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宫博物院的建立
清室善后委员会成立后，先遭段祺瑞的“不承认”，继遇绍英等清室人员的为难，但一切准备工作，并未中辍。当准备工作布置就绪后，乃决定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开始点查。段祺瑞闻此，心有未甘，竟手谕“查止”点查，执政府秘书厅据此分别通知内务部、京畿警卫司令部查照办理。通知大意说：“现清室善后之事，政府正在筹议办法，清室善后委员会未便遽行点查。着内务部及警卫司令部查止。”清室善后委员会接到内务部的通知，对段祺瑞的无理压制，并不屈服，于十二月二十二日午后二时，照常召开点查预备会议，由委员长李石曾主持。李首先致词，略谓：“国民军此次回师北京，发动北京政变，摄政内阁代表绝大多数国民意见，修改清室优待条件，并令溥仪迁出宫禁，本为正当自然之事。自民国成立以来，京城尚有翎顶袍褂，故宫则有宣统年号和上谕，通过民六复辟之变，张勋死后，清室犹赐谥‘忠武’，是皆清室违反优待条件之明证。此次摄政内阁对清室所采取的行动，虽嫌过于和缓，我们却认为比较满意，现在查封手续既已完竣，我会决于明（二十三）日起，开始点查。今天忽接执政府通知，本会应暂缓点查，按本会的性质，系由委员、监察员、助理员以及一些专家们组织而成的，并不是政府机关。本会既然承担保管故宫一切的责任，就应深知宫里究有何物，共有若干？故此我在原则上 对执政府这种违反民意、不合乎手续的命令，主张反抗；至于在事实上，究应如何处理，则请与会诸君详加讨论。”这时会场上纷纷发表意见，其中吴敬恒、易培基和庄蕴宽等发言最多，坚持不屈。我在发言中，也曾提到：“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但是，假如命令迫使我向反转，我就有所不顾了。”会议进行到发言普遍、意见一致，乃决议如期开始点查，并即席推举吴敬恒和助理员杨千里拟函，答复内务部，说明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性质，似非单纯行政机关可比，点查清宫物件之事，已决议于二十三日开始，万难中止。
散会后，内务总长龚心湛见到清室善后委员会的态度严正，立场坚决，深恐不易转圜，又怕段祺瑞难以收场，乃出而斡旋；虽然往返磋商，委员会却坚决不退让。这时段祺瑞则已陷于进退维谷之中，最后龚心湛在承认委员会的决定外，维持段的尊严，另向国务会议提出五项办法：（一）原有的委员仍旧；（二）各部长官每日须有一、二人前往察看；（三）各部遴派重要员司四人会同点查；（四）点查所需经费，由财政部指拨；（五）点查章程应酌改者，会商委员会查改。段祺瑞于无可奈何之下，只好在五项办法上批了“可如拟办”。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点查工作，如期开始，段祺瑞的阴谋阻挠，又一次宣告失败。
依据上述办法的第二项规定，委员会绘制了一张“各部长官轮流察看表”，按照当时政府机构排列顺序为：星期一至星期六每天上午分由外交总长、财政总长、海军总长、教育总长、交通总长、大理院长等依次轮流；下午分由内务、陆军、司法、农商等总长及平政院、审计院两院长轮流。表上注明点查时间为上午九时、下午一时开始；每届点查，照章全部人员须在隆宗门办事处集合，同时入场，迟到者不能入场。
当点查进行中，次年八月间在溥仪寝宫——养心殿，查出大批有关复辟阴谋的文件，因事关密谋内乱，遂即时予以揭举。先向京师地方检察厅、旋于八月十六日又向京高等检察厅检举，提出溥仪、康有为、金梁和庄士敦（英籍）等四人为阴谋复辟共同犯。八月二十二日，委员会接得检察厅复函，说金梁等密谋内乱 事在大赦令以前，已为不起诉之处分在案。这桩罪案，竟在援引段祺瑞上台后，于本年元月一日发表的大赦令下逃脱了。
清室善后委员会的点查工作，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开始，至一九二五年九月底全部完成，故宫博物院随即宣告成立。十月十日举行开幕典礼，大会盛极一时，发言人非常踊跃。李石曾、黄郛、王正廷、于右任以及袁良等相继发言之后，我在发言中，除对故宫博物院的成立致以祝贺和期待外，并简单述及往洽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及驱逐溥仪出宫的详细经过，最后我说道：“在座诸位，都听过‘逼宫’这出戏！有人指责我去年的所作所为，也是‘逼宫’，但是，从我国历史上看到的‘逼宫’，都是为个人谋取帝位，行其改朝换代，或谋取个人的升官发财。我所作的‘逼宫’，是为中华民国而逼宫，是为神州四亿国民而逼宫，逼宫之名虽同，而逼宫之实则异。”开幕典礼后，博物院全部开放，任人参观。从此，故宫里积累、保存下来的历代文物，便公开展览于国人面前。(https://www.daowen.com)
自溥仪离开故宫之日，我以京师警卫之责，接受摄政内阁的命令，调派警卫部队，进驻故宫，会同保安队及驻守警察，共同负责，守卫宫门稽查出入，与宫内古物无直接关系。到一九二五年十月，故宫博物院的成立，并开放为公共游览胜地后，我为预防流言非议，曾要求清室善后委员会撤退守卫部队，并建议委员会自编守卫人员，惟因款项无着未能实行。一九二六年夏初，时局发生变化，国民军准备退出北京。那时北京发生了“三·一八”惨案，委员长李石曾因此离职，由庄蕴宽、卢永祥二公，被公推主持会务。承庄蕴宽向内务部总长屈映光为我重申前请，商准借调古物陈列所警卫，改编守卫。四月五日，撤出我所调派的警卫部队，结束了我守卫之责。我部守卫宫门，为时计约一年有半，本有饷糈自给，从未另行支取一文。
四月五日，清室善后委员会曾召集各委员、监察员、各部院助理员以及各顾问开会，我派主任参谋陈继淹代表到会，正式交代。会议时，到有各部署长官、各界名流和新闻记者等来宾，共计三百余人。会后，由陈继淹引导全体与会来宾到各宫参观，京师高等检察厅厅长吴家驹、司法部参事汤铁樵及各委员，也到各宫视察一周。至于会中庄蕴宽的演说和大会的盛况，当日已见诸报端，不再赘述。
我虽然已脱卸守卫之责，仍为委员会成员之一，仍应尽个人之知能，与各委员协力同心，维护文化艺术攸关之古物于永久。四月十日，我将上述事实经过，发表了一份通电，俾供国人之考查和研究。这个通电，是我口述大意，邵振青（飘萍）先生拟稿。对我个人来说，这是一个富有双重纪念意义的文件，飘萍先生当时为京报社长，与我时相过从，促膝长谈 意颇相得。他因不满意旧社会之黑暗，常为文抒发其胸中之愤慨，笔诛墨伐，不遗余力。我们撤离北京之后，邵飘萍先生竟遭忌而被杀害。今飘萍饮恨逝世已近四十年，展阅旧作，不胜怆恻，故特记述于此，作为本文之结束，聊存悼念亡友之意。
（写于一九六四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