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言

作品的翻译给作者提供了反思自己写作实践的机会，他需要勇于正视自己作品的独特风格，也需要承认这种风格所带来的理解上的困难，甚至会为此深感歉意。作品在被翻译成另外一种语言的过程中，作者会意识到自己的作品给其他人造成了困难，而这正体现了作者的选择所具有的价值。

在此，我首先要向读者，也要向译者袁剑表示歉意。这本书的风格确属另类，读起来可能颇为费解。不过，或许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特殊复杂的人，我觉得致歉可能并不恰当。毕竟，这本书原本就没打算用大众熟悉的英语来写。我不想像其他人那样来写作。事实上，作为写作者，我的部分目的是要采用特殊的方式写作，以使作品产生一种积极的力量。也就是说，读者不仅能意识到作品及其中的观点是作者个人的思想，而且还能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思想观点能否在写作风格本身这一层面上生发出来？

文学领域的学者认为，作品的观点既跟写作视角有关，也跟它的风格紧密相连。很难想象有人会认为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或者鲁迅等其他人的写作风格与他们小说或散文的内容没有关联。文学批评同样如此:没有人会认为德里达(Derrida)的写作风格与他的思想毫不相干。

那么，为什么大多数批评家的写作风格仿佛与他们的思想毫无关系呢？或许他们的目标不够高远吧，也或许他们压根就没把自己看成艺术家。我不敢打包票说自己是一名艺术家，但是我知道，对我来说，尝试着像艺术家一样写作很重要。也就是说，要认真对待自己所做的事情——这并不是因为我确信我的作品终究是认真严肃的，而是因为我确信，要写好道德文章的话，首先就要坚信写作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写作本身就是思想的一种形式。

这是我为什么要专门对袁剑所付出的心血深表感谢的原因所在。据我所知(我的中文阅读能力不是很好，但是我让一位朋友为我大声朗读了作品的部分内容)，他出色地翻译了本书，在中译本中十分精准地抓住了我在写作时的感觉。亲爱的读者，如果你觉得行文风格有点怪怪的话，请不要担心——这本书本来就是要让读者觉得新奇的，有时候甚至对于英语母语者来说也是这样。听上去从不让人感到新奇的东西是有风险的，会让人觉得太熟悉了，它们因此无法打破读者所见所闻方面的惯习及常识。但是学术作品，如同艺术作品一样，应该把打破观众的惯习和常识作为自己最基本的目标。

我写本书的目的之一，就是要颠覆欧美长久以来认为他们最重要的哲学概念全部起源于西方国家以及西方文化圈内这一观点。在此，我要指出的是，从同情(sympathy)这一概念的发展来讲，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我也要说明“中国”这一概念是如何帮助欧洲“思考”并且理解众多关于现代生活的重要观念的，其中就包括世界历史、宗教融合、国家与个人残忍行为之间的关系、自然与尚古主义的关系以及身体与自我的关系等诸多概念。在每一项当中，某种欧洲或美国观念的历史都与某一特定的中国概念息息相关，这一中国概念确实对文化和哲学具有重要影响。本书所讲述的就是这种概念发生影响的历史。

不错，就是这种特定的中国概念。但这个中国概念并不就是真实的、当下的中国。真实的中国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中国思想。中国人也都秉持这些思想。如果我们把美国人用来指称“mandarin Chinese”的语言作一番比较，就很容易看到这一点。美国人所指称的“mandarin Chinese”有四种意思:普通话、汉语、国语、中文。普通话所指涉的是该国普遍通用的语言;汉语体现了民族性;国语则通过一种模糊性(哪个国家？)，体现了台湾对大陆的抗拒;中文则是华夏中心论( Chinese centrality)这一传统观念的体现。这其中没有哪个概念可以用来指称当今或者真实的汉语语言。每个概念都表达了该语言的一种思想。我们选择使用哪个概念取决于我们想做什么。这一用法反映了中国性(chineseness)内部的观念冲突，这不仅体现在整个中国范围内，在海外也是如此。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来帮助我们理解中国思想运行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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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对于中国思想的论述，有助于读者理解我对当前中国存在的大量焦虑现象的所思所想，这个问题在本书中被看成是完全欧洲式的事件:被频繁报道的残忍行为以及令人发指的冷漠态度。典型事件有中国网站上一位女性用脚踩扁小猫头部的视频，场面令人震惊;另外还有同样震撼人心的小悦悦事件，这个小女孩被车撞后倒在马路上，18名行人路过而无一人相救。你可能会惊讶地问，中国人是不是真的对他人的痛苦漠不关心？欧洲人究竟是不是错了呢？(https://www.daowen.com)

不。正如我在本书中所说的，对个人残忍行为的关注是欧洲用于管理现代性当中国家与个人之间诡异关系的策略。非洲、拉丁美洲、东亚以及南亚的欧洲人对于个人残忍行为或冷漠态度的报道，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国家暴力行为会影响个人行为。我们看到，国家(或者说宏观层面的残忍)和个人(或者说微观层面的残忍)之间正在道德无知当中取得某种平衡，其程度之大令人震惊。美国在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也门进行的“反恐”战争及无人机的使用令大量平民不幸丧生。尽管这一事实众所周知，但美国公民依然对美国军队进行的此类军事行动心安理得。而与此同时，一位造成相同数量平民死亡的自杀性炸弹袭击者却被大多数美国人视为道德上的恶魔。因此，美国无人机对平民的误伤(美国人不把它称为“谋杀”，尽管人人都知道此类经常发生)的伤亡事件是国家层面的行为，是一项矫正行动，而那些恐怖分子所策划的针对美国平民的谋杀行为，尽管或多或少是个人所为，但却不属于国家行为，因此就必然会受到强烈谴责。

因此，重点不在于恐怖主义和无人机误伤这两者都是残忍行为，也不在于两者都是无知行为。我们真正需要理解的是“同情”(以及它的反义词:残忍)这整个概念，不管在什么地方，这个概念都是一种强烈的社会及哲学行为，可用于判定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不是说残忍(或同情)不存在，而仅仅意味着这两个概念在一个普遍的意义范围内发挥作用，在这一范围内，它们主要社会功能之一就是解决看上去不相关的人类生活中的各种争端，也就是政府和人民这两者间的分歧。

这就表明，大众所消费和传播的残忍形象几乎总是一个正发生在别处的、国家层面的场景。但是，这并不能免除个人关心他人、力所能及地帮助需要帮助的陌生人等这些责任。人们还是需要尽自己所能诚实地对待他人，而且我们也必须互相鼓励，尽可能待人以诚。但是，这并不是说，看到最近中国国内几段关于残忍或冷漠行为的视频，我们就应该考虑国家层面的行为是通过何种方式影响个人行为的。我们都知道，一些从小悦悦身旁走过的人害怕被利用，害怕会因此陷入某些骗局而被敲诈勒索或者带来牢狱之灾。这是一个国家的问题，并不能通过个人来解决，因为个人的行为只能发生在国家这一大环境当中。一个拥有强大有力、公正廉洁的法律体系的国家会让人民更容易去做正确的事情。一个好的国家会让做好事变得清晰透明，甚至变得容易……所以，我们开始慢慢地善待他人，甚至不会意识到我们正在进行这样的转变。诸如一些人拒绝帮助街头受伤小孩这类所谓的内部事件在本质上是外部的，也是彼此相关的。我们可以通过抨击内部事件(鼓励人们变得更加关心他人，等等)来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我们也可以通过解决外部问题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两个方法都是很有价值的。如果我们认为唯一的解决方法只能是内部的，或者仅仅针对内部理念(人人都是恶魔，等等)的大声疾呼掩盖了外部、国家层面对于该问题的解决方法的话，那么，事情就不会顺利进行。没有人想要生活在一个众人对街头受伤小孩视而不见的世界中，就连那些在小悦悦身旁走过的人也不想这样。问题在于，我们怎样才能让这一愿望变为现实。我们首先必须好好思考社会结构和个人选择之间的关系，认识到我们可以通过共同努力改变操控着我们的社会结构。

(我注意到了，我没有谈到那个踩在小猫头上的妇女。很明显，她只不过是个傻瓜。如果我特别努力地想要做一个好人，我对她也是怀有同情的;她属于那类认为踩死小猫可以自我取乐的可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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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的写作纯属偶然。2003年，我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在康奈尔大学图书馆阅读文献。康奈尔大学图书馆藏有大量美国涉华文献，大多可以追溯到19世纪。那时候，我头脑中还没有一个特定的计划;我只是觉得自己应该读一些东西，构建知识基础，以后可能会用得上。几年以后，我在写一篇关于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的文章(成为本书第五章)时看到一个句子，写的是所谓中国人对他人痛苦的冷漠态度。我觉得我之前看到过这个句子。我回到康奈尔查文献，其中包括关于伯驾(Peter Parker)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广州进行外科手术的报道。在那些报道中，我发现了一句对于中国外科手术病人安静行为的描述(如今收入本书第三章)。这两句话让我头脑中产生了对整本书的初步构想。

最初，这本书我打算写13章。但在我写作的过程中，一些不怎么成熟的观点被剔除了。另外一些观点则融合在一个章节中(与赛珍珠(Pearl Buck)和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放在一起论述，现为本书第六章)。我在写作时找到了我主要观点的主线。但是，最终这个观点跟我一开始写作此书时的观点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写作此书的过程改变了我的想法。(若非如此，你就得在两年时间内按照最初写作时的思想写作:多么令人沮丧的事情啊!)随着主线愈加清晰可见，书的结构也从一堆草稿和纸片中凸显出来，我最终从中选取素材写作了这些章节，也就是你现在看到的本书中的章节。若说得太多，就会过多地重复我自己的思想。我在本书结尾的时候没有用明确的语言来作总结，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为什么在我提了三个可能性的结尾之后，依然以开放性地方式收尾的原因，这给本书提供一个新的空间。在英文版中，我在最后特地写了一句带有韵律的句子，让读者感到后面仿佛还应该有另外的句子。我想让读者觉得，接下去的句子该由他们自己写下去。尽管这本书对一些观点做了总结性结论，但与此同时却开启了其他方面的论争。最大的可能性则在于，当时，同情感(sympasthetics)这一观念正需要我们像在文学方面所做的那样，对情感活动的复杂性也要认真对待。我自己在这一方面没有写什么内容，但是，这一观念依然令我着迷。

当然，在一定程度上，对《假想的“满大人”》(The Hypothetical Mandarin)一书的最新评判要归结到这一中译本上来。它已经拓展到了一种新的语言，而这也是我最初思想的来源地。如果认为这些思想在翻译时丝毫未被改变的话，那就说明你对语言的了解还不够深入。我为这些思想能够得到改变而感到兴奋，我希望袁剑在中译版中所引入的任何一种变化，不仅能够给一些旧的思想输入新鲜血液，也能够引导读者走入我思想的深处，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延伸或者修正。翻译是一个解释的过程，也是一种对话的方式。袁剑用中文开启了这场对话。我希望读者们能够把这场对话进行下去。

韩瑞(Eric Hayot)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2012年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