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乌托邦(Dystopian)的感觉
因此，令人觉得再正常不过的是，19世纪后期的很多美国人亲自撰写各种故事，来想象美国遭受一支中国军队入侵。这类故事大都围绕着人山人海的、看起来像一个模子里出来的中国人成群结对地涌入美国边境，并恐吓这个曾英勇无比的民族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屈服的套路展开，这多多少少类似于皮尔顿·杜诺(Pierton W. Dooner)的《共和国的末日》(Last Days of the Republic) (1880年)、罗伯特·沃尔特(Robert Woltor)的《中国人1899年占领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的一段简短而真实的历史》(A Short and Truthful History of the Taking of Oregon and California by the Chinese in the Year A. D. 1899)(1882年)以及刊登在《陆地月刊》(Overland Monthly)的众多短篇小说中的情节。通过借用广义上的文化论述，将苦力想象成为一种被烙刻上了一直忍受厌倦或身体之痛能力标签的人，这些故事认为中国的士兵视死如归，并且正像沃尔特所概括的:“对痛苦有着斯多葛派式的毫不在意，这就使他们不惧怕流血，在危急时刻也泰然自若，而冷静则是无价的。”[37]美国人从这些故事中得到的印象粉碎了用中国人懦弱胆小、残忍且贫弱的性格，入侵者的唯利是图来反对美国人对外国人的过于信任的想法，而他们又到处将一种命中注定的、真正的英雄强加上去，这些英雄坚持认为需要培育起美国人的认同意识和军事力量，以抵抗未来的外国入侵。在这种风格潮流之下，那些一炮走红的书籍因此就重新捡起这样的逻辑:那些单个的、拥有手艺的劳工在他们英雄般主角的身体当中，再次表明了手工劳作胜过工厂制造、成人胜于苦力化的价值，并强调了亚洲与西方之间的另一场军事冲突，在这当中，兰博(Rambo)[38]比兰波(Rimbaud)[39]的价值要大得多。
这一章接下来将会探究这样的一本书，尽管这本书也属于这种潮流，但却没有叙述这些事情。这本书在文学上运用了最常见的成功手法，但不幸的是，面世后无人问津、一败涂地。在对该书的解读当中，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挽救这本书，也不是书中的众多特性和事件跟那个时代的一些事情对号入座，或者是找到一把能够开启那个时代观念设备的密钥。恰恰相反，我是在对导致失败的相对平庸的写作框架当中加以解读的，这是因为，就算是找到了这些失败之处，也没有办法公开展示或者表达出来。而且，我也发现，在书中，出现了这样一种可能性，它往往跟19世纪思考“华人问题”(Chinese problem)的历史框架相去甚远，也就是说，就算日子过得很顺利，在社会中也可能会出现这一问题。不管这种可能性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不是有可能形成一种少数人的观念，或者，小说或其作者在实际上有没有将中国、同情以及现代性的未来联系起来，我要说的是，它们之间确实存在关联，这本书中没什么不同。问题在于，亚瑟·温顿(Arthur Vinton) 1890年出版的小说《从过往找寻未来》(Looking Further Backward)所想象的，不管是勇敢还是无知，都是一种同情与物质相互交换的形式，在这中间，所有有问题的东西在我们早已关注的东西影响下都自我消解了，其中也充满了极端的暴力，从而迈向一个对美国和中国的国民来说更为开放且积极的未来。在这种未来场景下，物质交换的方式由于工厂劳工跨国市场的崛起而被预测到了，而工业生产的崛起并没有通过将中国人排除在外的方式解决，正如美国政府在1882年反移民法案当中所做的那样，但这却包含在一种新的跨太平洋政策当中。
温顿的《从过往找寻未来》从哪里借用了反华小说更为成功的模式呢？当然，市场对于妄想式的入侵科幻小说的需求在19世纪80年代风头正盛:伊格内修斯·唐纳理(Ignatius Donnelly)[40]的《凯撒的纪念碑》(Caesar's Column)[41]在《从过往找寻未来》面世的次年出版，书中讲述了(发生在1988年的)美国工人对东方化世界主义寡头政治的一次成功反抗，单单在第一年就卖出了6万本(3年后有了德文译本)。[42]而M. P.希尔(M. P. Shiel)的短篇小说，在1898年以《黄祸》(The Yellow Danger)为名结集出版，在英国一炮而红，随之又风行全美，书中那些徒手搏斗与残暴折磨的故事令两国读者震撼不已。[43]不管如何夸耀《从过往找寻未来》一书在妄想症圣殿当中的地位，然而，那些反华的美国科幻小说必须置身于这样的一种实际情况之下，它既没有沿用之前的模式，也没有为后来的那些作品提供灵感。在事实上，这些小说当中对未来的想象一点都不引人注意(温顿的文学生涯更是如此)，这就使得这本书马上就悄无声息了，没有在美国文学史上留下哪怕一丁点儿印记。
温顿的失败体现了反华科幻小说的一般规律，这或许可以至少从其在美国的地位得到专门的解释。跟杜诺的《共和国的末日》以及沃尔特的《中国人1899年占领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的一段简短而真实的历史》不同，这两者都在旧金山出版，而且都可以发现那里的白人读者熟悉苦力的类型，并对中国劳工表示忧虑。而温顿的小说则在纽约奥尔巴尼出版，大概是被温顿在那里的一些熟人的美德所鼓舞，他在那里当律师， 1884年退休之后，当上了《北美评论》(North American Review)的副主编。东北地区也同样感受到来自中国劳工的压力，致使75名中国劳工在马萨诸塞州北亚当斯(North Adams)的一家鞋厂举行罢工，并在1870年爆发了一场强烈抗议，抗议活动蔓延至东北部与中西部地区，有三四千人举行了大型集会，对此，当地报章铺天盖地报道开来。[44]但是，在加利福尼亚，就算是对那些经典的反华科幻小说作者来说印象最为深刻的事件，也没有那个地方严重。
然而，更为关键的是温顿书中所体现的知识与社会背景，以及他的小说所直接反映的问题，其中就有被爱德华·贝拉米(Edward Bellamy) 1888年的乌托邦小说《回顾，2000—1887》(Looking Backward， 2000-1887)所煽动起来的政治经济上的狂热。在《回顾》一书梓行面世的那些日子里，它成为“19世纪对乌托邦最有影响的描述”，并闯进了美国畅销书榜前三名(排在《汤姆叔叔的小屋》(Uncle Tom's Cabin)和《宾虚》(Ben Hur)之后)，并在美国和欧洲激起了各种政治运动、社会沙龙以及雄心勃勃的革命举动，并推进了更为广泛深入的对于财富与生活条件不平等的公共讨论，这些都让人觉得共和国的梦想正处于崩溃的边缘。[45]
小说所叙述的是一位名叫朱利安·韦斯特(Julian West)的波士顿青年在1888年昏睡过去，在112年后的新世界当中醒来。在2000年的波士顿，所有的人都被统一在一个叫做“国家主义”(Nationalism)的经济、政治体系的旗帜之下，而美国的镀金时代只不过是一种历史上的可怕梦魇，而新的21世纪的民众们已经觉醒了。韦斯特与里特博士(Dr. Leete)曾就国家主义有过一段长谈，这位博士认为，这是围绕着整个国家经济规则建立起来的以及对公共产品加以统一分配的社会制度。在国家主义之下，所有的公民都平等地分享他们共同劳动的果实，将公共的积蓄、食堂以及收益都通过一种信用体系纳入到食品供给及按需消费当中。[46]人们各司其职，各尽其能，而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由劳工所推选出的代表组成委员会加以管理，在这种体制之下生产的财富，使国家主义之下的所有公民都能像西方19世纪的波士顿最富有的人们那样生活。[47]
温顿的《从过往找寻未来》一书正是当时那些狗尾续貂般抄袭贝拉米的，受美国(甚至是整个星球)摆脱阶级分化与镀金时代的大胆幻想所型构的观念影响的众多粗陋小说与册子当中的一个。这类虚构作品参与了19世纪末力图表现(并控制)美国的工业资本主义未来图景以及所需要的劳工类型的讨论，尤其是它影响到了单个作品与生产消费观念之间的关系。贝拉米的成功，正如随之而来的拙劣模仿以及反应一样，表明了这种抗争在当时公共文化中达到了怎样的程度。
在2023年，即韦斯特从昏睡中醒来的23年之后，温顿的小说表现了贝拉米美国乌托邦梦想的彻底破灭。在他的序言当中，温顿声称，他对贝拉米就19世纪80年代后期社会问题所作的阐释深表敬意，但他继而说道，《从过往找寻未来》一书将会“指出贝拉米国家主义的处境已经糟透了”:尤其是对于国家防御的主题(6)。这种国力衰落的结果在小说的标题页中表现了出来，这是一位名叫李万龙(Won Lung Li)[48]的华人历史学教授在波士顿肖马特学院(Boston's Shawmut College)对新生发表的演讲稿。而正是在同样的地方，朱利安·韦斯特在贝拉米的小说当中被这位历史学教授激起了无限的热情。在这些演讲当中，这位李教授为他的学生们透露了将来23年将会发生的事情:美国陷入观念上的自我陶醉当中，因此就无法守卫边界，反抗“其他国家贫民区来的移民”，最主要的是，这些人想要“所有的东西”，而正是这些东西让这个国家变得伟大的——“为了国家”。[49]到了2020年，这个华人国家受到了世界各地蓬勃兴起的国家主义的威胁，之后该国积蓄力量发动反击，入侵美国。到李教授发表演讲那会儿，中国军队已经控制了美国70%的领土，只有中西部的上游还在韦斯特儿子里特领导的抵抗力量控制之下。韦斯特自己在战斗中阵亡，而李教授在演讲中又频繁引用了前者日记当中的内容，这使得在重新思考19世纪至今的这段历史时，他那种前国家主义者的观念得到了有力的支持。
学者们大多将温顿的小说看成是一部美国反乌托邦文学的作品，或者就是对贝拉米的呼应作品之一，而很少关注中国人的背景(除了提醒之外，正如琼·菲尔泽(Jean Pfaelzer)[50]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类型的可预期性是跟本土主义者的观点结合在一起的)。[51]这本书对这一背景更为关注，因为这种想象成“中国人”的未来看法跟经济领域内反对华人移民的争论如此地契然相合，而且在事实上，将这种情况转变到了文学上来。换句话说，我们在这里秉持的是马克思文化批评论(101):在这样的一种文化当中，中国被看成是对美国国家和经济统一的一种威胁，而且对美国未来的可能性也确实会习惯用“入侵”来加以讨论。我们有这样一部小说，其主要的形式特征是与未来相关的，在这部小说当中，一次真实的中国人入侵成为对美国国家与经济统一的威胁。这种看法，从一开始就给了我们一种主要的指引，指引我们如何来阅读《从过往找寻未来》这部书，这部书最显著的事件大都是在形式的层面上发生的，而且，它对自身未来(相对于小说当时的未来)的想象所反抗的是一种巨大的拟态绝境:尽管小说确实绝妙地想象到了2023年的未来场景，但是，小说只不过在这种具有超越性的未来那里才展现出来，并进而获得价值。
但是，我还想更进一步。由19世纪后期的反华论述所导致的令《从过往找寻未来》采取的克服拟人化瓶颈的方式出现之前，让我们至少去看看那部小说。作为一部小说，它在特征方面有一种趋向于赘述的非常强烈的趋势，也就是说，这是就另一种形式空间中所形成问题的“解决”或再解决的所有论述的产物而言的。这种趋势在三个方面表现得最明显:首先，小说对亚洲类型作了一些扭转，这些扭转完全取代并对当代的文化型塑加以陌生化，而这是由其民族起源或者道德价值的转变造成的，虽然保持着类型上的“术语”，但却颠倒了其“逻辑”;其次，在实际上，小说将主角李万龙性格上的改进排除在叙述术语之外，因此，在两种故事叙述类型之间的摇摆恰恰就成为李教授展现“性格”的地方。第三，小说对“语法”领域内部所生发的主要政治问题采取了令人惊异的解决方式，因此，在公民与政治生活当中的全部疑问并没有在剧情化舞台中(通过类似于对很乐意适应新环境的那批新的华裔美国人的描述)得以解决，而是通过对那些超越赘述的相关领域的代词转换实现的。将这三种逆转结合到一起，就构成了小说感觉的总体结构，小说内部的框架跟所有科幻作品是一样的:将未来想象成是对现在的某种改进。
首先则是类型:小说中的中国人是一些“有着高度生殖能力并且学习能力超群的人”，西方作者在他的日记中写到，这些人“在交谈中学会了礼仪与技巧……这就使他们能够在不同的环境下吸引主人的注意力”(144)。而且，他们还有着“温柔与同情的心灵”，李教授告诉他的学生，他为“被占领国家遭受的苦难流下了泪水”(176)。与之相反，美国人则是呆板、机械且温顺无力的。李教授谈到了“个人主义丧失”的总体状况(28)，并写到，“在国家主义之下，人们已经成了终日按章办事的芸芸众生”(93)。韦斯特注意到了美国人对于占领军命令的“机械式”服从，将之归咎于“个人主义的毁灭”(72—73)，并写到，“在国家主义制度之下，每个人的职责都被精确定义，谁要是超越了这种限制，就被当成是叛国，但人们还没有彻底堕落成机器”(109—110)。因为用一个“还没有”加以修正，因此韦斯特的“彻底堕落”将温顿对国家主义的批判最为明确地与19世纪90年代的劳工政策联系到了一起，认为在工厂工作对劳工个人造成总体威胁的同时，作为工业近代化代理人的中国劳工形成了对这种退化的特殊威胁。
这些逆转大都集中在个人性格方面，将他们自己与某些显著的历史转折结合到一起:被征服的美国民众被加以分类，随后像华人劳工或非洲黑奴曾遭受过的那样被送到一条完全相反的中间道路上面来。尽管在路上，一些人死于疫病，但李教授还是提醒他的学生注意，那些抵达外国海岸的人们的情况也没有得到多少改观:“他们作为劳力，被私下出售或公开拍卖给那些打算雇用他们的人，这些人实际上成了奴隶。他们当中的死亡率是惊人的，这些都令人深思，但是我们也许会质疑，较之那些活着更久的人来说，那些死去的人是否就是倒霉蛋”(86)。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轮船重新进入美国海岸，因此，到了2023年，在美国随便哪个州中，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人口是华人。[52]
在种族类型的术语与逻辑方面的这种逆转现象，导致了小说特征与写作技巧方面更复杂的混乱。我们可以看看小说第二个主要赘述:其主要特征的情节编织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取而代之的是纯粹表现为他在叙述体系中的转变的一种结果。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是因为李教授从对朱利安和里特·韦斯特(Leete West)日记的阅读中获得了他演讲的实质内容;这些日记，尽管在剧情上来看，是从李教授嘴里说出来的，但随着小说的步步深入，还是占据着一个日渐重要的中心角色。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探究这两段引文之间的不同之处，第一段来自李教授，第二段来自韦斯特的儿子里特:
他们对自己将被驱逐出境毫不知情，在公园里的那些起草人达成一致并因此曝得大名之际，这种想法已经在那些人的头脑里深深扎根了;但是，当那些战舰的制造者显露身影，马车的枷锁和脚镣被解脱的时候，某些真相就浮现出来了。线条摇弋起来，随后破裂开来，这些军械制造者试图束缚住那些最靠近他们的东西，结果只会让自己被汹涌大潮冲走。这样的一些抵抗正中中国将领下怀，这块公园已经被军队团团包围了。那里如今正被刺刀层层逼近，直到那些骚乱者在公园最后一块地方跟那些混乱、愤怒而又惊恐不堪的民众挤成一团为止。美国人凭借胆识，会从树上扳下枝桠，并用这些枝桠在短时间内紧紧团结在一起，来突破层层军事封锁。正是在这一点上，“开火”(fire)这种凶残之举才会被倾泻到那些毫无武装的、孤立无助的骚乱者人群之上。(101—102)
她向我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可怜的杰克·斯托利特( Jack Storiot)的死讯。他是那些被聚拢到公园要求驱逐出境的人之一，也是第一批试图被戴上手铐的人之一。我们都知道杰克的良知与冲动，而我也毫不怀疑，中国人的这种侮辱使他大受刺激。他是第一批挺身而出反抗中国人的人群当中的一员，并遭受了最残忍的对待。玛格丽塔(Margaretta)告诉我说，有一份报纸已经刊出了在这场恐怖大屠杀中遇难和受伤者的名单。这份报纸一经刊出，就被中国人封杀了，但内斯穆斯(Nesmyth)幸运地保存了一份，就是她今天带我的那份。在我查看名单时，我发现了一些熟悉的名字;谢天谢地，我的挚友们不在那里面，但汤姆·韩默德(Tom Hammond)、拉法叶特·布雷特(Lafayette Brett)、巴布科克·泰勒(Babcock Tyler)和威尔·佩克汉姆(Will Peckham)就不幸遇难，而亚力克·华纳(Aleck Warner)、查理·贝尔(Charlie Bell)等其他一些学校的老朋友则在受伤者名单之列。这真是件可怕的事情。晚上，我把这事跟习(Hi)将军说了，他跟我说，没人会比中国人更后悔的。这是战争的可怕结果之一，只能用它的必要性来塞责。“我们不乏勇气”，他说，“但是我们必须尽职尽责”。(153—154)
这是从两个角度来叙述的同一件事情:第一段文字中没有名称、没有单独的特征描述，没有对话，而且将其行动隐藏在一连串的被动建构之中(在单单第一句中就有四处)，而在最后一句中出现了最重要的东西，当单词“开火”(fire)是“施加”(given)，是“倾泻”(poured)的时候，不管怎样，对于暴徒而言，没有什么是特别的。第二段则是对话的框架，并且彼此之间相互包容(玛格丽塔告诉里特，里特又告诉给习将军)，而且还包含着某一位暴民的个性，专门的名字和细节，以及对这种情况的一种情绪性的反应(“这真是件可怕的事情”)，及对其价值所展开的讨论。最为重要的是，里特谈到了报纸上的遇害者名单，将注意力集中到信息的传播上来，这就展示了言说这一事件的故事是如何播撒进社会领域内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李教授的演讲将那种社会领域想得过于简单，毋宁是说，它构成了占据垄断性的社会领域，在这一社会领域之内，叙述得以周而复始地循环下去(就像2020年的中国人那样，它掩盖了那些卷入其中的人们的名字)。(https://www.daowen.com)
假如人们可以将对波士顿惨案的两种描述之间的差异看成是李教授的演讲与日记所载的叙述模式之间的更为总体性的差异，人们会发现小说如何围绕着两种不同的叙述类型组织起来的，其中的每一种叙述类型都与一种特定类型的叙述者相关(一位华人教授，美国抵抗军的两位成员)，与特定的时代相关(2023年或2020年)，同时也与小说叙述有着一种形式上的关联(叙事引导与元叙事引导)。[53]前者是具有自我意识的，并与历史因素的强调息息相关，而这种历史因素在很大程度上与单个的行动者没有关系，而在一般情况下，团体的叙述信息要么被消极的结构所确定，要么被附加结构所决定(“但是，那些已经身无分文的逃亡者遭受着巨大的痛苦”[124])。后者所仰赖的则是情节编织以及特征的形式，而这些形式跟传统小说中的形式非常相似。
对《从过往找寻未来》的思考就成了讲故事的两种模式之间形式冲突的产物。前者主要加以陈述，后者则主要进行模仿。前者是“讲述”(tells)，后者则是“表现”(shows)。由于小说以李教授的声音作为开头和结尾，而且也因为他大声朗读了部分日记内容，因此，这两种模式都被归入一种剧情等级制度当中。而且，尽管这种等级制度是由小说叙述模式的完全形式化地位所塑造的，而这种等级制度又被小说对元剧情日记日渐增加的承诺(尤其被该书末尾的演讲所淹没)的事实所破坏了。总而言之，在李教授的十四场演说当中，有超过一半的篇幅(也就是说179页篇幅的小说中大致占100页)涉及这种冲突，这比韦斯特的经历要多许多，其中还包括了该书下部分演说的三分之二以上的内容(剩下100页中大约占69页)。
这种形式冲突与其说是“小说”决断的结果，毋宁说是故事当中各种行为的产物。李教授向他的那帮听众选择性地阅读日记的内容;李教授在对波士顿惨案所作的无甚新意的分析当中，就充斥着里特的朋友杰克以及中国人对消息进行压制的细节情况;李教授的演讲当中将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在暗地里讲述了美国抵抗军的两位成员。从这种视角来看的话，我们就能够重新将这部小说想象为是这位华人演讲者生涯当中某一年的故事。通过这种阅读，我们就可以发现，叙述模式之间的冲突实际上就是李教授本人跟两种竞争性的叙述模式的斗争，首先是他的表述与观念倾向，其次则是他无意识的表述。[54]小说的叙述空间(以页数来衡量)就以这两种叙述模式体现出来，而且还展现在书中李教授性格发展的影响与形式冲突当中。确实，叙述体系只有与李教授的性格结合在一起，才谈得上发展。[55]
假如小说中逐步接受的叙述模式既明确地标识为代表性的，同时又标识为美国性的话，那么，李教授那被广为引用的演讲必须被理解为至少部分地是美国体系当中的个人调适，而这并没有(至少在小说开头)看成是他所喜欢的叙述模式。他对美国“中国化”(Chinafication)的描述(176页)因此就与他自己所谈到的某种“美国化”(Americanification)相匹配，演说中的这种从历史向日记的逐渐滑动标志着在对“起因”及其“结果”加以结构化解释方面那没什么特权的、个人化的经验(17页)。[56]从这个角度来看，小说就不仅仅是“对于”中国人入侵美国的叙述，而且还是一种个人化的跨文化体验，在这种过程当中，入侵文化的某一成员自身也因他所属的入侵历史的叙述而得以转变(或者被转变)。而这部小说，与其说是一个关于入侵与转换的单向故事，毋宁是说，这部小说再现了殖民者与被殖民者、中国人与美国人、当下与过往之间的相互(以及很大程度上无意识地)覆盖与重叠。尽管这种重叠很难真正平等，在小说的结尾，李万龙仍然当他的历史学教授，而韦斯特则在战斗中被杀，但不管如何，这些术语还是使小说当时的结构复杂化了。李教授叙述逻辑的转变使我们注意到小说叙述的当时紧张环境，因此，小说的叙述过程(如何讲述)一直遮盖了它更为壮观的故事(讲的是什么)，这也对小说剧情框架当中另一故事场域的构建产生了影响。
这种结构，使李教授远不仅仅是一个叙述逻辑上的抄写者，它使可理解性领域成为分析小说的第三大主要形式要素。而这种要素必须跟市民与语法之间的关系结合起来才能发挥作用，并涉及到李教授演说政治的转变问题，而这些都可以被看成是小说表现的话语—故事(discourse story)内部的一个关键事件。我们可以看看李教授在对肖马特学院新生的首次演讲中第一句是怎么讲的:“我以一个陌生人的身份来到你们面前。我出身于这样一个种族，这个种族正是你们几百年来被训练着要像一个低等种族那样思考的种族”(10页)。
“你们”(you)这个词具有双重功能。它不仅内在地激发了聆听李教授演讲的学生的积极性，而且还表明了这部小说在1890年的读者群。
实际上，“你们”这词除了指称19世纪的读者，还有更多的意义，自从2023年以来，肖马特学院的学生本应该有三年的时间去抛弃关于中国人种族自卑感的观念，并适应半数波士顿居民的祖先是中国人这样的事实。李教授的“你们”一词，在小说中随处可见，因此就一直使1890年的读者沉浸在一种系统性的种族偏见当中，而这正是故事进展当中十分在意的。虽然说这一小说是从第二人称的角度加以叙述的看法也许并不准确，但是众多第二人称的残酷表现，通过弄混小说的真实内容与虚构内容，使小说读者服从一种演说的教学模式。这种教学模式使他们服从于文本的首要叙述声音，同时也把他们跟文本的首要叙述声音区分开来。
所有这些都在最后的演讲当中发生了变化。李教授在声称“我今天对你们不得不说的是，在对你们这群新生的最后一场年度演讲当中，将会用我自己的话来表达”(177页)之前，提到“很抱歉，我不会再从韦斯特教授的日记当中引述相关内容”。考虑到我将之描述为叙述模式之间的冲突，李教授对他“自己的话”的宣称表现为一场正式战争中的最后遁辞，表现为对他声音的大胆再体验，也表现为韦斯特的政治地位及故事叙述体系所宣示的独立态度。接下来的篇章全都以李教授所喜好的陈述模式展开，并且还对中国人占领美国的过程作了一个粗略的勾勒，严格区分了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现在，我要告诉你们，国家主义者在所有的地方都要靠边站，在那些寒冷的北方保存实力，以便跟外国联系。我们军队在前线形成了一道从蒙特利尔往南沿着阿利根尼山脉的西部基地直到俄亥俄的半圆形包围圈……”(186—187页，黑体为笔者所加)。
之后，我们来看小说的最后两段:
在结束发言之前，让我们赶紧思考一下中国人的入侵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我们不再是一个手无寸铁、被动挨打的民族，甘愿在第一流武装的国家的攻击下被征服。我们从来没有这样在物质上这么繁荣兴盛。我们的土地养育了比以往更多的人口。在国家主义政府的管理之下，中国人的节俭已经取代了私人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浪费无度。女人不再跟男人竞争，而是根据神灵的旨意行事，成为男性的婢女。在国家主义之下，什么是我们要保留的好的东西。什么是我们要放弃和被更好的东西所取代的。在国家主义下，个人主义被降低到最小限度;我们如今非常自豪，并得到充分的发展。(187—188)[57]
第一个“我们”(us)是一种修辞。第二个“我们”(us)出现在第一句的末尾，可以说指称的只是中国人。但是，在以“我们”作为开头的第二段话中，李教授所用的代词明确无误地指向了美国的新人类，首次将他自己和学生设想成为一个单独集团的成员。这种语法上的统一体假想了一种政治形式;李教授的第一人称单数向复数的转变因此就标志着一种新的政治主体性的可能性，这种政治主体性的统治者并非完全是中国人，也不完全是国家主义者，而是两者的结合。
这是因为，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李教授总是使用“你们”(you)将小说中众多的虚构关系施用到其双重化的受众(学生与读者)之上，而向“我们”(we)的转变所标志的则远不仅仅是对爱国主义的简单号召。它要求读者，以小说所特别给予的形式术语的方式，去担负起一个真正乌托邦式的、类似于社会主义者式的公民职责，而这些在主要为了解决阶级冲突并消除贫富差距的贝拉米的国家主义视角看来，仍然维系并伴随着一种个人主义(以及，并不顺带着的男性至上主义)。[58]只不过表明了李教授所提及的双重人种的、双重文化的乌托邦，在小说最后的章节当中，以从“你们”到“我们”的形式转变的方式，在小说的最后章节中最为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而在这里，在小说一开始相互分离的小说的叙述者及其受众，最终结合到了一起。
这两种情绪模式的尴尬平衡，两者在一起构成了小说感觉的总体结构，这与那个时代的对于中国的更大争论中温顿小说的地位是相似的。对于19世纪的进步与联合的行动主义者来说，劳工的机械化，随着其“中国化”以及美国人的个人主义(及其健硕气概)受到工厂作业方式的打击，变得尤其适合于中国人的身体及其生物学上的不可思议特性。然而，在温顿看来，也只有中国人才能将迷途的美国社会主义者拯救出来:贝拉米对于劳工负担的乌托邦式的分配恰恰就形成了这种机械化的、驯服的民众，而对于这些民众，那些结盟的行动主义者的担心最初是由无产阶级化的扩散造成的。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乌托邦的敌人或早或晚会变成社会主义的敌人。”[59]但是，温顿关于中国人在美国种族政治当中地位的迂回转变的看法，跟对社会主义的怀疑比起来，要多很多;而通过对中国人夸张能力的明目张胆的颠倒，《从过往找寻未来》揭示了中国人的可塑性是如何成为美国人未来的象征的。而且，通过将中国人以特殊的方式加以运用，即将他们想象成为个人主义的历史保护者，温顿还使中国人成为所有美国人当中最好的:他们具有文化的、文明的、发动大屠杀的能力以及清除消除其令人不快的结果的能力，小说中的中国人跟现代性产生了某种关联，而这种关联同时是同情和富有成效的，也是怜悯和唯利是图的。小说因此就转变了对中国人压抑与停滞(这在19世纪的分类当中是相当常见的部分)的看法，将其变成了一种有益的品质。这恰恰是因为没有改变中国回归到西方的情况——假如只有通过枪杆子的话——后者的价值就在这种对观念的进步的、未来指向的和充满怀疑的欧洲热情当中被抛弃了。
小说一开始用了178页的篇幅对美国人的退步深表不满，并认同韦斯特那鼓动机械般的国家主义者行动起来反抗入侵的徒然无功的努力，温顿小说的读者对此的所思所想，似乎是将历史上的坏事变成好事的为时已晚的尝试？正如雷蒙德·威廉斯所指出的，假如小说真的起作用的话，这是因为它们能够进一步确立起一种“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策略，这种策略能够为读者提供一种情感上以及(或者)经验上的总体框架，依靠这种总体框架，就可以把握住自身在世界中的转变，也就是说，假如小说有时候无意识地表现出的对于现在的新恐惧，而不管温顿的小说是一种怎样的情感作品，它确确实实从属于一种感觉的复杂结构。[60]如果完整说的话，这样的一种结构必定包括了绝大多数小说中都会有的一般性的乌托邦、荒凉场景，以及关于社会主义军事弱势的所有令人惊异的倒置与威胁，而最后的两节，则希望有一个与1890年的美国所不同的军事上强大的、个人至上的乌托邦般的美国，而这至少是部分社会主义者所期望的事情:有着华人特征的国家主义。小说让读者体会到的是一种情绪上的情结，这种情结承认了当前情形的局限性，就像温顿在序言当中所写到的，“那些伟人的存在是对国家福利事业的一种威胁”(6页)，之后就是惩罚那些相信解决那些局限性的贝拉米乌托邦的读者们，惩罚的方式则是迫使他们对国家主义者解决方式的情绪上的苦难损失加以弥补。小说中美国人所经受的事情，就像韦斯特那些人在国家主义者对入侵的机械性的缓慢回应上所遇到的挫折那样，也试图让读者感受到这样的情景:事实上，人们可能会指出，小说对贝拉米的异辞，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对它所导致的认同式痛苦所提供的情感证据的基础之上的。小说最后为读者所展示的大团圆结局则表明，其目的是为了迫使读者经由那种痛苦而进入对其必要性的一种竞争和同情式的认可之中。读者最终的情感状态类似于中国官员对波士顿大屠杀事件的哀叹:他们所看到的这些痛苦，尽管非常可怕，但却加速了一种加以改良的、后贝米拉式社会主义的形成，这种新的社会主义既保护个人主义，同时又强化了国家防御力量。要成为温顿乌托邦小说中被质询的主体，就需要一种对没必要形成的痛苦所作的政治抱怨加以忍耐的重要性加以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