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伯特兰·罗素的中国之眼；或现代主义的双重视野

在被仔细分析的一个事件中，当事件发生时，一切似乎都是偶然的:这个人的名利欲望、某种机缘巧合，当时的特定处境或者其他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但是，偶然性是相互补充的，事件的片段不断堆积，它们描绘了对人的处境采取立场的各种方式，其轮廓已被确定，我们所能言说的对象也已经确定。

——梅洛-庞蒂(Merleau Ponty):《知觉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在翻阅耶鲁大学医院图书馆内伯驾文献集中装有各种材料的盒子时，任何人都会在第一个盒子的第五系列内容中发现那两封保存完好的信。这两封信写于1935年4月，通信者是大学秘书处的卡尔·洛曼(Carl Lohmann)和时任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的米尔顿·C·温特尼茨(Milton C. Winternitz)。洛曼在信的开头这么写道:

1935年4月9日

亲爱的温特尼茨院长:

在博济医院(Canton Hospital)^[1]嘉惠霖(Cadburg)及伯驾的信函中，附带了一份中文文件。

考虑到这是由某个东方学者为我们热爱的大学撰写的极富感情的文字表述，我让浅川(Asakawa)教授匆匆浏览了这份文件^[2]。结果发现这是一位名叫温龙兴(Wan Lung Hing)^[3]的药商写的催款通知单。受街头车辆上广告语的影响，我通常光顾的都是我们当地的药店。我恐怕这封信并不是寄给我的，可能是寄给您的。

顺致问候

C. A. L.(https://www.daowen.com)

第二天，温特尼茨用同样风趣的语调写了回信:

亲爱的卡尔: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连用优美而又古老的盎格鲁撒克逊语言提交的账单都读不懂了。您怎么会想到我能读懂一份中文手稿呢？我觉得这是一种继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4]的诗歌风格之后新的艺术形式。因此，我猜想在这方面我远不如你。不管怎样，这份文件堪称精湛之作。

顺致问候

M. C.温特尼茨，医学博士

两份信的幽默显然高下有别。在洛曼的信中，“抛开”语言上的修辞来看，开头的“文件”和“极富感情的文字表述”其实只是一位药商的催款单。温特尼茨用同样开玩笑的语气重复了洛曼对于简单账单与精湛手稿所作的区分，表明了中文写作是一种具有高度文明的历史的象征，同时也表明了商务活动的日常性。关于斯泰因，我一会还会详细讲述，现在我想先把大家的关注点直接引到温特尼茨的最后一句话上。在这句话中，他不仅把账单视为“文件”——这个概念洛曼在他的第一句话中用到了——还把它称为“精湛之作”，这就把账单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地位。“不管怎样”这一表述表明语气由幽默转为严肃，由此强调了虽然事实上这张纸是一张账单，但却是“精湛的”，原因在于它是用中文写成的。药商的这份账单，即使在得知它的功能是一份账单后，依然是一份“精湛之作”。最终，从“手稿”到单据的转变并没有影响到视觉上的精美之感，这就再次表明，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中文在西方的想象中具有多么巨大的功效。^[5]

从温特尼茨提及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话里行间也可以看到中文在当时的影响力。格特鲁德·斯泰因在当时是备受关注的:斯泰因自1934年起就一直活跃在美国学界，影响巨大。她是当时最著名的文学界人物，作为一位名流，由她举办的宴会总是被刊登在八卦页面上，她的谈话会吸引数百名好奇、热切的听众。斯泰因的文学创作特征，即以“玫瑰就是一朵玫瑰就是一朵玫瑰”(a rose is a rose is a rose)为代表的重复而又简略的风格，成为众多报纸专栏作家以及其他国家的作家们经常模仿的对象。^[6]温特尼茨可以开玩笑地认为用一种外语撰写的文件对他来说如同“一种继格特鲁德·斯泰因的诗歌风格之后”的形式，既反映了斯泰因作品广受欢迎，同时也能从她深思熟虑写出的晦涩语言风格推测出在20世纪30年代美国关于“新的艺术形式”的概念究竟是怎样的。

不管是什么东西让温特尼茨觉得斯泰因的风格与中文很相似，这一问题可以归到关于中国与盎格鲁式的美国现代主义的关系这一广阔命题中来，这一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现代主义诗人所做的工作，他们翻译了中国的哲学和诗歌，并且声称这些是他们自己的美学和知识遗产; 1915年出版的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7]翻译的中文诗歌《华夏集》(Cathay)^[8]和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9]在之后十年的意象派诗歌集中所出版的翻译作品，表明现代主义艰深的语言及对传统韵律的抛弃在一定程度上与远东有关。在当时，温特尼茨可以开玩笑说药商用中文写的账单看上去像斯泰因独特风格中的又一新形式。中国和新的书写形式之间存在的些许联系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偏离了一般引证形式以及意义，关于这一观点，许多现代主义者自己就已经提出来了。在这一背景下，他关于药商的中文账单与斯泰因式艺术之间的相似笑话(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上对中文是“精湛”的这一概念的曲解)建立起了合理的联系。

这一联系对于理解现代主义所具备的价值成为了过去十年中许多批判性作品的主题。罗伯特·科恩(Robert Kern)、钱兆明(Zhaoming Qian)^[10]、斯蒂芬·姚以及其他诸多学者试图追寻现代主义者对中国的论述对于现代主义(文学和文化运动)的意义和历史所产生的影响，而通常，人们认为现代主义的起源纯粹是西方的。^[11]在现代主义者的研究中，这些批判性作品的命运各不相同:证明中国对于早期历史的重要性只影响了关于现代主义起源于欧洲的工业化、哲学以及美学的记叙。对于一些有兴趣了解国家或超国家因素的融合问题的人来说，如此甚少的影响是有点令人沮丧的。这说明，太多研究现代主义的学者依然局限在单一语言、单一文化记叙中，在这种情况下，大量跨国的“外界”因素仅仅被视为有趣或者非正式的，可以帮助人们理解20世纪早期盎格鲁—美国现代主义究竟是什么以及它当今的意义何在。^[12]在本章的剩余部分，我会讲到，解决现代主义研究中国家局限性的方法不是把某个国家置于现代主义的中心，而是认识到起源的局限性，看到它对这样一个美学和文化模式作为现代主义发展的影响——甚至是明显的内部影响——必须突破单一语言、单一历史时刻或者单个国家这些界限来思考。

关于这一问题，在本章的阐述比其他章要多，这是因为，本章涉及到各个地方和特殊的批判性领域。它描述了盎格鲁美国现代主义学界的现状和我所见到的那里的批判习惯，会详细阐述用以替代这些习惯的途径。由于这种广泛讨论范围内的关键分析突破点将依赖关于中国人对待身体疼痛的感知这一单个的现代主义概念，本章在书中把它作为一个关于历史作品的潜在批判价值的例子(不会详细阐述)。还记得我在前面几章中讲的媒体或者类别形式(轶事、各类图书、医案报告、科幻作品)的事实么，看来有必要作为例子说一下，这个例子同样也是本书最重要的批判任务之一，即阐述一种方法，用这种方法可以理解中国历史和文化作品在西方的深层意义，从而跳脱出关于影响、权威以及起源的传统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