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市场渗透
在一种历史语境下，总是存在文化分析的空间，这是因为，首先，任何特定时刻的特殊性都会为我们勾画出一个总体上的和真实的可能形态，其次，那些形态揭示出了那些明显的例外情况、统计学上的框架、对历史有意无意的抵制，而这些是在可能将历史那生动有趣，同时又具有千变万化的复杂性的框架之内加以理解的。为了捕捉这些复杂性，同时也为了对其中的剩余部分或者例外情况加以探究，本章的余下部分将会对中国内部在同情与经济交流之间内在互动的某种特别仁慈的表现加以关注:西方传教医疗事业的开创者伯驾[6]的生平与工作。在他于广州创办眼科医院到1855年辞职的20年时间里，伯驾和他的同事救治了将近五千例患有各种伤痛、疾患的病人，病症从白内障、麻风病、疝气，到各类枪伤，他们藉此赢得了广泛声誉，众多患者不远万里，从中国内地赶过来看病。[7]伯驾还收了一些中国学徒学习西医，并远赴美国和欧洲为他的医疗传教团队募集资金，从1852年到1857年，他还代表美国政府进行了一系列外交活动。虽然在伯驾的医案和病人证词不能完全一一映证，使他难以在所医治的病人和他所身处的社团那里建立起广泛的影响。但实事求是地说，在他的一生当中，他代表了在华西医当中最光明的一面，不管是对他救治的中国人来说，还是对那些听说过他、敬仰他并对他的事业倾力相助的欧美人来说，都是如此。[8]
伯驾留给当代的遗产是一大批数量巨大的具有代表性的物品和文本，其中包括信件、日记、诗歌、讲道、医案研究、医疗病症的线图，以及最引人瞩目的关于他的病人的油画像，这些文件的大部分如今都能在耶鲁大学医学院哈维·库欣[9]/约翰·惠特尼[10](Harvey Cushing/ John Hay Whitney)医学图书馆的伯驾文献集中查到。作为一整部文献集，这些文献构成了经由资本主义市场的迅速扩张所形成的新的、富有同情心的“认知风格”(cognitive style)的一种显著的历史性影响。而正如托马哈维·库欣(Harvey William Cushing，1869—1939)，美国著名神经外科学家、生理和内分泌学家。他于1891年获耶鲁大学文学士学位;1895年获哈佛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12—1932年任哈佛大学外科教授和医学院院长，1933—1937年任耶鲁大学神经学教授，并研究医学史。他设计了一些脑和脊髓外科的基本技术，研究了垂体及其肿瘤以及对颅内肿瘤和神经系统肿瘤的诊断、病理、定位及手术方法。他的主要论著有《垂体及其疾患》、《颅内肿瘤》、《关于垂体、下丘脑和副交感神经系统论文集》等。——译者注
斯·哈斯克尔(Thomas L. Haskell)[11]所说的，这种风格是由道德距离的一种彻底放大意识以及欧美人认为可以介入的地理范畴的一种相伴而来的扩展所促成的。[12]伯驾在1841年写给一位苏格兰崇拜者的筹款信中写到，虽然英国人可能会觉得那些正饱受痛苦的中国人“远在天边”，但是，假如那些“虽然意见不一，但却非常仁慈的人想要将自己的范畴与境况推广到整个世界”，他们可能“像人们所希望的那样拓展他们的同情心，并用他们福佑世界的能力与机会去做这些事情”[13]。整部伯驾文献集基本上都是对这种同情的全球视角所作的证明。它所描述的对象是资本新的流动性的直接产物，正如伯驾所写的:“金钱在世界各个地方都很容易花出去”，这就使伯驾和他合作共事的其他医疗传教士将这种新拓展的同情心放到积极的实践活动当中来。[14]
在伯驾的所有成就当中，尤其值得关注是在他于1836年跟郭雷枢(T. R. Colledge)[15]和裨治文(E. C. Bridgman)[16]合作创建的中国医学传道会(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17]，这些年轻人经过尝试与努力，在医学实践活动中取得了一系列显著成就，全都是为了展现这些广泛的同情心。中国将“发烧当成燃烧、将疯狂当成是呓语，将麻风病当成是一种污染，将目盲当成是好事，将癌症与结石当成是疼痛，而将痛风当成是无法忍受的绝症”，伯驾在他的筹款信中对读者写道，“就像这些情况一样，只有默西河和英吉利海峡才能将缓解他们痛苦的技术和善心隔离开来”[18]。对于相同痛苦的这种说法使伯驾能够直接声称需要有一种具有内在普世性的同情态度。在对各类人等进行手术治疗的过程中，伯驾呼吁人们将中国患者的痛苦看成是跟他的捐助者所认可的作为人类个体的痛苦一样来加以看待。因此，这种认可的合法性所仰赖的就是这样的方式，即，一具普遍脆弱的人体能克服国际交往中的地理或文化障碍，不管这种障碍是字面上的，还是象征性的。
但是，这与其说是一种简单的肉体上的普遍性，更多的还是一种医疗传教活动。这其实正是人体的普遍特质，使伯驾和他同事能避开那些阻碍他们向中国人传教的文化和政治障碍。毕竟，中国政府对西方贸易与游历活动的抗拒，使其无法轻易达到中国人身体的内部。“中国的排外性贯穿在它体制的方方面面”，伯驾和他的朋友写到，“中国的政府既不能消除疾病，也无法救其国民于水火”。就像梅森所描述的中国囚犯，在这种描述中，一种直接针对中国政府残酷性所表达的愤慨之情被转变为英国人所独有的对于一种普遍的“受苦的人性”的认知。伯驾、郭雷枢和裨治文对他们的中国病人共有人性(和脆弱性)的强调，使他们能够避开那可能令他们孤立于西方影响之外的政府行事。尽管我们或许不应该太看重筹款信中的那些吹捧之词，但这也足以明确表明，对中国医学传道会而言，身体在面对痛苦时的不堪一击使这一组织能够有效发挥作用，而本质上来看，则成为福音派和社会学上的一匹特洛伊木马，内藏重重杀机——或者说，像伯驾、郭雷枢和裨治文在一方面所指出的那样，是中国“唯一打开的大门”。[19]
我们习惯于将这种类型的普遍性看成是野心勃勃的西方帝国主义的一种计划性的哲学信念。然而，在这种历史背景当中，关于英语和中文中“发烧”等价性所作的争论就成为一种相当具有进步意义的事情。19世纪美国人在对疼痛的身体感觉上的分层化就涉及到种族、阶级和性别方面的问题，而在具体经历方面则或多或少指向人们所期待的内容:19世纪美国著名的神经科学家S·威尔·米切尔(S. Weir Mitchell)[20]曾经写道:“在我们文明化的过程中，我怀疑，我们赢得了感知痛苦的强大能力。野蛮人并不像我们这样感觉到痛苦”。[21]伯驾在缓解中国人痛苦方面的信念，再加上他对受苦的等义性的主张，使他反对米切尔和其他那些不怎么明智的种族主义者的观点，这是从他们对疼痛“对人类实际治疗的重要意义”的普遍等义性的争论中推断出来的，其中就包括了普遍人权的理论，对于这类问题，我们可以发现伯驾在筹款信中显得形单影只、无能为力。[22](https://www.daowen.com)
然而，即便它产生了一种关于同情式救济的文化宣示的潜在等义性意识，伯驾就医学及共有疼痛所作的论述还是相当明确地表明了一种跟某种认识论计划连系到一起的文化转变的话语，这种话语有助于西方更好地理解中国，跟中国进行贸易活动，并在中国传播福音。在医学传道会早期的一份演讲词中，就有着疗治中国人的记录，“将在适当的时候成为有意义和具有指导性的文件，而且这类文件将会帮助我们探析中国家庭和社会生活的内里，对于这些东西，我们目前只能通过阅读获取，或者是从这个国家非常边缘的地方走马观花而已”[23]。
而一旦离开那些经典的雄健进取精神，就将使西方人从中国的“外围”(outskirts)进入到“内里”(penetralia)，我希望转而关注后面这个术语，它明确的医学内涵再次将传教士医院这一特殊的有形计划跟发生在当中的更为巨大的政治与经济背景联系到了一起。由于这个时代中西医学之间存在的巨大差别在于中国医生无法进行外科手术(而且通常也会避免在身体上动刀子)。因此，想要探究中国“内里”，就将传教士的认识论兴趣与西方人跟中国人医疗实践活动的决定性差异结合了起来。想要打开身体，进而通过外科手术操控身体各部分和神秘物质的意愿，就成为伯驾有能力治愈那些中国医生束手无策的病症的关键所在。对于伯驾和他同事来说，去想象他们的医疗活动将使他们进入中国的内里，进而将医疗活动跟民族志联系到一起，前者并不仅仅是后者的寓意(就像人们可能会兴高采烈地期望从这种文学批判主义得到的那样)，但是在字面上却使其变得可能。中国人身体的开启不仅是中国人的文化生命向西方开放的类比，而且还是对这种开放的创新。[24]
在伯驾1841年写的筹款信中利用道德距离感问题的时候，他自己的在华经历已经使他能够想象这样的情况，即，医疗传教将会以两种不同的方式解决这个问题。首先，通过利用疼痛这一普遍事实以及缓解疼痛的渴望，在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产生或者促成一种内在互动，这种内在互动将能够克服跨文化交流中的任何不情愿态度。其次，建立在手术台基础上的这种中立性会面中所出现的行为，通过给中国人提供关于这些仁慈西方人的良好印象，以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并使西方人转而去理解中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这后者，正如伯驾、郭雷枢、裨治文向他们的潜在捐助者建言的，具有医学领域之外的巨大利益。随着这些传教士切开、缝合或者修复他们受伤病人的身体，随着他们夜以继日陪伴在说着其他语言的患者病榻旁边，随着他们期望这些病人去赞美上帝，因为是上帝将他们带来了光明与解脱，而医生只不过是在他们肉体上做了些小手术而已，通过这些行动，他们试图将这些中国的陌生人融合到一个道德和文化的世界当中。而这，将会深刻改变他们与他们自己身体、痛苦以及对这个星球的想象地理学的关系。
确实，这样一种关于星球上生存的有机体表面各部分日渐增长的、递归意识的观念，对于伊曼努尔·康德在1795年写就的关于想象一种“世界法”(cosmopolitan law)[25]的可能性的哲学著作而言至关重要。康德的这篇文章指出了作为一种拓展观念的意识特殊性:“国家之间可以相互联姻，迄今为止已经把欧洲——因为世界的其他部分还从不曾意识到这种东西呢——带到何等危险的地步，已经是尽人皆知的了”[26]。正是这样的一种将西方优越性编织为一种普遍而又无私的合理性的状态，大概就成为其之所以具有吸引力的一个方面，但在康德笔下，它也被转变为一种试图保护非欧洲人免受欧洲帝国主义侵害的尝试。[27]同样，对于伯驾来说，他将本国人、外国人身体一视同仁的态度，正是一种转回到同情本身的姿态，因为中国人在身体上是跟我们一样的，也可以像我们那样在精神层面上去说服他们。但伯驾生活与事业中的这种传教与文化活动跟他所从事的那些专门医疗工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不仅是因为“内里”隐喻上的重要性，而且也正如他、郭雷枢和裨治文所写的那样，是因为跟其他生活领域相比，医疗救助能“更明显地表现出动机上的纯洁与无私”[28]。而医学传道会的意图很难说是大公无私的，从他们传播福音的雄心就可以知道，这里就无需再费口舌了。相反，我要提请大家注意的是他们所采取的医疗救助的方式，因为这种方式对于这些人来说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满怀仁慈的中立态度的公开而又历历在目的东西，哪怕它那种体现着渗透及转变的做法仍然是一种典型的软性帝国主义(soft imperialism)与硬性帝国主义(hard imperialism)都全力维系支持的更为庞大的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