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生死共患难的堡垒户

同生死共患难的堡垒户

在“五一大扫荡”后的冀中,敌人统治的那么严密,斗争那么残酷,为什么我们还能站住脚,还能坚持出报?主要原因是群众拥护我们,是与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堡垒户掩护了我们。当时我就这样想过:敌人是盘据在砖砌的碉堡里,而我们,则是工作在无形的群众的血肉筑成的铜墙铁壁里。特别是我们《黎明报》隐蔽在设有敌伪岗楼的定县子位、深泽大堡村的时候,这种感觉,特别亲切。毛主席讲:“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的的确确是这样,冀中的贫下中农,冀中的革命群众,确确实实是“真正的铜墙铁壁”。没有冀中的革命群众,就没有冀中的抗日工作,就没有抗日工作人员的生命安全,就谈不到抗日战争的胜利。

我们的房东一般都是党员或绝对可靠的贫下中农。每个房东家里都有秘密洞保证我们进行工作和生命安全。我们的堡垒户一家大大小小,都把我们看做亲儿女和亲弟兄。我们和房东吃一锅饭,饭熟了,他(她)们亲手给我们送到屋里。在最残酷的时期,为了保密,我们白天黑夜不出屋,房东就给我们端屎端尿。平时他(她)们还负有警戒任务,一听说有敌情,马上告诉我们进地洞。我们进了地洞,房东给封好洞口,伪装好。敌情解除后,房东又给挖开洞,招呼我们出来。在敌情最紧张的日子,抄收电报,编印工作,全在地洞里干。房东冒着房屋被烧毁、一家人被杀害的危险保护我们,真是和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亲人!

最难忘记的是定县西赵庄的冯皂拴同志。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我们住在他家里。傍晚,村干部送来敌人要包围村子的情报。深夜,交通员宋金英同志带着我和誉写员张冠伦、张俊杰同志以及电台的李崇培、朱福申、张乡等同志准备转移,出村一看,无数的火把已经把东赵庄、西赵庄两个村子团团围住。我们已经被敌人包围了。

是突围还是隐蔽?要立即下决心,不容迟疑。鉴于我们携带电台和油印机等印刷器材,行装笨重,突出重围的可能性不大,我们决定进入秘密堡垒。于是李崇培和电台的同志们仍旧回到西赵庄他们原来的堡垒户,我和张冠伦、张俊杰同志进入东赵庄从来没有住过的新堡垒户。

我们的秘密洞很小,只能容三、四个人半躺半坐地在那里休息。我们发现有一个只能爬出一个人的小口与公开的大地道相通,我们就进入大地道,因为大地道可以站立起来活动活动。大约是我们进入地道的第二天,大地道被敌人破坏了,我们就转入秘密洞把通大地道的小口用湿土填死。但是不久,氧气不足了,我们喘不过气来。我们议论,憋死也是死,还不如把进洞那个洞口弄开,透点空气进来,即使敌人发现了,和敌人拚个你死我活也比闷死在洞里有价值。我们弄开洞口,空气不能对流,还是喘不过气来,我们就轮流去洞口吸点空气。(https://www.daowen.com)

直到黄昏,隐隐听到集合号声,我们才知道敌人要撤走了。不多一会,听到有人喊救火,知道敌人已经撤走,我们才从洞里出来。这已经是六月二十八日的黄昏了。

出洞一看,邻居的房子还在燃烧着,我们就和几个老乡一同打水救火。救灭了火,我们才意识到在洞里呆了两天两夜未进滴水粒米,顿时肚子饿得不得了。我们打算去西赵庄冯皂拴家做点饭吃,可是到他家一看,他家的三间新房子,房顶已经烧落了架,成了焦土一片,有的地方还冒着烟。再去另一个房东高桂珠家,她家的房子也烧坏了。事后才知道,凡是敌人发现谁家房子里有洞口,就把谁家的房子点着了。原来,我们的社长王亢之同志和交通员宋金英同志等,就是进入高桂珠家的地洞,被敌人发现了洞口的。

天亮以后,老乡们怕敌人再来一个回马枪,所以都去田野里躲“情况”。我们也到村外想找到村干部了解王亢之同志和电台人员的安危情况。这时恰好遇到冯皂拴。他的房子,就是因为被敌人发现地洞口而烧掉的,我们见到他,内心深感抱歉不安,我们猜想因为给我们挖地洞而招致自己的房子被烧,他会埋怨我们。但是他和过去一样热情地关怀我们。他说:“看你们这样子,多少日子不见天日,面色又黄又白,一看就是抗日工作人员,遇到敌人还逃得了?”说完就拉着我们说:“你们别在这里,我给你们找个地方!”我们跟他走到一块土豆秧苗的地里,在遍地的小粪堆中扒开一个粪堆,粪堆下面铺着木板,掀开木板,是一个地洞口。他把他两个二十岁上下的女儿叫出来,非让我们进去不行。我们怎么能让他刚刚成年的女儿在外边冒风险而我们去隐藏呢。他不干,支走了两个女儿,我们不进去就不行。这么真诚、这么热情的房东,他对我们这么爱护、这么关怀,真是感动得我们掉泪!这已经超出了同生死共患难,而是舍己为人了。

后来,冯皂拴帮我们找到了村干部,才知道社长王亢之同志和电台的两个地洞都被敌人发现破坏了,王亢之同志和宋金英同志等三个交通员脱险隐藏起来,电台的同志冲了出去,报务员张乡同志失踪了。

附记:以上一些情况,特别是抗战初期《冀中导报》的情况,得到朱子强同志热情帮助,提供了很多材料,并对初稿认真地做了修改。有的材料,还参考了范瑾同志写的《抗日战争时期冀中的新闻工作是怎样坚持的》(载《中国现代出版史料》丁编,229页)一文。杨循同志、石坚同志也提供了一些材料。在此谨表谢忱!虽然如此,由于对情况的了解有很大的局限性,再加上那时出版的报纸和资料一点也找不到,这个材料,也只能说是冀中新闻工作一个粗线条的轮廓和一些片断史料,希望当时在冀中从事新闻工作的战友,对这个材料加以补充,核实,修改,使它日臻完善,能反映冀中新闻工作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