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见天日的生活

在最艰苦的一九四二、一九四三年，我所在的《黎明报》社，只有一位社长，一位编辑，两位同志负责誉写、印刷兼发行，三位交通员，四位报务和译电员。我们所住的地方，都预先挖好了秘密堡垒，堡垒户都是贫、下中农或党员的家庭。为了工作方便，一般是社长和三个交通员住一个堡垒户，编辑和誊写员住一户，电台住一户。为了保密，在报社内部，只有三个交通员知道每一个住处，我们不知道社长和电台的住处，电台也不知道我们和社长的住处。电报稿和外来、外发的信件、稿件、印好的报纸，都经交通员传送，和地委的联系，也靠交通员。

我们在一个地方，住上三天五天，就得在夜深人静时秘密转移。走在路上，报社的所有同志，还可以见上一面，进到村里，就由交通员分头带领我们，分散住进自己的堡垒户，谁也见不到谁了。

进到堡垒户家里，首先把地洞口打开，准备万一第二天发现敌情时进去。如果是第一次去住，还要下地洞检查一下进出口是否合适，洞内能否活动开，洞口伪装得好不好，然后才休息。我们真的遇到过两次，刚转移到一个新地方，才睡下不久，敌人就包围了村子，我们就迅速进入地洞。

情况不太紧急的时候，我们就在屋内工作，把一个小包袱皮摊开，稿件纸张放在上面，编写稿子，刻腊纸，一旦发现敌情，小包袱一收，马上进洞。敌情紧张时，就蹲在地洞里点上小油灯工作，只有吃饭时上来吃顿饭。电台的同志们，把天线伪装好，蹲在地洞里，膝盖上架块木板当桌子，抄收延安播发的新闻稿。

一九四四年阴历春节，我们住在深泽县的大堡，上午十点左右，我们正包着饺子，敌人奔袭包围了村子，我们马上进入地洞，点上小油灯编起报来。(https://www.daowen.com)

当时除了吃饭、睡觉，其余的时间，就是看电报稿，选编国内外要闻，从通讯员来稿中选编地方新闻，而大量的工作是给通讯员的稿件提意见，写联系信。那时候学习材料不多，白天又不能出屋，实在没有事干的时候，就帮房东烧火、做饭、拆棉衣、收拾屋子。我们的三个交通员，白天没事干，都学会纺棉花了。

因为我们长期闷在屋里不见天日，活动又少，所以我们面色惨白、身体虚弱，象大病初愈的病人一样。当环境好转白天能够见面的时候，乍一见面，彼此都指着对方说：“看你的脸色，都不象人样子了！”一九四四年我们的誉写员张俊杰同志就病死了。后来，编辑郑太一，也因积劳成疾，被病魔夺去了生命。

最艰苦的要算我们的交通员了。和地委联系，稿件、信件的往还，报纸外送，印刷器材的购买、运送，都靠他们。他们昼伏夜出，夜深之后出发，黎明之前赶回，一夜之间，要穿过敌人几道封锁线，来回走几十里地，特别辛苦。

为了缩小目标，他们出去工作时带上盒子枪，穿上和漫野的土地同样颜色的“夜行衣”。他们学会了溜房檐、串墙根、爬树上房、爬沟越壕的一套本领。地委和各县委的交通员，有活动交通站　今夜在这个村的某一坟地集合，明天又到另一村的一个破庙里集合，第三天也许到某一村某一家的牲口棚里集合。互换信件之后，订好下次集合地点，马上分散回原地。有人调动工作或者到一个什么地方开会，也是跟交通员一块到这个集合点，介绍给某个交通员一同前往。一九四三年春，我跟着一个武工队从晋察冀边区返回冀中平原到《黎明报》社时，就是武工队把我交给地委交通员辗转来到报社的。

交通员通过封锁线，也有和敌人遭遇的时候，但是凭着他们的机智灵活，靠着他们人熟地熟，有群众掩护，所以活动在敌人心脏中，灵活自如，可以很好地完成党交给的任务。

当时的交通员，都是选择政治上最坚定、党性最强的人因为他们担负着党的交通命脉的重任，许多机密文件、报纸信件靠他们通过敌人层层封锁传送，非同平时的交通员可比。《黎明报》最早去的交通员宋金英同志，就是一个县的区农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