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轶事理论

埃德蒙德·司各特:《确切话语》(1966);斯蒂芬·格林布莱特:《学习诅咒》(1990)

形式，以其有机体式的形状，既不在外表上与内容融为一体，也不是文本的内在真实。它既非偶像，也非确定的或永恒不变的结构;从最基本的观念来看，它并不是“既定的”。

——艾伦·鲁尼(Ellen Rooney)，《形式与满足》“Form and Contentment，”《现代语言季刊》(MLQ)61. 1(March 2000)， 37

不知怎地，为何没有一种可以解释万物的新科学呢？

——罗兰·巴特( Roland Barthes)，《明室:摄影纵横谈》(Camera Lucida : Reflections on Photography)

在《学习诅咒》(Learning to Curse)一书导言的最后，斯蒂芬·格林布莱特引用了埃德蒙德·司各特(Edmund Scott)1606年所写的《东印度人狡诈、时尚、策略、宗教及仪式的确切话语》(Exact Discourse of the Subtilties， Fashions， Policies， Religions， and Ceremonies of the East Indians)中的一长段句子。这一段所讲述的是司各特在爪哇岛对一名华人金匠所施的酷刑，司各特认定他参与了对英国库房的偷盗和纵火活动。但是，面对这样的质疑，这位金匠却“死不开口”:(https://www.daowen.com)

由于他沉默不语，因此，我就准备让他吃点苦头，我们现在实在是气极了。刚开始，我用锋利而滚烫的烙铁炙烤他的手指和脚趾，指甲被撕脱开来。但他依然神情自若，我们就打算让他的腿脚尝尝厉害;我们随后烫他的胳膊、肩膀和脖子，但同样徒劳无功。我们于是就用火去炙烤他，烙去他的血肉。之后，我用滚烫的烙铁敲打他的骨节，随后又用冰冷的铁钉扎进他胳膊的骨头当中，并突然拔出来。这番过后，他手指和脚趾的所有骨头都被用钳子夹碎。但他还不畏惧，既没有侧过头去，也没有移动过手脚，但当我们问问题的时候，他就紧咬舌头，并用下巴撞击膝盖，试图挣脱。我们用尽一切办法，仍然徒劳无功，我马上又用上了烙铁，嗜血的食人蚁涌向他的伤口，而这比我们的拷打更令人毛骨悚然，这从他的神情当中可以看出来。爪哇国王的官员们希望我把他拉出去毙了，我告诉他们，对于这个恶棍来说，这种死法太便宜他了……而他们也确实将这种做法当做是最残忍、最卑鄙的死法。于是，这些人就一直纠缠着我，晚上，我把这个人带到野地里，让他痛快上路。第一枪打碎了他的臂骨，接下来的几枪都在靠近肩膀的地方穿胸而过，他的头颅随后就垂下去了。第三次射击是我们的人从三个不同地点击发的，从三个角度击中了他的胸膛，他瞬间就毙命了。而那帮荷兰人在离去之前，将这个人打成了碎片。^[1]

这些记述给格林布莱特造成了解释上的困境。“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段文章？”他问道。“历史是怎样造成这种局面的？对于司各特和他的牺牲品，我们想要谈论怎样的历史，或者索性就不去谈论这些？”(LC， 12)。我们可能会像其他人所做的那样，将这样的一个故事放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或者酷刑的更宏大的历史当中，从这种特殊性当中使我们接受一种可以将之纳入其中的理论。但是，格林布莱特认为，从具体的事例到抽象，这种阅读的节奏过快。而且，他还写道，在这种匆忙过程当中，我们错失了这一故事的真正内涵。尽管“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之间的关联确实在司各特的描写与行为当中表现了出来……我们应该质疑的是，这种关联是否能够有效地解释这些描述或行为，同样可以质疑的是，这种历史是否就是当我们看过这些令人恐惧不已的字句后，最适合让我们来讲述的历史呢？”(LC， 13)尽管格林布莱特在几页之后就用一种面对解释性挑战时充满自信而言之凿凿的意识观念为导言划上了句号，在这一结束语当中，“质疑”(doubt)这一词语清晰地表达出了他看待历史路径的有限性的观念:从司各特叙述的字里行间，似乎有一些东西打破了总体性历史的脆弱平衡。在历史之眼明察秋毫的这种质疑当中，那些句子所体现的恐怖景象形成了讲述另一版本的故事的需要:这个故事“最值得对我们”讲述。

那个故事依赖的是与司各特散文文学地位的一种特殊联系，并伴随着阅读“在传统上只重视跟文学文本有关的诉说过去的所有文本痕迹”(LC，12)的意愿。不管我们所讲的是怎样的故事，都不能简单地看成是一种惯常的学科化的“历史”(histoire)，这是因为，正如格林布莱特所指出的，“在司各特存世文章的文本中什么才是无法忍受的，而不仅仅是在他自己所作所为的志得意满的接受当中。关于他们自己的一些句子才是令人惊骇的”(LC，14;黑体为笔者所加)。“文本中”的一些东西可以被从司各特的行为及其对这些行为的接受的历史性(historicity)中移开;文本中的一些东西则脱离了历史解释的惯常模式。要将关注点集中到令他们到来的媒介的相应事实当中，在文本或者说文本的文本性(textuality)中的一些东西仍然是使之变成无法忍受的事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格林布莱特那句“在司各特存世文章的文本中什么才是无法忍受的”中，人们发现，在这一行动当中，这种一直坚持不懈的文本性的重要性从“文章”(passage)转到了“文本”(text)，而这里的区别，尽管微小，却表明了在介入到历史或意义中的某些东西与文字自身的触觉物质之间的不同，而这种不同又将我们阻止并截留到最终会开启历史之光的文章当中。正是在司各特特殊语言的“恐怖性”(horribleness)背景之下，“受害者的沉默——施虐者无法将痛苦转变成一种他自己权力的宣示，因此就转而用他能加以记录的尖叫声，进行逼供——这取决于它所包含的意义”(LC，14)。酷刑的竞争将司各特和金匠捆绑在了一起，同时意识到并将一场对意义与缺失、语言与沉默的战斗寓言化了。只有在文章自身语言的文本当中，在总体语言的文本当中，批评才能估量这种意义。忽视故事叙述所用的语言，从事件转到历史，排除了故事所涉及的那件事情。

格林布莱特选用了司各特的文章作为标题:“虚构与现实”。其主要观点认为，后结构主义者对虚构与非虚构作品之间边界的消解证明了对解释诸如司各特作品使命的“不足”(inadequate)(LC，15)。记住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不同之处“转变了我们阅读……文本的模式并改变了我们对其抱有的伦理态度”，格林布莱特写到。“我们语言引用能力的观念是我们跟这个世界交流的一部分;这种交流可能会因故推迟或者破灭，但是不存在没有结果的废止(abrogation)，在有的情况下，废止是不可接受的。一个真实世界、真实身体、真实痛苦的存在或消失，就造成了差别”(LC，15)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不同之处，而这是“任何历史和任何值得进行的文本阐释”所依赖的东西，进而紧紧抓住真实身体与真实疼痛的事实，并坚持那种无法被简单归纳为语言的身体与疼痛的真实性。在疼痛中的身体状态中，格林布莱特发现了在对“运用历史和文本阐释的传统范式”加以破解时的理论局限性(15)。对这种局限性的接合——对后现代主义语言理论的构思引用——正是格林布莱特导言的主要目标所在。

我在这章中的目的是要反对格林布莱特的断言，而仍然密切关注导致这一问题所进行的争论。与其去实践并捍卫他所暗指的后结构主义的淳朴一面，或者在另一个时段对格林布莱特借此出名的新历史主义方法和像J·希尔斯·米勒(J. Hillis Miller)这类人所进行的解构式批评之间“争论”的一种预演，我在这里更想做的是，紧紧把握住格林布莱特所思所想的范围，并试图开辟一种比格林布莱特所允许预演的更为一般化理论的空间，而不去声称我已经证明了语言较之真实的参照或最终的文化适应所具有的优越性。通过对司各特的一段文字以及格林布莱特对这段文字的引用的解读，以此来稍微进一步地超越这种理论结构，而《学习诅咒》中最先出现的导言就在这一理论结构当中。那种进展的有限性将会建立起后续章节的一种方法论框架，就像这章之前的导言部分为全书确定了主题和历史性的假定和成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