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国人的入侵
在第三章的结尾，我们用一张装满一盒子肾结石的图像来结束这一章，对于横跨太平洋贸易而言，这种无言的证据使我能将出现在本书[1]封面上的结石看成是它们所属的档案文献的一种无言讽喻。那些结石的表现性展示——就像林呱画作中的表现性展示一样，使这一重要故事通过伯驾而在伦敦盖伊医院被“重新发现”——至少部分从属于将它们的当前状态从其源头区分开来的那种距离。跟某些奇怪的动物同位素的半衰期一样，不管它们所体现的反感或感情如何在时间和空间流逝中渐渐衰亡，它们还是能够安然无损地保存在图书馆的地下室里。
尽管这些人没法弄清楚这些东西的来龙去脉，但是，那些结石在19世纪中叶从广州转移至耶鲁大学的迁徙之旅就成为19世纪后半期中国人移居海外这一更复杂活动的物质先驱。这些移民和旅居者当中的大多数人最终都会进入新大陆，在夏威夷或古巴的种植园耕作，在秘鲁的鸟粪石矿劳动，或者在美国西部的矿井和铁路上忙碌，要么就被当成是那些在欧洲和美国合法奴隶劳力消失之后所幻想的替代品。
到了19世纪中叶，加利福尼亚、亚洲以及一种特殊形式的劳动力之间的关联，作为美国政治和文化生活的一种老生常谈，开始出现了。正如郑文浩(Moon Ho Jung)[2]所指出的，在1848年，“苦力”(cooly)这个从16世纪开始就用来指称印度和中国劳工的词汇，从“附录转移到了《诺亚·韦伯斯特美国英语词典》( Noah Webster's American dictionary)的正文当中”。而这一时刻，在某种程度上要归功于废奴主义的兴起，“苦力”开始成为“世界各地广泛需求的契约劳工，尤其是在加勒比地区的热带殖民地”[3]。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4]认为，在1850年的大妥协前夕，在加利福尼亚决定是加入蓄奴州还是成为自由州的决定性时刻，蓄奴制在美国西部是不可能实现的，这是因为“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在它们的构成和背景上，是亚洲化的”，他声称，在亚洲化的地理环境和美国劳工未来之间的关联所起到的象征要远远好于他在当时困境中所能知道的东西，在当时，要等到20年后，才使苦力成为这种具有争议的角色。[5]
在19世纪后半叶，全美关于中国劳工的全国性讨论经历了几个阶段。在内战之前，不管是支持蓄奴制的作家，还是反对蓄奴制的作家，都不约而同地抨击苦力贸易，每一方都认为这种苦力贸易跟非洲奴隶贸易尤其相似(它包含了一段同样悲惨的中间旅程[6])。而在某些情况下，它的情况更为糟糕，这都是美国奴隶制度的恩赐之物。[7]在1852年，乘坐美国帆船“罗伯特·布朗尼”(Robert Browne)号驶往美国旧金山的中国劳工发生暴动，反抗美国官员和船员，酿成了一场国际外交丑闻(当时正是由美国领事官员伯驾在广州调停解决的)，并将人们的关注点转移到中国劳工贸易中的暴力与剥削问题上来。[8]在美国内战正酣的1862年2月，亚伯拉罕·林肯签署了《禁止美国公民通过美国船只进行“苦力贸易”的法案》( An Act to Prohibit the “Coolie Trade” by American Citizens in American Vessels)，他对人口贸易所持的北方善意立场的强调同样也强化了对苦力劳工的一种全国性共识。(https://www.daowen.com)
那种共识并没有持续多长时间。尽管越来越多地将中国人描绘成动物、异教徒、昆虫和野蛮人(后面将会更详细论述)，但是对廉价劳工的预期也同样足以促成位于康涅狄格州哈特福德的美国移民公司(American Emigrant Company)在1863年应运而生，以便征募中国人来当“矿工、操作工(其中包括各个层次的钢铁工人)、织工以及农业工人、铁路工人以及其他劳工……费用合理的话，招得越多越好”[9]。六年之后，科尼利厄斯·库珀曼莎普(Cornelius Koopmanschap)公司出价，对美国首次引进中国劳工贸易的举动颁发了数百份委任状，“以便以一个人一百美元的价位，从中国引进数千名劳工”，安德鲁·戈洛瑞(Andrew Gyory)写道，“在进口中国劳工的丰厚利润上激起了一连串反应”，其中就包括了田纳西的铁路所有者以及从俄亥俄到密苏里各地的制造商的各种订单。[10]
对于我们来说，其目的与其说是关注众多美国人对来自亚洲的契约劳工所持态度的特殊性，不如说是关注这种态度形成与再生产之间的一系列关联之处。亚洲劳工所谓的特质——或者说像亚洲人这样的某种特定劳工类型的特质化——在整个19世纪晚期，对中国移民的控诉一直不绝于耳。而且，正如郑文浩所指出的，“从19世纪50年代的中国和古巴，到19世纪90年代的菲律宾，美国一直在为它的对外扩张寻找借口”[11]。正是在这种对外扩张中，中国、劳工以及位于西方的美国之间的联合就建立起了一种用于思考亚洲民族特性的历史遗产，这种历史遗产贯穿整个20世纪，并一直延续至今。
有鉴于此，我希望对那些将一系列联合——加利福尼亚、亚洲或者亚洲特性、劳工——沟通起来的几种方式加以集中关注，而这一直在塑造关于中国劳工的身体及其对身体疼痛的关系的一种话语。这种话语借自于由美国和英国传教士塑造出来的关于中国的“专业”证据，并且在与“东方专制主义”(Oriental despotism)和“亚细亚生产方式”(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理论相关的历史与经济领域当中维系下来，而在它们跟大陆发生最初的关联之后，紧接着就出现在这一时期的美国报纸当中。[12]这种表现的主要内容就是关于19世纪后半叶中国移民的争议。这种争议最明确的结构——来自“低等”劳工的威胁——被一直在一种没有面孔的中国劳工的身体当中加以提喻，而这些中国劳工的身体被理解为是他们种族和文化传统的一种副产品，成了他们对美国劳工(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美国)造成威胁的无法调和的来源。对疼痛的忍受、无动于衷，以及对与之相关的自由、快乐的无意识或盲从，和对既有历史的决裂，这种身体告诉给美国人的——或者更进一步来说，被他们用口技艺人的方式加以诉说——是一种许诺重写疼痛与人类之间关系的未来前景的最确定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