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吉鸿昌在东京既决定继续出国考察、游历，遂邀请了志同道合、主张抗日反蒋的孟宪章先生参加，孟先生亦欣然同意。孟先生长于写作，且见闻甚广，对于这次的考察，大有助益，不过他尚须办理护照，来不及和我们同船赴美，遂约订在美国的西雅图相会。
我们由横滨登轮后，在船上就商订了出国考察的三项主要的目的：（1）宣传抗日；（2）了解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情况和社会生活；（3）寻找机会到苏联去学习。
在旅行中，为了力求节俭，我们商定不做以下几件事，也就算是我们在“国难当头”的一种“公约”吧。内容是：
1.不乘坐车船上的头等席位；
2.不住高贵的旅馆，不进上等饭馆吃饭；
3.不包乘专用汽车，尽可能乘公共汽车或电车；
4.不和外国官方来往；
5.不购或少购外国商品。
船在太平洋上航行十一天，于十月六日抵达美国西岸海港西雅图。由于事前曾电请西雅图中国领事馆派人给予照料，因此，我们下船时，领事馆的来员即引导我们到预订的旅馆去了。这个领事馆人员即向吉鸿昌解释，那里头等旅馆向不招待中国人，只好住在这个二等旅馆，并表示歉意。这是到美国的头一件事，就给吉鸿昌很大的刺激。后来我们去美国人所开的饭馆和理发店，他们问明我们是中国人，都拒绝招待，但是他们对日本人就不敢这样歧视侮慢。中、日两国人民同是黄种人，而中国人在美国竟遭到这样迥乎不同的对待，能不令人切齿吗？
我们到了美国南部几个州，见到白人简直把黑人当作牛马看待，凡属供给白人使用或是白人聚集的处所，都绝对禁止黑人进入。诸如车站的候车室、公共厕所、火车车厢等，何者由白人使用，何者归黑人使用，都是严格区分的。火车上的餐车，是禁止黑人进入的。电车则分作前、后两部，分别划归白人、黑人乘坐。城市的住宅区，也是划出一定的地段为黑人居住的区域，不许黑人与白人混杂住在一起。有一次乘火车，吉鸿昌和我坐到黑人的车厢里，车开行后列车长发现了，就劝我们挪到白人的车厢去，吉表示不愿意去。这个列车长所以劝我们坐到白人车厢里去，并非对我们有所尊重，而是怕我们同黑人接触，揭露美国种族歧视的罪恶行为。吉鸿昌每到美国南方的城市，总要到黑人居住的地区，了解黑人的疾苦和所受压迫的具体情况。通过这一系列令人愤慨的事实，给予吉鸿昌很大的刺激，使他开始认识到美国这种种族歧视的罪恶。过去在西北军中和在教堂里牧师们（中国人和美国人）在传道时，经常讲一些什么人在上帝面前都是一律平等的，在这活生生的事实面前，其欺骗性就完全暴露无遗了。(https://www.daowen.com)
纽约城有一个“中国城地下博物馆”，每天下午在热闹的街口，都有专供去博物馆游览的汽车。事前曾有留学生给我们介绍过这个所谓博物馆的内容。迨到博物馆后，见所陈列的展览品，尽是一些美国传教士等人从我国搜集的旧社会最肮脏的东西，如鸦片烟枪、烟灯、缠足妇女的小鞋、带血裹脚条子、各种迷信用的东西等等，顿使吉鸿昌怒火冲天，受到又一个大刺激。他这才感觉到，美国人并不是拿中国人当朋友，简直把我们当作野蛮民族了。
在美国参观了许多大工厂，又去底特律参观了举世闻名的福特汽车厂和飞机制造厂。我们乘汽车到各车间参观。福特汽车厂规模虽大，由于经济危机，生产过剩，产品滞销，各车间的机器，只有三分之一在开动，上工的工人还不到一半，而且每星期仅开工四天，每天工作五小时，而大部分工人都被解雇了。后又参观福特飞机制造厂，带领我们参观的是该厂的经理，他知道吉鸿昌是一位将军，所以就乘机兜揽生意，他说愿以廉价卖给中国飞机，而且有现货。这位经理随即领我们到飞机库里看货，没料到，那些飞机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剩余的旧式飞机，而这位经理还一再说愿贱价出售。吉当时对这位经理说：“我劝你们还是将这些飞机送进化铁炉里好了。”这位经理妄想卖给我们旧飞机，以及后来在德国柏林和汉堡，都有军火商追随我们兜售军火这件事，可以说明外国商人总想乘中国军阀混战的时期，尽量卖给军阀们一些过时的军火、军械等，得到一笔额外价款。
在福特汽车厂参观时，亨利·福特曾在他的别墅招待我们吃饭。这位主人对吉说：“我们美国汽车制造工厂规模极大，能制造各式各样的汽车。中国只要多修筑公路，购买美国汽车，对于中国来说，是最经济的办法，比你们设厂更合算得多，而且你们没有技术，也设不了厂。”吉回答说：“你们美国过去也没有汽车，你们的汽车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我们中国今天没有技术，我们明天就会有的。我们人民也不是笨蛋，我相信我们中国总有一天会有大工厂，来制造汽车的。既然我们中、美两国是朋友，你们应该多传授一些技术给我们，来帮助我们也会制造汽车。”这几句话，顶得主人大有不悦之色。
从一九二九年开始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美国首当其冲，我们到美国游历时，危机尚未过去，失业工人尚有八、九百万人，半失业的人数，还要多几倍。我们在公园里和广场上以及夜晚在路旁人行道上，都可以看到身着破烂衣衫、面目黝黑的失业工人，横三竖四躺卧地上，在发放失业工人救济金的机关门前，失业工人排成漫长的行列站着，等候领取那维持不了一个人生活的几角钱救济金。吉目睹这种惨状，口里念念不绝地说：“这是资本主义的罪恶。”
在纽约、芝加哥、华盛顿、底特律等大城市，到处都有很多乞丐，晚间在偏僻的街上，有不少的妓女在那里乱拉客人。另一方面，百万富翁们则在夜总会里，通宵达旦地狂欢歌舞，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我们曾去纽约证券交易所参观，那里人们拥挤不堪，大喊大叫地进行股票投机买卖，闹得乌烟瘴气。在一刹那间，有的竟成了百万富翁，有的则顿然破产自杀。吉看到这种人吃人的情况，就说：“美国人拿中国人当野蛮民族，实际上，他们才是真野蛮。”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八日，吉鸿昌和我由美国到了古巴首都哈瓦那，以后又由古巴到其他国家华侨聚集的地方，宣传抗日救国。十一月十二日哈瓦那侨胞举行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大会，到会侨胞有数千人，请吉鸿昌报告东北“九·一八”事变真相。听众们为吉的报告所激动，侨胞们纷纷表示誓死抗日救国，牺牲一切，奋斗到底，有的竟情不自禁地痛哭流涕。散会后，有不少青年侨胞，请求吉鸿昌介绍他们回国投军，参加抗日。侨胞们立即发起抗日救国捐献运动。
吉鸿昌这次出国游历了美国、古巴、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卢森堡、丹麦、瑞典和瑞士十个国家。从表面上看，我们的行动似乎很自由，而实际上是受着监视的。我们每到一个国家，中国使馆或领事馆都派员招待，而这些招待人员，都负有监视任务的。我们在美国华盛顿时，曾要求中国驻美大使馆给我们签证到苏联游历，即遭到拒绝。到了古巴，那时驻古巴公使是我的堂兄，原希望利用私人关系可以得到签证去苏联，也被婉言拒绝。后来到了法国巴黎，那时中国驻法国大使魏道明是李石曾派的人，为国民党的另一派系，与蒋介石有矛盾，吉鸿昌想利用这一矛盾得到去苏联的签证，也同样被拒绝了。中国驻欧美各国的使节，所以都拒不发给吉鸿昌去苏联的签证，肯定是遵照国民党政府的指示的。既然蒋介石如此严密地防范吉鸿昌去苏联，吉也只得放弃这项计划了。
吉鸿昌这次虽远离祖国去欧美游历考察，但是他时时刻刻都惦念着抗日。他去苏联学习的计划既遭到破坏，所以也无心再在国外逗留，这时我们在瑞士听说日寇得寸进尺，上海形势紧张，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以后，吉鸿昌即决定迅速回国参加抗日，不再继续游历。在计划回国时，我就向他说：“你到外国游历，是蒋介石派特务监视强迫你出国的，现在既决定回国，是不是要给蒋介石去电，得到他的批准才好回去呢？”他以坚定的口吻回答说：“抗日救国，是中国人的天职，尤其是我们军人的责任，用不着什么人批准，反正我抗日不犯罪。”于是我们马上就订购船票回国。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我们由法国马赛，搭乘英国轮船回国。在船上就接到上海“一·二八”事件爆发、日军进攻上海的消息。吉鸿昌当时是既愤怒而又忧虑，心情非常沉重，以致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安。他对我说：“赶快到上海吧！下了船，我就直接参加十九路军打日本，当一个普通兵，我也心满意足。”船在海上经过一个月的航程，于二月二十八日抵达吴淞口外，见有日本军舰十余艘，停泊在那里，封锁尚未解除。我们所乘的这只英国轮船，经用旗语和日方联系，准予通过封锁线，随即开足马力进入上海。吉鸿昌下船后，就有许多友人在码头欢迎，随即陪同到一品香大旅社，吉首先就问：“国事如何？”朋友们回答：“你远道归来，暂作休息，国事不堪闻问，蒋介石已同日本妥协了。”吉鸿昌愤愤地拍案嚷道：“真是耻辱！真是耻辱！”
另外还有一件蒋介石特务干的卑鄙造谣的事，值得补记。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中旬，正当我们在柏林游历时，有一天突然由中国驻德大使馆送给我一件急电：“柏林中国大使馆速查明凌勉之行踪，请他速电他的家属。王正廷。”我看了这个电报很诧异，我同王正廷虽然认识，但和他向无直接关系，为什么他打听我的下落？吉鸿昌和夫人都埋怨我说：“你出远门为什么不给家里常去信呢？大概是弟妹久未接信，惦念你，托王外交部长打这个电报找你，不管怎样，快给弟妹打电报，报告我们都平安。”我就马上照办了，但心里总是纳闷，究竟是什么道理呢？吉鸿昌劝我说：“远处国外，无法了解事实真象，好在电报已经打了，可以不管它吧。”我们于一九三二年二月底回到上海时，我们的亲友和我的爱人都在码头上迎接，有一位朋友见了我们开玩笑地说：“你们都活着回来了！”我们听了感到莫名其妙，问他们：“这是什么话？”他们说：“到旅馆里再说罢。”到旅馆后我们才知道在报上曾发表一个消息，说吉鸿昌一行从美国赴英国，船在大西洋遇上风浪，触礁沉没，吉鸿昌等下落不明；家里人因此不放心，才托人请王正廷打电报查寻我的下落。上海报上发表消息究竟从何而来，经深入了解，是蒋介石的特务干的事，因为自从蒋介石撤消吉鸿昌军职后，又逼迫他出洋，吉的旧部中青年进步的官兵们大为不满，部队里出现了不稳现象，酝酿要求吉回国恢复军职，引起蒋介石极大的不安，为了打断那些青年进步官兵想念吉的念头，稳定部队的不安情绪，制造了这一恶毒的谣言，并在吉的旧部队中大肆传播。特务的卑鄙手段，可谓无所不用其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