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结意识(Ⅰ)

1983年，奥地利作家彼得·汉德克(Peter Handke)为他新出版的小说加了这样一个名字:《痛苦的中国人》( Der Chinese des Schmerzes)，其中的一部分被译为英文，名为The Chinaman of Pain。这一名称在主客观上的某种令人困惑的反转使《假想的“满大人”》的主题有了比喻上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于，西方关于中国人痛苦的历史观念突然出现在人格之镜的另一面，使读者对所属的完全不同的模式有所预期。

尽管这一召唤式的名字当中明确体现出好奇之心，但《痛苦的中国人》却几乎与中国毫不相干。在这部小说中，以一位去萨尔斯堡的中年人的第一人称口吻叙述。这个人沉默少言，在公交车上一会儿上去，一会儿又下来，参加一个纸牌游戏，并穿行于郊外群山中的蜿蜒小道，他在此用石头砸死了一个人。他最后回到了家里，并给他儿子讲了一个故事，而这个故事看起来就像是小说中的情节。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位叙述者跟他认识或者貌似认识的一个女人在机场酒店的房间中有了性接触。当这个女人离开时，他不无绝望地问道，“我确实需要被小瞧一下”，从而露出了他的真容。

随后他回答道:“你似乎并没有全部展示出来;你流露出了不满之情。你是个委顿不堪的货色。我尊敬你但却不相信你。你的良心有些问题;别再偷窃了，不然你会一直亡命天涯。当然，你一直逍遥法外，但这却使你深受痛苦。我不会相信你，我会说到做到。你就像门口的那个人。尽管身患重病，但却是一个好朋友。要走的时候，他远远地站在门口，并努力让脸上露出笑容;他紧绷着的双眼眯成了一条缝，就像削平的透镜那样局限在眼眶当中。‘回头见，我那痛苦的中国人’，他的朋友说道。”(德文为:‘Auf Widersehen， mein Chinese des Schmerzes!'sagte der Freund. )^[2]

在其他人的小说中，也能够从这一故事中重构出一种前后连贯的基本原理，而这种基本原理断言，在中国性与受苦之间存在着联系。在这种情况下，只有通过对事实的说明，即，朋友试图用微笑重塑出一种中国人的关键外貌特征。^[3]但是，即便汉德克通过《痛苦的中国人》(绝大多数也确实是他的虚构)这一策略提供了深入解释的能指，却未曾将之联系起来加以适当的所指，我转而认为，场景使得解释上的愿望(“为何朋友会称他为中国人？为何这会成为小说的名字？”)明显无法令人满意。意味深长但却空洞无物的意识在阅读此段时如影随形，而这也是汉德克作品的典型风格，他对中国的参照无法用一种显著的方式将对社会现实的诗化或分析化的一致性联系起来。(https://www.daowen.com)

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在于，在拉尔夫·曼海姆( Ralph Manheim)于1986年将《痛苦的中国人》译为英文的时候，他将名字改成了《穿越》(Across)。^[4]英文版中的这一变化抹去了“我痛苦的中国人”一章中故事外叙述的特质，而英文版的读者将会转而将时间用来关注小说中众多的穿越场面(文学和隐喻性的:桥、翻译等等)。我将曼海姆认为名称没有意义(这种名称的无意义仰赖于对跟痛苦的中国人毫无关联的小说进行真正意义上的阅读)的看法视作是一种对其至关重要性的确认或者重新确认:事实上，名称中所表现出来的内涵可以因内容毫不相关而消弭殆尽，而与本书的所有其他特征相比，这是一种不同寻常的声望。通过翻译、图书销售以及报章的书评抹除了中国人这种指称，从而在物质层面重塑了小说自身已经具有的象征性作用，它将该书跨国出版史当中的重要性与不重要性(以及不重要的重要性)结合起来，从而将作品中的模仿性角色潜在地映照到其(有时候)所给出的名称之上。

在这部书的最后，汉德克指出，在奥地利，论及中国、同情以及痛苦的历史趋势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成为一种启示性的终结，成为一种向纯粹观念领域的转变。尽管这种看法并不一定意味着汉德克小说中“受苦的中国人”终结了一种历史性的轨迹，但这必然会使高度经济化的媒介(乔治·亨利·梅森，伯驾)转变为更为自信的形象(乔治·巴塔耶，汉德克)，汉德克的选择将会确立起一种使物质转向精神的逻辑连续体的终点。16世纪后期，司各特在爪哇岛上对一位中国金匠的酷刑折磨所展现的经济与帝国主义者的强悍霸气，与汉德克作品中的中国性及受苦之间关联性的实际缺失的情况两相比较，人们就可以描绘出这本书中所有其他事例所处的状态。正是从这种角度来看，《痛苦的中国人》就成为中国人“例证—效果”的制高点，它所指代的是中国在总体上不重要或者可有可无模式中的显现(“当然，汉德克并没有为‘Chinese’这个词赋予任何意义!这就是我们为何会改变小说题目的原因……”)，这就确证了其他人中国人事例方面几乎全都是无知的，哪怕所确认的是其至关重要的、未曾缓和的大量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