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学着失去
为了迫使美国读者去忍受转型中的痛苦，小说通过对所体验过的中国军队的情况加以文化机制上的补偿，但小说编码却并没有表现出在19世纪亚洲分类中忍耐力与劳作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小说中从未出现过苦力，只是以一种最少体验化的，同时又最具有道德—哲学化的方式才使得“华人”的问题与《从过往找寻未来》中的受害者整个地联系起来(例如，在李教授对痛哭流涕的官员的描述当中)。但是这种伤害发生在(跟小说的叙说或其政治联盟一样，被代之以另一种记录)被华人所奴役及杀死的美国人身上。而且，他们的苦难正是美国为消除劳动的痛苦而采取的一种劳动方式的结果:这正是因为美国人所实行的贝拉米式的国家主义所造成的，而这些人实际上一定已经在波士顿和纽约遇害了，或者被当做奴隶卖到了海外。
尽管苦难作为生活之一部分的观念早已是老生常谈，但美国19世纪争论的观念状态使我们得以在温顿的作品中将这种认可部分地看成是一种更宏大的历史进程，据此，与痛苦的近代关联就被确定起来了。如今，一旦回想起塔拉尔·阿萨德所声称的:西方“对世界的教化”塑造了殖民主体，而这些殖民主体又恰如其分地跟痛苦和同情有着近代关联，而与浪费的与必需的疼痛之间的差别也息息相关。我在这里想要指出的是，温顿的小说使我们同样可以将阿萨德的分析拓展到欧洲和美国。世界的教化以及对“必需”痛苦的价值的承认，两者的价值在于不得不联系到(而且也确实强加到)国民身上，而这些国民大概正是其哲学起源的资源所在。很明显，《从过往找寻未来》中所传递出的信息是，某些类型的痛苦必须得忍受，而就算是像中间过程必然会出现暴力一样，不管从何种角度来看，都可以被看成是在塑造一个自由世界的过程中产生的遗憾后果。假如小说有一种感觉结构的话，那么，这正是通过对形式化且又具有主题性的财富的操控而建立起这种新体系的“真实”的，在这中间，奴役与谋害造成的痛苦成了一种政治经济结构所付出的代价，而这种政治—经济结构又包容了保持着个人主义的近代劳工的必要性。实际的情况是，小说从没有描绘其乌托邦式计划的结果，这种乌托邦式的计划只是在李教授演讲的最后部分才隐约出现，这就表明了对于真实的想象而言，真正实施的难度到底有多大。这种想象中的未来所起到的作用，并没有再次得以展现，与其说是小说所实现的期望，毋宁说是小说的梦想，小说的一大讽刺之处就是，整个入侵行动必须发生，而李教授也必须用叙述的方式去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但他却只是谈到了这一点，即，假如不被精确想象到的话，这样的一种体系会在什么地方被提到？
这种想象的僵局表明了小说与“亚洲类型”的局限性，而这种“亚洲类型”又被理解为是一种在“苦力”形象得以具体化的千人一面、劳工以及资本之间的关系。与试图消除由工业现代性所造成的损失并进而力图在小说中保护纯种人和白人相比，更多杰克逊时代的美国人反对工业主义，温顿的小说力图思考由中国性和劳工所结合而成的未来场景的可能性，这种未来被想象成现代生活的永久性结构。这种未来构造所造成的“大团圆”结局的缺失，使小说的情感结构变得非常怪异，这是因为工业资本主义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小说中的抵抗行动所导致的受难才能实现，从而使中国人成为美国历史中的“机器之神”( deux ex machina)[61]，将其贬低到他们曾“从属”的历史角落之中。由此看来，这部小说就跟杰克·伦敦( Jack London)的《空前入侵》( 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62]很不一样，杰克·伦敦的这部小说讲述了中国的崛起导致了世界各国的联合，并最终将所有中国人彻底消灭的故事。对于温顿来说，情况就恰恰相反，美国的景观，同时也是现代性的景观，在“形式与景致”方面如今正是而且将会继续是“亚洲式的”，这是因为整个世界的特征在实际上也是“亚洲式的”。
除了导致美国民众灵活性逐渐衰退和“自由”的终结之外，就像文中对中国人入侵的更多反乌托邦式的叙述一样，小说当中所叙的美国的“中国化”也因此成了为自由而付出的代价。从这种意义上来说，小说功能上的政治冲突就像是19世纪后期“中国”在经济状况上遭受苦难的一种寓言，跟文学作品中所称的中国人“入侵”往往将中国人的移民看成是起初所当成的“入侵”那样。在小说所表达的接受中国人政治统治的论调当中，所隐藏的是对资本主义未来以及劳动力市场全球化的一种看法，即，从历史性的角度来看已经难以处理，而在名义上却意识到了劳动力及贸易的跨国网络的生产逐渐破坏了民族国家的孤立性与独立性。[63]温顿对美国政治观念的放弃，实质上就标志着一种认可，尽管小说是以最为乌托邦的方式来加以说明，但跟民族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的个人主义在未来中国人的殖民地中将仍然存在下去。(https://www.daowen.com)
在这样的未来当中，什么将会降临到华人“苦力”身上呢？在温顿小说对于中国和美国未来的林林总总的论述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最为关键的人物。对此，人们可能会说，就像本雅明对波德莱尔( Charles Baudelaire)[64]诗作中各色人等的态度一样，温顿小说当中“最重要的主体在描述中很少会涉及到”[65]。苦力作为一种具有决定性的负面空间、一种意识上的黑洞在小说功能当中的“缺失”，这是小说所反复出现而且无法逃脱的东西。温顿笔下的华人与其说像美国国家主义者，不如说更像朱利安·韦斯特，他们只不过是在美国美妙的19世纪中出没的灵魂，令人重新勾起对遗忘价值的回忆。只有在他的主要特征(受苦的能力、毫无怨言地忍受“亚洲式”现代性的代价的能力)展露无疑之后，我们才真真切切地看到了这部小说中苦力的阴影。在小说的结尾，仍然活着的人都必须接受这种代价，而通过对李教授最后一句话中“你们”(you)的追问，读者就不得不将他自己想象为是小说中华人掌权下的新美国的其他公民。这正是李教授希望在小说结尾所完成的道德使命:读者也许会放弃文化或种族优越性上的等级制度，这种等级制度在19世纪的反华话语当中一直未曾消失过，而且，这种等级制度也有助于使之成为解决所暴露出的经济问题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代价则是去想象后国家主义者(post Nationalist)的现代性，以及后国家主义者的未来:简而言之，读者要学着像苦力那样(忍受痛苦和自我安慰)，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变成苦力。
在乔治·亨利·梅森和伯驾的时代，身处国内的欧美人对于中国性的经验绝大部分是从中国物品流通形式上的跨民族性得来的，这经由那些开始与中国人进行贸易的西方人的冒险之旅怂恿而来，19世纪后期的美国是首次面对蜂拥而至的华人的西方国家。风险也随之上升，随着中国劳工对经济构成威胁，以及茶叶或者同情理论的失效，大多数美国和英国作家将生活方式的完整性看成是西方所独有的文化之邦(想想明恩溥关于克虏伯枪的论述)。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牵涉进来的这种观念问题的一种“解决之道”——在梅森看来，或许确实起到了作用，并且正像在种族话语中经常出现的那样，将人想象成为“东西”。[66]但是这一类特殊的事情:关于中国劳工的问题并不是他们如此这般不人道，而是因为他们本身的人性就是不人道的，这不仅体现在对他者痛苦的熟视无睹上(通过当时的一个古老故事)，更表现在对自身痛苦得过且过的态度之中;也就是说，中国人跟动物一样，但又不是动物，这也就是为什么长久以来有人坚持认为他们跟这些“东西”一样的原因。
从这种观念上来说，在温顿的小说中所勾勒出来的图景如今已经广为人知。在《从过往找寻未来》一书中围绕着反华话语所进行的具有可通约性(commensurability)和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的复杂演绎，不管怎样，都没有使之“超出”它所处的时代;更确切地说，是对完全没有相同之处的时代的补全。“苦力”那些在生态学上令人不可思议的身体对某种未来产生了威胁，在这一未来图景当中，现代性必须加以“忍受”而不是奋力反击——而且，也正是在这一未来图景中，“苦力”那些受苦中的身体境况已经成为各个地方所有身体的境况。通过将痛苦问题转变为情感寄存者，温顿以一种某些人的痛苦恰恰就是因为没有苦力劳工的一个未来图景的可能性境况的持久缺失为代价，获得了由现代性的冲突所形成的乌托邦。而且，虽然《从过往找寻未来》中出现的事实，随着中国军队的到来而使这种痛苦的重新回归，表明这种痛苦是如何跟19世纪晚期美国的想象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而在叙述中，也正是那些身处痛苦之中的美国人最能表明温顿是如何长远地去思考一个将美国的未来跟中国维系起来的体系化术语的，但同时，却没有像其他一些人那样通过法律或身体暴力的方式去消除其中的某一个。但是，话又说回来，小说中的暴力至少在部分上是种族灭绝的。因此就能理解西方人关于中国人痛苦的看法是如何深刻影响到种族灭绝的转变可能性的，尽管这不像温顿个人所想象的那样，是对作为一个种族的中国人而言，而是对与异化劳动相分离的一种有机人类主体性的可能性而言的。这并不能否定关于中国性与痛苦之间一种本体论关联的观念，而是通过一种更为全球化的、自主的寄存者，对这种观念加以重新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