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的话“痛苦”：中西方之间的心灵边疆

那种可能落到他头上的最小的灾难会引起他某种更为现实的不安，如果明天要失去一个小指，他今晚就会睡不着觉;但是，倘若他从来没有见到过中国的亿万同胞，他就会在知道了他们毁灭的消息后怀着绝对的安全感呼呼大睡，亿万人的毁灭同他自己微不足道的不幸相比，显然是更加无足轻重的事情。因此，为了不让他的这种微不足道的不幸发生，一个有人性的人如果从来没有见到过亿万同胞，就情愿牺牲他们的生命吗？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

痛苦，始终是人类的主题之一。关注痛苦，就是关注人类的灵魂。

在中国，从来就不缺少苦难叙事，远到汉乐府《东门行》中的“出东门，不顾归;来入门，怅欲悲。盎中无斗米储，还视架上无悬衣。拔剑东门去，舍中儿母牵衣啼……”到杜甫名作《石壕吏》中那凄凉的哀诉:“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再到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对身处苦难中的中国人民的同情:“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一个辛勤劳动、‘奉公守法’、于人无犯的诚实的好人——有一个多月没有吃饭了？这种景象真是令人惨不忍睹。挂在他身上快要死去的皮肉打着皱折;你可以一清二楚地看到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他的眼光茫然无神;他即使是个二十岁的青年，行动起来也像个干瘪的老太婆，一步一迈，走不动路。他早已卖了妻鬻了女，那还算是他的运气。他把什么都已卖了——房上的木梁，身上的衣服，有时甚至卖了最后的一块遮羞布。他在烈日下摇摇晃晃，睾丸软软地挂在那里象干瘪的橄榄核儿——这是最后一个严峻的嘲弄，提醒你他原来曾经是一个人!”这些曾经有过的叙述，无疑会让我们回望自己民族的苦难命运，不由得沉思良久，但是，我们却往往忘却了正视这些“痛苦”的勇气，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民族性格中的隐忍，更由于我们心灵屏障的重重遮蔽，我们成了鲁迅先生所言的“容易健忘的中国人”。

在一年多以前，曾有过这样一条新闻，相信都曾触动过大家的心灵: 2011年5月26日，美国参议院以全票赞成的结果通过一项法案，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排华法案等诸项歧视华人的法律道歉。在这份由参议员黛安·法因斯坦和斯科特·布朗等人联署的提案中，这么说道:“许多华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来到美国，为美国经济发展以及西部的大开发做出了重大贡献，但却遭到种族歧视和暴力侵害，美国政府还通过了排华法案等歧视性的法律，对华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些法律与美国独立宣言中人人平等的理念不符、与美国宪法精神不符。对这些排华法律及其所造成的不公正，参议院表示深深的歉意，并将会在今后致力于保护华人等少数族裔享有与其他美国国民相同的民权与宪法权利。”对历史事件，美国政府轻易不会道歉，因此，这种表态，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一种相当明显的信号，即，美国开始正视这段历史，并在此基础上去重新认识中国，而现在的这个中国，与100年前的中国，有诸多不同，也有着诸多的类似。

在指向当下问题的论述过程中，回溯历史总是必需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中西方在实现交流互动的同时，也在痛苦的感觉领域展现各自不同的面向，在近代的思想文化交织过程中，双方的这种不同痛苦体验也在某种程度上彼此“遭遇”到了一起。但一种痛苦与另一种痛苦碰撞到一起的时候，所产生的是一种怎样的情形？而从更为广义的角度来说，对他者“痛苦”认知的另一面则是对自身“被痛苦”的强调，而自身的这种有意识“被痛苦”心态更能激发起本国民众对于他者“痛苦”的关注与批判情绪。这些问题激发着我们不尽的思考。(https://www.daowen.com)

在一百年之后，恩里克·海耶特(Eric Hayot，中文名:韩瑞)力图从几个特殊的角度给我们作出解答。他目前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比较文学系副教授，并兼任该校亚洲研究项目主管。在这本名为《假想的“满大人”:同情、现代性和中国疼痛》的书中，作者倾注了数年的心血，所涉及的研究素材极为广泛，但问题意识却非常明确，它以两个简单的问题展开:首先，为什么西方世界会在这么长的时间跨度之内，以这么多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观念，即，中国人与残暴及肉体痛苦有着特殊的关系？其次就是，这种观念的历史和表现形式如何映证着当前西方的对华关系？可以说，本书是作者对这种中国的“痛苦”以及西方的“被痛苦”问题所作出的整体性回答。

具体而言，本书所叙述的是西方想象的历史，但同时也是启蒙时期哲学、18世纪以来在“全球化”口号之下的国际贸易活动、人权理论以及现代性观念史之间互动的历史，是一种复线的、多元的历史。作者通过对文学和历史方面一系列事例的探究，展现出中国生活方式与欧洲式同情相互之间的平衡关系。对这些事例的再现式和历时性的处理方式体现了西方与中国的明确关系，而且还成为一种表达西方最根本的价值观的重要方式。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对小说、医案、旅游报告、照片、绘画作品等各方面素材的解读，揭示出西方世界同情与人道之间的关联，以及这种西方式的对华“同情”之心的来龙去脉，并力图通过这些分析展现出对“中国”的整体印象。西方对中国疼痛的反应成为语言、身体、现代性的社会与哲学经验以及对人的主体性定义之间关系的核心所在。可以说，作者在本书中进行的这些分析，开启了思考西方过去与当今对华关系新的可能性，并且通过对同情、受苦、经济交流以及再现式交换这四个术语的专门论述，进而建立起分析中国历史话语、同情与现代性的新网络。在结合了文化研究、亚洲研究、美国研究以及医疗史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新审视中西方关系的独特历史视角，无怪乎哈佛大学的王德威先生会不吝赞词了。

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不希望正视和感知国家与社会所经历的“痛苦”的竟然都是外国人，毋宁是希望，在西方视角下的这些观察与叙述中，我们能够更好地正视自己的祖国、其中那些常常被夸大的“欢乐”，以及多有遮蔽的“痛苦”。我们不希望的是，所谓中国人，仅仅是那些将祖国当成是“符号”膜拜的、只在记忆中怀念中国的人们，而理应是那些认真对待并认识中国“痛苦”并力图挽救的人们。

袁 剑

2012年11月28日

于中央民族大学世界民族学人类学研究中心

(本文主要部分曾以《中国的“痛苦”与西方的“被痛苦”:两部作品勾起的记忆》为题发表于《中国图书评论》2011年第12期，在收入本书时，在内容方面作了相应的调整修改，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