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转向棉纺织工业
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洋货进口减少，与民生有关的洋纱、洋布、洋面的进口更是显著下降。据统计，大战前一九一三年洋纱进口二百六十三万担，洋布十亿方码；一九二一年分别减为一百一十万担和六亿方码；比一九一三年洋纱进口减少百分之五十五，洋布进口减少百分之四十[10]。面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的一九一四年尚入超八百七十余万两，到了一九一六年即开始转为出超，最多的一九二〇年出超值高达一千五百九十余万两[11]。棉纺织业的利润增长很快，以棉纱为例，一九一六年一包十六支纱盈利七元六角一分，到了一九一七年就升到三十六元九角三分，到一九一九年猛增至七十元另六角五分[12]，增加近十倍之多，大大超过地租、房租等方面的利润，从而吸引了军阀的资金转向棉纺织工业。
从一九一七年起到一九二二年，天津新建了华新、裕元、恒源、北洋、裕大和宝成六个纱厂，其中除北洋和宝成外，皆有军阀的投资。兹将他们投资的纱厂简介如下：
甲、裕元纱厂[13]
裕元是安福系军阀和官僚投资创办的纱厂，大股东是安徽督军倪嗣冲。一九一七年在十六支纱由一包可获利七元六角一分猛增到三十六元九角三分时，安福系的骨干、倪嗣冲的亲信王郅隆鼓动安福系军阀和官僚向棉纺织业投资。王郅隆原是米贩出身，嗜赌博，于民国初年以赌博交结了倪嗣冲。他曾鼓动倪嗣冲经营军米店，给倪赚了大钱，由此王郅隆得到倪嗣冲的信赖，后来他藉倪之力，得掌安福系的财政。当他看到经营棉纺织有利可图时，就又伙同倪嗣冲动员一批安福系的军阀和官僚集资建立了裕元纱厂。该厂董事会的主要成员有：国务总理段祺瑞、安徽督军倪嗣冲、段内阁的陆军次长徐树铮、外交部总长曹汝霖、交通部总长朱启钤、安福国会众议院议长王揖唐、督理奉天军务段芝贵以及王郅隆等。
该厂大股东为军阀倪嗣冲，共投资一百一十万元；其他军阀段祺瑞、徐树铮、段芝贵的投资数目不详。该厂最初实收资本二百万元，纱锭二万五千枚。一九一八年开工，第一年就赚了二百八十多万元。从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二二年，仅五年的时间，共盈利达六百多万元。因而该厂自一九二〇年起不断增资，不断扩充。一九二〇年增资一百六十万元，成立二厂，增加纱锭二万五千枚。一九二一年四月增资八十万元，又成立三厂，又增加纱锭二万一千八百四十枚，添置布机五百台。一九二二年四月增资七十万元，一九二三年增资四十六万零三百五十元，添置布机五百台。至此裕元的资本共计五百五十六万零三百五十元，拥有纱锭七万一千八百四十枚，布机一千台，为当时天津资本最厚、纱锭最多、获利最大的纱厂。
一九二三年前，这个厂从利润中提取股息、分派花红或转账发给股东股票，计达五百余万元，而当时又不断扩充设备，致使固定资产超过了资本三百余万元，不得不向银行借款和透支达六百多万元之多，结果利息负担过重，影响了生产。再者，此时欧美帝国主义又卷土重来，争夺市场，纺织业的黄金时代逐渐消逝，棉纱利润逐年下降。一九二一年秋季每包纱尚可盈利三、四十元，到了冬季就降到七元三角，一九二二年便无利可图，一九二三年反而亏本十余元。从此该厂年年亏损。一九二三年时，棉纱行情大跌，而棉布行情看涨，出售棉纱亏本，织成布匹则有利可图，因此该厂拟借外债增添布机设备，改变产品挽救颓势。一九二三年春，该厂总经理王郅隆到日本向大仓洋行借款二百万元，添置布机五百台。但由于该厂经营管理腐败，经理人与包销该厂棉纱、棉布的棉布庄勾结起来压低价格，结果裕元赔钱，而经纪人等都发了财。到了一九三五年，欠日商大仓洋行、华商金城、盐业、中南等银行的债款五百七十余万元，无力还本付息，乃被迫停工清理，于一九三六年拍卖给日商大仓洋行。大仓又以赊账方式卖给日本钟渊纺织株式会社经营，改名为公大第六厂。是年纱价上升，到年底，公大赚了很多钱，还清了大仓洋行的赊款后，还有剩余，日商钟渊实际没有花钱而白白地捡到当时天津最大的裕元纱厂。
乙、恒源纱厂[14]
恒源纱厂的前身是两家纱厂：一家是官办的直隶模范纱厂，一九一五年由直隶省公署开办，有纱锭五千枚；一家是恒源帆布有限公司，一九一六年由恒记德军衣庄股东章瑞廷开设，章与军阀田中玉、张作霖、鲍贵卿等人关系密切。这两个工厂距离很近，章瑞廷打算把直隶模范纱厂租过来，以解决他的帆布厂用棉纱的问题，因而找到当时的直隶省长曹锐——直隶督军曹锟的弟弟。曹锐实际是曹锟的总管家，给曹锟经营着粮秣、军装被服，开着大米庄、粮栈、饼干厂、被服厂等企业，也正在想着开设一座织布厂，既解决军需，又可以盈利。他听到章瑞廷要租模范纱厂，就想利用模范纱厂的底子，利用章瑞廷的经营才能，搞一个工厂，因而提出官商合办。章瑞廷虽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他知道利用曹锐的声势可以邀集一些军阀、官僚办一个大工厂，将获得更多的利润，所以也就同意官商合办。后来，该厂的官股全部售出，成为商办。
恒源自一九一七年开始筹备，购地建厂和向国外订购机器，于一九一九年在农商部注册，一九二〇年八月正式开工，有纱锭三万零一百六十枚，各种织机二百九十九台。该厂开办时资本四百万元，是当时资本最大的纱厂。开办时认股的有一百三十七户，其中多半不用人名而用堂名。五万元以上的大股东只有十几个人，计：
直隶督军曹锟、直隶省长曹锐及曹氏家族八十二万元
恒源帆布公司股东章瑞廷五十三万元
黑龙江督军鲍贵卿二十万元
山东督军田中玉二十万元(https://www.daowen.com)
奉系军阀张作霖五万元
两淮盐运使段谷香（段芝贵的弟弟）十万元
长芦盐运使王鹿泉及其家族九万五千元
曹锐盟弟、直隶省议会议长边守靖（洁卿）二万元
以上大户投资共计二百零一万五千元，占资本总额百分之五十强，其中军阀的投资计一百二十七万元，占资本总额百分之三十一点七五。
该厂自一九二〇年八月开工后，头两年很顺利，但自一九二二年直奉战争爆发后，供销阻滞，后来又因棉贵纱贱，每生产一包纱亏损二十余元，加以南方棉纺品向北方推销，比往年增加三、四倍，以致纱价跌落。此外，还有日货长期以来的倾销，更为严重，因而从一九二二年到一九二四年两年间三度停工，后来一九三三年到一九三四年又两度停工。该厂自一九二七年起，年年亏损，以借债维持到一九三四年，终因无力还债，委托诚孚公司代管，直到一九四六年才由董事会收回。恒源纱厂是北洋军阀投资的纱厂中唯一没有被日商吞并的工厂。
丙、华新纱厂津厂[15]
华新纱厂是北洋军阀袁世凯的亲信周学熙于一九一五年鉴于纱厂利润甚高，联合当时滦矿、启新股东和一些官僚军阀创办的。原计划在天津、郑州、通州、石家庄、青岛等五地设厂，资本定一千万元，纱锭十万枚。先建天津厂，资本二百万元，纱锭二万五千枚。
华新的主要股东计有：财政总长周学熙，安徽都督，中国银行总裁孙多森，山东盐运使杨味云，大总统黎元洪，大总统徐世昌，国务总理、中国实业银行总经理龚心湛，交通部次长徐世章，江西督军陈光远，滦矿、启新股东言仲远、王筱汀等。
华新于一九一六年在津建厂，一九一八年开工。开工后获利甚巨，一九一九年获利达一百五十万元，几乎将股本赚回来，以后连年盈利，直到一九二二年，四年间共获利四百一十三万元，超过资本一倍以上。[16]但是后来由于厂内形成以股东方面的安徽派和以生产技术方面的无锡派争权夺利，致使营业不振，日渐亏损。一九三一年国民党政府制订的统税一再降低外货进口税，又加重了工厂的负担。一九三五年前后，日本货在华北大量偷关走私，天津民族工商业受到严重打击。至此，华新经营日益困难，一九三六年负债竟占其全部资产的百分之六十以上，因此股东决定以一百二十万元售与日商钟渊纺织株式会社。从此，天津华新即归日商所有。
丁·裕大纱厂[17]
裕大纱厂是北洋政府财政部长王克敏发起，由中国银行总裁冯耿光、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江苏督军李纯等人集资，于一九二一年开办的。原定资本三百万元，实际只收足一百三十四万元即开始建造厂房，并向美商慎昌洋行订购三万五千七百一十二枚纱锭的机器。一百多万元当然不够建厂和订购机器的需要，加以机器抵津时，美金价格飞涨，股东未交的股款又收不上来，于是由王克敏向日商拓殖公司借款一百五十九万元，交了机器款，于一九二二年开工。开工后，裕大的新货比较受欢迎，打开了销路。但是到了四月，直奉战起，市面停滞；战事停后，交通又久不恢复，银根奇紧，调拔困难，营业不振，日渐亏损。为了维持生产，以厂房机器为抵向盐业、懋业等七个银行借款一百万元，又向东洋拓殖公司借款五十万元，以资周转，但仍无起色，终于一九二五年以订期二十年、到期无条件归还原股东为条件，委托东洋拓殖公司经营。东洋拓殖公司本是经营房地产的，对经营纺织也是外行，所以它接手后更为赔钱。于是一九二六年又让渡与日商伊藤洋行和李维生所组织的大福公司经营，裕大方面只派一个经理驻厂，只拿干薪，不负责任。“七七”事变后，于一九四二年改组为中日合办，定名为裕大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合记，资本为伪联币七百五十万元，中日各半，大权实际掌握在日本人手中。[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