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特兰·罗素的中国之眼
让我们想象这样一部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小说创作时期，每个人都知道他;与爱因斯坦一样，他也许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知识分子。
小说始于1920年，当时罗素去俄国旅行。他希望可以通过此次旅行以便更多地了解工业资本主义的局限性。他感到，布尔什维克能够给西方经济、政治形式提供一种真正意义上的替代品。
然而，事实上，俄国却是一个“绵延不断的噩梦”[57]。除了意识到“普通劳动工人感到自己是政府的奴隶”外，罗素后来在同年出版的书中写道，此次旅行还被伏尔加河上一次不愉快的艰难航行毁了。在这次航行中，他的朋友克利福德·艾伦(Clifford Allen)病得很重。[58]罗素记录了这次经历:
我们中的一个人正奄奄待毙，在虚弱、恐怖和健康人的漠然不顾中拼命挣扎着，白天黑夜被人们大声的调情说笑困扰着，我们周围的一切陷入一种极度的沉寂中，如死一般凝重、如穹苍之深不可测的沉寂。似乎任何人都无暇谛听这沉寂，然而这沉寂如此持续不已地向我发出呼喊，以致于对宣传鼓动者们的高谈阔论和消息灵通人士的报导我已渐渐地充耳不闻了。[59]
罗素听到的“死一般的寂静”把他与政治以外的世界联系起来。当他在朋友的疾病与周围吵闹着的冷漠氛围中开始聆听寂静时，他变得对布尔什维克宣传“置若罔闻”，而这正是他来俄国想要听的。[60]一年后，罗素写道，“1920年夏天在伏尔加河畔，我开始意识到我们西方思想中的弊病是多么的严重，而布尔什维克正处心积虑地把这一切强加给亚洲人民，他们的做法与日本和西方正在中国着手进行的做法别无二致。”[61](PC，12)。
阅读该意象派小说的读者会开始意识到，最后一句中的“弊病”这一比喻，在罗素的语言当中，在伏尔加河的相关叙述中一直被沿用，艾伦实际上的病患及其带来的对死亡的巨大借喻式沉默，一种在身体与身体政治之间的表白，是对一种病痛与健康的隐喻的持久之旅。若干年后，他的传记作者瑞·蒙克(Ray Monk)[62]写道:“在伏尔加河上坐着轮船穿越广阔的俄国乡村时，他仿佛经历了另一种转换，另一种出乎意料的认识。这次是对西方文明疾病的认识”(BR，581)。
关于病痛和弊病的比喻贯穿在罗素对中国的描写当中。1920年末，为了中国人的利益，他似乎决定抵抗这种暴力和弊病。在他的早期家书中，他把所见的欧洲人描述为“一些致命疼痛的携带者”(BR，593)。他在上海见到的人看上去“几乎都是凶神恶煞，令人讨厌”;在长沙，他说“欧洲人在这里开设了几座工厂，几家银行，几处传道会和一所医院——这是用西方的方法伤害而又修复人的灵与肉的全套装备”[63]。后来，他写信给一位美国商人，罗素把西方资本主义与唯利是图及对他人疼痛的冷漠联系在一起:“其他国家过着舒适生活的富豪们觉得一个共产主义国家的每个居民都应通过慢慢拷问而折磨到死。如果要动手术，那么就不能用麻醉。因为资本家认为，对他们的财富造成威胁的人都应忍受疼痛。”[64]因此，中国之旅就在这种弊病与病痛(比喻与现实)的阴影下进行着。
但是，罗素可能在中国找到了一种针对这些致命疼痛的疗法，他写道:“中国给人一种印象，如果没有欧洲人的影响，它会达到欧洲未经工业革命或法国革命而从18世纪发展至今的地步。”[65]没有工业革命，没有法国革命:此处另一段历史事实提供了——当然，所根据的是中国历史停滞的故事——一个可代替“西方思维形式”的“亚洲”方式，而这，正被欧洲、日本和布尔什维克强加到全世界的头上。
在这一发现的剧痛挣扎中，许多中国暴力可以被忘却。我们的主人公在1921年2月给朋友的信中写道:
在这个星球上，我没有家园——中国比其他任何一个我所知道的国家更加亲切，因为那里的人不残忍。确实，士兵们有时会狂乱(amok)，[66]会洗劫城镇，常常用刺刀伤害不愿上交全部财产的人。但是，同“文明”国家相比，这算不了什么，这是无关紧要的琐事。这附近省市的两千万人民在挨饿，但中国人并未采取任何措施来减轻他们的疼痛。但他们比我们好，因为，他们的饥荒并非他们人为造成的，而我们是故意制造饥荒，以看到小孩奄奄一息来取乐。[67]
熟悉西方那些中国梦想追寻者历史的读者会在这一辩解中听到利玛窦(Matteo Ricci)[68]，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69]或菲利普·所来尔思(Philippe Sollers)[70]的回声。他们会说，这位小说家还真是做了一些功课。
但是，故事不能像这样一直持续下去。在写完这封信的几周后，我们的主人公生病了，高烧不止，精神错乱，奄奄一息。因此，罗素来华之旅中关于疾病与病痛的比喻在他自己的身体中成为了现实。在费了很大劲恢复健康之后，他并未意识到这一讽喻。尽管如此，他对中国的看法有了暂时的转变。在6月写给朋友的信中，他说:“对欧洲人来说，这个地方看上去很残酷。如果身体强壮，那么，这里充满魅力，但如果身体欠佳，则很恐怖。”他的伴侣多拉·布莱克(Dora Black)[71]在后来写给她母亲的信中说“这里的人毫无减轻疼痛的意识。邻居奄奄一息时他们都可以置之不理……(他们)总是这么冷漠”(BR，602)。(https://www.daowen.com)
然而，在他们如此这般感慨之际，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我们主人公康复期的最后一段日子里，自始至终照料他的多拉去医生处咨询为何没来例假，原来是怀孕了。罗素盼望已久的孩子终于有了。两人收拾行李返回英国。生代替了死，西方取代了中国，梦想结束。
但是，故事还没有完全结束;或者说，还有个编后记。[72]在家里，罗素写了本书，名为《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73]。书中满是对中国历史、文化和知识完备性的赞扬。“只是我希望读者记住，中国是我所接触的国家中最好的之一，然而却遭到如此的虐待，我要对世界上每一个强国发出更严重的声讨。”(220)。尽管如此，作者还是勉强列出了中国人的三个“弱点”:贪婪、怯懦和冷漠。[74]
关于冷漠，罗素说了如下一段话:“要永久地解决饥荒问题，必须改良农业，迁移人口，节制生育。受过教育的中国人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他们不关心救助当下的受害者。中国人的冷漠或许就是出于问题太大，无从着手这个原因”(221—22)。到目前为止还好;在1921年2月的回信中，他继续写道:
但有一件事却不能作这种解释:如果有一条狗被汽车撞成重伤，过路人十有八九对狗的哀号会觉得可笑。可怜的情形不仅不能激发一般中国人的慈悲，相反却让他们感到快感。[75]从事实的角度来看，从他们的历史，从1911年革命前的刑罚来看，中国人并不缺乏残忍的成分，只是我没有亲眼看到罢了。不能不提的是，所有列强都实行残酷的刑罚，只是用虚伪进行了掩盖。(221—22)
罗素把关于中国人冷漠的“这件事”置于怎样的情景之中？理解这一情景很重要。一方面，尽可能多地把对西方人来说可能麻木不仁的行为归于可耕地与人口的分布;中国知识分子对结构性饥荒的冷漠，他认为，可以理解为对无法解决其中深层问题的无奈。另一方面，罗素把这“一件事”与“残忍”区分开来。他把“残忍”泛泛地置于中国“历史”中，把范围再缩小一点的话，置于中国1911年革命前的刑罚当中来看待。这两种形式的残忍，罗素都承认是所有国家在任何情况下都有的。对中国与疼痛这两者之间关系的特殊经历并非来自对拷问、暴力或结构性冷漠的描绘。这些罗素都排除在外了。他写道，这件事“不能作……解释”:普通中国人觉得疼痛场景让他们感到快感。
面对一系列的文化差异——对饥荒的明显冷漠，寄希望于司法酷刑的刑法——罗素把它们置于同一框架内，让它们被理解成是偶然事件而非遗传下来的，是特殊环境下的表现而非一些深层次的中国国民性的体现(第一种情况是地理因素，第二种情况则是国家在“主动残忍”上的普遍趋势)。虽然中国人以这种方式对待饥荒，虽然他们行为残酷，但这些事实本身并不能成为关于中国人麻木的论据。英国读者应该理解这些，而非对一系列历史事实做出期望中的反应。其他人类和其他大国在同样的情景中，会做出跟中国人相似的行为。但是一件事“不能作这种解释”依旧存在于历史缘由的经济之外。
在意象派小说中，罗素认为，“可怜的情形”并没有唤起中国人的任何“慈悲”，而多拉抱怨人们“对待邻居的疼痛总是很冷漠”，这两种看法交织在一种彼此协作的网络当中，这种网络随着疾病、病痛以及对痛苦的无动于衷而循环出现(而我们是故意制造饥荒，以看到小孩奄奄一息来取乐)。把这种叙述当作叙述本身而非历史前景来加以解读，把疾病和疼痛视为象征，这就让我们能够领会到文本的高度结构化，凭借这一形式，文本得以组织起它的类别，改变它们，并把它们从民族移动至身体，从身体移动到国家，从东方移动到西方，然后再返回来。人们可能会说，小说不仅描述了西方人的中国经历，在此，中国既是抗拒现代性的地方，同时也展现了中国人的美梦将是任何个人经验所必然能达到的程度，而这也许经常是在自己最“公平”及最为中国“一边”的时候。而且，这是通过对西方想象中的“中国”以及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其轮廓变得清晰可见的一种东方主义的传统主题而展现出来的。
罗素对中国的苦难和冷漠进行了这么多充满理性的解读，这表明，在解读中国上，他是一个很具文化敏感度的人，比他的先人敏感，尽管他对轻度虐待狂成因的解释局限性方面的认识也重复了一种再熟悉不过的老生常谈。但是，在一部意象派小说中，这种老生常谈自己却体现为既是个体的发现，同时在故事性上又是可预测的，故而，罗素讲述了街头小狗的故事。他之所以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他是最新一位记录中国人对他人疼痛的冷漠态度的西方人，同时作为一个个体，这个个体的朋友在伏尔加河上病倒了，他自己差点在北京死去，他的伴侣在黎明破晓后，惊喜地发现自己怀孕了。尽管他和中国的关系再次体现了超越罗素的东方主义结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对他熟视无睹，但是，这种关系也很奇特地属于罗素，属于他书信的变幻莫测、他的体魄、他的政论文;简而言之，属于他个人。
与中国的历史关系和个人关系的联接出现在关于罗素与中国的意象派小说中，进而取代了传记性结论。在传记性结论中，可能会在几种结果中选择:与其迫使得出结论，不如说罗素只是另一位东方学者，或者不是，小说创造了一种感知，这种对罗素地位的必然性的感知以及创造这种感知所必需的惊人的一致性。
如果我像读小说一样来解读罗素的人生的话，那么，这是因为“小说”这个词可以对巧合与象征加以解读。也就是说，在“真实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看到异国风情、奢侈放纵，这恰恰是因为它在真实生活中以另一种方式发生着，或者就是由于所选取的细节使得故事必须通过将不相契合的一些其他细节排除出去的方式来展开。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人可以有很多不同传记，而反之，一种性格被故事所塑造出来甚至是表现得是有意形成的:佛朗斯基(Vronsky)的战马背部受伤，这并不是因为它的脊背柔弱，而是因为故事发展需要马背受伤。[76]然而，罗素在北京生病，但是我们会想，他在那里很快就恢复好了。将人生经历加以小说化解读的好处在于，跟所需要的所有细微之处扭曲一起，将一致性转变为不可避免性，并进而允许将经验性时刻中的一系列不相关联且混乱不堪的事实解读为是一种更类似于故事的东西。而反过来说，这样的好处在于它允许人们围绕罗素的身体所塑造出来的不仅仅是对中国人冷漠无情的一种特别再现，在这种时刻，罗素决定将其他人的麻木不仁看成是中国人的缺点之一，而且还是一种叙述。在这种叙述中，名为“罗素”的那种特征发现自身所隐含的不仅仅是一个不偏不倚的观察者(这就是说，作为一位公共知识分子对中国的地缘政治所作的一系列政治声明)，而且还是一种身体、一种轨迹、一种叙事对象:我要探问的是，如果罗素的生活本身恰恰就是在诉说一个故事的话，这个故事不会被任何人看到。那么，这种象征就不仅仅是西方人对待中国人冷漠无情的看法的漫长历史中的一瞬而已，而是，用哲学术语来说，毋宁是对特定的英国现代主义历史的某种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