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元在挣扎中生存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是中国纺织业的黄金时代，因参战各国忙于从事军需品和军火的生产，对纺织品的生产和输出无暇顾及，使中国纺织业得以在间隙中大发展。裕元纱厂一九一九年纯利五十七万六千另九十三元，一九二〇年纯利一百二十万另四千七百四十八元，一九二一年纯利一百三十万另五千七百六十二元，一九二二年纯利为六十一万九千另四十一元，每年都有盈余。经理赵聘卿认为应该将历年股东所分红利，完全投入到扩建中去；总经理王郅隆则认为裕元纱厂几年来虽然赚钱，但根基不稳，怕有风险，反对扩建，一九二〇年七月直皖战争皖系失败，北京政府通缉安福系十大祸首，王郅隆也在其中。他到北京日本兵营避难，行动不能自由，不能经常过问裕元的事。由于裕元董事会倾向扩建，终于做出不招新股，以向银行借款方法进行扩建。后来事实证明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五年来虽然年年有盈余，但一九二二年固定资本已达八百二十五万七千二百七十一元，而资本仅收足五百一十万元，定期借款及透支已达六百三十余万元，因此负担利息过高，影响营业；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战后各国又来中国倾销商品，特别是日货充斥，国货滞销，纱布行情惨跌。裕元纱厂既缺少周转资金，又欠外债（一九二一年三月裕元曾用第一、第二两厂及纺织机向大仓洋行借款二百五十万日元，负息8%），仅向金城银行等行的借款，即须付利息卅余万元。银行催款急迫，裕元处境困难，王郅隆为此自日本兵营偷偷回津，准备处理此事。当王在日本兵营隐藏时，赵聘卿以为王运动为名，花了不少钱，王郅隆认为手续不清，加以非难，赵聘卿愤而辞职，改请倪嗣冲之子倪幼丹为经理。这时棉布行情高于棉纱，于是决定借一部份外债，增添布机设备，改变产品，以挽颓势。一九二三年春，王郅隆亲赴日本，向大仓洋行商谈借款，为数三百万元左右；又向日本其它大财团商借款项，作为安福系发动政变、向直系作战之用。事已垂成，将要签字，突然日本关东大地震，王郅隆被难身死于横滨。消息传来，在津安福系要人向东大声痛哭，并说什么“这次失败乃天意也，非人谋之不臧。”后来王郅隆尸体运回天津，曾在王家开过一次追悼会，安福系要人送的挽联很多，其中徐树铮一付，为：“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城门失火，殃及池鱼。”为当时所传诵。(https://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