后逐步收缩；第三，国务院决定另组清室善后委员会，办理清室一切善后事宜，此来是徵询溥仪对此有何意见，以便转达参酌。至于清室所藏印玺，国务院已查明实有二十五颗，除日前交出两颗之外，尚有二十三颗，仍须交出。”载沣答称：“司令的来意，我很明白，关于门禁，我要求放宽些，免得出入不便。至于遣散雇佣人员，我等也感到应该设法尽快解决。有关清室善后事宜，似无须徵询溥仪的意见，因为他现在已是一个新人物，从他能与胡适谈得来，便可想而知；过去所以未能出宫，实由于有人从中作梗，现在既已出宫，就其本身而言，确属一件幸事。一切听从善后委员会主持办理，怎样办都好，决无异言。至于清室历代印玺，都存交泰殿中，颗数虽不详知，但有多少就缴多少。”我听后接说：“还是请溥仪来谈谈吧！”他于是入内未几，即陪同溥仪出见，载泽和荣源也随同入座。我向溥仪说明来意后，问道：“你对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还有什么意见？”溥仪答：“民国政府对清室仍然如此优待，我实在再没什么意见了。”我继又问：“你对废除皇帝尊号有何感想？”溥仪答说：“废除皇帝尊号，我不但完全接受，而且也感觉很轻松，因为我对宫廷生活，早已厌腻，今天能作为中华民国的一个平民，实在是一件幸事。”我接着问：“你考虑过将来如何打算吗？”溥仪答：“关于我个人的将来，现在还没有具体打算，只希望在北京能有个住处，多读些书，如有可能，也有个出国深造的愿望。”我说：“很好，住处问题，我代为转请政府妥为解决。方才所提的三件事，你有什么意见或要求？”溥仪答：“门禁请多给以方便；遣散雇佣人员，听候政府处理；关于清室善后事宜，政府自有妥善处理办法，我再无具体意见。此外，寿皇殿系清室历代皇帝遗像及祭器的所在，请勿令军队入内。”我说：“好！就这样吧，我们当尽量采纳酌办。至于不许士兵进入寿皇殿，当可照办。”最后我说：“你这次毅然迁出故宫，全国各界人士，都很称赞，但现在还有两位太妃尚未出宫，未免美中不足。”溥仪说：“在司令未来以前，我已请她们早作出宫准备，不应再拖延。现在听说，一位已答应我的请求，另一位还有些固执，尚须继续敦促。”我说：“既然如此，我们双方设法，力求把这问题早日解决。”至此张璧插言要溥仪交出清室全部财产及传国玉玺，溥仪对此似乎不太清楚，载泽从旁解释说：“这都是内务府掌管的，溥仪恐怕不清楚。”我便向溥仪说：“这些问题留待以后磋商处理吧！你还有什么要谈的吗？”这时好象是载沣对我说：“溥仪等出宫已四天，既无更换的衣服，又缺乏日用的器物，可否准派人去宫内取出？其次是门禁可否准我们本族人和师付陈宝琛、朱益藩、庄士敦及府内的仆从、厨役自由出入？还有两太妃出宫的时限，可否给以宽延？”我说：“好，这几个问题，容我回去研究后，再一并答复。”当我示意张璧告辞之际，荣源忽然很不服气地说：“你们这是什么事？！岂不太欺侮人了吗？”一时室内气氛顿形紧张，我仅置之一笑，张璧则劝他保持冷静，不要冲动。接着他们便送我们出了北府。
我和张璧转至故宫，就溥仪等所提几个问题，商同李石曾作了相应决定。翌日处理经过如下：
一、由绍英交出交泰殿所存的其余印玺，经过查点，计有“皇帝奉天之宝”、“大清受命之宝”……等共二十三颗，此外，还有皇后用玺五颗及另星小印若干。
二、着绍英就宫中不必要的雇佣人员，先行遣散，其总管、头目及一时不宜遣散的，仍暂时留用。被遣散人员已决定共约五百余，准许携带自有的衣物和钱财，限令午后三时前，听候检查放行。
三、通知醇王府，溥仪及其夫人等的日用衣服物具，准许派人取去。但有关历史性的衣服器物，则一律不准取出。(https://www.daowen.com)
四、命令醇王府的门禁守卫酌予放宽，规定如下：准许醇王府的人，可自由出入，惟年轻人则不准自由出入。前来会见溥仪的人，只要溥仪同意，即准出入，但外国人不准出入。
五、瑜、瑁两太妃出宫的时限，不能过于宽延，特责成绍英即日入内催促具报。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绍英提出，溥仪出宫后，宫内所存银两，要求发还。据绍英报称：“宫内里外两库所存银两，估计可合银元十几万元，近年来，因市面上已改用通用银元，不再使用银两，故藏之至今。现溥仪既已出宫，请准如数发还，俾生者养用，死者能安。”我答说：“此事可以商量，容考虑决定后，再为答复。”旋经商得黄郛同意，准予发还。又经清查宫库有里外之分，里库存银有六千三百三十三斤（合十万一千三百二十八两）；外库有八百六十四斤（合一万三千八百二十四两）。两库总计共七千一百九十七斤（合十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二两）。上述银两，多数为元宝及大小银锭，少数为金银钱。其中的元宝，竟有每个重达十余斤的，还分别镌有福、禄、寿、喜、财等字样。此外还有每个重达二十五斤的（合四百两）。这些都是当年清帝作为犒赏之用的。因为这些元宝富有历史价值，经清室善后委员会留出福、禄、寿、财、喜大元宝十一锭，寿字中锭二枚，乾隆三十五年铸造的四百两重特大元宝二锭，金银小錁子二枚，金银钱各一枚，作为将来陈列展览之用。因为这批银两，数量过多，我派警卫部队，当众代为包装，并在包上标明名称、数量。全部包装完毕，由我点交绍英、罗振玉领讫，运东交民巷储存。运银时，我又特派警卫士兵百人护送，以策安全。事毕，绍英为酬劳士兵，特送银一千元，我均予璧回，并对绍英说：“此乃我们应作的事，无犒劳之必要。”绍英虽强之者再，我们终未接受，绍英乃致感谢之词而别。
接近阴历年关时，耆龄、宝熙等又向我提出：“溥仪出宫时，冬衣全未带出，日用物品仍多欠缺，请求在年前准许酌量取出若干。以资应用。”他们开了三项清单，分别注明属于养心殿、储秀宫和长春殿三处。这时清室善后委员会已正式成立，我根据请求，转向清室善后委员会提出，而善后委员会却先要我发表意见。我说：“只要不关历史文物者，似可发还。”后经善后委员会议决照准。清室遂派耆龄、宝熙等率领内务府员役及内监，于一月二十一、二两日，两次运取，由善后委员会派员在燕喜堂廊上逐件唱交，共一百九十项，每项数量不等，分别以件、捲、捆、箱等为计，内除单、夹、棉衣及日用品之外，以貂皮、天马和各项珍贵皮货为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