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者的疼痛语言
司各特所述事件的纤毫毕现——对段落的解读感觉就像凝望着太阳——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对酷刑和受害者无法缓解的受苦经历的描述。至少从自圆其说的角度上讲，酷刑是设法让受害者说话的一种行为。面对金匠的沉默不语，格林布莱特问到:“难道终究这次只有历史学家才能让他开口讲话？”(13)。这个提问指明了格林布莱特的解释欲望和司各特对金匠所施酷刑之间的关联;它表明，历史学家的任务跟司各特一样，是用另外一种方法，来挖掘沉默背后的声音，从不可解当中找寻出意义。[17]尽管这种具有潜在毁灭性的伦理比较并没有准确地获取格林布莱特孜孜以求的东西，但它还是表明了他对自己所举的轶事和文学批判过程之间的潜在关联所抱持的观点。从这种意义上说，轶事向我们表达了一种关于阐释行为的内心寓言。[18]格林布莱特对阐释和酷刑之间的隐喻性关联的认可，再次表明了轶事的内容跟对其形式的感知有关，不管这里所发生的轶事理论的内容是什么，它还表现为一种关于阐释行为的理论，这种理论使我们能将段落看成一种轶事，说起来的话，可以对其加以整体性解读。无论什么样的轶事理论，都是从对司各特段落和格林布莱特印证的再解读中逐渐浮现出来的，因此就不能认为轶事理论是一种叙述形式方面的独一无二的理论。它也是阐释活动的一种事物。
通过将这一段落看成是对酷刑的一种专门描述，我们可以进一步加以深入。人们可能在一开始就注意到，它并没有描述金匠的疼痛。这些疼痛在表现出来的时候，通过酷刑的物质代理者的描述而最为清晰地体现了出来，而这些代理者正是制造疼痛的船员、子弹和烙铁。格林布莱特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这种疼痛的真实性，但是对其语言表现的关注则表明，不管这种疼痛的真实性是什么，都源自于无法真正描述疼痛的描绘。
作为读者感受到的金匠的疼痛和这种疼痛本身之间的鸿沟，在某种程度上，司各特的句子再生产出了那些缺乏表现的疼痛，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斯凯瑞用来指称疼痛的“代理者语言”(language of agency)的功能。[19]斯凯瑞写道，那些希望诉说疼痛的人经常依赖隐喻，来详细说明“一种疼痛的外部代理者，一种被用来制造疼痛的武器”，或者描述“跟疼痛相伴而生的身体损伤”。因此，一个人可能会说:‘我感到有一把锤子在敲打我的脊椎’，即使那里根本没有锤子(BP，15)。对于身体或想象的代理者而言:
将疼痛的某些感觉体验传达给身处疼痛者之外的某些人，他们全都基于同一个原因做这些事情:没有哪种情况是将同一性纳入对疼痛的感知体验当中;然而，因为它有它的形状、长短和颜色，因为它要么存在(在第一种情况下)，要么能够描述成在身体的外部边界存在(在第二种情况下)，它开始将最初是一种内在的和无法共享的体验加以外部化、客体化，并使其变得能够共享。(BP，15-16)
疼痛正是通过隐喻进入语言当中。(想象的或者真实的)疼痛的工具，通过塑造一种导致疼痛原因的具体场景，将疼痛的“无法共享”的、非语言的体验表达了出来，并将之客体化，而这种具体场景反过来转喻式地表现出读者心想会在他们身上创造出来的无法言说的影响。代理者的语言因此就形成了一种三重过程，即，首先通过隐喻(metaphor)(它被以致病病原的术语描述下来)，进而是转喻(metonym)(从它的起因那里推断出代理者的作用)，最后则是认同(identification)(我遇到的是哪种疼痛？)。因此，一个人在这种过程最后所“感觉”到的就完全不是他人的疼痛，而是那种疼痛的建构式虚构。这种移情作用所要求的宽宏大量的复杂活动因此也是一种文学活动，而这种活动是通过在描述同时又无法描述的真实世界关系中的语言运动而实现的。[20](https://www.daowen.com)
因为这种描述活动发生在语言当中，所以它无法摆脱自身的缺陷，而这种缺陷所仰赖的恰恰是在制造疼痛中的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之间的相互混淆。斯凯瑞写道:“在一个口述句子中，仅仅出现的一种武器的标记，一段书写下来的段落，或者一个可视的图像……这并不意味着试图表达什么疼痛，与之相反，经常意味着疼痛的本质刚刚被推到更深的晦涩之中”(BP，18)。当一个人清楚地发现这种晦涩几乎在司各特段落内部随处发挥着作用，而它的残酷无情则集中在疼痛的身体代理者之上，集中在对这种操作的反讽之上——那种疼痛常常在那些恰恰没有的地方看起来最为明显可见——而且还阐明了金匠“诉说”的唯一时刻的重要性:“嗜血的食人蚁(成群成群地)涌向他的伤口，而这比我们的拷打更令人毛骨悚然，这从他的神情当中可以看出来。”在这个时刻(至少对我来说)，同情性疼痛要比叙述的其他部分要少得多，这种情况表明了读者对于金匠疼痛的体验在实际上对其沟通能力所起的作用是如此地微不足道。与之相反，正是那些表现得最为剧烈的疼痛，变得最为真实和客观，而它是在酷刑的手段下被隐喻化的(我们不要忘记了，它们本身就是施虐者所制造出来的隐喻)。扭动和炙烤，这些金匠无法描述自己加剧他的疼痛的东西，他无法用姿势表现出来。因此，对读者来说表现得最为剧烈的疼痛，并不是施加在身体表面上的，而体现在最栩栩如生展现出来的武器当中，它的本质——换句话说，它作为一种无法言说的、无法共享的指示性事实，只能在其他方面表现出来——从一开始就被那些创造它的客体所掩盖了。
对疼痛所作的绝大多数描述依靠的是代理者的语言，关于疼痛表现的任何证据都有必要看成是轶事。谈论疼痛就是去谈论语言和引用之间的不同;关于疼痛发生(哪怕是对自己)是为了维护它自身的真实的任何断言，都只是试图构建起关于在语言中对疼痛加以客体化的疼痛的形成和感觉的一种引人注目的形象或叙述而已。进而，当疼痛自身，在格林布莱特对其加以理论化时，跟轶事完全不相同，关于疼痛的任何既有句子可以说都是用同样的双眼去看待使轶事具有特性的语言和真实性的。关于疼痛的语言跟轶事分担着进退两难的处境:它绕过了导致关于真实的一种强大意识的真实性。人们也许会说，任何跟疼痛相关的句子是“某种指示性和某种超越指示性的东西，一种多事件的形式以及在那种形式之外的一种突出的、文学化的通路”(LC，5)。当它所表现的文学性最引人注目的时候，代理者的疼痛语言型塑了最成功的指示性进入路径。而那些特征只有在当它们的隐喻最成功地混淆了语言和它所指的疼痛之间的鸿沟之时，才最能吸引人的眼球。
使感觉到的疼痛有限度地超越某些墨守原文者的阅读模式所不允许的趋势，如今被理解为是对事实的一种误判，即，疼痛恰恰就是那些语言从来无法像那样深入的东西。与其说将疼痛看成是语言的一种局限，看成是最终证明的与真实性相关的语言重要性，不如将疼痛看成是真实的一种局限，看成是某种体验或位置，真实自身逐步成长为语言，在表面上则成为一具尸体。[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