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意识(Ⅱ)
其他的终结也是有可能的。跟汉德克恰恰相反，鲁迅这位中国现代主义者曾回顾自己的人生经历，尤其是他早年在日本学医时，看到了一幅处死中国间谍的图片时，毅然决定弃医从文，当一名作家。这个场景首次出现在《呐喊》(1922年)的自序当中:
我已不知道教授微生物学的方法，现在又有了怎样的进步了，总之那时是用了电影，来显示微生物的形状的，因此有时讲义的一段落已完，而时间还没有到，教师便映些风景或时事的画片给学生看，以用去这多余的光阴。其时正当日俄战争的时候，关于战事的画片自然也就比较的多了，我在这一个讲堂中，便须常常随喜我那同学们的拍手和喝彩。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
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因为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5]
这段文字在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被广为讨论。在其弃医从文、从旁观者转向写作、从被动转向主动、从外籍身份转向民族认同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20世纪早期转而将现代性作为一种通过文学而恢复民族精神的庞大计划中的社会—文化框架。而这种计划在鲁迅自传中的首次体现，则是一种并非明显直接指向他自身场景的被动旁观的结果，而正是他转变了这一场景，或者使之迂回宛转，将其错置到一个特殊而又特别具有创造性的地方——这就表明，在20世纪早期的中国，后殖民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如何在私底下被卷入一种与暴力及表现性相关的双重关系当中的。
鲁迅叙述当中的这种自我意识上的现代化主题——他对中国看客“狂欢上的神秘意识”失望透顶，进而他对同情所赋予的特权，他对以残忍行为为乐的厌恶，他对作为展现国家力量的公开行刑的抗拒——也被一种明显的现代形式伪装起来。[6]正像一些学者所观察到的，那段文字对于转变旁观者的位置安排，以及所表现出的所有那些与真实性的契合与分离，都塑造出了一种解释与介入的内在扭结，从而形成了“现代中国批判现实主义的主要问题之一”。[7]但是，鲁迅所塑造出的这种三角叙述结果——在这当中，他将自己与欢呼雀跃的日本学生作对比，同时也与那些对行刑场面看得津津有味的中国看客形成了鲜明对照——同样让人回想起对伯特兰·罗素所描绘的人们对一条过街小狗的仲裁式的叙述性凝视，以及巴塔耶所喜爱的图像的摄影者所塑造的民族志知识。我论述其中的一部分，是要说明对于受苦的这种旁观关系，其本身就是某种特定现代性的结构化形式，同时也是在任何这类场景中的报道者或观察者的内涵所在——对于他者实行残忍行为的任何未被证实的报道的可信度，取决于观察者对于暴力场景既加以否定，同时又参与其中的实际状况——这就揭示出这种现代叙述者的双重地位。鲁迅对于这样一种身份地位的塑造，部分就发生在他有生之年关于中国人国民性的西方文本的对话与转变当中，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就属于其中之一，鲁迅曾看过该书的日文译本，此外还有罗素的《中国问题》，其中关于中国人性格的章节曾于1922年年初刊印在《东方杂志》上，而在同一年，鲁迅撰写了《呐喊》自序。[8](https://www.daowen.com)
尽管这个例子并没有终结我讲述的关于中国人痛苦感知史的周期性故事，也没有明确声称，之所以具有那样的关系，是因为中国在某些方面是具有文化或种族上的特殊性的。这也标志着那种进入中国语境中的话语所出现的松动，这要部分地感谢鲁迅的影响力。正是凭借这种巨大的影响力，苦难成为中国现代性历史上的一种至关重要的意识形态特征。在这种杂乱无章的变动过程中，一位中国作家开始去思考中国人与同情的关系问题，进而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归结为一种更为一般化的西方帝国主义，并形成了一种诸如回归的东西:离散运动中的最后一步，就是凭什么到达家园的旅行问题，并进而拥抱那个“本真”的源头，哪怕是第一次。正是在这样的一种观念之下，鲁迅这一事例的力量才围拢成一个地理学上的圆圈，或多或少地，在梅森与马嘎尔尼使团之间的关系上展开了一种话语——而且确实是以一种中国人“未能实现”现代化的意识——将会发现一种几乎都以表面上达成一致而收尾的状态。而这，正是现代中国作家最为现代之举。
但是，要想表现出这种终结，并进而使鲁迅的这段轶事堪称是一种“回归”的话，就需要我们犯下两大错误:首先，要去想象在所设想的地点上的差异在一种文学文本的社会与哲学意义上却并没有什么不同。其次，要相信“中国”是我所表述的话语的真正来源。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正如刘禾所指出的，有必要考虑到暴力戏剧表现出的场景“同样在阅读的层次上展现出来，在这当中，读者惊诧地发现，他或她通过被引导着扮演相同荣耀场景的见证者的方式，被暗含在一种再现的暴力当中”[9]。鲁迅对这一场景的描述以及罗素的叙述之间的不同之处在于，前者直接指向的是一位中国看客，所指的对象既包括鲁迅本人，也包括“作为他们自身历史的主体与代言者的”读者，而且不仅仅是确认了一种西方读者所熟知的中国人的残忍行为。[10]
所犯的第二个错误，则是将“中国”看成是我曾叙述过的话语的源头。我的立场毋宁是说，围绕着中国人跟痛苦的关系问题而建立起来的散漫网络，不是在中国国内而是在黄道才最令人熟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事实上的地方形象叙述了那个网络貌似展现出的文化上的有限空间(而最终，其功能则成为一种表面现象)。这就是说，没有什么地方是熟悉的，或者说，只有在关系网络中，才变得熟悉起来。正如我所说的，自从黄道将全球性从地方视角中标示出来之后，对西方读者而言，家园在必要性上是具有决定性的——实际上，就像地球本身那样具有决定性——尽管从任何其他角度来看的话，是完全武断的。这种神秘家园的一般感觉所依赖的就是建立在那两种视角之上的关系，就像在处决中国人的故事当中展现出的中国人受苦的感知为鲁迅的职业生涯提供了一种可追溯的开始，这既未出现在中国，也没有出现在正处于进一步的再生产与循环的西方，而是出现在那两种认识论和社会类型之间的历史与叙述关系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