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奉调离职入学

一九二八年四月，第二方面军奉令北进，十九师行抵东明县境，被阻于马头集。该集驻有张宗昌部刘志陆师。吉鸿昌与我亲临该集附近侦察地形，发现该集东南隅积土，几与寨齐。遂决定施行夜袭，由东南隅冲上寨墙，官兵颈缠白巾为标志。作战命令下达后，当夜我军由东南隅冲上寨墙，与敌展开激烈肉搏战，敌被杀伤甚重。天明后残敌仍负隅顽抗，吉鸿昌从俘虏中挑选了几个军士，使其分向敌队喊话，劝令缴械。黄昏前战斗结束，据报刘志陆已在我师到达马头集附近时宵遁。我师清理虏获品、安抚俘虏兵之后，继续北进，经东阿到达平阴，一路虽有敌军布防，但均已闻风撤退。十九师于五月一日，进抵济南郊外与第一集团军会师。吉鸿昌率手枪队，进入商埠，见到日本兵营附近，堆积沙包，设置铁丝网，情况严重。当我们经过时，日军竟口呼“马鹿”。吉对这种挑衅行为，非常气愤，但为了大局，只有隐忍。吉见迎面驶来小汽车一辆，车上挂着日本旗，当即喝令停止，据称是华商出租汽车，为防军队抓差，故挂上日本旗。吉鸿昌怒斥奸商藉日本鬼子吓唬人！当即将车扣留，移作军用。

十九师于当天午后离开济南，由齐河渡过黄河，一路经腰站、故城、河间、大城至静海，长驱北上，沿途敌人望风而逃。我师到达津郊时，阎锡山已派傅作义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北伐战役，至此宣告结束。

六月间，冯玉祥令孙良诚率第二方面军所属部队，开回山东驻防，并任命孙良诚为山东省政府主席，兼山东剿匪总指挥。当时，日军尚盘踞济南，孙良诚在泰安就任山东主席职。十九师回防泰安，正拟补充兵员、械弹之际，接到冯玉祥通令，各方面军酌派师、旅长，进陆大特别班学习。此令下达后，引起一般私议，谓冯之此举，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对于骨干的培养深造，是冯玉祥显示他在第二集团军的威望和特有的军纪特点，尽管大战甫定，不论职位多高，功劳多大，只要一声令下，就得交出兵权，听令入学。就当时全国形势看来，冯玉祥此举确属西北军特有的风格。(https://www.daowen.com)

孙良诚接到这个通令，首先将吉鸿昌的名字列入学习深造名单上报。孙这一措施，似乎既附合上级要求，又体现对下级的关怀，实际却不尽然。自潼关出师以来，孙、吉之间，可以说是将帅不和，裂隙日深。例如吉认为孙在作战上，并没有大将魄力，作战期间，孙规定全军官兵一律不佩戴胸章，吉却印制“19D”符号以代胸章，孙嗔怪为“出洋相”；夜渡黄河时，孙认为是影响全军作战的盲目行动，命令渡过黄河部队急速撤回，吉竟越级报告冯玉祥；吉以冯玉祥复电中有十九师为“铁军”的勉词，就制作大批镶有“铁军”二字的红旗，用以砥砺士气，孙则讥为狂妄；在撰写《克复曹县记》时，内容述及作战经过，宣扬十九师战绩。凡此种种，都说明孙良诚之撤换吉鸿昌蓄意久矣，适逢冯令师旅长入学，恰中孙良诚下怀。

吉鸿昌入学，十九师番号撤消，部队分别并入第二、第十八两师，我被调任总指挥部参谋处长。我调任处长在思想上并无多大波动，只是对屡立战功的十九师，竟落了个“撤消番号”的下场，全师官兵皆鸣不平。在吉鸿昌临走前，我对他说：“请你向冯先生请求，也送我上陆大！”吉说：“你先沉住气，我早已料到孙有此举。眼前虽是不打仗了，可是这能算完吗？各集团军刻在争权力，将来一声说‘打’，我断定冯玉祥还要我带兵，我看时间不会久，咱们仍会相聚的。”在我就任参谋处长时集合师部全体官佐，在泰安车站的站标下合影，作为我师被孙良诚“拆伙”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