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概述
在下面的章节中。我首先通过一个特别的例子，力图勾勒出组织起该书方法论的原则。对斯蒂芬·格林布莱特(Stephen Greenblatt)1606年就爪哇的一名中国金匠所施酷刑的描述的解读，同时也伴随着对新历史主义“轶事”所处地位的讨论。轶事跟语言与历史的千丝万缕的关联使其成为当代众多文学批评理论优先会采用的认识论方式。以本书的某种表现方式概而言之的话，关于轶事理论的章节认为轶事性(anecdotality)阐明了之后章节所述的方法论中的一些原则，同时又是从这些原则中得来:维持任何一般性或者理论性结论的证明材料(不管这是轶事还是描述、是小说还是诗歌、照片、医案研究、工会小册子)，这些证明材料对于其所要维持的理论而言，必须既要施加正式压力，又要施加主题上的压力。这种判断对于例证效果的一般领域的适用性勾勒出了本书的主要方法论任务，这就是，在文学和文化批评的总体领域当中去思考例证与历史的内在关系。
与第1章的专题研究不同，第2章到第7章并没有那么多方法上的例证。取而代之的是，书中大多数的历史争论以这些添加的例证来展开，它们所积累起来的分量最终足以为这样一桩简单的事实作出断言，即，在同情与残忍的空间当中，中国一直就被看成是近代人类的黄道。正因如此，第2章通过对乔治·亨利·梅森(George Henry Mason)《中国的刑罚》(The Punishment of China)(1801年)一书的解读，探究了梅森文学生产的内在逻辑:其类型与例证的外形、读者的类型、计划的理由、文字与图像的安排等，而这些，都与这一导言中的同情(sympathy)与交换(exchange)的双重主题相对立。第3章则主要讨论了第一批在华西方传教士创设医院(1838—1852年)时期的医案史和油画画像，并在这些图画与报告中找寻到了一种对中国人饱受苦难的有意识的中立关系，而这种关系所扮演的角色正是为了抵抗对于民族寓言的压制可能性以及对于疼痛话语的个人抵制。阿萨德认为，受苦作为一种认识论过程，尽管不怎么明了，但还是高调地重新回归了，这正体现在第4章中，一个中国人的未来随着工业化的扩张而被加以定义的特殊的美国式神话变成了妄想狂的绝佳素材，而且，就像这一章所要指出的，成为了一部早期美国科幻小说(1890年)最基本的乌托邦图景。概而言之，这三章组成了本书的第一部分，特别关注的是交换问题。这几章向我们表明了西方视野下的中国人受难与同情史是如何作为从中国这样一个市场中体现出来的可被感知的威胁所控制的(尤其是在第2和第4章中)，而且他们举例说明了各种方法，运用这些方法，尽管全都会打上最为传统的标记，但这种控制还是能够对再现与实验可能性的所有领域作出决断(第3章)。
本书的第二部分，即第5、6、7章，涉及的是表现(representation)与表现性(representability)的问题。第5章着力于对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101] 1922年中国之旅进行解读，探讨了罗素的可感物(sensibilia)理论以及更为广义上的现代主义者对客观的零碎经验的探究。为了凸显出像轶事那样的微风俗画中所略去的“生命”与“文学”之间一般意义上的不同之处，这一章像小说那般叙述了罗素的经历，并利用这种叙述来反映出巧合、意义、文学以及历史之间的关系。然而，从更广的意义上来说，这一章也是对现代主义领域的研究，力图去思考中国“问题”在1922年罗素的认同中是如何或者为何继续在现代主义的表现哲学计划中看似毫无关联的，而且，也指出了如何去解读那些事情，即，中国与再现是如何通过认识论的光圈(aperture)——罗素的可感物[102]理论而结合到一起的。[103](https://www.daowen.com)
那种光圈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被加以字面上的解释(literalized)、具体表述(embodied)和违犯(violated)。第6章对20世纪70年代中国的外科手术图像作了解读，并由此激发了对疼痛与审美、受苦与麻醉之间关系的长期研究，而审美与麻醉在对图片的本雅明式批评中被当成一种媒介，并进而通过对一位被处极刑的中国犯人凌迟之躯的照片所作的长篇讨论而赋予了一种具体表述的力量。那幅照片摄于20世纪初，因其在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104] 1961年的《情欲的泪水》(Larmes d'Eros)[105]中出现而为人所熟知，这一章就花了相当大的精力来解析那本书中出现的图像以及巴塔耶自己拥有的照片之间的不同之处。所有这些最终都使这一章形成了对照片对象材料的再理论化，这种再理论化要求以一种最终的内在转向来再现中国人一开始的那种外科手术。
在巴塔耶书中所出现的手术室让人回想起并折射出了在第3章中所着力分析的外科手术室的相关材料。确实，在第6章中，这已经变得很清楚，即，在关于同情的整个问题上，我们开始将同情本身转变为在受苦与再现、审美与麻醉之间关系中的一种利益关系，而这些术语在本书所重新塑造和解读的中国人身体的图像与描述中持续体现着作用。第7章是总结性的章节，阐明了这种转变。随后则是对本书第一部分的简要评论，所关注的是同情与经济交换之间的关系，对本书的第二部分，则有一段更长篇幅的讨论，所关注的则是受苦与再现式交换之间的关系。通过这些论述，本书就展现了这四大关键术语:同情(sympathy)、受苦(suffering)、经济交换(economic)以及再现式交换(representational exchange)是如何建立起构筑中国、同情以及现代性历史话语的符号学网络的(而停止也是短暂的，可能只是为了为绝大多数读者带来安慰，来填补他们所创造出来的整个格雷马斯符号方阵(Greimasian semiotic square)[106])。这里要提到三个主要例子: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107]的《痛苦的中国人》(Der Chinese des Schmerzes，1983年)[108]，鲁迅的《〈呐喊〉自序》(1922年)，以及更大众化的当代博物馆的塑化尸体展览，这些关于“人类”的令人惊讶的例证放在一起，带给我们这种研究以一种最终的、夹杂着不同声音的拟人化的单一主题。本书的最后部分所面对的则是推测性地对“同情审美”(sympaesthetics)的想象领域加以论述。其中最后一句就试图以推测性的精神来让本书本已封闭的结尾能继续将讨论引向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