饱受煎熬的结石病
很难准确描述这样的一个时刻:在这一时刻，一种文化上的分类会要求芸芸众生在它自身的权威之下去逐步削平历史性上的高低不平，并据此通过众多轶事性“证据”的转换来证明这种科学事实。假如人们能够在中国人对疼痛反应迟钝的历史中确定这样的一个时刻——尤其是在中国人对个人痛苦的不敏感，而不是对他者痛苦的无动于衷的类型语言当中——它所处的位置已经超出了伯驾对当时中国所作的记录，而间接地，这种时刻与伯驾记录的关系，就像天气跟一场雪崩的关系一样。不管是韩依薇还是吉尔曼，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认为，伯驾医案研究以及林呱画作一定已经影响到了看过这些东西的观众。而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他们再生产了那些统治着帝国主义者种族主义观念的原始性与野蛮性的一般话语。但是，他们所作的分析无法延伸到伯驾本人;虽然伯驾为那些画作付了钱，并且写下了那些医案，但他自己在做这些事情时候的所思所想仍然毫不知晓，也并不知道他是否相信对于中国所作的任何概括会从他一生的工作中得出来。伯驾对他自己活动的持续不断的写作，从来没有从描述转向叙述，人们可能会说，这些写作也从来没有在他所做的这些活动和这些活动的意义之间形成一种关联。不管是对他而言，还是对某种更为宏大的历史来说，除了在他耶鲁求学岁月中所遇到的一些宗教危机时刻，他几乎从来没有谈论过他自己的内在生活。[80]
对探究他个人主体离奇空缺(blankness)的整部伯驾档案文献中的自身动机或者他所疗治的那些中国人的经历的意义和价值的探究却没有成功。这种空缺与画作或医案报告、甚至文档中那些最稀奇古怪的对象的不幸命运、几小盒尿结石那些极具可读性的表象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些东西在所有情况下都喋喋不休地、编码式地、用数字形式表现出历史特征，而从这种历史特征当中，它们逐渐浮现出来，而那些人的身体则被转喻、提喻并再现出来。恰恰是这种反差使得档案文献变得如此具有强迫性，因为这些文献性材料的复杂含混似乎就成了伯驾自己从来没有真正回应过的事情——尽管他记录了这些事情，写下了这些事情，为画师付了钱，或者将之收集在盒子里。
在跟他所收集的物体与文字材料的这种主体性中立关系当中，伯驾档案文献也展现出一种人们称之为“风格”的东西，在一种认知性的立场或态度观念下，并没有跟伯驾某位病人对疼痛的表现相差太多。就像“有点疼，医生”表现了在缺乏对声音的发声方式相同表现的转译的内容层面上的疼痛在身体上的表现，伯驾文献集所记录的是他生活中的经验性内容——所做的手术，看到的病人，取出来的结石——但除了它最“天然的”之外，却没有表现任何其他的内容。也就是说，这是它最黑暗和最“客观化”的形式与表现。从这个角度来说，被当成伯驾人生结晶的档案文献本身，重演了跟痛苦的一种关系，这种关系看上去令他对医案研究深深着迷，因此他所收集的材料就证明了这些东西能够对19世纪的“疼痛困扰”产生影响，而没有在主观或历史前景方面带来物质或观念上的证据，或者就认为，除了隐含的内容，它是很值得加以收集的。[81]
但是，这些档案文献所没有明确表达出来的东西，却被它露迹于耶鲁大学这一特点所表现出来了。在这里，它所包含的文字与客体的完全累积，就像是在一次跨国交易过程中任何瓷杯或漆扇的迭盖作用一样。只是那些以国际贸易的主要形式拐弯抹角参与的交易，垄断了这一时期美国跟中国的彼此交流，它的这种边缘性是由这样的事实加以衡量的，即，尽管林呱为广州高官巨贾所绘制的肖像画如今悬挂在一些西海岸的博物馆当中，但他为伯驾病人所绘制的画作几乎全都被大学图书馆收藏。但是，这些收藏品的价值，作为一种跨文化交易的客体，不应该完全被忽视。毕竟，它处在一个囊中羞涩的欧洲人和一位不知名的中国满大人(官员)之间一种假设性的金融交易的叙述编纂当中，这种叙述编纂是支持伯驾医学传道会的整体性认知结构，在经济上来看是最广阔也是最值得思考的。当然，伯驾的档案文献中没有什么中国财宝，但当时伯驾所收集材料中的信息与表现却在事实上成为伯驾在拯救众多中国病人(有些人实际上是当官的)的生命上的物质性回归——跟他一样，郭雷枢和裨治文早已预言，他所保存的医案书“最终将会成为珍奇而又具有启发性的文献，而且还能对中国国民与社会生活的内里加以深入洞察”。
在这种背景下，档案文献中最具有表现性的，或许是收集在黄色塑料盒中，并像林呱的画作一样被储藏在图书馆地下室中的40颗肾结石。这些钙、镁和磷酸盐的沉积物，其中至少有一个是伯驾从一具尸体当中取出来的，这些结石成为伯驾在广州20年的哲学与实践基础的中国人死亡与西方命运之间的经济联系的物证。[82]跟画作或医案一样，中国人生命的这些非常直白的“内里”将客观的疼痛——最大的结石周长有七英寸——跟主体性的一种总体否定结合了起来，因为在那块石头的案例当中，主观叙述的可能性已经从客体的物质表面完全被疏散出去了，它的“自然性”表明了深刻的身体疼痛，但并没有表现出来。尽管这种钙质并没有用任何文件证明战争的军事暴力促使伯驾可能在眼科医局一直工作下去，这些结石在耶鲁档案文献集中的出现，只不过表明了对经济所驱动的暴力行为下西方人道主义叙述的最美好一面的历史，而这使得这种叙述有可能加以拓展;毕竟，它们无法被装到图书馆的一个盒子里面，而数次鸦片战争也无法使中国的全部领土都向西方传教士“开放”;而且他们肯定也被他们那些受苦者当中的一些人杀死，而这种情况并没有被呈现出来。
到19世纪末，那些使中国生命与西方金钱形成均势的结石开始具有一种更为字面的和天然的形式，就像美国政治家和劳工组织者从伯驾文献中以最无言的方式表现出来的中国人对疼痛无动于衷的一般化语言当中借用而来，并用那种无动于衷来为反对加利福尼亚移民劳工的身体与司法暴力所作的辩护一样。通过将那种暴力看成是在西方的财政成就与某些中国人的死亡之间画上等号的另一种重复，进而将对中国满大人的假设性谋杀以及伯驾那只尿结石盒子看成是一个竞争不怎么激烈的时代的过时影响。这种重复性如何被计算，以及那些表现与文化作品的故事如何将之塑造出来，就成为了下一章的主题。
【注释】
[1] 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1921—1988)，英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家，一生著作宏富，影响深远。——译者注
[2] “感觉结构”是雷蒙·威廉斯在《文化分析》一文中提出的概念。他用“感觉结构”表示一种对某一独特生活方式(“生活方式”也是雷蒙·威廉斯的专有术语，是他对“文化”的一种最广泛的定义)的感知。雷蒙斯认为，感觉的结构是一个时期的文化:它是一般组织中所有因素产生的特殊的现存结果。有评论者指出，雷蒙斯的这种“感觉结构”与布迪厄的“惯习”概念存在某种程度上的互通。——译者注
[3] 杰克·比彻姆:《中国的鸦片战争》(Jack Beeching， The Chinese Opium Wars) (London， 1975)， 39。爱德华·吉利克(Edward Gulick)作了财政方面的估量，他认为中国在19世纪30年代每年的鸦片贸易价值高达1500万美元(《伯驾与中国的开放》(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1973]， 81. )。(中译本:[美]爱德华·V·吉利克著，董少新译:《伯驾与中国的开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译者注)
[4] 导致这两场战争的除了那些实际发生的事变之外，还有双方的文化误解( cultural misunderstanding)。但它们只是提供了一种靠武力能够达成的东西;1860年签订的《北京条约》的结果之一，就是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要对当时的战争史有基本的了解，可参见Beeching的作品;关于贸易活动，可参见亨特·贾南:《十九世纪的中英鸦片贸易》(Hunt Janin， The India China Opium Trade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Jefferson， N. C. ， 1999);对于危机事件的学界解读，可参见何伟亚:《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 James Hevia， English Lessons : The Pedagogy of Imperialism in Nineteenth Century China) (Durham， N. C， 2003)一书的第一部分(中译本:[美]何伟亚著，刘天路、邓红风译:《英国的课业:19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译者注);关于何伟亚(Hevia)，可参见苏源熙:《中国与世界:一个传统主题的故事》(Haun Saussy， “China and the World: The Tale of a Topos，”)《现代语言季刊》(Modern Language Quarterly) 68:2 (June 2007)。
[5] 对中国在文化想象中所扮演的真正世界角色的这种强调，不应该用来弱化形象和语言的重要性，哪怕是在诸如战争这样真实的事件中也是如此。鸦片战争商谈订约的重要部分就是对特殊中文词汇的使用和翻译方面的正义(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也为“导致”战争的原因之一)。参见刘禾(Lydia Liu)所著的《帝国的政治话语: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国际秩序的形成》(The Clash of Empires :The Invention of China in Modern World Making) (Cambridge， 2005)(中译本:刘禾著，杨立华译:《帝国的政治话语:从近代中西冲突看现代世界秩序的形成》，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译者注)中对中文“夷”的英译问题争议所作的更为深入和富有启发性的分析;另可参见何伟亚所著的《英国的课业》(English Lessons)。
[6] 伯驾(Peter Park，1804—1888)，美国来华传教医生，外交官。1804年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1831年毕业于耶鲁大学，随后又在该校兼修医学和神学课程。1834年受美国海外传教部派遣到中国传教，途中曾在新加坡居留一年，学习华语，并进行医疗及传教活动。清道光十五年(1835)到达广州，得当时广州巨商伍怡和的帮助，在新荳栏丰泰行开设眼科医局，于当年11月4日开始接诊病者。不久，为扩大业务范围，遂把眼科医局改名为仁济医院(1865年改名为博济医院，即今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的前身)，并设立病床，收容病人住院治疗。道光十六年，为更好地开展传教活动，他与英国东印度公司传教医生郭雷枢(T. R. Colledge)及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 C. Bridgman)联名发起组织“广州医学传道会”(Canton Medcial Missionary Society)，任副会长。1855年升任美国驻华公使，并辞去仁济医院院长职务。1857年回国。从1879年起，出任“中国医学传道会美国分会”会长。他的主要作品有:《阿默斯特自传及日记》(Amherst Memoir Journal)(写作于1826年3月20日至1827年9月30日，现藏于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哈佛大学藏伯驾日记》(Harvard Journals)(现藏于哈佛大学美部会档案馆)、《从新加坡途经琉球前往日本旅行记》(Journal of an Expedition from Sincapore to Japan， with a Visit to Loo choo; Descriptive of These Islands and Their Inhabitants; in an Attempt with the Aid of Natives Educated in England， to Create an Opening for Missionary Labours in Japan，1838)、《在华行医记》(Notes of Surgical Practice among Chinese)(载《医学月刊》(Monthly Journal of Medical Science)66: 393-398 (1846年))、《致中国医学传道会的报告》(Report to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containing an abstract of its history and prospects; and the Report of the Hospital at Macau， for 1841-1842; together with Dr. Parker's statement of his proceedings in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等等。——译者注
[7] 关于伯驾的诸多生平材料，我利用的是爱德华·V·吉利克(Edward V. Gulick)的《伯驾与中国的开放》(Peter Parker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Cambridge， 1973)(中译本:[美]爱德华·V·吉利克著，董少新译:《伯驾与中国的开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译者注);下文引用时简写作PP。伯驾所创办医院的名称至少部分反映了由当时中西医学之间的差异所带来的一系列医学上的雄心壮志;眼部疾病，尤其是白内障，由于中医对此束手无策，因此在中国大地广泛流行。医院的中文名字“博济医院”出现在医院入口的招牌上，反映了伯驾这样的观念，即，他的医院在说中文和英文的读者看来，所作的是不同的工作。拉赫曼(Stephen Rachman)认为，允许依靠圣经的指引，用眼科学成就来使盲人重见光明，这是以在中国读者眼里视而不见的医院英文名称的方式所作的一种指示。(《死亡的象征:林呱的图画，伯驾的病人》(“Memento Morbi: Lam Qua's Paintings， Peter Parker's Patients.”) 《文学与医学》(Literature and Medicine) 23. 1 [Spring 2004]， 142. )下文中对拉赫曼一文的引用简写作MM。
[8] Gulick认为，伯驾通常不会记录他失败的医案;鉴于绝大多数病人在治疗之后不久就回家了，跟伯驾没有进一步的接触，因此无法估计他所作治疗的长期效果。
[9] 约翰·惠特尼(John Hay Whitney，1904—1982)，曾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被誉为风险投资之父，俗称“Jock” Whitney，曾任美国驻英国大使、《纽约先驱论坛报》出版人。——译者注
[10] 托马斯·哈斯克尔(Thomas L. Haskell)，现任美国莱斯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思想史，代表作有《客观性并不是中立:历史中的解释方案》( Objectivity is Not Neutrality : Explanatory Schemes in History) (1997)等。——译者注
[11] 哈斯克尔在关于“资本主义和人类情感的起源”(Capitalism and the Origins of Humanitarian Sensibility)的两篇文章中最早作了这些论述，随着大卫·布莱恩(David Brion Davis)和约翰·雅狮威(John Ashworth)在托马斯·本德主编:《反对奴隶制的争论:资本主义与废奴主义》(The Antislavery Debate : Capitalism and Abolitionism， ed. Thomas Bender) (Berkeley， 1992) 一书中对他文章的回应，这两篇文章也被再次印刷出版。我发现哈斯克尔对同情起源的论述之所以具有说服力并发挥作用，是因为它们避免将同情和资本之间的关系想象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共谋的活动，以及身处劳动阶级之上的资产阶级所采取的一种策略。很明显，同情的拓展，在很多方面有助于维持资本主义的探索精神，并跟欧洲人在国内外对抗他者的众多暴力行动同时并存(正如戴维斯就废奴主义一事所指出的:“在英国工业化初期反对奴隶制力量的日益增强，至少在废奴观念与一个逐渐浮现的资产阶级利润之间部分地发挥了调适的作用”[Bender， 308])。和全书的很多其他部分一样，本章是站在对这种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加以探究的角度上加以组织的，并没有对同情的拓展问题仅仅以任何道德上“错误”的方式或者仅仅作为欧洲和美国精英人士的一种观念工具的简单方式来加以论述。在我的分析中，更倾向于哈斯克尔的类型化解释——他被看成是韦伯主义者，而我是在一种更为福柯式的框架下加以解读的——之所以这么做，是为了追寻一种定义一个时代的思想可能性范围的历史轨迹(福柯)，并认为，相对而言彼此不相干的行为和信仰体系，可能通过建立一整套一般原则的方式，使两者都能被合法化，并维持下来(韦伯)。
[12] 《就中国的医疗问题写给约翰·阿伯克龙比的信》(Statements Respecting Hospitals in China Preceded by a Letter to John Abercrombie，M. D. ， V. P. R. S. E. ) (Glasgow， 1842)， 7.
[13] 在这种争论的修辞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旅行和资本流动技术方面的变化是如何得到所需的道德同情距离感的进一步支持的;大门口的陌生人和从世界另一侧过来的人之间的差别，随着像伯驾那样远道而来帮助别人的人的出现，而大为消解。
[14] 郭雷枢(Thomas Richardson Colledge， MD， FRCP， FRCS， 1796-1879)，英国人，在格比公学毕业后，他继续在莱斯特医院(Leicester Infirmary)和圣多马(St. Thomas)医院学医。1819年，他先是受聘担任英国东印度公司船医，1826年任英国东印度公司驻华办事处的外科助理医生。1827年，他在澳门开设了一所眼科医院，1832年，郭雷枢移居广州，另设广州诊所，以治疗眼疾、脚病及其他疾病闻名。后来，他又任职于海员医院。1836年提出《任用医生在华传教商榷书》(Suggestions with Regard to Employing Medical Practitioners as Missionaries to China)，主张宣教医师是宣教事业不可缺少的力量。1838年在广州成立中国医学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郭雷枢担任会长。——译者注
[15] 裨治文(E. C. Bridgman，1801—1861)，美国公理会在华传教士。美国马萨诸塞州人。1826年毕业于阿默斯特学院。1829年获得安多弗神学院学位。1830年来广州，师从马礼逊学习汉语。1834年与郭士立共同组织益智会，任中文秘书。1836年参与创办马礼逊教育会，并任该会通讯秘书。1838年开设博济医院。1839年任林则徐的译员，曾到虎门参观焚毁鸦片。1841年获纽约大学神学博士学位。1844年任美国公使顾盛的译员和秘书，参加订立《望厦条约》。1847年出席在上海召开的《新约》翻译代表委员会会议。1850年译完《新约》后，继而进行《旧约》翻译，次年2月译就。1854年任美国公使麦莲的译员。1857—1859年担任亚洲文会首任会长。他曾创办并主编《澳门月报》，刊载有关中国的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等资料。他主张用武力强迫清政府订立不平等条约以打开中国门户;认为传教士应不受中国法律约束而深入内地活动。晚年主要从事《新旧约全书》新译工作，1861年在上海去世。——译者注
[16] 中国医学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 China)，又译作“中国医药传道会”，1838年在中国广州成立，郭雷枢任会长，伯驾、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威廉·渣甸(William Jardine，外科医生、怡和洋行股东，1784—1843)和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博物学家、传教士、外交官，1800—1845)任副会长。中国医学传道会首要的任务是结合医疗与传道以彰显基督教信仰的实际价值，同时协助在中国发展西方医学，促进中国的医疗现代化。1845年，中国医学传道会分裂为二，部分会员在香港成立香港医学传道会。中国医学传道会后来改名为广州医学传道会(Canto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一直存在到1925年。此外，在1886年，中国医学传道会的专业重要性被在上海成立的中华医学传教会(China Medical Missionary Association)所取代，该传教会由广州博济医院嘉约翰院长担任会长，上海同仁医院院长文恒理(Henry Williams Boone， 1839—1952)为副会长，早期会员均为外籍或华侨医师。1925年中华医学传教会改名为中国博医会(China Medical Association)。1932年，中国博医会被合组为中华医学会(Chinese Medical Association)，此机构一直延续至今。——译者注
[17] 伯驾:《中国的医疗问题》(Peter Parker， Statements Respecting Hospitals in China)， 7.
[18] 郭雷枢、伯驾、裨治文:《为全体基督信众，尤其是英国和美国的基督徒之意，关于建立医学传教会的倡议》(T. R. Colledge， Peter Parker， and E. C. Bridgman， Suggestions for the Formation of a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offered to the consideration of all Christian Nations， more especially to the kindred nations of England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anton， 1836)， 9.
[19] S·威尔·米切尔(Silar weir Mitchell，1829—1914)，美国著名的神经学家。——译者注
[20] 引自戴维·莫里斯:《疼痛文化》(David Morris， The Culture of Pain) (Berkeley， 1991)， 39。S·威尔·米切尔还顺便疗治了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Charlotte Perkins Gilman)，她的代表作《黄色墙纸》(The Yellow Wallpaper)就是对米切尔所用方法的专门批判。(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1860—1935)是第一波女权主义运动浪潮中的重要作家、理论家和社会学家，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最有影响力的女权主义者之一。吉尔曼年幼时父母离异，少女时代的她曾立志不婚，但在24岁时改变初衷，和查尔斯·华特·史德森(Charles Walter Stetson)结婚。史德森是世纪交替之际典型的美国男人，只要妻子守在身边崇拜他，对吉尔曼的文学理想不以为然。生下女儿之后，吉尔曼的身体精神状况每况愈下，于是只得求助于S·威尔·米切尔。他的治疗法是强迫病人完全休息，提议吉尔曼不提笔写作或画画。根据这个医疗经验，吉尔曼写成了著名的《黄色墙纸》。《黄色墙纸》是吉尔曼最有名的短篇小说，是美国早期女性主义代表作之一。小说使用第一人称叙述，由数篇日记连缀而成。叙事者“我”的丈夫是一名医生，他认为“我”患有临时性神经衰弱症，因此将“我”关在二楼卧室，要求“我”安心静养，不准从事任何工作，尤其是写作。房间里四壁空空，然而“我”却对房间里那张黄色墙纸的颜色和图案着了迷。“我”整天写日记来描写那张墙纸，似乎嗅出了它的颜色的味道，最后，“我”发现在墙纸图案的背后，有一个女人在爬动，似乎想从墙纸中爬出来。为了解放那个女人，“我”把自己锁在房间，试图将墙纸撕下来。当“我”丈夫冲进房间时，他发现“我”正在房间四处爬行。丈夫顿时晕厥过去，而“我”则从他身上爬过。《黄色墙纸》自1892年发表以来，一直是女性主义批评的理想文本。有人认为，《黄色墙纸》谴责了19世纪医疗行业中普遍存在的男性霸权。——译者注)
[21] 马丁·波尼克:《痛苦的微分:十九世纪美国的疼痛、专业性与麻醉》(Martin Pernick， A Calculus of Suffering : Pain， Professionalism， and Anesthesia in Nineteenth - Century America). (New York， 1985)， 166.
[22] 郭雷枢、伯驾、裨治文:《中国医学传道会章程》，由郭雷枢、伯驾、裨治文签署，并附有备忘录与议程(T. R. Colledge， Peter Parker， and E. C. Bridgman.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address” Signed by T. R. Colledge， Peter Parker， and E. C. Bridgman， with minutes and proceedings) (Canton， 1838)， 15.
[23] 第二个例子:通过医疗传教活动，医生们写道:“关于[中国]国内历史、思维方式、社会感觉，甚至他们内心和住处内部的所有事情，都是通过默想(contemplation)而得到的”(《中国医学传道会第一与第二份报告，以及议程备忘录、医疗报告等》(The first and second report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with minutes of proceedings， hospital reports， &c. ) [Macao， 1841]， 8. )。这里再一次表明，将中国人“内心”(hearts)跟中国人“内里”(penetralia)靠近，这表明了隐喻是如何紧密地将伯驾在1841年筹款信中恳求资金的总体计划相互连系在一起的。
[24] “世界法”(cosmopolitan law，德文为das Recht der Weltburger)是德国思想家康德最先提出的概念，他意识到西方政治哲学往往以最小政治实体的权利为基础，这样所导致的后果就是政治哲学只能解释如何维护个人权利与国家利益的问题，而无法对整个世界的社会政治状况作出合理的解释，进而就会忽略整个人类和世界的权利与价值问题，基于这种考虑，康德指出，应该将国际法(international law)发展成为世界法(cosmopolitan law)，这样的话，每个个人不仅具有各自国家的公民权，同时还因为具有“世界联邦”(cosmopolitan commonwealth)的公民权而成为“世界公民”。——译者注
[25] 此段中文译文引自[德]伊曼努尔·康德著，何兆武译:《永久和平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5年，第7页。——译者注
[26] 康德:《永久和平论》，M·坎贝尔·史密斯译(Kant， Perpetual Peace : A Philosophic Essay， trans. M. Campbell Smith) (London， 1917)， 142。在之前的段落中，康德探讨了在非洲和美洲的欧洲帝国主义者在探访异国和异族过程中所表现出的非正义性，并对中国和日本“明智地”拒绝这些欧洲人进入它们国土而深表赞赏。(中译本:[德]伊曼努尔·康德著，何兆武译:《永久和平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译者注)
[27] 《中国医学传道会章程》(“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address，”) 13.
[28] 在诸众多其他著作中，可参见戴维·莫里斯(David Morris)与马丁·波尼克(Martin Pernick)的作品;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疼痛》(Arthur Kleinman， Social Origins of Distress and Disease : Depression， Neurasthenia， and Pain in Modern China)(New Haven， 1986)以及《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 The Illness Narratives : Suffering， Healing， and the Human Condition) ( New York， 1988);(中译本:[美]凯博文著，郭金华译:《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弱和疼痛》，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美]阿瑟·克莱曼著，方筱丽译:《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译者注)关于疼痛的叙述，参见阿瑟·弗兰克:《受伤的讲故事者:身体、疾病和道德规范》( Arthur Frank， The Wounded Storyteller : Body， Illness， and Ethics)(Chicago， 1997)，谢里尔·马丁利:《治疗戏剧和临床情节:叙事结构的经验》(Cheryl Mattingly， Healing Dramas and Clinical Plots :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of Experience)(Cambridge， 1998)，以及罗塞林·雪伊:《疼痛的历史》(Roseleyne Rey， The History of Pain)，路易丝·艾略特·华莱士、J·A·卡登与S·W·卡登(Louise Elliott Wallace， J. A. Cadden， and S. W. Cadden)译(Cambridge， 1998)。(中译本:罗塞林·雪伊著，孙畅译:《疼痛的历史》，中信出版社，2005年。——译者注)
[29] 凯博文、保罗·布罗温、拜伦·丁·古德与玛丽-乔·德尔维奇奥·古德:《导言》，载《作为人类体验的疼痛:一种人类学的视角》(Arthur Kleinman， Paul Brodwin， Byron J. Good， and Mary Jo DelVecchio Good， “Introduction，” in Pain as Human Experience : An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Berkeley， 1992)， 8.
[30] 塔拉尔·阿萨德(Talal Asad)是纽约市立大学(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的人类学家，在后殖民主义、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及礼仪研究方面作出了相当重要的理论贡献。——译者注
[31] 塔拉尔·阿萨德:《世俗的形成:基督教、伊斯兰教、现代性》(Talal Asad， Formations of the Secular : Christianity， Islam， Modernity) (Stanford， 2003)， 92.
[32] 吉利克(Gulick)， 105.
[33] 但这段插曲很令人奇怪。伯驾怎样才能不知道这些他于1836年至1840年间在广州制作的图画的复制品放在盖伊医院呢？或者说，这些图画是如何不经过伯驾之手而到达盖伊医院的？在对这些年作为医学传教士进行活动的回忆录中，伯驾的同事雒魏林( William Lockhart)声称，伯驾“向盖伊医院博物馆赠送了一批[画像]”(《在华的医疗传教事业:二十年之经历》( The Medical Missionary in China : A Narrative of Twenty Years？ Experience) [London， 1861]， 171. )。但是，假如伯驾亲自赠送这些画像的话，那他在1841年的旅途中只会声称他在那里“找到”(found)了那些画像，而在实际情况中，他是无意间发现(discovery)这些画像的。这就是说，如果他没有从广州随身带着那些图画的话，那这些画是怎样到达盖伊医院的呢？按吉尔曼的说法，这些画像“被伯驾在他的英国和美国之旅中使用，来向诸如波士顿医学会(Boston Medical Society)这类机构团体展现他的医案研究，以便为他的传教工作筹集资金”(《林呱与中国西医肖像画的发展》(“Lam Qua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Westernized Medical Iconography in China，”) 载《医学史》(Medical History) 30 [1986]， 62. )。此外，这种与盖伊医院画像的偶遇，也让伯驾的故事显得更有意思。因此，不管这些图画如何在伯驾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辗转到达盖伊医院(这就跟雒魏林的证言和吉尔曼的文章产生矛盾)，还是伯驾在他旅途中所写下的故事，都会造成误导。
[34] 这些油画作品大多收藏在英国伦敦盖伊医院戈登博物馆(Gordon's Museum of Guy's Hospital)、美国耶鲁大学医学图书馆(Yale University Medical Library)和哈佛大学康威图书馆(Harvard University Countway Library)，以及马塞诸塞州塞伦市的琵琶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等处。——译者注
[35] 如今这些画像中的86幅收藏在耶鲁大学医学院哈维·库欣/约翰·惠特尼( Harvey Cushing/ John Hay Whitney)医学图书馆。23幅仍然保存在盖伊医院的戈登博物馆(Gordon Museum)中。吉利克曾说只有其他一幅收藏在波士顿的康威图书馆(Countway Library)，但在最近的一篇文章中，拉赫曼认为其他四幅图画(吉利克对此似乎一无所知)属于康奈尔大学，另一幅则收藏在位于马萨诸塞州塞勒姆的琵琶迪·埃塞克斯博物馆(Peabody Essex Museum)(156页注释2;吉尔曼曾认为五幅图画藏在康奈尔大学[61页注释9])。我所涉及的是属于耶鲁大学系统内的个别画像。
[36] 克罗斯曼在《中国贸易——外销画、家具、银器及其它》书中这样记述:“林呱的画室位于同文街16号，街道两旁均是由中国人所开设的各类商铺，它座落在十三行的丹麦馆和西班牙馆之间。林呱有十多个助手，在技法上紧随钱纳利的风格，甚至采用削价的方式和他争夺顾客”，“林呱画室一共三层，楼下作为美术用品商店，销售水彩画原料，这些货品放置在一个个外罩玻璃的柜中，同时也存放一些寄望欧洲及由欧洲寄来的绘画用品，如毛笔、盒和南京运来的以稻秆为原料制成的纸张。楼上有八到十位画师拉高衫袖，将辫子盘卷于颈上努力地工作，他们采用流水作业，所以产量很高”。——译者注
[37] 托马斯·劳伦斯爵士(Sir Thomas Lawrence，1769-1830)，英国摄政时期最出名的肖像画家，曾任英国皇家艺术学院院长。他的作品气质优雅，是他所处时代最流行的肖像画家，代表作品有《G·F·斯托顿夫人在绘画》、《斯登夫人》、《乔治·汉密尔顿·戈登》等。——译者注(https://www.daowen.com)
[38] 威廉·比奇爵士(Sir William Beechey，1753-1839)，英国著名的肖像画家，代表作有1797年的《乔治三世像》等等。——译者注
[39] 林呱最著名的被画者中“包括签订[结束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的耆英，‘开启鸦片战争的’林则徐，此外还有伯驾、璞鼎查爵士(Sir Henry Pottinger)，以及众多其他西方和中国显贵”(韩依薇:《婢女福音:林呱的医学肖像画》，载《交易的符号:全球环流中的翻译问题》，刘禾编( Larissa Heinrich， “Handmaids to the Gospel: Lam Qua's Medical Portraiture，” in Tokens of Exchange :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in Global Circulations， ed. Lydia Liu) [Durham， N. C. ， 1999]， 243);他的作品曾于1835年在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学会展出，并出现在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美国和法国展览当中。关于林呱的更多历史背景，可参见卡尔·克劳斯曼:《中国贸易:外销画、家具、白银和其他物品》(Carl Crossman， The China Trade : Export Paintings， Furniture， Silver and other Objects) (Princeton， N. J. ， 1972)， 25 - 39，以及Heinrich， 242 - 44;另可参见韩依薇(Heinrich)的《图像的来世:中西方之间身体病理的转译》(The Afterlife of Images :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Durham， N. C. ， 2008)一书，该书第二章是就是我这里所引用的一篇文章。柯律格(Craig Clunas)在其《中国外销水粉画》(Chinese Export Watercolors) (London， 1984)一书中也简要谈及了林呱。历史记载中的林呱和将水粉画卖给乔治·亨利·梅森的蒲呱之间的不同，既表明了广州和西方之间内在互动和交流方面的巨大转变，也表明了每个画师在绘制西式高级艺术品方面的相对差别。到了19世纪中叶，在中国，除了商人和水手之外，各类男人(也只限男人)都能从事这项职业，这一事实被1825年至1852年在澳门和广州定居的英国艺术家乔治·钱纳利所证实，他所绘制的华南和当地贸易与外交精英人士的画像和风景画，成为这一时期在广州活动的西方侨民活动的一种至关重要的视觉记录。至少据某些报道而言，林呱最初是从钱纳利学习绘画(一开始当他的油刷清洁工)这件事情表明，在广州中西社团之间的“商贸活动”中包括了那些并不专指出口贸易的行为领域，而到了19世纪三十年代，位于华南的外国人“社团”中的一些成员积极主动地将他们自己的文化转变为他们为之服务或与他们共事的中国人的文化上来。
[40] 乔治·钱纳利(George Chinnery，1774-1852)，英国著名印象派画家，在早年到中国的画家当中享负盛名，被视为19世纪东方最有影响力的西方画家，其作品深受印度、香港以及澳门人喜爱。钱纳利描画的各地风貌亦为后世历史研究留下不少的资料，他绘制的《火灾前的大三巴教堂》、《广州十三行》、《章官的屋顶》和《香港皇后大道中街景》等，是研究澳门、广州和香港近代史的重要参考文献。——译者注
[41] 这种关系的细节是很粗略的。克罗斯曼似乎很肯定地认为林呱曾跟钱纳利学习过，拉赫曼和韩依薇并不这么肯定。克罗斯曼引述法国旅行家——外号“老尼克”(Old Nick)的保罗·埃米尔·道兰德·福果斯(Paul émile Daurand Forgues)所提到的两人之间的冲突，钱纳利曾说林呱是一个“糟糕透顶的画家，他的唯一功劳就是从他那里偷了一些模型和方法”，而事实上，林呱能设法压低钱纳利画像的出价，因此就使他的商业成本大为降低(26)。在这两种抱怨中——中国企业家是一个依靠从西方偷来的“秘密”发家致富的模仿者，而劳力开销则使他能够跟西方竞争者进行价格战——人们可以发现这种经典的争论方式一直持续到今天。
[42] 玛格丽特·茹尔丹和R·索米斯·简宁斯:《十八世纪的中国外销艺术》(Margaret Jourdain and R. Soame Jenyns， Chinese Export Art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London， 1950)， 15.
[43] 托马斯·萨利(Thomas Sully，1783-1872)，著名画家，早年生于英国，后长期在美国生活，擅于描绘肖像和历史场景。——译者注
[44] 韩依薇(Heinrich)， 244。克罗斯曼在关于林呱的章节中认为，收藏在美中贸易博物馆(Museum of American China Trade)的伍秉鉴(浩官)画像据信最初是由一个英国人绘制的;韩依薇向我提供了关于萨利轶事的来源。“英式风格”和“中式风格”之间的文化差异并不仅仅是西方偏见的产物，而真真切切地渗透在林呱画室的商业模式当中。吉尔曼引用威廉·法内·德·萨利斯(William Fane de Salis)的话，认为在1848年，一幅“‘英式风格’的图画值10英镑，而且‘画法精湛、视角准确’，而一幅‘中式图画’只值8英镑，因为‘比例和视角都不准’”(61)。
[45] 罗兰·巴特:《真实—效应》，载《语言的沙沙声》，理查德·霍华德译(Roland Barthes， “The Reality Effect，” in The Rustle of Language， trans. Richard Howard) ( Berkeley， 1989).
[46] 图3. 2 伯驾文献集，67号。这个病人没法动手术，不久之后就去世了。耶鲁大学哈维·库欣/约翰·惠特尼医学图书馆提供。
[47] 消失点(Vanishing Point):指绘画中的某一特定的点，在此点所画的平行线，从透视角度看来，都汇聚在一点。——译者注
[48] 原名未能查到，此为音译名。——译者注
[49] 或许正是由于这种原因，整套收藏品当中只包含一种先后顺序，在这当中，所医治的病人在他胳膊截肢之后得以再现。韩依薇将这两种画像之间的不同看成是对西方医药对其主体——包阿兴(Po Ashing，音译——译者注)所起疗效的一种叙述。尽管这种特殊画像可以说破坏了我在这章中所罗列的一般原则，它的表现在我们将包阿兴看成是像伯驾所知(而且正如他那样为之自豪的)是中国第一例外科截肢手术对象时体现出了意义。而第二张画像可能因此恰恰表现了包阿兴的肿瘤被摘除“之后”的情形，它也是关于截肢本身的一幅图画。顺序在包阿兴作为一个人物方面所体现的“兴趣”——这可能是通过它的前—后结构特征，从表现拓展到叙述上来——因而必须被看成既是两幅图画的一种单一顺序，同时也被当看成是表示两种具有不同医学指标的肿瘤和截肢的两幅彼此区分的图画。他的肿瘤没有了，包阿兴的画像通过他的截肢也再次凸显出价值，这种截肢手术使他再次穿越了表现的界线，并使他的私密性变成公开性。
[50] 正如吉尔曼和韩依薇都曾指出的，那些画像收藏品倾向于塑造一种民族和疾病之间的滑动转喻(slippery metonomy)，正因为如此，中国病人使西方观察者确认了一种“双重耻辱——首先是病理学的迹象，其次则是野蛮的迹象”，而这超越了单个人的特殊性，将之拓展到被想象成是“某些惊人疾病的来源和成因”的中国的一种特征上来(吉尔曼，65;韩依薇，255)。尽管中国和英国的发烧病症可能差不多，但生活在泰晤士河、查尔斯河沿岸的那些病人和生活在珠江三角洲的病人却并不一样，而那种不同，尽管可能会增进同情，但对中国的国家/民族身份却没有什么帮助。
[51] 对跟接近伯驾自身的历史环境中的后一事例的解读，认为伯驾在1845年对位于波士顿的医学协进会(Society for Medical Improvement)展出的28幅林呱画作所作的未署名评论:“对于天国中的我们同类来说，这些东西的恣意增生是非常严重的事情。但是它们的比例是如此不协调，并展现出如此奇怪的形状和范围——而中国是如此遥远，中国人在我们观念中是多么抽象——那些病人的三角小眼、长辫子、黄皮肤以及东方环境背景，使我们难以忽视这样一个赤裸裸的事实，即，存在着一种丑陋难看的、毁灭性的疾病，对此，我们的提口角肌(levator anguli oris)会忍不住抽搐一下，如果不是不人道的话，至少也是跟西方的情况高度不相称的。”假如肿瘤令人感觉很滑稽的话——提口角肌的肌肉会使嘴唇作横向运动——这是因为中国和中国人那种“遥远的”、抽象的特征使观众对图像的历史起源“视而不见”;它们变得很有意思，恰恰是因为这些图画从历史中移了出来。在这种叙述中，最为关键的是这种历史性迁移是如何通过对中国人那些分散、特别的种族、文化和地理特征的叙述性分类而实现的——他们的繁复色彩、他们的眼睛形状、满人式辫子等等。将中国人从同情范围中移除出去，这种情况只是因为他们“远在万里”才会发生，但是，这种移除在实际上形成了一种评论者自身非人性的意识，但又很快打消了这样的念头，即，从这种评论者至少认为足以将中国人看成是需要他去消解的认同中形成的。因此，这种神秘而又颇不人道的笑声，是以将肿瘤感觉成是稀奇古怪之物的肌肉运动方式所进行的一种描述。这一评论发表在1845年5月21日的《波士顿内外科医学杂志》(《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前身)(Boston Medical and Surgical Journal) (32. 16)上，并在劳伦斯·韦斯切勒:《威尔逊先生的神奇壁橱》(Lawrence Weschler， Mr. Wilson's Cabinet of Wonder) (New York， 1995)，第140页中被引述。韦斯切勒在引述中，所推测的评论作者是奥利弗·温德尔·福尔摩斯(Oliver Wendell Holmes)。
[52] 原名未能查到，此为音译名。——译者注
[53] 正如吉尔曼所指出的，这种双重认识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19世纪早期医学图示从示意图向拟态表现的一种巨大转变，同时也伴随着这样一种信念，即，自从疾病因人而异，“可辨明身份的病人的图像作为一种特殊病理学上的载体”成为任何既有疾病最有效的图例(63)。吉尔曼进一步写道，到了19世纪中叶，关于病人是疾病特殊载体的观念被取代了，至少在肿瘤的病例中，通过对细胞病理学的强调，病人在医学图例中消失了，他被“疾病的标记——肿瘤所取代”(65)。
[54] 原名未能查到，此为音译名。——译者注
[55] 拉赫曼将这种姿势看成是林叶对她所受医疗措施的一种反抗行为，在这当中，她一再拒绝对伯驾的治疗表示信任或感激。拉赫曼的这种解读表明，在一般西方人所接受的图画中那些各种时刻的表现，能够通过一种对某件特殊工艺品及其与描述病人情况的医案研究相关细节的关注而被消解。通过在医案研究的文字材料——伯驾当然是这种材料的来源——以及图画的表现领域(其中就包括了图画所捕捉到的被画者愿意被画下来的全部细节)之间的来回移动，拉赫曼对伯驾的档案文献作了个人和历史方面的区分。按照吉尔曼、尤其是韩依薇的说法，尽管这些图画可以说通过将之变成中国疾病身体政治的令人惊奇的寓言的方式，而将中国人展现出来，拉赫曼认为，对单独一幅图画的持续关注能够表明那些在西方文化和科学优越性框架之外发挥作用的意义。
[56] 韩依薇(Heinrich)， 256.
[57] 伯驾的描述非常简洁明了:“她生了一个瘤，从下颚和喉部垂下来。10年前开始长的。中部宽2英尺3英寸，长3英尺2英寸。下垂至脐，但坐着的时候尚未及膝。患者必须时常以支撑的姿势坐着，以免肿瘤将头扯低下来。在她住院以来的5个月中，她的病情愈发危急。肿瘤仅用时12秒就被摘除了，患者被包扎好后，在床上躺了24分钟。她第一次尝试走路时还很不习惯，因为已经卸下了这么重的‘沙囊’。12月17日，她带着仅两个月的活泼的儿子出院了，身体和精神上都很好。10月14日，她的爷爷来医院告诉我她很健康，还带来了些小礼物……”。以上内容转引自[美]爱德华·V·吉利克著，董少新译:《伯驾与中国的开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8页。——译者注
[58] 韩依薇(Larissa Heinrich)，1995年在哈佛大学获得中国文学硕士学位，2002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获得中国研究博士学位，现为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教授，其研究领域涉及现代中国文学、比较文学、科学与医学的文学与文化建构问题等，主要论著有《图像的来世:中西方之间身体病理的转译》(The Afterlife of Images : Translating the Pathological Body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Chapel Hill: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8;以及《体现出的现代性:中国文化中的物质性与表现》，韩依薇与马嘉兰合编(Embodied Modernities : Corporeality and Representation in Chinese Cultures， Larissa Heinrich and Fran Martin， eds. )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6。——译者注
[59] 韩依薇认为主体所表现出来的“意想不到的情感缺失”或许表明了“个体作为身体的这一图画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特征”，并将这种缺失归因于英式庄重风格的坚忍，在这中间，“身份的外部特征被投射到主体的风俗和所处环境当中”，并且转变了西方医学图例的习惯(250)。
[60] 《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是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在广州创办、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的第一份英文刊物。它创刊于1832年5月，停办于1851年12月，共20卷，232期，每卷约600余页。该报所刊文章涉及的范围包括中国政治、经济、地理、历史、法律、博物、贸易、语言等方方面面，且详细记录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前后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和社会生活等内容。这些记录均来自早期传教士的耳闻目睹，为珍贵的第一手史料，对研究19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和中外关系史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译者注
[61] 伯驾声誉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对他医疗工作的文字描述实现的;而那些图画，正如众多评论者所指出的，很少公开展出。(在20世纪70年代曾设想的一次展览被取消了[参见彼得·约瑟夫:《传教士医生与中国画家》(Peter Josyph， “The Missionary Doctor and the Chinese Painter，”) 载《医学诊断》(MD) (August 1992)， 6. ];拉赫曼写道，这些图画“很少被公众或学者看到”[156n2])。与之相反，那些医案报告却被广为传播，出现在伯驾写给约翰·艾伯克龙比(John Abercrombie)的一份公开信中，出现在医学传道会出版的年度备忘录中，出现在裨治文主编的月刊——《中国丛报》中，这份月刊是关于国内外的在华外国传教团体消息的主要来源。跟这些图画一样，医案研究既成为伯驾外科医疗活动的证明，也成为向读者介绍中国民众与疾病的民族志文献。
[62] 原名未能查到，此为音译名。——译者注
[63] 原名未能查到，此为音译名。——译者注
[64] 原名未能查到，此为音译名。——译者注
[65] 原名未能查到，此为音译名。——译者注
[66] 原名未能查到，此为音译名。——译者注
[67] 我觉得，韩依薇在谈及伯驾“对他所认为的中国人忍受极度痛苦的独特能力加以固化和心含敬畏”时，只是一种推测(251)。对于伯驾在实际上究竟如何看待中国人“忍受极端痛苦的能力”的问题，并没有医案报告加以佐证;事实上，对于伯驾是否注意到他就中国人对疼痛的反应的持续关注问题，或者说他是否将之看成是中国人的“能力”，还没有具体的证据。伯驾对个人跟疼痛之间关系的描述和他对这种情况的毫无反应(nonreflection)之间的独特脱节，将成为我在下文所作分析的基础。
[68] 伊琳·斯凯瑞(Elaine Scarry， 1946-)目前任哈佛大学英美文学教授，曾任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她在其名作《痛苦中的身体》(The Body in Pain)中指出，“一般来说，没有表达疼痛的言语，”所以“疼痛难以表达;而且，这种无法表达有着政治意义”，肉体痛苦在外部世界没有对象，“它不仅抗拒语言，还积极破坏它，带来一种指向前语言状态的即刻逆转。”——译者注
[69] 新小说(法文Nouveau roman，英文new novel)也被称之为“反传统小说”，是20世纪50至60年代盛行于法国文学界的一种小说创作思潮，在哲学上则深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柏格森生命力学说和直觉主义以及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虽然严格说来“新小说派”的作家们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创作团体，而只是有一种创作倾向，但评论界还是根据其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理念和特征，将某些作家归为“新小说派”。公认的“新小说派”的主要代表是法国作家阿兰·罗伯-格里耶、娜塔丽·萨洛特、米歇尔·布托尔和玛格丽特·杜拉斯等。“新小说派”的基本观点认为，20世纪以来小说艺术已处于严重的停滞状态，其根源在于传统小说观念的束缚，墨守过时的创作方法。因此，他们主张摒弃以巴尔扎克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小说的写作方法，从情节、人物、主题、时间顺序等方面进行改革。新小说派同时认为传统现实小说中惯用的语言也必须加以彻底改革，因为这些语言由于长期重复使用已变为“陈套”或“僵化”，失去了表达现代人复杂多变的生活的能力。“新小说”的创作在70年代后渐趋消退，作为文学流派逐渐走向了消亡。但1985年“新小说”派代表克洛德·西蒙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标志着“新小说”已经得到了西方学界的认可。——译者注
[70] 不出所料，在这种语境下出现的差异将会按照诸如种族、阶级和性别这样的社会结构而将自身不均匀地排列开来，在跟时代特别相关的疼痛案例中，也是如此。
[71] 支配拟态方式的这些原则，同时也支配着其内容。伯驾在提到那个说“有点疼，医生”的人的时候，所要表明的是:医案报告中之所以要提到杨康的这句话，是因为在其内容所形成的信息和以“冷静”方式表达出来的那种漫不经心的平静态度之间存在着这种令人惊异的差异。这句话将关注的重心从并不要求加以正式关注的疼痛表现转向了疼痛表现自身。
[72] 瑞贝卡·沃克维兹:《世界性风格:超越民族的现代主义》(Rebecca Walkowitz， Cosmopolitan Style : Modernism Beyond the Nation) (New York， 2006)， 2。关于比大多数文学批判宽广得多的分析意义的哲学基础，可参见纳尔逊·古德曼:《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Nelson Goodman， Ways of Worldmaking) (Indianapolis， 1978)一书第2章。(中译本:[美]纳尔逊·古德曼著，姬志闯译:《构造世界的多种方式》，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译者注)
[73] 1835年，伯驾在广州十三行内新荳栏街成立了广州眼科医局( Canton's Ophthalmic Hospital)，被称为“新荳栏医局”，免费为病人治病，开始主要收治眼科病人，它是著名教会医院——博济医院的前身。——译者注
[74] 《中国医学传道会年度会议备忘录;以及1848年与1849年广州眼科医局第十五份报告》(Minute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 And Fifteenth Report of its Oph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 for the years 1848 and 1849) (Canton， 1848)， 13。伯驾对查尔斯·杰克逊发明麻醉术所做的贡献颇具争议，尽管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到1849年，美国国会曾就谁发明了这一疗法(另一位主要竞争者是威廉·默顿(William Morton))进行听证会，但这并没有解决问题。杰克逊因精神病去世;默顿则在贫病交加中离开人世。
[75] 《第十五份报告》(Fifteenth Report)， 13-14.
[76] 《中国医学传道会年度会议备忘录;以及1848年与1849年广州眼科医局第十四份报告》(Minute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 And Fourteenth Report of its Oph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 for the years 1848 and 1849)， 12; 《中国医学传道会年度会议备忘录;以及1848年与1849年广州眼科医局第十五份报告》(Minute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 And Fifteenth Report of its Oph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 for the years 1848 and 1849)， 17; 以及《中国医学传道会两次年会备忘录;其中包括1850年及1851年广州眼科医局第十六份报告》( Minutes of Two Annual Meetings of the 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 ; Including the Sixteenth Report of its Ophthalmic Hospital at Canton for the years 1850 and 1851)， 21-22.
[77] 例如可参考朱莉·M·芬斯特:《乙醚节:美国最大医学发现的离奇故事以及制造这种现象的鬼魅之人》(Julie M. Fenster， Ether Day : The Strange Tale of America's Greatest Medical Discovery and the Haunted Men Who Made It) (New York， 2001)中的资料。
[78] “(与原物同形但材料不同的)仿制品”(skeuomorph)这个词是对文化原型的一种重要特征加以模拟的一种客体的一种命名，例如用在枝形吊灯上的形状像蜡烛火焰的灯泡，以及一个计算机操作系统中由“0”和“1”构成的“文件”和“文件夹”。如尼古拉斯·盖斯勒(Nicholas Gessler)所言，仿制品是一种深刻的隐喻，它们隐喻编码的目的是为了向使用者提供有助于它们适应新技术的相应信息。(《仿制品与文化算法》(“Skeuomorphs and Cultural Algorithms，”) http:/ / www. sscnet. ucla. edu/ geog/ gessler/ cv pubs/98skeuo. htm [2008年11月25日访问])。通过在一种新的客体自身表面制造这种信息，也就是说，这不是一本用户手册，仿制品在物质上标志着一种文化和技术上的血脉关系，在这中间，一种新的客体能够被体验和理解。如果伯驾在1848年之后对“坚韧”语言的使用是仿制品的话，那么，这是因为在保持他使用麻醉术之前所使用语言的描述性特征当中，它为那些事实上可能并不曾从属的疼痛的关系史中那些被麻醉病人非同寻常的经历作了编码。这就是说，就算是从我的角度来看，伯驾病人和他们的痛苦之间的关系也被看成是一个表现风格上的问题，但在麻醉术使用的前后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伯驾可能已经保留了他在运用麻醉术之前所使用的描述性语言，因为这种语言已经进一步建立起了一种表现框架，在这种框架中，伯驾能够理解麻醉究竟是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说，对伯驾而言，实际情况就是，中国病人在被麻醉之后成为生命的一种预期想象。但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并不是因为伯驾在观察他们对疼痛的反应时已经预计到了世界的发展，在这种发展过程当中，化学麻醉被广泛使用，而是因为在描述新世界及其对他手术台所施加影响的时候，他借用了一种他已经得心应手的描述性的语言。尽管伯驾从未在医案报告的任何地方标明这种事实，但在实际上，对他来说，这些在使用麻醉术之后的医案在某种观念层面上将他的中国病人跟疼痛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对那些表示坚韧的言语的完全保留所要表达的正是这个意思。但这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表现风格的、能够在1848年之前的医案研究中看到的任何东西;它告诉我们的只不过是，对于伯驾(以及多年以后看他的医案研究的读者)来说，他所保持的语言的仿制品式特征，使麻醉之下的病人的行为能够通过一种从病人那里借用而来的、他自己早已熟悉的知识和语言矩阵(matrix)而加以理解。
[79] 有一篇文章，将医案研究类型的发展跟由它“对作为真实标志的细节的依赖”所形成的一种更为一般化的“人道主义叙事”(humanitarian narrative)的发展联系了起来，参见托马斯·拉科尔:《身体、细节和人道主义叙事》(Thomas Laqueur， “Bodies， Details， and the Humanitarian Narrative，”) 载《新文化史》，林·亨特主编(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ed. Lynn Hunt) (Berkeley， 1989)， 177。(中译本:[美]林·亨特主编，姜进译:《新文化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其中第七章:“身体、细节和人道主义叙事”。——译者注)
[80] 正如他的传记作者吉利克所指出的:“伯驾的这一自我剖析并无微妙难解之处，但我们于其中的确可以感受到他充沛的责任感和巨大的动力”(12)。就算伯驾从广州写给他家人的信，也会用报告式的中立态度来掩盖他的情感内容;例如，在一封1867年4月2日写就的信件中，开头就用一整页的篇幅要求解释他写给家人的多少封信没有收到回复，紧接着就是这个句子:“我不会无端抱怨，只说事实”。
[81] 詹姆斯·特纳:《对野兽的清算:维多利亚时代观念中的动物、痛苦和人性》(James Turner， Reckoning with the Beast : Animals， Pain， and Humanity in the Victorian Mind)(Baltimore， 1980)， 80.
[82] 在医学传道会(MMS)的第十六份报告中，伯驾提到了一位死于结石并发症的病人，他“在艰难取得他的亲戚准许后取出了结石，而考虑到中国人反对任何尸检的偏见，这可以说是一大胜利”(11)。伯驾还讲述了另一个故事，在这个故事中，他想要向一个家庭买下他之前一位病人的尸体以供解剖，但却遭到拒绝(参见韩依薇， 265-66);林叶曾一度要求伯驾就手术权付给她钱，伯驾没有照办(参见拉赫曼， 150)。那些图画就是一种类似协商的结果:伯驾记得林呱曾声称“因为切除[外科手术]没有收费，因此图画不收费”，这也象征着那些具有最深刻的视觉模式的客体必须跟作为经济价值的交易者和承担者的主体的表现工作打交道。正如拉赫曼所指出的，这种声称必须放在伯驾已经在1851年意识到他必须付给林呱25美元作为“肿瘤图画”的报酬的这一语境中加以解读(143)。“免费”一词出现在约瑟夫所著一书的第1页，以及拉赫曼一书的第142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