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吉鸿昌在上海对于国家的局势有进一步的了解，认识到蒋介石对日本宁可屈辱，对内实行残酷的镇压，来贯彻他的“先安内后攘外”的反动政策。吉认为抗日、反蒋二者是分不开的，经过他回到天津三个多月的休息，对国内形势进一步研究之后，于一九三二年五月底又秘密到了上海，打算在上海作一个较长时间的停留，以便同上海的进步人士接触，研究抗日反蒋救国之道。当时我在上海居住，即将他安排在华安保险公司所办的华安公寓住下。这时正是朱庆澜组织东北抗日救国后援会，查良钊帮着朱进行组织工作。查良钊向朱庆澜建议，约吉鸿昌参加这个后援会。朱大表欢迎，认为吉鸿昌是不可多得的军事人才，正是他要物色的人。我同查良钊就劝吉参加这个后援会。他表面上很同意，就答应了。同时他在上海与中共党员浦化人秘密联系上了。浦化人在西北军时和吉鸿昌是老朋友。我当时住在上海公共租界西摩路二十八号，我家里作为浦、吉之间的联络站。浦化人同志不断地派他的十二岁的儿子作为交通员传递消息。

这时摆在吉鸿昌面前有两条路：一是到东北去；二是回到他的旧部队去（这个部队当时驻在湖北麻城一带），领导他的部队抗日。我是同意他去东北，我认为他回到旧部队里是有困难的，如能成功，那也很好，但是他如果私自回到旧部队，是很危险的。吉鸿昌计划通过一种“合法”的道路，回到部队去。这时，他同他的旧部三十师师长彭振山秘密联系，彭欢迎吉回部队，但是必须经过“合法”的道路才妥。最后，吉鸿昌经过仔细的研究，决定不去东北，而到南京去。彼时蒋介石在汉口指挥国民党的大军围攻大别山区的苏区。吉鸿昌在南京住在张之江所办的中央图书馆，住了一段短时期，在一九三二年九月上旬写信给我，邀我到南京。

我到南京和他见面后，又约我陪他去庐山见蒋介石。在庐山住了三天，蒋传见他（由吉过去的副官长王慈博陪他去见蒋的）。他回到旅馆后，我问王慈博，见蒋时都说了些什么，王告诉我说：“蒋问吉鸿昌：‘你这次出国游历，长了不少见识，今后可多为政府工作，你有什么打算？’吉鸿昌回答：‘我听总司令的命令，愿意为总司令效劳。’蒋说：‘好，好，到汉口再说’。”吉鸿昌就得到蒋介石批准，准许他到汉口了。吉鸿昌回到旅馆就写了密函，派他过去的参谋某（姓名记不清了）立即赴汉口和彭振山联系，密约二人在汉口见面。庐山气候寒冷，我因仅穿一身单衣，支持不住，遂和吉商议我暂回上海。他又在庐山住了三、四天，就秘密下山乘外国轮船到汉口和彭振山会面，随即同彭振山秘密到了他部队所在地宋埠。这时我在上海接吉鸿昌电报，要我速到宋埠和他见面。

蒋介石得到吉鸿昌潜回部队的消息后，立即回汉口派参谋长曹浩森（曹过去是冯玉祥的参谋长，和吉鸿昌是旧朋友）到宋埠劝吉鸿昌马上离开队伍到汉口，并且说只要他离开队伍，蒋对他就另有安排，而吉鸿昌坚决要求抗日，反对打内战，誓死也不离开队伍。我到达宋埠和吉见面后，了解到彭振山接到蒋介石命令，到前线去指挥部队围攻苏区，而军长张印湘日夜陪着吉鸿昌，表面上说是拥护吉鸿昌回部队。我对张印湘多有怀疑，因为过去蒋介石曾收买过张印湘反对吉鸿昌，蒋才敢撤去吉鸿昌的的军职，怎么张今天又表示拥护呢？我对吉说：“张印湘的态度是令人怀疑的，你过去吃了他的大亏。”吉说：“张印湘也是不得蒋介石信任的，也有反蒋的情绪，现在他拥护我反蒋抗日，可能没有坏意。你可以同他谈谈。”我就找张印湘谈问题。我问张印湘：“你对世五（吉的号）究竟如何办？蒋总司令叫他非离开队伍不可，而他不接受，你在中间不作了大难了吗？”张印湘回答说：“世五是我的老长官，我们共患难多年了，彼此相知很深，他比我有办法，蒋介石对我们西北军是以杂牌看待，不会信任我们的。而且彭振山对我意见很深，不能合作，只有世五回来可以把这个部队团结起来，保存抗日的力量；对付蒋介石，他也有办法，所以我非常拥护他。”我又问张印湘：“蒋介石叫他马上离开队伍，然后才给他事做，世五坚决不离开，你对这个僵局如何处理？”张印湘说：“我已经有了办法，分三个步骤来进行，第一步：我打电报给蒋总司令，要求恢复二十二路军，仍派世五当总指挥，因为这个部队的官兵全是他训练出来的，非他回来不可。第一步不成，第二步：我联合全军团长以上的军官电蒋总司令请求。第一，二步都不成的话，最后一招，我到汉口面见蒋总司令，恳求批准我们全军的要求。如果不批准，我辞职不干了。”经过这番谈话后，我就向吉鸿昌分析张印湘的三步办法：“我看张印湘是假意拥护你。他提出的三条办法，都是对蒋介石要挟，蒋介石不会受他要挟的，就这种情况看起来，彭振山不见面了，恐怕也有变，张印湘完全是假意，你需要慎重考虑这个问题。据我看，彭振山也不是真正拥护你抗日，而是他同张印湘有磨擦，二人闹成水火不容，他是来利用你制服张印湘。”我当时又劝告吉鸿昌说：“你的处境很危险，还是不要指望他们二人对你有什么帮助，你要当机行事。我的意见，最好还是离开队伍，另找抗日途径。”吉鸿昌坚定地回答说：“我坚决不离开，我宁愿死在这里。你替我到汉口去一趟，送一封信给蒋介石。”他说完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痛陈抗日的决心，希望蒋对他有所谅解。在我同他吃午饭的时候，张印湘派他的副官送给吉鸿昌一封信，信里说，他就去按既定的计划办事，马上到汉口去见蒋介石，因在汉口需要化些钱，现手中无钱，请借给五万元。吉鸿昌随即开了一张中南银行支票，交来人带去。张印湘接到这张支票后，立即到汉口见蒋介石，控告吉鸿昌带大批款项收买军队，请蒋迅速处理，不然队伍要出乱子，他负不了责任。这时彭振山得悉张印湘到了汉口，惟恐张向蒋介石揭发他和吉的来往，也跑到汉口去监视张，同时也可避免与吉会面。

吉鸿昌得到上述情况的报告后，在这一发千钧的时刻，遂毅然决然地率领忠于他的旧部约一团人，举行起义，向苏区方向前进。蒋介石得到情报后，即以紧急命令责成张印湘、彭振山率所部追击，同时，又派国民党的嫡系部队在后面督战并派飞机侦察轰炸，吉部绝大部份都不幸牺牲了。吉鸿昌仅带少数部下，于九死一生中突围进入了苏区。

我带着吉鸿昌在宋埠写给蒋介石的信到了汉口后，就送给曹浩森转交给蒋介石。翌日，听说起了大变化，我深恐蒋会派人捉我，我立刻由汉口搭乘英国轮船回到上海。我到上海曾在报上看到吉鸿昌带领队伍起义抗日的消息。(https://www.daowen.com)

我回上海约十余日后，大约在九月廿日以后，一天下午有人叩门，我开门一看是吉鸿昌，他满脸胡须，衣衫褴褛，使我非常惊讶，遂暂安置在我家里住了三天，置办了衣服。考虑家中房屋狭窄，不断有亲友来往，难以隐蔽　随后转移静安寺路一家外国旅馆（忘其名）五层楼上居住，改名王敬之，伪装北方商人借以隐蔽。我告诉旅馆的茶房，这位客人有严重心脏病，必须安静，饮食须送到房间里，预给小费拾元，茶房欣然接受，答应妥为照顾。每天我同我的爱人到旅馆陪他，并商议下一步办法。经反复考虑，先回天津找地下党联系。住了五天，遂搭乘英商太古公司顺天号轮船回到天津。吉鸿昌到上海时，曾同我叙述了他在宋埠起义的经过，如何死里逃生，进入了苏区，苏区对他招待得非常好。又告诉我苏区的领导同志（吉未说明这位同志的姓名）对他分析了国内外的形势并讲述了革命道理，使他受到了极大的启发，而思想上起了很大的变化。在苏区住了十余日　苏区派人保护他从山道翻山越岭，到达长江一个小码头搭乘外轮到了上海，他接受了任务，回北方进行革命活动。他对我说：“这次搞军事起义虽然失败，但是我受到了一次深刻的革命教育，使我的思想开了窍，从现在开始我才真正认识了救国的道路，只有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被压迫的人民才能翻身，中国才能得救。今天我要从新做起，必须依靠革命组织和人民力量，才能搞革命，凭个人英雄主义是不行的。今后我要走新的革命道路，献出我毕生的力量。”

（唐克明整理）

吉鸿昌轶事一则

一九三三年十月民众抗日同盟军失败后，吉鸿昌逃到北京，避居冯欣农家。冯欣农，名鹤鸣，曾任京绥铁路绥远工务段段长，与吉为莫逆之交。吉住冯家时，冯曾反复规劝吉鸿昌放弃反蒋抗日活动，吉说、“不抗日？还能当亡国奴吗？”冯说：“蒋先生自有办法。”吉说：“他的办法就是不抵抗！就是积极反共，消极抗日！”冯责怪吉鸿昌“你看共产党的书，中了毒。”吉针锋相对地回答道：“那是真理呀！”冯又劝吉说：“你不要被人利用。”吉说：“我不傻。你没有到张北去，你要是看到老百姓热心拥护我们，你就明白了。”两个人始终说不到一块。冯是我的戚长，他们争论的那天，我正好在场。

后来，冯欣农护送吉鸿昌回到天津。转年，吉在津被捕，冯曾到处营救无效，终于被蒋介石杀害。冯闻讯后顿足痛哭。

靳天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