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与清室优待条件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爆发了武昌起义，革命的胜利迅速地传播到全国。清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这时，清廷为了以袁世凯的北洋军来抵挡革命力量，重新起用了正在彰德“养疴”的袁世凯，任湖广总督，后又委任为内阁总理大臣。从此，袁世凯已是大权在握，首先推倒载沣，集中军政实权于个人，然后施展其两面派手段，周旋于清廷与革命临时政府之间。袁一面挟制清廷退位，一面威逼孙中山退让。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孙中山先生在南京被选为临时大总统，并宣告中华民国成立，通令全国改元。孙在就任伊始，就确认俟南北议和成功推翻清帝国之后，退位让国于袁。同年二月十二日，清帝宣布退位诏书，孙中山先生终于二月十五日，将大总统之职位，让给了袁世凯，他就成了中华民国的正式大总统。
袁世凯在挟制清帝退位过程中，于一九一二年一月十九日议订了一个清室优待条件，共八款如下：
第一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优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
第二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
第三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嗣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
第四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
第五款、德宗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
第六款、以前宫内所有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
第七款、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
第八款、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从上述八款中“尊号仍存不废”、帝室“暂居宫禁”、执事人等“照常留用”、奉安典礼“仍如旧制”、禁卫军额数俸饷“仍如其旧”等等，可以看出袁世凯的政治阴谋 也充分说明这次革命的不彻底性。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同时，明令中华民国的成立，并宣布改元，但大清帝国的末代皇帝溥仪却依据这个清室优待条件，仍然留居紫禁城，沿用宣统年号，拥有数以千计的遗老、大臣、太监和仆从侍卫等，照旧封官授爵、赐谥颁赏，保持帝王气派。这就显明地形成了清室“小朝廷”与民国政府分庭抗礼，俨然国中之国。这时不仅那些顽固份子如王公贵胄、遗老、大臣依然朝服补褂，向宣统行三拜九叩礼，称臣、称奴才，即身穿民国大礼服的民国要员，向宣统也磕头跪拜。如此光怪陆离，不伦不类。这就深伏了无穷的隐祸。
这一伙遗老遗少簇拥逊帝溥仪，密谋恢复祖业，对也企图称帝的袁世凯不能不有所威胁。因此，一九一五年一月七日，袁令内务总长朱启钤和司法总长章宗祥，与清室商定了一个巩固清室优待条件的善后办法，主文七条如下：
一、清皇室应尊重中华民国统治权，除优待条件特有规定外，凡一切行为与现行法令抵触者，概行废止。
二、清皇室对于政府文书及其他公权、私权之文书契约，通行民国纪元，不适用旧历及旧年号。
三、大清皇帝谕告及一切赏赐，但行于宗族家庭及其属下人等。对官民赠给，以物品为限，所有赐谥及其荣典，概行废止。清皇室所属机关，对于人民不得用公文示告及一切行政处分。清皇室如为民事上或商事上法律行为，非依现行法令办理，不能认为有效。(https://www.daowen.com)
四、政府对清皇室照优待条件保护宗庙陵寝及其原有私产等一切事宜，专以内务部为主管之衙门。
五、清皇室允确定内务府办事之职权，为主管皇室事务总机关，应负责任，其组织另定之。
六、新编护军专任内廷警察职务，管理护军长官，负完全稽查保卫之责，其章程另定之。慎刑司应即裁撤，其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役及太监等犯罪，在违警范围以内者，由护军长官按警察法处分，其犯刑律者应送司法官厅办理。
七、清皇室所用各项执事人等，同属民国国民，应一律服用民国制服，并准其自由剪发，但遇宫中典礼及其他礼节，进宫当差人员，所用服色，得从其宜。
上述所谓巩固清室优待条件善后办法，正是袁世凯政治阴谋的又一招，是在他密谋称帝之初搞出来的。从七条内容看来，他说的话极其官冕堂皇，象是从中华民国立场出发的，实际上是对清皇溥仪及其党羽的限制，限制他们遵守民国法令，打消阴谋复辟的念头。在商定这个巩固清室优待条件善后办法之后，没过多久，袁世凯还在上述条件上亲题了一段跋语，这是我后来从故宫清查出来的。跋文如下：
“先朝政权，未能保全，仅留尊号，至今耿耿。所有优待各节，无论何时，断乎不变更，容当列入宪法。”
袁世凯前有限制，后又拉拢，争取清皇室的好感，收买遗老、大臣以及顽固保守派的人心。不难看出，这完全是为他窃国称帝扫清障碍。
从袁世凯提出“清室优待条件”八款，随后又是商定“巩固清室优待条件善后办法”七条，最后还有亲题“跋语”等等，无不助长着逊帝溥仪的复辟野心。乱源既伏，祸患迟早发作，终于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张勋率辫子军进了紫禁城，上演了一出复辟丑剧。年仅十一岁的溥仪，竟又重新披上金龙袍褂，戴上珠顶王冠，二次登上了乾清宫宝座，接受朝贺。不旋踵间，由于全国人民的唾骂和挞伐，张勋及其辫子军迅即破灭，复辟丑剧也告终场。惟当时的军阀、官僚如段琪瑞、冯国璋之流，在清算这笔祸国账时，把一切罪责都推到张勋身上，轻描淡写地为溥仪开脱了一切，仍令他盘踞紫禁城，维持着他的“小朝廷”。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一日，是溥仪的结婚大典。当日他升座前乾清宫，对其妻婉容举行了一次确认皇后的“册封式”，然后才锣鼓震天地出动凤舆，迎接皇后入宫。婉容乘坐的金顶凤舆所经过的路上，一律黄土铺道，龙旗凤伞，銮驾宫灯；仪仗行列中有黄缎银顶轿，黄缎银顶车，抬着“霞帔”的黄亭；还有捧着“圣旨”和“圣节”的正、副大使，在后跟随着许多翎顶袍褂的王公大臣、文武官员；打执事的一色特制的花衣小帽。这样庞杂混乱、光怪陆离的迎亲队伍，招摇过市，俨然“吾皇在位”。而当时的民国政府还特派了警察队和保安队前后护卫。那时当政大总统黎元洪准备了八色厚礼，派官员送到乾清宫。即当时卸任总统的徐世昌，也送上四色贺礼。大典举行时，翎顶袍褂与民国大礼服杂陈，鞠躬和叩头并列，这场奇形怪状的闹剧，可说是轰动北京，遗笑中外。
再从溥仪的寝宫养心殿里所抄获复辟文稿原件看来，溥仪的卷土重来、恢复“祖业”的野心始终未泯。其中上“奏摺”、请“觐见”的康有为、江亢虎、金梁、升允、万绳栻、罗振玉等人，所有文稿里，都沿用着早已废弃的宣统年号，并为清廷之复辟出谋划策，到处奔走。如康有为于“宣统十二年述游历经过函”中说：
经年奔走，至除夕乃归，幸所至游说，皆能见听，亦由各方厌乱，人有同心。……中元甲子，又立春为元日，三者全符，千年未有。此盖圣上德符，天祐中兴，非关人力，更非奔走之所能为也。”又如江亢虎于“宣统十三年请觐函”中写道；
“十三年来，天下汹汹，一切政策，试验失败，亟需别求光明之路，中国者，逊帝与人民所共托命焉者也。”又如金梁于“宣统十六年正月条陈三事摺”中有云：
“……臣意今日要事以密图恢复为第一，恢复大计，旋转乾坤，经纬万端，当先保护宫廷，以固根本。其次清理财产，以维财政。盖必有以自养，然后有以自保，然后可密图恢复，三者相连，本为一事，不能分也。”
“……臣十三年来，主忧臣辱，无日不在颠沛之中……。近以人心气运，渐见转机，尽人事以待天命，拨乱反正，但能得人，大有可望。”
上述引文，足证溥仪的复辟异谋，确属朝思暮想，事实俱在，不容否认。这都是窃国大盗袁世凯预伏的祸根。直至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五日，溥仪接受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迁出故宫，紫禁城里才算冷落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