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大人(归来)
从外表来看，塑化尸体建立了一种关于我们假设的满大人的拟人化对象，并反对西方支撑其不安疑惑的空幻意识所指引的想象生活。因此，就有必要对它的特殊性稍加关注。我们注意到，除了是中国人外，他还是一位满大人(mandarin)[109]，而不是农民或裁缝，或者一位康德式的追求内在价值(innerer Wert)的学者，我们可能会想，部分应归结于他获得的知识与社会地位的商品市场价值(Marktpreis)。正如巴尔扎克所知，满大人正是通过那很大程度上集中在哲学与文学方面的竞争残酷的科举考试而一步步被选为国家官员的;而在欧洲人的印象中，这些人所起的作用则是对一种统治类型的展现，他们的权力来自于对中国典籍的死记硬背与刻意模仿，而且，他们也将国家看成跟对自身社会与政府组织方式的绵延不绝的再生产息息相关。到19世纪中叶，像斯密或黑格尔那些人对亚洲的不可变性/凝固性(immutability)在历史和哲学层面进行了广泛的批评，这就使得满大人从广义上来看成为一种停滞不前的形象:历史上的停滞(从而没有进步)，经济上的停滞(从而没有阶级的流动性)以及资本的停滞，而后者则导致“一个残暴的国家机器消耗了大部分的剩余产品，它所扮演的不只是对统治阶级加以约束的核心机构，而且也是其经济发展的首要机制”[110]。将一位中国满大人转变为一种欧洲式财富的过程，实质上就是将停滞转变为运动，或者，如果以一种更明确的经济术语加以表述的话，就是将无法计算的资本转变为可以衡量的兄弟姐妹。从这个角度来看，在西方，巴尔扎克对中国社会所作的假设要比斯密清楚得多，这是因为在前者所期许的转变中，作为对市场定价(像中国历史那样，满大人的财富无法流传下去)的抵抗，一种生命形式的塑造正是通过那种使自身无法成为一种移动性的继承者的方式实现的，而这种继承所发生的市场取决于它已经被改变的事实，这对于生命来说，已经发生过了。[111]
其他的形象也许早已就转变的问题对观察者作出了一个不同的回答:你会坦然接受一两个奴隶的死亡，以之来换取食糖和便宜的棉布么？[112]如今，你会承认矿工在一场工业事故当中偶尔致残是对电脑主机板降价的不幸补偿么？生活在过去两个世纪中的绝大多数人，在面对诸如此类的问题时，就是被这么告知的，因为只有生活在一种致力于生产剩余价值的经济体系中，这样的消极事实才能形成。这些以其他面目出现的假设于是就通过一种特定的统计学暴力成功地揭露了所有消费者令人尴尬的共谋地位。
这就使我们更为清楚地知晓了为何满大人(the mandarin)是一位官员(a mandarin)，也弄清楚了为何他是中国人(Chinese)。通过使接受者无法意识到他(她)的生命早已而且长久以来就受惠于满大人与酷刑之间交易所型塑的生命与资本的交易当中，他的修辞功能就将问题从政治领域转到了哲学领域。人们可能会说，满大人在欧洲世界对他的想象中所起的真正作用可以被忽略不计，但是，将问题的模式要旨从“你应该(should)干什么？”转到“你想(would)干什么？”在其所暗示的条件从句(这种“假如”句子)的表象背后，后者隐藏了这样的事实，即，决定已经作出并且已经发生。[113]
这样的一种隐藏，在绝大多数基本观念当中，是思想性的，是与帝国主义神话以及更为一般意义上的资本生产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作为一种理想，其目的是从生活当中将过于可预期的后果区分出来。[114]这就是说，我们也应该意识到，将这种决定从想象领域移开的做法，开启了一种具有抵抗或者革命可能性的潜在空间。在哲学空间当中，生命并没有被商品化，而接受者也并没有参与到那种将之商品化的体系当中。假设的哲学化空间允许接受者可以将自身从认知的不一致当中摆脱出来，而这种认知的不一致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之上，即，它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决定了这一问题，并因此使它们能够根据当前的政治与经济形势所必须抵制的道德基础来发现并确认自身。关于满大人的假设问题因此就经由对必须从“彼此间没有特殊关联的第三者的眼光和方位”来思考生命的哲学化空间的遗忘而铸就，这就像亚当·斯密在1790年所作的道德评判那样(MS，135)。在此，我们再次看到了“中国”(作为人种、作为民族、作为文化)的例证效果是如何再生产了缠绕在中国与近代人类所发明的历史关联的例证与观念的问题:它表明满大人是中国人(Chinese)，因为他作为中国人就意味着他的中国人特征无关紧要。吊诡的是，中国性的功能反而促使具有这种情况的黄道转变成一种普世性的以化石形式长久保持的事例。这通过缺失而得以展现;通过展现而变得无影无踪。在其所有形态的复杂性当中，抓住这种幽灵般的、不断变化的形象，正是本书下文想要完成的任务。
【注释】
[1] The Mandarin，狭义指中国的富人或官员，广义则指中国人甚至中国出产的东西，因为当时正处于清朝时期，故有此称。在本书中，作者为其赋予了更多层面的意义。——译者注
[2] 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18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伦理学家。1723年6月5日出生于苏格兰法夫郡;1737年进入格拉斯哥大学学习哲学;1740年被选入牛津大学深造;1748年，任爱丁堡大学讲师;1751年任格拉斯哥大学教授;1763年，任英国财政大臣养子的伴游导师;1778年任爱丁堡关税局长;1790年7月17日辞世，一生未娶，没有子女。斯密一生奉献了两部传世经典:《道德情操论》(1759年初版)和《国富论》(1776年)。前者为伦理学著作，它的出版使斯密享誉学术界;后者为经济学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也成就了亚当·斯密作为“经济学之父”的不朽名声。——译者注
[3] 《道德情操论》是亚当·斯密的伦理学著作，首次出版于1759年，该书在斯密去世前共出版过六次。全书共由七卷构成，主要阐释的是道德情感的本质和道德评价的性质问题。斯密在该书中继承了哈奇森的道德感学说和休谟的同情论思想，形成了自己的道德情感理论。他反对神学家用天启来说明道德的根源，而把它认为是人的本性中所有同情的情感，并以之作为阐释道德的基础。他用同情的原理来解释人类正义感和其他一切道德情感的根源，来说明道德评价的性质，并以此为基础表明各种基本美德的特征。——译者注
[4]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D. D.拉斐尔和A. L.麦克菲编(Adam Smith， The 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 eds. D. D. Raphael and A. L. Macfie) (Indianapolis， 1984)， 135。此书在本文随后的注释将简写成MS。拉斐尔和麦克菲注意到，尽管他下面的章节写于1760年，但直到1790年的版本中才印出来;他们还认为，他所选取的那次地震属于1755年的大地震，在这场大地震中，有9万人丧生，里斯本整个城市被夷为平地(参见134na，136nj以及141nx以获取更多的书目信息)。“良知的影响与威望”这一部分首次出现于1760年的第二版中，这对1759年第一版做了相当大的修订。亚当·斯密的这本书直到1790年付梓的第六版为止尚无多大的改动。
[5] 巴尔扎克(Balzac):《高老头》(Le Père Goriot)，收录于《巴尔扎克全集·私人生活场景6》(Oeuvres Complètes， Scènes de la vie privée VI) (Paris， 1949)， 361。(中译本:[法]巴尔扎克著，傅雷译:《高老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译者注)
[6] 法兰西学院(法语:Académie Française)是法国的一所学术机构，它是法兰西学会(Institut de France)下属的五个学术院之一，是五个学术院中历史最悠久、名气最大的学术权威机构，当选法兰西学院院士是极高的荣誉。法兰西学院具有双重任务:一、 规范法国语言;二、保护各种艺术。规范法语是学术院最初的任务，为了法兰西语言的规范、明晰、纯正并为所有使用者理解，法兰西学院的院士们于1694年编辑出版了第一部词典，此后于1718年、1740年、1762年、1798年、1835年、1878年、1932—1935年出版了其他版本。1992年开始出的第九版正在编撰过程中。——译者注
[7]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国现代卓有影响的思想家、哲学家和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家，其重要作品，如《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单向街》等均为中国作家、人文学者所重视。——译者注
[8] 这段文字的一个版本可以在弗朗索瓦-勒内·德·夏多布里昂(FranÇois René de Chateaubriand，1768—1848，法国作家、政治家、外交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著有小说《阿拉达》、《勒内》、《基督教真谛》、长篇自传《墓畔回忆录》等。——译者注)于1802年出版的《基督教真谛》(Le Génie du Christianisme)一书中找到，在本书中，是这样写的:“如果仅仅只是希望的话，你可以在中国杀死一个人并获得他在欧洲的财富，通过超自然的力量完全可以使这事永远无人知晓，但你会让自己这样做吗？”(卡洛·金斯伯格:《杀死一个中国满大人:道德距离的意蕴》(Carlo Ginzburg， “To Kill a Chinese Mandarin: The Moral Implications of Distance”)，收录于《木制眼睛:距离的九种反映》(Wooden Eyes : Nine Reflections on Distance)，马丁·赖尔和凯特·索伯(Martin Ryle and Kate Soper)译[New York， 2001]， 164. )金斯伯格(Ginzburg)认为，夏多布里昂的故事源于狄德罗(Denis Diderot)从1773开始出版的百科全书中的一段经历，在该书中，一位欧洲谋刺者“被流放到了中国沿海地区”，这里离他的犯罪之地万分遥远，从而让他感觉到自己良心上的不安(165页)。但这可能只是一个简要解释，因为亚当·斯密的文本比夏多布里昂的文本要早出版十二年。就算夏多布里昂从1799年在英国时就开始撰写《基督教真谛》一书，他对假设的基本结构的资料来源也更可能来自于亚当·斯密而非狄德罗。夏多布里昂的文字在保罗·罗奈:《杀死满大人》(Paul Ronai， “Tuer le Mandarin”) (《比较文学杂志》(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 10(1930)， 520-23)中有所论列。关于满大人的假设出现在那些年的诸多文学作品当中，关于对大多数欧洲文献的罗列可见劳伦斯·W·基特斯:《神奇的满大人:起源、文学父权，伦理意蕴》 (Laurence W. Keates， “Mysterious Miraculous Mandarin: Origins， Literary Paternity， Implication in Ethics”)，载《比较文学杂志》(Revue de littérature comparée)40. 4 (1966)， 497-525。对于巴尔扎克为何会将夏多布里昂误记成卢梭(或者确实是有意将两人弄混)，苏源熙(Haun Saussy)向我指出，新保皇主义者巴尔扎克对于卢梭那种理论化的“一般心智”(general will)深有怀疑，他最终可能已经意识到要利用典型化的皮安训的假设谋杀那种同样无法平息的随意性与暴力。
[9] 例如，可参见托马斯·本德主编:《反对奴隶制的争论:资本主义与废奴主义》(Thomas Bender， ed. ， The Antislavery Debate : Capitalism and Abolitionism)(Berkeley， 1992);雪莉·塞缪尔斯主编:《情感文化:十九世纪美国的种族、性别与情感》(Shirley Samuels， ed. ， The Culture of Sentiment :Race， Gender， and Sentimentality in Nineteenth Century America)(New York， 1992);伊丽莎白·巴恩斯:《同情的状态:美国小说中的诱惑与民主》(Elizabeth Barnes， States of Sympathy :Seduction and Democracy in the American Novel)(New York， 1997);伊恩·鲍考姆:《大西洋的隐患:金融资本、奴役与历史哲学》(Ian Baucom， Specters of the Atlantic : Finance Captial， Slavery， an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Durham， N. C. ， 2005);本杰明·达夫隆:《浪漫的一对:英国哥特文学中的性与同情，1790—1830》( Benjamin Daffron， Romantic Doubles : Sex and Sympathy in Britisch Gothic Literature， 1790—1830)(New York， 2002);约瑟夫·菲希特尔贝格:《关键小说:情感与美国市场，1780—1870》( Joseph Fichtelberg， Critical Fictions :Sentiment and the American Market， 1780—1870)(Athens， 2003);玛丽·勒纳:《说教的怜悯:狄更斯、加斯克尔与维多利亚文化中的感伤主义》(Mary Lenard， Preaching Pity : Dickens， Gaskell， and Sentimentalism in Victorian Culture)(New York， 1999);达纳·D·尼尔森:《黑白的世界:解读美国文学中的“种族”，1638—1867》(Dana D. Nelson， The World in Black and White : Reading “Race” In American Literature， 1638—1867)(New York， 1993);以及贡萨洛·桑切斯:《十九世纪末法国文化中的怜悯:“自由、平等、怜悯”》(Gonzalo Sánchez， Pity in Fin de sièle French Culture :“Liberté， égalité， Pitié”)(Westport， 2004)。
[10] 关于先前模式与同情的教条之间的对立，参见R. S.克兰:《关于“感觉之人”的谱系学的看法》(R. S. Crane， “Suggestions towards a Genealogy of the ‘Man of Feeling’”)载《英国文学史杂志》(ELH) 1. 3 (Dec. 1934)， 206-07。
[11] 关于奴隶问题，参见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以及鲍康(Baucom)的著作;关于精神病人问题，参见米歇尔·福柯:《临床医学的诞生:一种医学观念的考古学》(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A·M·谢里丹·史密斯(A. M. Sheridan Smith)译(New York， 1973)以及《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Madness and Civilization :A History of Insanity in the Age of Reason)，理查德·霍华德(Richard Howard)译(New York， 1965)(中译本:[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译:《临床医学的诞生》，译林出版社，2011年;[法]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疯癫与文明:理性时代的疯癫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译者注);关于酷刑问题，参见爱德华·彼得斯:《酷刑》(Edward Peters， Torture)(London， 1985);关于监狱改革问题，可参见诺瓦尔·莫里斯、大卫·J·罗斯曼主编:《剑桥监狱史:西方社会的惩罚》(Norval Morris and David J. Rothman， eds. ， The Oxford History of the Prison :The Practice of Punishment in Western Society) ( New York， 1995)以及约翰·B·本德:《监狱的图像:小说与十八世纪英格兰的建筑思想》(John B. Bender， Imaging the Penitentiary : Fiction and the Architecture of Mind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Chicago， 1997)。关于动物问题，可参见詹姆斯·特纳(James Turner)的著作，他写到，欧洲的“同情浪潮席卷了所有人，甚至已经超出了其最初的范围，并开始触及到对其他情感生物的苦难的怜悯。在科学发现人畜之间存在着更密切的血缘关系的时代尤其如此……动物开始从这种充溢着的同情之心中受益”(《对野兽的清算:维多利亚时代观念中的动物、痛苦和人性》(Reckoning with the Beast :Animals， Pain， and Humanity in the Victorian Mind)[Baltimore， 1980]， 7)。
[12] 美国西北大学法学暨哲学教授、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政治学暨哲学荣誉教授，曾任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社会与政治理论教授。他的重要著作包括《黑格尔》(Hegel)、《黑格尔与现代社会》(Hegel and Modern Society)、《自我的源头》(Sources of the Self :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Identity)，以及《现代性的隐忧》(The Malaise of Modernity)等。——译者注
[13] 哈奇森(Francis Hutcheson，1694—1746)，爱尔兰哲学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奠基者之一。他主张仁慈的感觉是人性中原始而不可化约的部分。就如同视觉和听觉，道德感也是人类的一种知觉。哈奇森对世界作出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的功利主义思想，他的结果主义准则是将最高的快乐带给最多的人。——译者注
[14] 查尔斯·泰勒:《对于人权的一种非强迫一致的条件》(Charles Taylor， “Conditions of an Unforced Consensus on Human Rights”)，收录于《人权的东亚挑战》( The East Asian Challenge for Human Rights)，乔安·R·鲍尔(Joanne R. Bauer)和贝淡宁(Daniel A. Bell)编(Cambridge， 1999)。第二段引文来自于克兰(Crane)，他引用了苏格兰道德学家大卫·弗迪斯(David Fordyce)写于1754年的著作(第227页)。已经有大量的著作揭示出了由人类总体性的道德提升所带来的同情心增长的观念;关于这一问题尤其可以参看托马斯·哈斯克尔:《资本主义与人道主义情感的起源》(Haskell， “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itarian Sensibility”)，第1和第2部分，收录于《反对奴隶制的争论:资本主义与废奴主义》(The Antislavery Debate : Capitalism and Abolitionism)，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编(Berkeley， 1992)。关于哲学，参见大卫·休谟:《人性论》(David Hume， Treatise of Human Nature)(New York， 1978)(中译本:[英]休谟著，关文运译:《人性论》，商务印书馆，1980年。——译者注)以及哈奇森:《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 Francis Hutcheso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Conduct of the Passions and Affections)(Gainesville， 1969)(中译本:[英]哈奇森著，戴茂堂、李家莲、赵红梅译:《论激情和感情的本性与表现，以及对道德感官的阐明》，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译者注);参见亚历山大·布罗迪:《同情和公正的旁观者》(Alexander Broadie， “Sympathy and the Impartial Spectator”)，收录于《剑桥亚当·斯密研究指南》(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Adam Smith)，努德·哈孔森( Knud Haakonssen)编(Cambridge， 2006)，这是一篇论述哈奇森和休谟评论斯密同情理论的影响的文章。关于自由派的英国圣公会，参见杰拉尔德·克拉格:《从清教主义到理性时代:对1600—1700年间英格兰教会宗教观念转变的研究》(Gerald Cragg， From Puritanism to the Age of Reason :A Study of Changes in Religious Thought within the Church of England， 1660to 1700)(Cambridge， 1966)。
[15] 珍妮·托德:《情感:导论》(Janet Todd， Sensibility : An Introduction)(London， 1986)， 8。托德(Todd)将从1740年到1770年这一时期看成是情感文学的全盛期，并通过将诸多形容词添加到“感情”(sensibility)之上而勾勒出了其衰落之势(参见第7—8页)。她指出，斯密的《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是“英国道德哲学的终结”，并承认“试图系统性地将道德与情感联系起来的情感目的”(第27页)。这种情感教育的长远影响，尽管不再用哲学术语加以明确表述，但还是随着人道主义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传播而继续发挥着重要影响。关于情感文学，另可参见芭芭拉·本尼迪克特:《框架的感觉:1745—1800年间英语散文作品中的情感与风格》(Barbara Benedict， Framing Feeling : Sentiment and Style in English Prose Fiction， 1745—1800)(New York， 1994)。
[16] 简·奥斯汀(Jane Austen，1775—1817)，英国著名女性小说家，她的作品主要关注乡绅家庭女性的婚姻和生活，以女性特有的细致入微的观察力和活泼风趣的文字真实地描绘了她周围世界的小天地。——译者注
[17] 居斯塔夫·福楼拜(Gustave Flaubert，1821—1880)，19世纪中叶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莫泊桑就曾拜他为师。著名作品有《包法利夫人》、《情感教育》和《布瓦尔和佩库歇》等。他对19世纪末及至20世纪文学，尤其是现代主义文学的发展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被誉为“自然主义文学的鼻祖”、“西方现代小说的奠基者”。——译者注
[18] 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福楼拜的代表作之一，发表于1869年。小说发表之初影响不大，在当时只有少数知音，直到20世纪初才得到普遍褒扬(马塞尔·普鲁斯特、弗兰茨·卡夫卡非常崇拜这部小说)，被认为是福楼拜最具先锋气质的伟大的实验小说。小说的副标题是“一个年轻人的故事”。——译者注
[19] 这些人的历史在萨义德(Edward Said)的《东方学》(Orientalism)(New York， 1979)一书中首次变得清晰可见，而在这之后，其他的一些著作进一步扩展了这种分析。举个例子来说，“中国性”(Chineseness)似乎与他者的蛮夷之态(他们不曾被看成是“东方”)是可以相互交替的，而对前臂皮肤的狠狠一拧，在英国称为“中国痛”(Chinese burn)，而在美国则叫做“印度痛”(Indian burn)。在其他情况下，一种特别受到关注的微小虐待行为往往都会与“他者”联系起来，但却不会在意究竟有多严重;更确切地说，其他人的选择所依靠的是当地的历史因素，而不是某种类型的持久稳定性。(中译本:[美]萨义德著，王宇根译:《东方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译者注)
[20] 加州大学欧文分校中国史教授，代表作为《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译者注
[21] 彭慕兰:《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Princeton， N. J. ， 2000)， 25(对我观点的强调)(本段中文译文引自[美]彭慕兰著，史建云译:《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2—23页。——译者注)。中国在工业生产中的优势导致了我们只能用自己当前的观念来指称“工业间谍”;通过对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的著作的专门细致阅读，可以发现，他将欧洲的“工业欲望”看成是一种标志，参见刘禾:《鲁滨逊的砂锅》(Lydia Liu， “Robinson Crusoe's Earthware Pot”)，载《批判性探讨》(Critical Inquiry) 25. 4 (Summer 1999)。
[22] 数据来自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Andre Gunder Frank， ReOrient :Global Economy in the Asian Age)(Berkeley， 1998)， 283。(中译本:贡德·弗兰克著，刘北成译:《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译者注)
[23] 在十五年前，周蕾(Rey Chow)对于同一个对象就认为，这一问题应该“尽管可能是由于(东亚)仍然保持着‘领土上的独立性’这一事实，并更好地展示了帝国主义如何运作的图景，例如，除了身体上的强制和在事实上占据身体与土地之外，帝国主义是如何作为一种观念性的统治力量成功地取得优势地位的”(《写在家国之外:当代文化研究的干涉策略》(Writing Diaspora : Tactical Interventions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 Bloomington， 1993]， 7-8)。(中译本:周蕾著，米家路译:《写在家国之外:当代文化研究的干涉策略》，(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译者注)
[24] 杰弗雷·乔叟(Geoffrey Chaucer，约1343—1400)，英国诗人，代表作有《坎特伯雷故事集》(The Canterbury Tales)等。他十几岁起就进入宫廷当差，1359年随爱德华三世的部队远征法国，被法军俘虏，不久赎回。乔叟与宫廷往来密切，当过廷臣、关税督察、肯特郡的治安法官、郡下议院议员。他曾因外交事务出使许多国家和地区，到过比利时、法国、意大利等国，有机会遇见薄伽丘与彼特拉克，这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乔叟在庇护者失宠期间，被剥夺了官位和年金，经济拮据。他曾写过打油诗《致空囊》给刚登基的亨利四世，申诉自己的贫穷。1400年，乔叟逝世，被安葬在伦敦威斯敏特斯教堂的“诗人之角”。——译者注
[25] “而他的纬度则在这一世界的凸多边形赤纬的南或北”乔叟在他的《论星盘》(Treatise on the Astrolabe)(约1391—1392年写成;Norman，2002)中进一步说到。
[26] 尼古拉·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波兰天文学家，是第一位提出太阳为中心——日心说的欧洲天文学家，一般认为他所著的《天体运行论》是现代天文学的起点。——译者注
[27] 不管最初的强烈反感所排斥的东西是什么，在这里细致分析这一纽结在一起的双方，从而承认他们是同一种规则的对象——坚信同情是一种词汇—观念(word concept)。因此，它对于这种再现的历史类型来说是非常主观的，因为“中国”是某种非常整体性的东西，我只能简单地说，在同情与中国之间的不同之处，在真实性这一轴线上则还没达到这一程度。“中国”有着多种面相，它既成为亚洲大陆上一个具有特定民族与文化历史的饱含争议的名称，同时也是一种与对这片大陆的文化旅行相关的修辞学—认识论的形象，而这两者(大陆或形象)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无法离开另一个而独立存在，但是在对话当中，正像那些掌握牌技的人会完全“直截了当”地玩游戏一样，他会故意利用他的名声和实际状况之间的关系，而或多或少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玩家对于叫牌的反抗是被允许的;对以前的叫牌情况看起来则令人沮丧，正如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所指出的其理论化一样)。跟扑克玩家的情况一样，作为事实的“中国”与作为形象的“中国”之间的循环互动使得协商的主体之一具有了一种真实性的概念，这表现在将其彼此区分的过程之中，这是因为，一旦玩家在面对上一位玩家叫牌时的虚张声势，对于这位玩家“在心里”是不是真正是虚张声势的任何怀疑都必须建立在一种对他个性的理论化形象与事实维度之间的关系的了解之上，并进而更为无意识地对事实与形象之间更为一般的关系加以理论化。除了扑克游戏，苏源熙(Haun Saussy)、斯蒂芬·姚(Steven G.Yao)和我在《汉字:书写中国》(Sinographies : Writing China)(Minneapolis，2007)一书导言中都对此作了更深入的探讨。
[28] 美国明德学院英语和美国文学教授。——译者注
[29] 美国西北大学法语系副教授以及比较文学项目主管。主要致力于对文学现代性的比较与跨学科研究。——译者注
[30] 出生于香港，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现为美国布朗大学Andrew Mellon人文学讲座教授，为华裔文化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研究领域为现代中国文学、当代女性主义理论、中国电影、后殖民理论、文化研究等，著有《妇女与中国现代性》、《写在家国之外》等。——译者注
[31] 美国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曾多年执教于柏克利加州大学以及密西根大学，担任比较文学系和东亚系跨系教授。目前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及终身人文讲席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是文学理论、跨文化交流史和新翻译理论。曾任美国威勒克(René Wellek)文学理论书奖及列文(Harry Levin)文学史书奖的评委，其英文著作已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产生广泛的影响。——译者注
[32]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教授，著有《美国的亚洲》(America's Asia)等。——译者注
[33] 斯坦福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著有《得宜的诗学:黄庭坚的文学理论和实践》(The Poetics of Appropriation : the literar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Huang Tingjian ( 1045—1105))、《族裔经典:历史、制度和干涉》( The Ethnic Canon :Histories， Institutions， Interventions)、《文化资本的洪流:跨民族文化研究》( Streams of Cultural Capital : Transnational Cultural Studies)以及《亚裔/美国人:种族界限的历史跨越》( Asian/ American : Historical Crossings of a Racial Frontier)等。——译者注
[34] 密歇根州立大学英语及比较文学的教授，著有《流行于18世纪英国的中国风》(The Chinese Taste in Eighteenth Century England)，该书探讨了中国装饰艺术在18世纪英国的重要意义，揭示了当时英国人把很多严肃的社会问题和政治辩论引入到中国瓷器话题中来这一鲜为人知的故事。——译者注
[35] 美国当代著名比较文学家，曾任耶鲁大学教授，目前是芝加哥大学比较文学教授。著有《中国美学问题》(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文化中国的话语长城》(Great Walls of Discour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Cultural China)等。——译者注
[36]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比较文学系、亚洲语言文化系及亚美研究系合聘教授。其著述除《现代的诱惑: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The Lure of the Modern :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外，还有《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的华语呈现》(Visuality and Identity : Sinophone Articulations across the Pacific)，以及散见于美国各主要学术刊物的论文另外还编有《弱势跨国主义》(Minor Transnationalism)、《中外文学》各专辑，以及《后殖民研究》(Postcolonial Studies)专辑等。——译者注
[37] 美国汉密尔顿学院英语系教授，著有《翻译与现代主义语言》( Translation and the Languages of Modernism)以及《外国口音:从排斥到后族群性的美国华裔诗篇》(Foreign Accents : Chinese American Verse from Exclusion to Postethnicity)等。——译者注
[38] 《新共和》杂志(The New Republic，简称TNR)，美国杂志，自1914年开始发行至今，以政治与艺术为主题。最早是以周刊形式发行，现在则是双周刊，发行量约为50000份。现任总编辑为马丁·裴瑞之(Martin Peretz)，编辑为理查·贾斯特(Richard Just)。总体而言，此杂志倾向支持自由社会，以及社会民主经济政策。——译者注
[39] 黎友安:《中国的转变》(Andrew Nathan， China's Transition) (New York， 1997)， 15。
[40] 1943年生于美国纽约，197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著名中国问题专家，1970年任教于密歇根大学，1971年起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1991年至1995年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现为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教授，其处女作为《1918年至1923年的北京政治:派系纷争和宪政的失败》( Peking Politics， 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1976)，最著名的作品则是1985年在纽约出版的《中国民主》(Chinese Democracy)。——译者注
[41] 黎安友所勾勒出的中国历史与残忍之间的内在关联表明了这样一种无礼态度，即:中国文化与暴力之间存在着特殊的关联。我们以郝瑞(Stevan Harrell，美国华盛顿大学人类学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民族问题研究——译者注)在《中国的暴力》(Violence in China)一书序言的开场白后的附加说明为例:“为什么一种文化会谴责暴力行为，会贬低军功之荣耀，对文人而非武夫赋予最高的声誉，并试图将所有其他的价值观念融为一体，而在实际的表现方面，却对个人的暴力行为(亦即身体力量)运用得这般频繁与多样？ (跟其他文化相比较，中国文化中的暴力是不是更多，这很难评判，但从可视的角度上看，其暴力不比一些文化要少。)”(《中国的暴力:文化与反主流文化论集》，乔纳森·N·李普曼与郝瑞主编(Violence in China :Essays in Culture and Counterculture， ed. Jonathan N. Lipman and Stevan Harrell) [Albany， 1990]， 1. )括号内的这段话之所以令人深感奇怪，就在于，它成为从另一个角度关注中国文化中的暴力来源与结构的一部书，这是一个完美而合理的计划，假如它是那些在所有文化当中人们所学到的那些事情的话，而相对的边缘问题在第一句当中就有所暗示，但却并没有精确表达出来。这一计划与王德威(David Der wei Wang)《历史与怪兽》(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一书之间的不同在于，王德威是在一个更大的哲学与文化框架内来分析中国的暴力史的，这就使得中国人的例证并没有成为异类(《历史与怪兽: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暴力、叙事》(The Monster That is History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Berkeley，2004])(该书中文本: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年。本书触及历史与文学间复杂的对话关系，如国家神话的生成，文类秩序与象征体系的重组，“史学正义”与“诗学正义”的纠结，群体与个体之间的互动，最后还论证了现代性(modernity)和怪兽性(monstrosity)之间的辩证关系、历史和“再现历史”之间的两难处境。——译者注)。
[42] 著名汉学家，1936年生于英国，1965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现为耶鲁大学教授、历史系和东亚研究中心主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他以独特的视角观察悠久的中国历史，并以不同一般的“讲故事”的方式写作，使他在成为蜚声国际的汉学家的同时，也成为学术畅销书高手。主要著作有《改变中国:在中国的西方人，1620—1960》、《追寻现代中国》、《康熙与曹寅》、《王氏之死》、《利玛窦的记忆宫殿》、《胡若望的疑问》等。——译者注
[43] 史景迁在他的《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The Chan's Great Continent : China in Western Minds (New York， 1988))(中译本:[美]史景迁著，阮叔梅译:《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台湾商务印书馆，2000年。——译者注)一书中分析了葡萄牙商人盖略特·伯来拉(Galeote Pereira)和葡籍多米尼加多明我会传教士加斯帕尔·达·克鲁斯神父(Gaspar da Cruz)的叙述。盖略特·伯来拉是一位是士兵兼商人，他于1549年因为在福建沿海走私货物而被捕，在中国监狱中关了四年。从总体上来说，他对自己处境的叙述是相当客观公正的。但是，在加斯帕尔·达·克鲁斯1569年用相同材料所写的《详细记载中国及其特点的见闻录—附忽鲁模斯王国》(即一般所称的《中国志》)(Treatise， in which the things of China are related at great length， with their particularities， as likewise of the kingdom of Ormuz，本书所使用的材料，除根据作者个人1556年冬在广州的经历外，还参考了中国地方志及其它著作的译文，因此在对中国及其邻国的地理关系方面提供了较为正确的情报，并提到了中国的宗教、科举制度、科技、农业、语文等重要方面内容，其中资料多为《马可波罗游记》中所未记载，因而成为西方世界对中国相关报导之始。——译者注)中，对中国审判有专门章节加以论述，其内容几乎全部来自于盖略特·伯来拉及其随从的论述，以副标题命名:“这是一个重要章节”(he capitulo notauel)。鉴于在他的叙述中没有其他章节有这么一个副标题，因此这一章节确实“重要”，就像众多副标题所起的作用一样，此处的这一副标题对盖略特·伯来拉报告的情绪化支持以及对中国人的批评远远超越了先前叙述的水准。然而，盖略特·伯来拉跟加斯帕尔·达·克鲁斯神父之间的不同之处可能并不在于对中国人跟受苦的关系的历史化破解或断裂的完全否定;而毋宁是对尚未完全勾连起来的文化不宽容态度的一个早期例证而已，就像我在本书中所要探明的一样，关于同情与人道的话语一直贯穿在18世纪晚期以来对中国的论述当中。
[44] 哈利·胡迪尼(Harry Houdini，1874—1926)，本名艾瑞其·怀兹(Ehrich Weiss)(出生时名字的匈牙利土语拼法为怀什·埃里克(Weisz Erik))。被称为史上最伟大魔术师、脱逃术师及特技表演者。1913年他推出了堪称他最著名的戏法——“中国水牢”(Chinese Water Torture Cell)逃脱术，在表现这一脱逃术时，他会被倒吊在一座由玻璃和钢铁制成的密闭箱子里，而且箱子中的水不停地被灌满直到溢出为止。1953年一部由汤尼·寇帝斯(Tony Curtis)所主演的电影将胡迪尼生涯彻底地小说化。许多关于胡迪尼的误解大部分都是来自这部电影。譬如说，电影中描述胡迪尼是死于表演“中国水牢”，而非平凡无奇的腹膜炎。——译者注
[45] 酷明(Ming the Merciless)是1934年美国漫画家阿列克谢·罗曼德(Alex Raymond)的经典漫画《飞侠哥顿》(Flash Gordon，后被拍成系列影片)系列中要征服世界的华人奸臣。——译者注
[46] 傅满洲(Dr. Fu Manchu)是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中的虚构人物。1875年在《福尔摩斯遭遇傅满洲博士》一书中首次出现，号称世上最邪恶的角色。傅满洲是一个瘦高秃头，倒竖两条长眉，面目阴险。按照罗默的描写，这其实是黄祸的拟人化形象。涉及傅满洲这一虚拟人物的西方作品极多。除傅满洲系列的十余部小说外，还有十余部电影以傅满洲为主角。傅满洲也以配角出现在许多电影中，可以说，“傅满洲”这一形象直至今天仍然是不少欧美人对于中国人的印象。——译者注
[47] 在《千刀万剐》(Death by a Thousand Cuts)一书中，卜正民(Timothy Brook)、巩涛(Jerome Bourgon)和卜鲁(Gregory Blue)指出了西方视野下中国人的残忍由来已久，并认为，尤其是在1945年之后，关于中国人与酷刑的紧密联系的戏言使战后的那代人与所谓的战前一代区别开来了(Cambridge， Mass. ， 2008)。关于胡迪尼，可参见露丝·布兰登:《哈利·胡迪尼的生活及其死亡的几种说法》(Ruth Brandon， The Life and Many Deaths of Harry Houdini) (New York， 1993);关于劳改监狱，可关注吴弘达(Harry Wu)和乔治·维奇(George Vescey)所著《麻烦制造者:一个人跟残暴中国的不懈对抗》(Troublemaker : One Man's Crusade Against Chinese Cruelty) (New York， 1996)一书的副标题;关于傅满洲和其他典型，可参见马圣美:《死亡的拥抱:东方主义与亚裔美国人身份》(Sheng Mei Ma， The Deathly Embrace :Orientalism and Asian American Identity) (Minneapolis，以及罗伯特·G·李:《东方人:大众文化中的亚裔美国人》( Robert G. Lee， Orientals : Asian Americans in Popular Culture) (Philadelphia， 1999)。其他的例证在接下来的章节中会详加论述。
[48] 奥克塔夫·米尔博:《秘密花园》(Octave Mirbeau， Le Jardin des supplices) (Paris， 1957)， 187(笔者自译)。酷刑施行者向他的客人继续美滋滋地描绘他挖空心思发明出来的一种让狂暴的老鼠去撕咬死囚犯的酷刑，随后又抱怨法庭否决了这种方式的使用:“我为他们带来了一些极其光荣的……这类当中的唯一事例，以及激发我们最伟大艺术家的想象……但他们却不想要……这是我们堕落的征兆……喔!我们是一帮被打败的人、一帮死人!日本人要来了……我们抵挡不了他们……别了，中国!”(193，笔者自译)。
[49] 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1848—1917)，法国著名的人道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作家和艺术评论家，他一生大半时间从事文学创作，曾发表约1200篇具有影响力的短篇文章和小说，代表作有三部自传体小说Le Calvaire， L'Abbe Jules和Sebastien Roche，以及后来的《女生日记》、《秘密花园》、《天空》。其中《秘密花园》(Le Jardin des supplices)是其定鼎之作，在19世纪西方文学界产生过巨大影响。——译者注
[50] 本书表面上围绕酷刑这一主题，把它作为一种高雅的艺术形式，描绘了在一位奇特的女主人公的引领下，让读者目睹陷入腐败深渊的放荡的政府官僚形象。事实上，它是对西方价值观及其社会行为规范、掮客政治的一种黑色幽默的批评。小说由精英们对杀人的高谈阔论开始，历经“文明社会”的腐朽和虚伪，最后“发现”了遥远东方的秘密花园——酷刑、鲜花和杀人的本真状态。坐落于广州南部某地的秘密花园，是精致、残忍与美丽相混合的奇妙所在，在那里“酷刑与园艺，香水与繁华相交织”，人类的想象力走到尽头。那里有数不尽的奇花异草;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植物会呈现出种种人体器官的形态，因为它们的养分来自人体的残骸鲜血，实践着腐败与死亡是生命最高形式的谶语。这些只是表象，不绝于耳的凄厉哀号声，来自被各种难以想象的酷刑折磨的囚犯。他们被唤作人，只因这样出生，眼下却毫无为人的尊严、形象和任何其他最基本的要件。人性在酷刑消失殆尽，而兽性破茧而出，只剩下被豢养的求生欲望;这是酷刑的最高形态，远非工业文明社会的大工业杀人工具所能比拟。这部小说是奥克塔夫·米尔博(Octave Mirbeau)最重要的小说之一，改编的影片于1967年上映。该书中译本可参见:[法]奥克塔夫·米尔博著，竹苏敏译:《秘密花园》，重庆出版社，2005年。——译者注
[51] 但是，不管是在米尔博的小说里，还是在更长的时段内，我们无法靠沉默而忽略这样的情况，即，酷刑的方式变成了色情的。克伦·哈图恩(Karen Haltunnen)在其《人道主义与英美文化中有关痛苦的色情文学》(“Humanitarianism and the Pornography of Pain in Anglo American Culture”)，载《美国历史评论》(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00. 2 (April 1995))一文当中，将欧洲人对调情般的色情文学形式的兴趣大增与在18世纪后期在人类情感的发展之间的关联作了明晰的论述。我在倒数第二句当中引述了福柯《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的论述，在这本书中，福柯为我们揭示了将弑君者、士兵达米安公开示众并五马分尸的地方与数十年之后推翻封建制而建立近代国家的秘密关押改革者的地方之间的不同之处(《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阿兰·谢里丹译(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trans.Alan Sheridan)[New York，1979])。(中译本:[法]福柯著，刘北成、杨远婴译:《规训与惩罚》，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译者注)
[52] 或译为“软性帝国主义”，作者在跟译者的进一步沟通中认为，“柔性帝国主义”大体就等同于“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这是一种欧美用文化和政治观念或产品(比如说麦当劳、民主观等)取代直接军事行动而对世界加以整体控制的趋势。——译者注
[53] 正如在欧洲和美国，随着同情的日渐提升的重要性，导致了对在廉价报刊中“感觉论”(sensationalist)式图像与叙述的不断生产，就像酷刑作为一种惩罚形态的消失直接导致了将酷刑视作非法观念的再现。Haltunnen重塑了一幅1848年的“迈克尔·麦克加维(Michael McGarvey)将他妻子鞭打至死”的木版画，其用意，与其说是同情式的愤慨，更多的是窥阴癖式的乐趣(313)。
[54] 塔拉尔·阿萨德:《世俗的形成:基督教、伊斯兰教、现代性》(Talal Asad， Formations of the Secular : Christianity， Islam， Modernity) (Stanford， 2003)， 109， 111。关于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决议中所出现的“必要痛苦”(necessary pain)的逻辑关联，可参见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Joseph Stiglitz， 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New York， 2003)， 119-22。(中译本:[美]施蒂格利茨著，夏业良译:《全球化及其不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译者注)(https://www.daowen.com)
[55] 阿萨德(Asad)， 92.
[56] 苏珊·斯图尔特:《渴望:对微小、巨大、纪念品及收藏的叙述》( Susan Stewart， On Longing : Narratives of the Miniature， the Gigantic， the Souvenir， the Collection)(Durham， N. C. ， 1993)， 131.
[57] 阿萨德(Asad)， 13.
[58] 杰克·丹尼尔:《人权与亚洲价值观:捍卫“西方”普世性》(Jack Donnelly， “Human Rights and Asian Values: A Defense of ‘Western’ Universalism，”)收录于《人权的东亚挑战》，乔安·R·鲍尔和贝淡宁主编(The East Asian Challenge for Human Rights， Joanne R. Bauer and Daniel A. Bell， eds. ) (Cambridge， 1999)， 64.
[59] 又译为丹尼尔·贝尔，生于加拿大，1985年加拿大麦克吉尔大学本科毕业，获文学学士毕业;1988年牛津大学哲学硕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硕士学位;1991年牛津大学哲学博士研究生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为清华大学伦理学和政治哲学教授。他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中西比较哲学、儒家哲学、文化和国家关系等，其成名作为《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Communitarianism and Its Critics)(于1993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译者注
[60] 鲍尔和贝淡宁(Bauer and Bell)， 4。孟德斯(Errol Mendes)还认为这一大讨论较之他对东西方(他以加拿大为西方的例子)之间共同基础的探究“表现得比真实情况更明显”，但在事实上，他所参与的大讨论全都这么认为，即，尽管在国际政治策略方面并不真实，但是在政治哲学领域内却足够真实。(《亚洲价值观与人权:放虎归山》，收录于《亚太的对峙》，芬·汉普森、莫林·莫洛特、马丁·拉德纳主编(“Asian Values and Human Rights: Letting the Tigers Free，” in Asia Pacific Face Off， eds. Fen Hampson， Maureen Molot， and Martin Rudner) [Ottawa， 1997]， 176. )。
[61] 关于罗尔斯，可参见大沼保昭:《关于人权的一种跨文明路径》(Onuma Yasuaki， “Toward an Intercivilizational Approach to Human Rights，”)收录于鲍尔和贝淡宁主编一书(Bauer and Bell);关于儒家伦理价值，参见陈祖为:《当代中国权利的儒家视角》，收录于鲍尔和贝淡宁一书( Joseph Chan， “A Confucian Perspective on Rights for Contemporary China，” in Bauer and Bell)，以及杜维明:《东亚“儒家”崛起的影响》，载《代达罗斯》(Tu Weiming， “Implications of the Rise of ‘Confucian’ East Asia，”Daedalus) 129. 1 (Winter 2000)。杜维明特别摘录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和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对西方个人主义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所提的批评意见，认为有必要在日益明显的“从家庭到民族各方面的社会解体的危险”中建立一种具有“归属感”(togetherness)的新理论(179)。
[62] 为筹备1993年世界人权会议，第四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46/116号决议，决定召开区域筹备会议。按照这项决议，亚洲各国的部长和代表于1993年3月29日至4月2日在曼谷举行会议。会议通过了本宣言。宣言共30条，它重申了亚洲国家坚决支持《联合国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所载的各项原则和支持在全世界充分实现所有人权的承诺;强调必须创造有利条件以便在国家和国际各级切实享有人权。承认人权具有普遍性，同时确认各国和各地区有其特点和不同历史、文化与宗教背景，应当根据国际准则不断重订的过程来看待人权，必须避免在实施人权过程中采用双重标准，避免将人权政治化。总体上看，《曼谷宣言》是一项重要的区域性国际人权文书，它集中、全面地反映了亚洲国家关于人权和人权的国际合作问题的立场和观点，对在维也纳召开的第二届世界人权会议及其通过的《维也纳宣言和行动纲领》具有重大影响。——译者注
[63] 《曼谷宣言》是亚洲地区为筹备1993年6月在维也纳举行的第二届世界人权大会而在1993年3月通过。这一宣言收录于《协商文化与人权》，林德·S·贝尔、黎安友、宜兰·法勒主编(Negotiating Culture and Human Rights， eds. Lynda S. Bell， Andrew J. Nathan， and Ilan Peleg) (New York，2001)，我所引用的就出于该文本(394页)。对于这一宣言的解读，更多的是作为对人权的现存普遍观念的印证而不是其最初的形态来进行的，可参见本书中杜德尔(Michael Dowdle)的文章;对于“亚洲价值观大讨论”的总体性的进一步论述，亦可参见鲍尔和贝淡宁主编一书(Bauer and Bell);迈克尔·C·戴维斯主编:《人权与中国价值观:法律、哲学和政治观点》(Michael C. Davis， ed. ， Human Rights and Chinese Values :Legal，Philosophical，and Political Perspectives)(Hong Kong，1995)中的文章;以及陈汉生:《人权能运用到中国吗？对文化差异的一种规范分析》，收录于《建构中国:文化与经济的互动》，李侃如、林顺夫、杨格主编(Chad Hansen，“Do Human Rights Apply to China？A Normative Analysis of Cultural Difference，”in Constructing China : The Interaction of Culture and Economics，eds.Kenneth G.Lieberthal，Shuen fu Lin，and Ernest P.Young)(Ann Arbor，1997)。
[64] 对普世性的人权观念的另一主要挑战来自女性主义;参见诸如RobinWest的重要论著《法理与性别》(“Jurisprudence and Gender”)，在文中，她指出，法律中所假定的人类主体，基于其理论化特征，将之专门跟其他此类的主体加以身体性的分隔，因此是独占式的男性化的(《芝加哥大学法律评论》(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55. 1[Winter 1988])。女性主义者对人权的批评也体现在联合国的行政架构当中，比如1995年在北京举行的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林·亨特(Lynn Hunt)对人权史的研究在这一领域深有意义，但却完全忽略了《曼谷宣言》(而这确实是文化差异的问题)(《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Inventing Human Rights : A History) [New York， 2007])(中译本:[美]林·亨特著，沈占春译:《人权的发明:一部历史》，商务印书馆，2011年。——译者注)。关于“妇女”与“亚洲价值”之间的关系，可参见诺拉尼·奥曼:《关于非西方文化中基本人权的论述:一个现代伊斯兰国家中的伊斯兰教法与妇女公民权》，收录于鲍尔和贝淡宁主编一书(Norani Othman， “Grounding Human Rights Arguments in Non Western Cultures: Shari'a and the Citizenship Rights of Women in a Modern Islamic State，” in Bauer and Bell)， 以及安妮-玛丽·希尔斯顿主编:《人权与性别政治:亚太视角》(Anne Marie Hilsdon， ed. ， Human Rights and Gender Politics : Asia Pacific Perspectives )(London， 2000)。
[65] 尽管批评所指向的是观念及其主张，但实际情况确实如此。我同意井上达夫( Inoue Tatsuo，日本东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译者注)的看法，即认为“主权需要人权不仅仅作为一种对其所作的暗中破坏的功能上的补偿，而且还应是一种在表现方面的积极调整”，正因如此，在一个被国家主权所定义了的世界当中，不管是从修辞的角度来看，还是在试图以种种方式删减或者限制主权的人们的头脑中，人权语言仍然是极其重要的。(《自由民主与亚洲东方主义》，收录于鲍尔和贝淡宁主编一书(“Liberal Democracy and Asian Orientalism，” in Bauer and Bell)， 30. )。对于一旦我们所理解的主权消失之后会发生什么，可参见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大众》(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Multitude) (New York， 2004)。(“Multitude”一词，大多数时候可译为群众、大众、群体，含有“杂多异质”的意思，这一政治术语最先由马基雅维利提出，后被斯宾诺莎重述，近年来又被重新提起，用来称呼一种新的反对全球化资本体制的模式。——译者注)
[66] 作者在跟译者的进一步沟通中，对这一概念作了进一步解释，认为他在文中所称的这种“大写的—人道主义”所强调的是欧洲思想家所构想出来的普世和唯一的人道观念。——译者注
[67] 1948年12月1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17A(III)号决议并颁布《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所有人民和所有国家努力实现的共同标准，以期每一个人和社会机构经常铭念本宣言，努力通过教诲和教育促进对权利和自由的尊重，并通过国家的和国际的渐进措施，使这些权利和自由在各会员国本身人民及在其管辖下领土的人民中得到普遍和有效的承认和遵行”。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宣言》颁布后，大会要求所有会员国广为宣传，并且“不分国家或领土的政治地位，主要在各级学校和其他教育机构加以传播、展示、阅读和阐述”。由于《世界人权宣言》是由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因此它并非一个强制性的国际公约;但是它为以后的两份具有强制性的联合国人权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奠定了基础。——译者注
[68] 林·亨特(Lynn Hunt)，美国斯坦福大学博士。曾追随查尔斯·提利(Charles Tilly)从事历史社会学研究;并曾任教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之后转费城宾州大学任教至今，是新文化史运动的主要倡导者和领导者之一。她本人不仅在法国大革命史研究领域积极实践新文化史的研究主张，更先后主编了两部重要的新文化史理论文集——《新文化史》(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1989年)及《超越文化转向》( Beyond the Cultural Turn :New Directions in the Study of Society and Culture)(1999年)，从而确立起了新文化史最基本的研究范畴与规范。——译者注
[69] 分别指1776年的美国《独立宣言》、1778年的法国《人权与公民权宣言》以及1948年的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译者注
[70] 此即伊斯兰会议组织(OIC)于1990年通过的《伊斯兰人权开罗宣言》，这一宣言代表了世界上大多数穆斯林国家的观点。限制国际公认的人权的范围是伊斯兰人权公约的共同特征。这一限制是通过使国际公认的人权诉诸于伊斯兰法律来实现的，从而缩小了伊斯兰公约保障下的权利的范围。参见伊斯兰会议组织:《伊斯兰人权开罗宣言》，附件第49/19-P号。该宣言的文本可以在A/45/421号联合国大会文件中找到副本。——译者注
[71] 为筹备1993年世界人权会议，第四十六届联合国大会通过第46/116号决议，决定召开区域筹备会议。依照这项决议，41个非洲国家和180个非政府组织于1992年11月2日—6日在突尼斯举行会议，通过了本宣言。宣言共11条。它重申了非洲国家对于《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非洲人权和民族权利宪章》所规定的原则的承诺，认为人权的普遍性是无可争议的，所有国家，不论其政治、经济或文化制度如何，均有保护和促进人权的义务。本文指称年代为1991年，似有误，应为1992年。——译者注
[72] 1993年1月，拉美和加勒比33个国家在哥斯达黎加首都圣何塞通过的宣言。《圣何塞宣言》强调根据各国人民和国家自决和主权的原则，应对出于人权原因进行干涉的后果作出反思。——译者注
[73] 这就解释了为何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在地缘政治层面上的讨论会变得磕磕碰碰、步履维艰。关于国际贸易经济与人权史之间关系的更深入细致的讨论，可参见苏珊·柯西:《从冷战到贸易战:新殖民主义与人权》(Susan Koshy， “From Cold War to Trade War: Neocolonialism and Human Rights，”)载《社会文本》(Social Text) 58 (Spring 1999)。
[74]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修辞学系教授。——译者注
[75] 谢永平:《非人条件:论世界主义与人权》( Pheng Cheah， Inhuman Conditions : On Cosmopolitanism and Human Rights) (Cambridge， 2007)， 148-49;之后的引文在文中写成IC。让我们来谈谈“亚洲价值观大讨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它保持了在一种相互承认状态的伪装之下的东西方分野:它一直将亚洲的价值观与西方的哲学观相对立。这种结构就类似20世纪早期中国近代化论者所谓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表述与其说是一场闹剧，不如说是一场悲剧。
[76] 成书于1785年，德文名为Grundlegung zur Metaphysik der Sitten。该书是康德另一部伦理学著作《实践理性批判》的准备和纲要。全书分为3章，论述了善良意志、绝对命令、人是目的和意志自律等思想。在西方伦理思想史上，第一次系统地阐发了纯粹理性主义的自律伦理学说，对西方的伦理思想产生过极其深刻的影响。——译者注
[77] 价值与尊严之间的这种差别让我们回想起亚当·斯密对中国地震的思考，其中伴随着人类生命与人类痛苦的潜在的可交换性。在夏多布里昂的时代，他可能是第一次在字里行间，将酷刑、中国人以及道德审判的情景之间的困境都体现了出来，而这都具有康德式规则的哲学力量。不管他怎么去想象中国人遭受病痛折磨，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快杀死他，夏多布里昂写到，他“听到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喊是如此之强烈，它所针锋相对的已经不再是对这一推测的简单想法，我甚至不再对良心的真实性产生怀疑”(《基督教真谛》，基特斯引述(Le Ge'nie du christianisme，as cited in Keates)，505[笔者自译])。在夏多布里昂的作品当中，在酷刑与中国人之间所提出的交易的这种谬误(wrongness)恰恰再生产了“市场价值”(德文:Marktpreis)与康德得以建立起人类对商品化加以本体论上的抵抗之基础的“内在的价值”(德文:inner Wert)之间的不同之处。(此处译文，参照康德著、杨云飞译、邓晓芒校:《道德形而上学基础》(1785年)，并参考李秋零译:《康德著作全集》第4卷第393—472页《道德形而上学的奠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译者注)
[78] 我不像谢永平那样悲观。如果将他的观点反过来看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正如我们所理解的那样，“市场”的观念在社会想象当中作为对“人类”观念的一种辩证效果，从技术层面上将之排除在外了;因此可以说，恰恰是市场才是人道主义的“客体化—效果”(objectivity effect)，而人道则是市场的“商品—效果”(product effect)。我们在这里所要处理的并不是一种基础(市场)和上层建筑(人类)，而是一种由相互建构的辩证法型塑成的体系，在这种体系当中，经济基础与人文主义上层建筑之间的区别是一种无法型塑部分的体系的特征。
[79] 这是在《曼谷宣言》致力于认同“重申经济、社会、文化、公民和政治权利互相依存和不可分割，并必须对所有类别的人权给予同等重视”(贝淡宁等(Bell et al) 392)之后所作的思考;前三项致力于消除后两项内容在西方人权对话中的中心地位。美国仍然是少数几个拒绝签署1965年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国家之一。
[80] 正如柯西(Koshy)所指出的，这种情况为“独裁主义提供了一种借口”，并没有改变它们仍然是“西方的假普世主义”的事实(24)。
[81] 著名经济学家。1933年出生于印度孟加拉邦桑蒂尼克坦，1959年在英国剑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其后先后在印度、英国和美国任教，并于1989年和1994年先后担任印度经济学会会长和美国经济学会会长。1998年离开哈佛大学到英国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任院长。他曾为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撰写过人类发展报告，并担任过联合国前秘书长加利的经济顾问。他于1998年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以表彰他“在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研究课题上作出数项关键性的贡献，举凡公共选择的一般理论、福利与贫穷指标的定义，到对饥荒的实证研究皆属其贡献范围”。阿马蒂亚·森在中国知名，还在于他有着另一个传遍世界的称呼:“穷人的经济学家”。他的主要作品有:《贫困与饥荒》、《以自由看待发展》、《印度:经济发展与社会机会》等等。——译者注
[82] 阿马蒂亚·森:《人权与经济成就》( Amartya Sen， “Human Rights and Economic Achievements，”)收录于鲍尔和贝淡宁主编一书( Bauer and Bell)， 93。“开化”(civilized)一词来自于杰克·唐纳利(Jack Donnelly)，他以此强调普遍主义者和进步主义者的地位，文中写道:“在20世纪后期，一个社会若其自身必须经常被归类的话，则不能被简单地看成是‘开化’”(Bauer and Bell， 78)。而麦当劳和电视则更新了这个世纪的美国中产阶级梦想:土食(locavore cuisine)与无线热点(wireless hotspots)。
[83] 杜维明(Tu Wei ming)，205。在其他地方，杜维明提到了中国人在21世纪对民族属性模式所作出的贡献:“近代西方的二分式世界观(精神/物质、心灵/肉体、物理/心理、宗教/世俗、造物主/万物、上帝/人类、主观/客观)与中国人的整体思维模式截然不同”，很有意思的是，基于二分法(“截然不同”)的这种评判恰恰是西方式的(201)。
[84] 美国杜克大学荣休教授、美国俄勒冈大学耐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Knight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清华大学国学院梁启超讲座访问教授。他长期致力于中国近代史尤其是中国革命史的研究。《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1919—1937》、《中国共产主义的起源》、《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等著作奠定了他在西方学界的中国研究权威学者的地位。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他更将其理论撰著的领域扩展至后殖民批评与文化研究，《革命之后:警惕全球资本主义》、《后殖民氛围》等著作令其跻身于当代美国社会科学界重量级学者的行列。——译者注
[85] 阿里夫·德里克:《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 Arif Dirlik， Global Modernity : Modernity in the Age of Global Capitalism) (Boulder， 2007)， 14。(中译本:[美]阿里夫·德里克著，胡大平、付清松译:《全球现代性:全球资本主义时代的现代性》，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译者注)关于“多元现代性”的颇具价值的介绍，可参见斯蒂芬·R·格劳巴德:《“多重现代性”专辑序言》(Stephen R. Graubard， “Preface to the Issue ‘Multiple Modernities，’”) 《代达罗斯》(Daedalus) 129:1 (Winter 2000)，以及本专辑中的其他文章。
[86] 这是一种以精益生产、柔性专业化等非大规模生产方式为核心的新的资本主义积累方式及其社会经济结构。其主要特征是灵活的劳动过程、网络化的生产组织、多技能的劳动力及新的劳资关系、个性化消费等。作者在与译者的进一步阐释中，认为后福特主义实际上是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工业资本主义(以福特在汽车制造工厂所发展出的生产体系为典型)已经被围绕金融与跨国贸易组织起来的更为强劲的资本主义形式所取代。作者认为这大致等同于詹明信(Fredric Jameson)的“晚期资本主义”观念。体现詹明信“晚期资本主义”核心观点文献的中译本可见:[美]詹明信著，张旭东编，陈清侨等译:《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以及(伦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7年。——译者注
[87] 例如，亨特2007年所著的关于人权史的作品中，就将亚当·斯密所提到的地震看成是对面向那强有力的、乌托邦式话语的未来挑战所作的想象(210)。同样，克·安东尼·阿皮亚(K. Anthony Appiah)2006年所出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一书，其目的也是为了明确地表达一种对这个时期的知识与政治“态度”，这种“态度”一直不断地将自身体现为一种全球性的状态，并使得巴尔扎克的满大人成为其最后一章“善待陌生人”(Kindness to Strangers)中的一种特征，虽然其中并没有提到他的中国性(Chineseness)(《世界主义:一个陌生世界中的伦理学》(Cosmopolitanism :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 [New York， 2006]，尤可见155-58;关于书中哲学例证地位的讨论，可参见布鲁斯·罗宾斯:《世界主义:新与新人》( Bruce Robbins， “Cosmpolitanism: New and Newer，”) 《边界》(boundary) 2 34:3 [2007]， 59)。在朗道(Iddo Landau)的《杀死一个满大人》(“To Kill a Mandarin”)(《哲学与文学》(Philosophy and Literature) 29 (2005))一文中涉及的近期另一场关于满大人(mandarin)的哲学化讨论就没有提及他的“中国性”(Chineseness)。只有基特斯在1966年才似乎对满大人的族源(national origin)感兴趣，并写道，对于19世纪的欧洲人来说，“中华帝国的富户仍然是一个不同且遥远社会的居民;确实，在文艺复兴时期所发现的世界的多元性仍然被融汇进一个新的单一世界当中。这种独一无二的单一性就是道德，而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们的这些中国人(Chinaman mandarin)是从属于整个人类的[黑体为笔者添加]，而施加在他身上的罪责或孽债，就像犯罪意图(mens rea)一样，往往被当成是我们对隔壁邻居所施加的痛苦”(504)。
[88] 拉斯蒂涅(Rastignac)是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一个主角。他在巴黎大都市的诱惑下一步步走向利令智昏。——译者注
[89] 作者在与译者的进一步阐释中，认为这也可以从另一种方式去理解:如果你说Y = f(X of Y)，则(Y=F(X))= f(X of (Y=f(x)))。——译者注
[90] 正如在美国语境当中所体现出来的试图将对反亚裔的种族主义的讨论引向这样一个事实，即，一旦你回望20世纪60年代的话，你就会发现众多关于亚洲人的论调颇为正面;要将亚裔美国人的历史作为美国种族关系的例子加以思考的话，就需要去思考亚裔美国人与将其自身塑造成为被期望的历史形象之间的特殊联系是怎样形成的。方法之一就是设法将主题(thematically)当成是“模范少数族裔”的观念;对这一问题的检视，可参见罗伯特·李:《东方人:大众文化中的亚裔美国人》(Robert Lee， Orientals: Asian Americans in Popular Culture) (Philadelphia，1999)， 145-203。
[91] 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1915—1980)，法国文学批评家、文学家、社会学家、哲学家和符号学家。其许多著作对于后现代主义思想发展有很大影响，其影响包括结构主义、符号学、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译者注
[92] 罗兰·巴特在其《历史的话语》一文(李幼蒸译)中曾指出:在“客观性的”历史中，现实，始终是藏身于表面上万能的所指物背后的、未加表述的意义。这种情况说明了我们可以称作“现实效果”(reality effect)的东西。从“客观性的”话语中删除意义，只不过又产生一种新的意义;我们再次断言:系统中一个成分的不存在正与它的存在同样是有意义的。这一新的意义适用于整个话语，而且归根结蒂构成了使历史话语区别于一切其他话语的东西;它是偷偷地变成了羞答答意义的现实:历史话语并不顺依现实，它只是赋予现实以意义;它随时断言:“该事发生了”，但所传达的意义只不过是:某人作了这一断言而已。“某事发生了”的这种断言的无上权威具有真正历史上的重要性。我们整个文明都被现实效果引导着，如现实主义小说、日记体、纪实体、消遣小说等各种文学形式的发展，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以及特别是摄影艺术的大规模发展所证实的。——译者注
[93] 罗兰·巴特:《现实效果》，收录于《语言的沙沙声》，理查德·霍华德译(Roland Barthes，“The Reality Effect，” in The Rustle of Language， trans. Richard Howard) (Berkeley， 1989).
[94] 参见Ronai的著述，然而，他认为，只有在当涉及“mandarin”这个词的时候，“尽管这词与异国宝藏(exotic treasures)相联系”，但指代人物时用的是惯用法(521;笔者翻译)。
[95] 印度具有一种“非常单一的政府，在其中，每个行政人员都想出国，并因此不得不尽快跟政府打交道，而对于他们所感兴趣的东西，往往会在第二天就带着自己的全部家当追随而去，极为无动于衷，哪怕整个国家刚刚经历过一张大地震”，亚当·斯密这样写道。(New York， 2000)，692。
[96] 例如可参见李漪莲:《在美国的大门口:1882—1943年排外时期的中国移民》(Erika Lee， At America's Gates : Chinese Immigration during the Exclusion Era， 1882—1943) (Chapel Hill， N.C.， 2003)，以及艾明如:《不可能的主题:非法移民与现代美国的形成》(Mae Ngai， Impossible Subjects : Illegal Alien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America) (Princeton， N. J.， 2005)。
[97] 关于这一词汇，学界多有讨论，但由于论者本人所处语境的差异，对“中国性”的讨论在某种程度上仍然处在一种“各自表述”的状态之中，整体上的讨论“公约数”还未形成。正如朱崇科在其《“去中国性”:警醒、迷思及其他——以王润华和黄锦树的相关论述为中心》一文中所述:“众说纷纭的中国性似乎让‘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句俗套之语将它的可能性发挥到了极致，因为中国性实在是凝结了太多层面(次)的意义纠缠而且与时俱变。无论如何，不管是现实的中国，还是作为‘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的集体记忆，无论是旁观者/外来人的日新月异、沧海桑田式的对这一概念的主观理析与意义创构，还是亲历者对其指向抽象(暧昧？)相对客观的逼切感受，中国性自然都表现出它或多或少、或急或缓的发展性。然而，不同地区和时空下，它也表现出了相当的差异性”。又如陈奕麟(Allen Chun)所言:“在我看来，‘中国性’概念受其内在‘缺席’(intrinsic absence)(就犹如被东方学权威否定)的折磨少于太多话语(内在/外在)在场(presence)的损伤。首先，指出中国性论述的历时性变化是可能的，它反映在从中国中心内核到民族国家的演变中，这些论述，作为地理位移( geographical removal) (如香港、海外)或者社会政治意义上的配置(sociopolitical disposition)(阶级、社会性别)的一种功能与他们在不同华人社群中的构建方式截然不同。在种族特点(ethnicity)作为文化的话语层次上，有理由相信，恰是由于这些社群扎根于在地的具体的意义和权力的语境中，他们因而代表了不同的论域(discursive universe)”，参见陈奕麟:《解构中国性:论族群意识作为文化作为认同之暧昧不明》(Allen Chun， “Fuck Chineseness: on the Ambiguities of Ethnicity as Culture as Identity”)， 131。——译者注
[98] 这种例证性跟我所提到的“黄道”(ecliptic)有着紧密关联。它刚好在宇宙或视野的分界线上，因此非常容易通过特例来说明一般的情况，比如说，在谈及太阳(毕竟这是一个特殊的星球)的时候，往往就会基于这样的事实而称其为塑造了人类经验的普遍形象与绝对视野的“那个”太阳。想必那些环绕着三大星球组成的阿尔法人马座(Alpha Centauri)轨道生活的人们在他们提到“太阳”(the sun)时所指称的内涵是完全不同的。
[99] 《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example， n. ， 1. a。
[100] 由于它们的历史范围广阔(最早的例证上溯至1606年，而最晚的例证则到2006年)，地理与语言范围庞大(大多数的材料是英文，但是有些是法文、德文或中文)，再加之其类型的多样(游记、医案研究、照片、小说)，接下去各章节中的例证确实利用了所能获取到的关于中国性(Chineseness)、受苦以及人类的相关话语的众多类型的资料。然而，这些资料并没有将散漫的可能性的整体范围加以明确定义。在诸事之中，我并没有讨论缠足史以及近几十年来国际范围内收养中国儿童的戏剧性的增长情况，而这两大主要方面确实对中国与人类的话语加以展现并进行生动、具体的生产。关于缠足，可参高彦颐(Dorothy Ko)的杰作《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 Cinderella's Sisters :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 2005)(中译本:[美]高彦颐著，苗延威译:《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高彦颐(Dorothy Ko)，美国斯坦福大学国际关系学学士、东亚历史系博士，专攻明清社会史及比较妇女史。曾任教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及新泽西州立罗格斯大学历史及妇女研究系，现为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分校历史系教授。近作有《步步生莲:绣鞋与缠足文物》( Every Step a Lotus : Shoes for Bound Feet)及《闺塾师: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Teachers the Inner Chambers : Women and Culture in Seventeenth Century China)等书。——译者注)，以及王屏(Wang Ping)的《为美而痛:中国缠足文化》( Aching for Beauty : Footbinding in China)(Minneapolis， 2000)。关于收养问题，参见郑海泉:《不真实:对于文化与身份的焦虑》( Vincent Cheng， Inauthentic : The Anxiety over Culture and Identity ) ( New Brunswick， 2004)，尤其是第4章;伍德尧:《跨国收养与古怪侨民》(David L. Eng，“Transnational Adoption and Queer Diasporas，”) 载《社会文本》(Social Text) 21. 3(Fall 2003);以及福克曼主编:《跨国收养的文化》(Toby Alice Volkman， ed. ， Cultures of Transnational Adoption) (Durham， N. C. ， 2005)。
[101] 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872—1970)，20世纪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无神论或者不可知论者，也是上世纪西方最著名、影响最大的学者和和平主义社会活动家之一，195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1920年罗素访问俄国和中国，并在北京讲学一年，与美国人文哲学家杜威同时间在中国讲学，在长沙时期，青年毛泽东曾经担任记录员。回到欧洲后著有《中国问题》一书，孙中山因此书而称其为“唯一真正理解中国的西方人”。——译者注
[102] 这是罗素用来说明某种事物的术语，它们完全和感觉材料一样，但人们尚未对其有亲知。一旦可感物进入亲知关系，它们就成了感觉材料。罗素用可感物这概念来代替物质或物理对象的概念，把它们解释为可感物的逻辑结构，虽然可感物本身的存在只是一种形而上学的假设。关于这一问题的后续经典性论述可参见奥斯汀:《感觉和可感物》(J. L. Austin， Sense and Sensibilia.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中译本可见:[英]约翰·奥斯汀著，陈嘉映译:《感觉和可感物》，华夏出版社，2010年)。——译者注
[103] 在作者与译者的进一步沟通中，作者指出，他在本书中将罗素的可感物理论看成是一种“通道”(opening)或“透镜”(lens)，以此来理解早期的那些材料。——译者注
[104] 乔治·巴塔耶(1897—1962)，法国评论家、思想家、小说家。他博学多识，思想庞杂，作品涉及哲学、伦理学、神学、文学等诸多领域禁区，颇具反叛精神，不经意间常带给读者一个独特的视角，被誉为“后现代的思想策源地之一”。代表作有《爱华妲夫人》、《内心体验》、《可恶的部分》、《文学与恶》、《色情》、《情欲的泪水》等。——译者注
[105] 该书以哲学性的观点诠释凌迟酷刑，凌迟的影像因而被西方知识分子所广泛认知，乔治·巴塔耶在该书中所提出的“狂喜”和“极限体验”观点，也成为西方在讨论凌迟时最常被引用的看法。——译者注
[106] 格雷马斯(Algirdas Julien Greimas 1917—1993)，法国结构主义符号学家，符号学巴黎学派的核心人物。他以意义问题为研究的出发点，试图由语符语义关系的形式化内在地推演出文本的意义系统，以结构语义学为叙事文建立起一套叙事语法。他认为叙事文是由外显的叙述层面(表层结构)与内隐的结构主干(深层结构)所组成的，深层结构可看作是从叙事文表层结构“约简”而来，但它在逻辑上是先于文本的，它是叙事的原初表达形式，在组合化过程中生成表层结构，进而表现为各式各样的文本。叙事深层结构类似于句法结构，其中叙事结构的“行动元”对应于句法的主语，叙事结构中的“行为”对应于句法的谓语，按照“二元对立”的思想及其组织关系，格雷马斯分别建立起“行动元模式”与“语义方阵”，作为一套有效的阐释方式，它们被广泛运用于人类学、文化研究等相关领域。——译者注
[107] 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942—)，奥地利知名的剧作家、诗人、小说家，生于克恩滕州的格里芬市一个银行职员的家庭里。1961—1965年在格拉茨大学学习法律，1965—1979年曾移居联邦德国。他于1967年获豪普特曼奖，1973年获毕希纳奖，1972年获席勒奖。——译者注
[108] 作者曾指出，这部作品是“一个主观造成的客观所引起的主观的谋杀故事”( Eine Mordgeschichte aus der Innensicht der Außensicht der Innensicht，意思就是他的主观能动性影响了客观态度，这个客观态度又反作用于他，使他主观(动)去实行了这个谋杀案)。关于该作品的介绍，具体可参见:http:/ / de. wikipedia. org/ wiki/ Der_Chinese_des_ Schmerzes (2012年2月23日访问)，以及彼得·汉德克:《痛苦的中国人》(Peter Handke， Der Chinese des Schmerzes). Suhrkamp Verlag， Frankfurt/ Main 1983。——译者注
[109] 此处有“官员”的含义。——译者注
[110] 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对卡尔·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归纳，参见《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1974)，第483页。(该书中译本可参见:[英]佩里·安德森著，刘北成、龚晓庄译:《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译者注)
[111] 关于满大人(mandarin)的角色作为一种对特定模式的资本循环的标志，人们可以从语言的维度加以进一步的举证:《牛津英语词典》(通常简称为OED，是一部公认的权威历史性英语语文词典——译者注)对“Mandarin”一词给出的定义是“任何反启蒙主义者、神秘的，或者一种独一无二的语言多样性”( any obscurantist， esoteric， or exclusive variety of a language)，这一定义从满大人的经济与行政类型当中借用了没有运动的活动(mobility without movement)的观念，或者说，没有改变的运动(activity without change)的观念(参见mandarin词条， n. ， 2. b)。
[112] 要记得，杜桑·卢维杜尔(Toussaint Louverture)1803年死在一所法国监狱里。(杜桑·卢维杜尔原名法兰索瓦·多米尼克，1743年5月20日出生于海地勃莱达种植场的一个黑人奴隶家庭。他粗通法语，读过法国启蒙主义哲学著作和欧洲古代军事家著作，但平常用克里奥尔(Creole)土语和非洲部族语言。他赢得种植园主的喜爱，成为牲畜管理人、兽医和马车夫，最后担任管家。1777年成为合法的自由民。1791年8月北部省突然发生奴隶暴动，他犹豫了一些时候，后来带领1000余名奴隶加入起义队伍，展开游击活动。1794年他与法军联合将西班牙殖民军逐出海地北部，宣布废除奴隶制度，1798年海地西部的英国殖民军也被他逐出，迫使英军投降。起义军于1801年统一整个海地岛，建立革命政权，颁布海地第一部宪法，他被推举为终身总统。1802年拿破仑派出由妹夫夏尔·勒克莱尔( Charles Leclerc)率领的远征军入侵海地，迫使杜桑·卢维杜尔于5月求和。6月7日杜桑在戈纳伊夫与法军会谈时被勒克莱尔拘留，7月2日被解往法国，8月25日关押在阿尔卑斯山区杜河的茹城堡(Fort de Joux)，被反复审问。1803年4月7日病死狱中。——译者注)
[113] 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关于被谋害的满大人的假设可以跟其他19世纪的重大假设问题相比较，“耶稣会怎么做？”(What would Jesus do？)(比如说，假如你是耶稣的话，你会怎么做？)，这种正式行为与文化史在格雷戈里·S·杰克逊:《耶稣会怎么做？实践中的基督教、社会福音现实主义以及说教小说》(Gregory S. Jackson， “‘What Would Jesus Do？’: Practical Christianity， Social Gospel Realism， and the Homiletic Novel，”) 载《美国现代语言学会会刊》(PMLA) 121. 3 (May 2006).一文中已经有过详细论述。另一个计划则是作为一种在科学假说(hypothesis)兴起的虚构作品当中的叙述形式而与假设相联系起来，约翰·本德(John Bender)认为这是借用小说作品中基于“事件”的知识生产的一种亲密关系，也就是说，“起因与叙述顺序”借用着“塑造世界与塑造意识的基本技术”(具体参见《启蒙小说和科学假说》(“Enlightenment Fiction and the Scientific Hypothesis，”) 载《表象》(Representations) 61 [Winter 1998]， 15)。
[114] 近代战争所导致的平民伤亡很多都如出一辙，就像对那些已经受到一丁点儿关注的人而言一样是预料当中的事情，这在近代战争的理念中虽然被认为是外加的，并因此在某些观念中被认为是情有可原的，但即使是这种所谓的理念也从未存在过，甚至将来也不会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