裕元纱厂的组织经过

要谈安福系财团集资兴办裕元纱厂，先得从安福系成员王郅隆的发家谈起。王郅隆是天津县阮家庄人，其父王鸣礼以撑船为生，生有五子，王郅隆排行第三，故又名祝三。早年曾和五弟王蕴隆到东北学生意，后逐渐当上掌柜的，过了几年有所积攒，便离开东北，到唐山开设了义发祥杂货店，零售批发都作。后又回到天津开设元庆木号，经营木材生意，这时正好天主教徒柴田宠负责兴修天主教堂，王郅隆和柴熟识，所以揽到这笔生意，赚了一大笔钱，又开设了荣庆号米庄。

王郅隆一次去天宝班（妓院），正好碰上营务处的倪嗣冲在那里打牌，输了约一个月的军饷，正在着急，王郅隆走过去说：“我替你打打”。不想连合几把，居然捞回不少。那时输掉军饷有杀头之罪，王郅隆等于救了倪嗣冲一命，从此两人走动很近，结为至友。后来倪嗣冲作安徽督军，任命王为安武军后路局总办。后路局设北京，当时由于军阀混战，国库空虚，各省军饷都不能按期从财政部如数领出，因此领军饷就全看领饷人的本事了。王郅隆是商人出身，善于经营，因而对此职务颇能胜任。他每次领出军饷，总是先存入银行，再分期汇寄安徽，就这样他利用安武军军饷，作为周转资金，大做投机生意。

安福系一向亲日，所以王郅隆和日本商人、军人都很熟识。一年，日本农业遭灾减产，日本军部通过大仓洋行托王郅隆买大米，救济日本灾民。私运大米出口是件大事，但经王郅隆向北京政府疏通，发给军用照，买芜湖大米，运到天津，海运出口。这件事奠定了王郅隆和大仓洋行的关系，后来裕元纱厂曾几次向大仓借款。

王郅隆认为干木材粮食投机，风险太大，不如干工厂比较稳妥。但又不知干什么好，于是他跑到上海，找申新纱厂的东家荣宗敬商议。荣宗敬认为当时风行实业救国，棉纱为民生必需，尤其当欧战之隙，因此主张办纱厂。

民初时，安福系成员多居政府要职，宦囊丰足。王郅隆和倪嗣冲关系密切，倪家发财，和王郅隆的苦心经营有关，安福系活动经费，亦多由王筹措，因此王亦列为安福系要员之一。传闻段祺瑞当政时，将发表王为财政总长，后因段下台未能实现。王曾任国务院咨议，是当时的财阀。因此他集合各权贵组成财团，准备成立三个公司，即：金城银行、开源公司和裕元纺织公司，计划三公司分别在金融、农业、纺织方面活动。(https://www.daowen.com)

裕元的董事会成员有：段祺瑞、倪嗣冲、王郅隆、徐树铮、曹汝霖、朱启钤、王揖唐、吴鼎昌、周作民、段芝贵、段谷香等。工厂设于小刘庄河沿，占地二百六十二亩三分九厘，实收股本二百万元，但建筑费就用去一百七十五万另三百三十一元。一九一五年十一月在农商部注册为股份有限公司，一九一八年四月十七日开业。纱机都购自美商慎昌洋行，订购两万五千纱锭，布机五百台，机器到津，股东交不出钱，王郅隆遂邀日本大仓洋行以不记名方式入股，而不采用中日合办办法。经大仓洋行同意，入股约占二分之一以上。后几次增股，结果账面额成为五百五十六万另三百五十元，共有纺纱机七万五千锭，织布机一千台。大仓洋行入股后，日本人大批涌入裕元。

裕元总经理为王郅隆，赵聘卿为经理。工厂分工务、营业两部，以经理总其成。总技师是日人代谷贤三，经营顾问为日人沙江，工厂主任为日人志智，各科都设有日人科长助手，各车间都有日人为教导工。

民初，天津除有直隶模范纱厂拥有五千纱锭外，裕元为大型纱厂之先声，所以当时缺少技术人员，更无熟练工人，因此举凡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都从日本请来。这些日本人竟认为裕元是日本人的纱厂，处处独断专行，不把中国人放在眼里，中国经理赵聘卿一说话，日本人沙江就说：“你的，中国人的，不行！”但处于日本的经济压力之下，也毫无办法。

一九一九年，裕元决定从保定职工学校招聘一批专学纺织的学生，到厂担任技术管理工作。后来这一批人成了天津纺织界的骨干力量，如原中纺三厂厂长张泽生、原中纺七厂厂长马镜轩等。人事科长杨松泉并由上海招来一千名工人，从河南彰德招来一千名（其中熟练工人居半），又从香河、辛集招来一部分。招来的学徒工分成两种待遇：甲种学徒管吃、管住，不给钱；乙种学徒不管吃、住，给工钱。一年后，中国学徒基本上都掌握了技术，又因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纺织业的发展正处于黄金时代，裕元纱厂年年赚钱，于是还清了所欠大仓洋行股金本利，全体日本人也都离厂回国，只留技师长代谷贤三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