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设备和经营情况

福星公司筹到的三十万元资金，仅够购买机器和兴建厂房之用，再无余力购置厂地，于是永租了大伙巷沿河二大街的土地作为厂址；另外，仓库也是租地建筑的（以二十年为期）。关于仓库的租地，当时讲妥条件是“借地不拆屋”，意即租赁的土地期满后，仓库不再拆除，连同土地一齐归还原主。机器是通过美商天津恒丰公司由美国买来的，共购买了两座“拔拨葛”式烧165磅气的水管蒸气锅炉，一座400匹马力的“考立斯”蒸汽机，做为原动力，并买了十五部机磨的全套净麦制粉机器。一九二〇年机器全部由美运到，安装完毕后，当年即开始生产，当时职工百余人。原料采用国产小麦，每天可以生产面粉四千袋，主持磨粉的技师。前期是胡春祥，后期是林昌富。在磨制面粉的生产过程中，最容易起火，一九二二年及一九二九年曾两次发生火灾。两次火灾后，都停工了一年多　在停工期间，职工只发半薪，并解雇临时工。在第二次火灾取得火险赔偿后，又通过恒丰公司向美国购买十八部机磨，并增购了一座“拔拨葛”卧式水管锅炉，连前共为三座，生产能力增到每日六千袋。这时全厂职员约五十人，正式工人约一百人，另外还雇用临时工约一百人。

福星公司的主事人都是旧式商人，对于新兴工业的经营管理虽不熟悉，但他们工于计算、长于生意经，通过苛酷的剥削和经营上的投机取巧，所以开工后的十几年来，倒也还得心应手，颇获利润。俟到三十年代以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入侵，国内形势日益严重，特别是“七七”事变后，华北沦陷，福星公司在经营上就遭遇到较大困难，开始走向下坡路，一直到解放前，始终打不开局面，只能维持生存。

福星所需小麦，除在天津市场上购进外，也常派员到津浦、平汉两铁路北段各地采购。在收购时，都是通过中间的贩运商人，不直接与农民交往。但由于中间商人、代理店、交易员从中吃行市，收佣金，层层盘剥，而福星方面又在品种质量上百般挑剔，极力压低收购价格，落到农民手中就所余无几了，对农民的剥削确实是很残酷的。福星在每次收货时，是根据市场小麦的存量、外地贩运商可能来货的数量和市场上面粉销路的畅滞、以及其他粮食行情变化等几个因素，来预测小麦行情的涨落。看涨时则多进，看落时则少进或不进。即使是行情看涨或是厂内生产急需原料时，也要故示沉着，贩运商越急于脱售，福星越要做出不愿买进的姿态，藉以大量杀低价格。另一方面，在制成面粉后，除在天津当地市场销售外，还行销到北京、河北、河南各地。销货时则随时了解市场上各种粮食行情变化趋势及成交数字。在市场缺货面价看涨时，仓库虽已储满，对外仍诡称厂内无现货；在市场货多、行情趋落时，则暗盘削价甩售；如遇行情快供不应求时，则在制造中加大水份以增加面粉斤重，欺骗用户，牟取额外利润。在当时的社会，一般贫苦的劳动人民是吃不起面粉的，只是逢年过节按照风俗习惯改善一下生活，故每届年节，各地农村都来津采购面粉，这时市场面粉销量旺盛，而福星公司便趁火打劫，加大水份，降低质量，提高出粉率。(https://www.daowen.com)

福星公司在经营上从来不注重积累资金，扩大再生产，而是赚了钱就开分。公司则仅提十分之一的公积金，所以开办以来，虽获利不少，而厂房和仓库租赁的土地，却一直没有买过来，生产设备也没有扩充，甚至连流动资金都缺少，依靠股东存款和银行号贷款维持周转。

一九三七年麦收之时，福星在河南漯河、河北大名、南皮、南乐、青县，山东馆陶等地收购了大量小麦，据说价值在百万元以上。在小麦正在起运或待运时，“七七”事变发生，全国抗战开始，福星在以上各地的小麦和麻袋，分别被宋哲元、庞炳勋、万福麟、汤恩伯所部军队强行扣留。有的出给收条，名为借用；有的根本不给任何手续；有的则被代理店趁火打劫，以致全部被抢掠一空。福星公司一向缺少流动资金，这批购麦款大部是股东存款和银行号的贷款，如今全部损失，公司立陷绝境，于是由董事长刘壬三出面，用厂房机器做抵押，与河北省银行总经理王荷舫商借大宗的、较长期的贷款。借款条件是银行派三个行员驻厂监督款项使用与业务的经营，随用随借，陆续归还，前后有两三年之久。福星借到款后，一方面偿还部分非还不可的股东存款及银行号贷款；一方面作为流动资金维持开工。但这几年中，由于担负大量外债，支付很多利息，在经营上则是捉襟见肘，非常困难。由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这五年中，每年结帐都是亏赔，这是福星建厂以来所未有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