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机器身体
一本1902年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13]的小册子想要鼓动永久延长《排华法案》(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14]——1882年通过的这一法案对来自中国的移民严加限制，并开启了一个基于种族主义的移民政策时代，这项法案一直持续20世纪60年代中期才告失效——开篇就是对加利福尼亚历史上中国劳工状况的回顾。除了指出中国劳工在该州“已然成为一块淘金热土”的时候出现，而且他们使美国白人“感到危机重重或者不适”之外，这本小册子还认为，那些声称“离开了中国劳工，太平洋沿岸各州就无法像现在这样得到快速发展”的“亲华的感情用事者”需要按照一位“著名的加利福尼亚医生”的回复进行反思:“对用像中国人这样的梦魇所实现的进步，就像是一个成长中的孩子背上长着恶性肿瘤一样。男性气概死亡之时，也是邪恶来临之日。”[15]将中国人比作一种梦魇的怨气就抓住了在1902年表现出的亚洲类型中那些没有繁殖力的性别和没有进步的发展之间的结合体来发难。关于中国人是国家社会肌体的寄生虫、对国家自身发展的阻碍、对国家发展养分的贪婪汲取以及只求索取没有回报的白眼狼心理，成为那些没完没了的抱怨之声的主题。早在20年前，詹姆斯·惠特尼(James Whitney)在字里行间就已经指出，中国劳工的出现切断了加利福尼亚“在所有潜在的物质和道德繁荣方面本该具有的发展的合法因素，她的发展水平本应比她今天的状况要强上十倍。中国劳工不仅阻碍了，而且还摧毁了这个州的正常发展，并给当地民众带来了罕见的负担”[16]。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这位匿名医生声称中国人对增长、寄生状态以及发展而言，就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癌症。
美国劳工联合会这本小册子几乎完美地将一种更长的表现史连结了起来，在这当中，工业景观和阶级关系之间的主要变动被取代了，通过转喻，对中国移民的总体看法在转变当中被描绘成是完全适应新的、奴隶般劳作的一系列无名的中国人身体所表现出来。这种情况部分受到了白人劳工和中国劳工所做的不同工种的影响，而这部分白人劳工被力图确保他们经济地位的工会组织中的熟练劳工所排斥在外。[17]但是，那种不同之处的功用在于，它将中国劳工跟一种无产阶级化的未来观念更加紧密地维系到了一起，因此，资本主义发展的更为庞大而不可理解的过程，在“中国苦力”的提喻中被赋予了一种连贯而又易于理解的方式，而“中国苦力”这一形象转过来变成了所有中国人的隐喻，更成为一般意义上的亚洲史的隐喻。[18]确实，像一种梦魇或者一个肿瘤一样，“苦力”被看成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的寄生性生存依靠的是将寄主逐渐侵蚀掏空。[19]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中国人不会“繁殖”，而在于这些中国劳工日益威胁着整个国家的安宁，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改变了欧洲劳工周围的资本流向。
由于比白人将会(或者将能够，正如我们所见的)开的价更低，“苦力”也开始表明“劳动力市场日渐发展的国际化”。凌津奇(Colleen Lye)[20]写道，“生物学上的不可思议”以及“数字上的抽象”两者都在产业工人的心中表现了出来:中国“苦力”是一个人，但也是一部机器。[21]正是后面的这一特质，使得“苦力”不仅成为工业生产过程的隐喻，也成为所生产的产品的隐喻，而跟那数以百万计的大头钉一样，那些难以计数的不知名的、完全相同的中国劳工也不过是从生产线上冲压出来的。
如果苦力的身体似乎天然适应严酷的工业化的话，那么，这是因为它自己就是一种工业过程的想象产物，同样也是因为它是在一种生产它的工厂中被制造出来(或者看似)发挥作用的产品。很难低估这种强加的事实，它被理解并叙述为中国劳工的一种生物学特征，并被最简洁地概括为长期忍受低度疼痛的能力。苦力的“忍耐力”早已在19世纪的文学作品中被一次次地复述、解释和大加鞭挞，在那里，它一直被当成是一种使中国劳工能够接受比爱尔兰或德国同行低得多的工资的民族结构。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James G. Blaine)[22]在1879年对美国参议院说:“这对那些没了牛肉和面包就活不了甚至更爱吃牛肉的家伙没用，对那些靠米饭维生的人也同样束手无策”。“在所有这些冲突和争斗当中，最终结果并不是使那些吃米饭为生的人转而吃面包和牛肉，而是使那些吃面包和牛肉的人屈尊转吃米饭”。这段话摘自开头就将中国人比作毒瘤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同一本宣传册的最后一页，这个句子成为文件一语双关的标题:《关于排华的某些理由。肉vs米:美国人与亚洲苦力的对决。谁将胜出？》(“Some Reasons for Chinese Exclusion. Meat versus Rice : American Manhood against Asiatic Coolieism. Which Shall Survive？”)这甚至还以一种不可思议的激进方式在费尔巴哈(Feuerbach) 1850年首次出版的著作中关于美食的论述中体现了出来:“人如其食”(德文名“Der Mensch ist， was er iβt”，英文名“Man is what he eats”)。[23]
从更广义上来说，苦力能够忍受各种轻微的痛苦，或者消化那些最糟糕的食物，并适应近代工厂当时的那些非人工作条件。“就像对劳工才能的关注一样”，詹姆斯·惠特尼写道，“较之体魄，他们通常被认为具有一种更强的忍耐力。据我估算，在太平洋铁路建设过程中雇用的劳工当中，五个中国劳工才能干我们自己国家工人四个人干的活儿”。[24]亨利·乔治(Henry George)在1869年的《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中也写道:“跟爱尔兰人相比，他们每一铲铲起的土方要少，当时一天之内却能铲起更多土方。”[25]正是乔治的第二段话揭示了对欧洲劳工造成的持久威胁。在由大规模生产所定义的新经济形态当中，个人体魄已经让位给忍受重复的轻度压力的能力。“应该记住的是……体力的价值在两百多年来已经完全消失了”，惠特尼写道。“就像精确火药武器使战争中个人英勇的价值大打折扣一样，工具和机器的改进也弱化了艺术和工业生产中体力的价值，而中国人满足了所有的需要，不管是在战争与和平局面中，还是在文明或野蛮的状态当中”(64)。[26]因此，1902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小册子扉页上的图画“美国格列佛和中华小人国”(下文图4. 1)，该图表现了一位白人劳工被上面标有“廉价劳工”(cheap labor)、“野蛮竞争”(heathen competition)和“不能维持基本生活的工资”(starvation wages)字样的标语牌钉在地上，旁边则是爬满他全身的微小中国劳工的滚滚洪流。苦力的这种威胁性胜利预示着一种数量对质量的胜利，一贯坚持的微小努力对英勇的巨大成就的胜利，无名的人群对个体的胜利，同时也是大规模生产对不可让渡的、有机的劳工生命的胜利。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会被这么频繁地被当成昆虫来看待的原因，也是为什么“那些跟他们竞争的白人劳工……不得不像他们一样放弃他自己的个性”[27]的关键所在。
图4. 1 “美国格列佛和中华小人国”，《关于排华的某些理由。肉vs米:美国人与亚洲苦力的对决。谁将胜出？》(“Some Reasons for Chinese Exclusion. Meat versus Rice : American Manhood against Asiatic Coolieism. Which Shall Survive？”)(1901年)扉页。亨廷顿图书馆馆藏。
在美国国内，中国人也被拒绝像美国人那样消费，认为这会破坏美国的未来。他们不仅能适应白人工人不可能忍受的生活条件，而且中国人的省吃俭用也被认为是主动拒绝将工资回馈美国经济，而这原本是可能的。美国劳工联合会的报告再次指出:“国内市场本应随着人口的增长而扩大。但是，那些中国人，吃着最差的东西，孤身一人，一贫如洗，却把他们的工资留到祖国使用，即使他们经常会回来，也没法被看成是消费者。他们的收入不进行循环[另一种血管的隐喻]，他们也不会进行再投资——这跟令国家繁荣的经济法则截然相反。”[28]中国人“不会，也将不会，而且无法为美国公民分担债务”(AFL，35)。(https://www.daowen.com)
在最后一句话当中“将不会”与“无法”之间的运动表明了中国移民那些所作所为所达到的程度，这可能是从自由主义者的议论开始的，并也会以生物学上的议论作为结束。“胆小怕事”，突出的“得过且过特征”以及“毫无怨言一直等待下去并忍受煎熬的能力”，是美国传教士明恩溥( Arthur Smith)[29]在1894年的《中国人的气质》( Chinese Characteristics)[30]所概括的中国人都具备的特性，这本书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美国人所写的关于中国的最畅销书籍。[31]“要是他是匠人的话，就会在一个地方从清晨一直站到深夜”，明恩溥写到，“并且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干着同样的活儿，丝毫不想着要做些改变”(CC，92)。“缺乏独特的观念”这一术语，以一种对这一时期新社会思考的习俗典型，将自由主义者与社会生活的生物学方面结合到了一起。这里并不是认为中国工人像美国人那样感到单调乏味，而只不过是为了更好地加以论述，明恩溥将中国工人想象成从一开始就没有体验过单调乏味或重复感觉的人。要是将之归纳为缺乏观念的话，明恩溥一定已经对事情来龙去脉有着非常客观的认识，中国人的不同之处(当然，如果这种不同之处存在的话)依赖于一种文化理论，这种理论将身体想象成是形塑了意识、苦难甚至感官各项指标的一系列环境的自然产物。
在人类表面上客观的习语中，其自身所表现出来的这种不同之处，使我们意识到，身体通常也是一种现象学上的规划。我们经验的范围在客观上和主观上是拟人化的，在客观方面，我们无法在超越身体的其他方面获得意义，而在主观方面，由于每一身体获取或塑造意义的方式是非常特殊的:我们全都因某一身体而说话，但也出自于我们身体的特殊机体当中(不同的，我们的感觉，其他人的感觉)。明恩溥这种种族主义所需求的，而且也确实在实际的新社会学和人类学中被认识到的，就是这样的一种理论，在这种理论下，任何给定身体的现象学器官，既不是总体的(各个人都相同)，也不是个体的(而且是完全相对的)，而是一种优于身体的文化或种族体系的标志。[32]正如明恩溥所指出的，身体的这种本体论表明了日常经验的真实性在事实上是要次于其他的一些既存(种族、文化)特征的，而并没有什么区别的人类身体也被分为中国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意大利人或者非洲人，而且只有很少的一些人例外，他们都过着那样的生活。
对明恩溥来说(就像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小册子一样)，身体就成了一个场地。在这个场地上，文化上的差异正展现着权力，而未被加工过的材料所表现出的则是最赤裸裸的种族逻辑或文化认同，这些都决定了它跟痛苦、单调、劳工、营养、消费、娱乐以及道德性的关系。假如像明恩溥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正视这一事实，即，在中国，呼吸看似是随意的”，那么，这不仅是因为这样做能够使我们决定我们与中国人的适当关系，而且还在于中国人的随意呼吸也是中国人身体本性的表现，这就转而告诉我们关于中国人种与中国文化的某些本质性东西。(94页)当然，一旦确立起来的话，这种关于中国人本质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就维系着了无止境的一连串总结，这种总结强化了分类，这也就是为什么在所有反对中国人的论述当中，对中国人身体的论述会显得如此重复(并不是全都变得太“单调”)。例如，在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小册子中就有一张数据表，表明中国人毫不在意旧金山的“立方空气法令”( Cubic Air Ordinance)。进入唐人街的住所的话，相关的文章会指出，你将会发现那些本应会被打扰的人并没有被搅醒，“在浑浊而又像监狱般的空气当中安睡到天明，证实可以违反那些排出的废气对人体有毒的化学法则，并证明了就算让任何其他种族的人在其中待上一小时也会致命的所有传染病横行的监狱也不过尔尔”(AFL，22)。[33]按照他的不可能性的逻辑，中国工人不会挥霍无度的特征并不像某些穷鬼租一块大地方、大吃大喝这样令人不快的赤贫行为，而是看成是自身生理限制的自然结果。中国人作为主体，除了会讲人话之外，在贫困或厌倦方面，并不比动物好到哪里去。[34]
在将中国人排除在“美国男子”和“亚洲苦力”间的选项之外后，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小册子表达了反华行动者当中的一种常见看法:中国人逐步取代欧裔劳工，就会导致美国生活的“中国化”(Chinafication)。最终的恐惧则是我们(美国人)将会全都变成苦力。尽管众多论者坚持认为，在个人层面上，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正如布莱恩所称的，假如一个人需要吃牛肉的话，我们没办法仅仅喂他米饭，与排华论调的斗争尽管被理解为是一种反抗近代化本身的更为广义的斗争，但确实也反抗着那个时代所要求的人类意识的新形式。无怪乎明恩溥会说:“对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来说，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确信的是，那些生活在电气时代的人们必然需要适应一种不同的生活环境，就他们的勇气来说，也跟那些生活在帆船及驿传时代的慢节奏岁月中的人们不一样。身处这个时代的我们是极为进取的。这是向前冲的时代……我们的神经超负荷运转，由此导致的不良后果不仅主要表现为诸如‘提琴手痉挛’、‘电报员痉挛’、‘作家痉挛’等这样一些病症，而且还表现为整体的紧张状态”(CC，90-91)。尽管明恩溥想要从他认为的职业病当中分离出现代性的“整体的紧张”，然而这也就是说，每种“痉挛”都是由微小的、单个的，很不明显的姿态日积月累所造成的一种重复性压力造成的伤害。而那个时代的整体紧张则并不是任何单一、显著事件或危机形成的结果，而是一种新的近代生活日常的、永不停止的、令人烦恼的而且病态的反复所导致的后果，这种新的近代生活本身只不过是对在工业生产线上工作的一种讽喻。而就在后一页，明恩溥就对中国工人“像机器人一样整天写个不停”的本事大感惊讶(CC，92)。
因此，正是中国人的身体能够型塑西方所潜在的“中国人”的未来，仿佛在某些方面所体现出的中国人的数量——像黄祸论者在这整个时期已经说清楚的那样，其中就包括这些中国工人像羊群般庞大的这一事实——使得模糊而又秘密的未来转折点到来了。换一个角度来说，在美国，你会回到中国劳工所预示的民众奴隶化与寡头政治独裁体制当中。要从其他方面来摆脱这种烦扰，就像乐观主义者和传教士所梦想的那样，而且，也正是需要转变的中国人，正引导着一个普世性的基督教同情的时代。
明恩溥认为，对于后者而言，要想实现巨大的转变是不那么容易的。西方用一千年的时间所发展起来的“性格与意识”，不会仅仅只是“突然被中国人自己采用，并加以施行，就像来自埃森的克虏伯枪一样，正准备开枪”(CC，329)。这种(煞费苦心建立起来的)性格的分离以及大批量生产的商品(prêt-à-tirer)强化了这种分化，而这种分化将他那单独化的个人从没有差别的中国人当中割裂了出来，同时也将具有单独力量及意志力的劳工从其奴隶般的、机械呆板的、只知道模仿的东方对手那里割裂了出来。明恩溥所运用的这种术语正表明了，西方是如何清楚地将文明的最终证据向外兜售出去的。
尽管文化与克虏伯枪之间的比较区分了前者的手工模式与后者的大批量生产模式，但同时也揭示出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即，后者同时也是一种武器，这种武器让人回想起惠特尼的担心:“在战争当中，精准的枪炮已经弱化了身强力壮的价值”，“弱化”成为用来描述在美国的中国劳工超越白人劳工的优势性术语。至少，惠特尼用对这两种隐喻的军事化比拟，试图加以阐释:“在太平洋沿岸的国家中，中国人比起我们自己来要更能忍受武器的打击。而且……中国将十名战士从国家中部运输到旧金山的花费比起美国将一个士兵和他的行囊从芝加哥运到沿海花费还要少……中国可以派出装备重炮的军舰去攻破恶魔岛的围墙而不是用来防御，而这本能够在更短的时间内完成。”[35]因此，通过一种用军事术语对中国人未来威胁加以文学化描述的方式，惠特尼就澄清了“中国问题”。从军事角度，甚至用明恩溥在文化与克虏伯枪之间类比[36]的不那么直接的视角来看，认为这揭示出了在美国西海岸进行反华煽动的最终事实，并认为这种情况将会转变成民族好战主义，要是抱持这种看法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但是，这确实有必要将中国人的军事威胁作为对中国人通过向西方移民以及更为一般化的“亚洲”化而入侵美国的巨大关注的另一层面的某种隐喻性关联加以理解，也就是说，作为欧洲对美国领土统治的焦虑的表现，以及在更为令人印象深刻的意义上，是对一种观念化的、单一文化的以及工匠式的过去对一种多种族的、大批量生产的未来统治的担忧，这种担忧既体现在中国劳工的身体当中，也体现在整个民族的方方面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