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吉鸿昌是西北军的猛将，勇敢善战，北伐战争中曾屡建奇功。在阎、冯合作反蒋大战中，吉鸿昌率部在河南杞县经三昼夜激战击溃刘峙的主力，使蒋介石大为震惊。阎、冯失败后，西北军不少的部队受蒋介石改编，吉鸿昌所部被改编为第二十二路军，由吉鸿昌任总指挥。蒋介石乘中原大战的胜利，大举围攻红军，首先驱使杂牌军队打先锋。吉鸿昌的部队被调到豫南鄂北，围攻红军大别山苏区。他在西北军中算是一位年轻的将领，于北伐战争中也受到一些进步思想的影响。当时师部政治处处长是一个共产党员，他对于吉鸿昌思想认识方面也有些帮助，因此，吉鸿昌对于国内的军阀混战，是有些不满的，而蒋介石驱使他去打共产党，在他思想上更有些抵触，不过迫于命令，又不得不打。结果和红军一交锋，就吃了败仗。他仔细探讨吃败仗的缘故，就找出来“谁代表谁”的问题了：他的军队代表国民党军阀，他的军队到哪里，人民就都惊慌畏惧；而红军是代表人民，军队到哪里，人民就都拥护。他开始认识到人民的力量是不可侮的。但是那时他并没有接受共产主义思想，态度还是左右摇摆。他明白蒋介石是拿他当作牺牲品，因而对蒋敷衍，对红军则采取假打的姿态。蒋介石查出了吉鸿昌这种情况，就认为他同共产党有勾结，但是吉鸿昌在部队里颇具威望，不敢将他立即去掉，于是遂派特务打入内部，进行分化。如派冷欣任第二十二路军总参议，率领特务和电台打入该军实行监视和分化两手，鼓动军长张印湘反对吉鸿昌；又派西北军老将李鸣钟对第二十二路军中的军官进行拉拢等等。蒋介石看到他所进行的分化成熟了，就在一九三一年夏，下令撤销吉鸿昌的军职。蒋介石认为吉鸿昌和共产党有勾结，虽然异常痛恨，可是吉在部队里威信很高，蒋惟恐引起部队骚乱，不敢突然下毒手将他杀掉；但留在国内，又怕吉投向共产党。于是就用调虎离山计，派吉出国考察。

西北军失败后，我避居上海。吉鸿昌到了上海就找我，谈他被撤职的经过并告知蒋介石逼迫他出洋。当时他住在一品香大旅社，我去访问他的时候，碰见三位熟友。一个是蒋介石的机要秘书高凌百（当年我在天津南开中学上学时，他在北洋大学上学，彼此常有来往）；一个是何其巩（过去曾充任冯玉祥的秘书长，吉的盟兄弟）；再就是常小川（在西北军曾担任过外交工作）。吉鸿昌出洋的各项手续，都是由高凌百一手安排的，蒋介石派他的亲信来布置吉鸿昌出洋的事，而实际上是监视吉鸿昌的行动并强迫他尽早离开中国。何其巩也是蒋介石授意来劝说吉鸿昌出洋的。我和他们三人见面后，因为全是熟人，高凌百和我商议，劝吉鸿昌从速离开中国，说什么当军人的戎马半生，也应该休息休息，去周游世界增长见识，开拓眼界，而西北军人多出身行伍，应该多求一些知识，今后报国之日方长，国家将更要重用等等。当时，吉鸿昌旅居无聊，在烦闷的心情中，就邀我和他到杭州游玩。高凌百请何、常二人一同陪着去。大约是九月十日到的杭州，在杭州住了五天，接到高凌百的电报，说船期已订九月二十一日，催促速回上海，准备出国。九月十六日我们一同回到上海。这时候随吉鸿昌出国的翻译尚未定下来，以致吉鸿昌怒不可遏地质问高凌百说：“你催我赶快走，好象是晚走一天，我就要造反，我一向不懂外国话，你叫我怎么走啊？”高凌百回答说：“翻译一时难定，好在到了外国各大城市都有中国使领馆，可以帮助你。”吉鸿昌接着说：“那不行，我不能走，这是故意和我为难。这也好办，就请凌勉之担任翻译，陪同我出国吧。”高凌百说：“我得请示。”到了十七日高凌百答复吉鸿昌说：“同意凌勉之陪同你出国。”吉鸿昌要他的夫人胡红霞随同去，高也表示同意。遂由常小川连夜乘车去南京外交部办理我和胡红霞两人的出国护照。

一切手续办完了，准备九月二十一日登轮出国，孰意于九月十九日清晨突然上海各报发出紧急号外，登载日本军队在九月十八日袭击沈阳，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这一突然的事变，激怒了这位爱国的将军，吉鸿昌愤怒地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滔天罪行，立即表示：“国难当头，凡有良心的军人，都应该誓死救国。我是一个军人，我不能昧着良心远走高飞，看着祖国受日本的侵略，看着东北几千万同胞受日寇的蹂躏而置之不顾，还有什么心肠去游历。我绝对不能走。”当时使得高凌百感到莫大惊慌，力劝吉鸿昌采取冷静态度，并说：“这样国家大事，中央不会不管，既然出国手续都办妥了，还是走的好，将来看形势发展，有需要你的时候，也可以早回来。”吉鸿昌仍表示不能出国，并且亲自拟了电稿拍发电报给蒋介石（蒋当时在南昌），请缨抗日，大意是陈述抗日救国的意见，并表示决心愿牺牲一切，参加抗日，甘愿当一士兵，不计较一切名位。二十一日接到蒋介石的复电略称：“日军侵略东北，中央自有处理办法，你现以在野之身，可勿过虑，应按既定计划迅速出国考察。”吉鸿昌接到这封复电后，半晌无言，热泪盈眶；继之，则拍案顿足，长叹连声：“完了！完了！”这时船期已误，于是由高凌百办理换船手续，随即订妥了美国塔夫脱总统号轮船，于九月二十三日晚，由高、何、常三人亲送吉鸿昌夫妇上了船。吉鸿昌在忧心如焚的情绪下，忍痛含泪离开了灾难深重的祖国。(https://www.daowen.com)

我们上船以前九月廿三日下午，在一品香大旅社集合，高凌百领来一个人，年约三十多岁。高说：“这位是齐先生（未提名字），是我的老朋友，他在日本留过学，擅长日语，熟悉日本的情况，他到日本去养病，和你们同船。船到日本靠岸时，如果你们愿意下去玩玩，他可以充当日语翻译。”这位齐先生呢，也装作有病的模样，对吉鸿昌表面上也颇尊敬。这样就一同上船了，都住在头等舱内，吉鸿昌夫妇二人住一间，我和齐先生各住一间舱房。在轮船上坐头等舱的中国人就只有我们四个人，吃饭时我们很自然地都坐在同一个桌子上。我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曾在日本住了一年多，对日本话会说几句，对日本情形也略知一二。我就向吉鸿昌夫妇介绍了日本的情况，并建议在二十五号清晨船靠神户码头时，我们由神户下船，换乘火车到东京，看望老朋友马伯援（东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和孟宪章（曾在西北军办报，彼时在日本留学）二人，并可以了解东北局势发展情况；二十六日晚再到横滨上船，这样就可以在东京停留一天多。吉鸿昌夫妇都表示同意，但是这位齐先生力劝我们不要到东京去，他愿意陪我们到日本的风景区箱根去游玩。吉鸿昌对齐说：“你是病人，我们怎好劳你的大驾陪我们呢？还是不要这样吧！”齐就说：“我的病不要紧，可以陪你们，因为我熟，我的日本话说得还不错，陪你们玩一天，没有关系。”我接着对他说：“齐先生，我们萍水相逢，实在不敢有劳你的病体，我在日本也住过一年多，日本话也懂得两三句，可以照顾吉将军和他的夫人，你还是养你的病去吧。”吉鸿昌接着说：“东京是日本的都会，又是世界上的名城，又有朋友在那里，我们怎好不去观光，看朋友呢？我们决定还是到东京去。”齐很不安地说：“还是不要去东京的好，因为东京太乱，情况复杂，你既然出国游历，乐得清闲一点，还是我陪你们去箱根吧。”吉鸿昌察觉出情况有些不对头，于是就说：“我们再商量吧。”饭后回到房间里吉鸿昌对我说：“这个人来历不明，为什么他竭力阻止我们去东京呢？这里边有问题，可能是特务暗中来监视我们的。”我说：“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肯定他是特务。”吉和我商议怎样对付他，我思索一下说：“想方法把他甩掉。”吉问我怎么甩法，我说：“明天（九月廿五日）早晨六点左右船到神户靠岸，我们三人把船票和路费都带着，行李一律留在船上，下船时和齐一同下去，他带有行李，必须去海关检验，码头上有的是出租汽车，看他进入海关后，我们就坐上汽车开往车站。日本的火车也多，到了车站有车就先上去，然后再换车去东京，这样就可以把他甩掉。”吉同意，第二天我们就照计而行。

二十五日晨船到达神户靠岸，我们和齐一同下船。当齐一走进海关，我们就跳进码头上的出租汽车开赴车站。到站后，正好有开赴京都的一列车，我们登车到了京都就换车转赴东京并给马伯援发电报，告知车次，请邀同孟宪章到车站接我们。二十五日晚八时车抵东京，马伯援和我们一见面就对我们说：“我接到齐世英急电，说你们到东京来了，让我们妥为招待，他马上赶来。”这时才知道那位齐先生的名字是齐世英。我们又从马伯援那里得知齐是蒋介石的亲信。我们在船上时，认为这姓齐的是个特务，至此已得到证实。马伯援随即陪同我们到他家里住下。当天晚间我们就反复考虑唯一的问题：走或是不走。吉鸿昌主张不走，暂在东京隐蔽起来，等有机会就去东北组织游击队，进行抗日。当时我也同意这样做，我们船上的行李并不多，也就不要了。马伯援是个“日本通”，他认为这个办法值得慎重考虑。他说：第一，这个姓齐的是蒋介石的亲信，是个大特务，他既来了就不善，一定要监视你们走，他必带有中国政府的外交公文，你们倘若不走，他可能通过外交手续，说吉某人是极端抗日分子，日本政府不会置之不理的。第二，日本是个警察国，你们也无处可以隐蔽。经过马伯援这番分析，吉认为很有道理。我和孟宪章也都同意马伯援的这个看法。因此，我们只好继续乘原轮赴美了。当时，吉表示：“抗日救国是军人的天职。蒋介石夺走了我的枪杆，难道说我就没有能力抗日吗？我还有另外一个武器：我还有嘴、有舌头，我到外国去宣传抗日，揭露国民党只知打内战，不抗日。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罪恶，唤醒广大侨胞支援抗日。”吉后来向马伯援说：“明天这个姓齐的来了，我见见他，我要教训教训蒋介石，让姓齐的带回去。”

二十六日晨，齐世英果然到东京来找马伯援，于是就约订在东京中国基督教青年会见面。吉、齐会面时，我和孟宪章、马伯援都在场。吉当时声色俱厉地谴责日本军阀侵略中国的滔天罪行，同时指责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说到感情激动时，不禁痛哭流涕。那姓齐的则哑口无言，后来就劝告吉不可过于激动，并以路程还远，仍须保重。谈话结束后，大家就驱车游览东京市容，而齐世英则一直跟随我们，寸步不离。当晚九时许，齐世英坚持送我们到横滨上船，虽一再阻止他不要送，但他仍是如影随形，紧紧地跟着我们不放，一直到横滨码头后看我们乘坐的船离开码头，他才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