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叙述语法
熟悉新历史主义的读者们会将关于金匠的那些句子看成是对新历史主义解读的最具特权的认识论特征的表现，他们称之为“轶事”(anecdote)。确实，在《学习诅咒》一书导言的前面部分中，格林布莱特最终探讨了乔·法恩曼(Joe Fineman)关于“对轶事的新历史主义特征运用的理论含义”的论文(LC，5)。[2]作为“对一个孤立事件的叙述”，法恩曼曾写道，轶事是“真实所独有的文学方式或类型”(HA，56)。格林布莱特详细阐述道:“轶事曾经一度是文学以及超越文学的一些事情，是一种叙述方式，也是一种在那种形式之上或之下的所指路径”。法恩曼认为，文学和所指的这种结合在历史书写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是为开端、中间和结尾的一种庞大的、一体化叙述服务，而是‘开启’一种目的论的叙述”(LC，5)。
通过对引述(reference)和文学(literature)之间一种中心位置的掌控，轶事抗拒着对传统历史的叙述，而这些叙述所支持的正是法恩曼宣称通过它的“叙述方式”特征以及在这“上下”的所指性进入并“超越”文学的一种“开始”。换句话说，作为一种专门针对真实情况的“叙述方式”(narrative form)，轶事将故事结合到了历史当中。此外，在这种结合当中，轶事——格林布莱特在此再次引述了法恩曼的话——“制造出了真实的效果”，但“只有在这种叙述当中，才既包含了它所报道的这种叙述，又折射了这种叙述”，这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只有在对所讲述的故事的报道以及对它报道这一故事的叙述范围内，才完全展现了它的所指内容以及它的叙述结构(HA，61)。人们可能会说，轶事是一种通向内部的文句，是一种既通向历史，同时又通向展现其形式的内部地理的语言通道。
本章其余部分将会对司各特的语句转变成格林布莱特的轶事的过程加以探究。我认为，格林布莱特文本当中轶事的出现——这些句子“正在变成轶事”——并没有自发或者不证自明地发生，而是随着与引证活动、种族分类以及叙述方式相关的一系列过程而发生。转而在历史网络中发生的这些事情告诉我们如何去思考疼痛、语言和中国性之间的关系。对这些过程和这些关系加以关注的目的，是为了破坏格林布莱特对这些轶事加以理论化的基础，以及通过这些轶事所确立的历史真实性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这种情况，感觉就像是进步。
在司各特的《东印度人狡诈、时尚、策略、宗教及仪式的确切话语》一书中，对金匠施加的酷刑是一个更长篇幅的故事中的一部分，在这个故事当中，盗贼在司各特和他同事建造的货栈下面挖了一条地道。在将英国人的货物从地底下转移到旁边一栋房子的过程中，一名盗贼不小心点着了火。紧随而来的大火引起了英国人的注意，他们冲进货栈抢出他们的货物，并且发现了地道。他们沿地道到达旁边的那栋房子，并拘捕了所能找到的全部人员。其中的一个在他们的严刑拷问下“招供”，并认定金匠是同谋犯。
格林布莱特在威廉·福斯特(William Foster)主编并于1943年由哈克路特学会(the Hakluyt Society)[3]出版的版本中引用了司各特的叙述。该版在某些重要细节方面跟司各特最初的那本书有所不同，该书从1973年起有复印本可资利用。[4]在这些不同当中，格林布莱特最后所引用的一段内容，在哈克路特学会版本中是结尾，而在司各特的原始叙述中则还有十行内容:
……他们在离去之前，将这个人打成了碎片[这是格林布莱特引文的结尾，也是哈克路特学会版本那段的结尾]:这时候，商船队队长每天晚上给我们派来一队警卫，以防中国人再次起来反抗我们，但我们不怕:因为我们已经抓住了四个人作证，(如果他们再次闹事的话)我们的所作所为只是自卫而已:在我将乔坦(Jortan)[一个地名;这个人已经被司各特抓获，并以盗窃罪被拷问]的这个家伙关了九、十天之后，对他再也没辙了，我给了他一些东西[衣服]让他感觉舒服点儿，之后就放了他。在他走出我们大门的时候，每个碰见他的人都挽着他的手，并非常高兴地说，如今他们会把英国人看成是公正无私的人。(ED，F3;拼写已经按照现代方式作了调整)[5]
尽管司各特并没有明确地将反欧洲的暴力行为和他对英国司法的公共表现联系起来，但是，他们的叙述还是近似地表明了贯穿17和18世纪欧洲贸易文化所达到的程度，这种文化所依靠的是对抗潜在的野心勃勃的外国竞争者身体力量的发展，同时也试图建立起一种能够消除这种未来造成威胁的文化结构。司各特为了英国人的自卫而将几位“证人”集合起来以反抗潜在的暴力活动，这就将组织起对着火货栈的关于犯罪、质问和惩罚的司法图景拓展为对爪哇岛上的英国人周围的复杂社会场景的更为一般化的背景上来。他这本《东印度人狡诈、时尚、策略、宗教及仪式的确切话语》是想要让东印度公司的领导人能够确保对他们财富的老练掌控，并证明他试图在爪哇岛确立起关于英国性(Englishness)(一种他假设相信的东西)的文化神话学，这种文化神话学有助于将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人跟与他们相竞争的其他欧洲商人区分开来。
尽管司各特对他在身体暴力和帝国主义力量所作的自我辩护折射出一种更为一般的饱含文化蔑视这种潜在弱点的观念，并且因此跟他对金匠的暴力折磨联系了起来，尽管它们缓解了对格林布莱特引证的毁灭性的叙述回路，最终还是把金匠打成了碎片——这种概括并没有离开它的自我反射性叙述影响。它的这种截断将轶事有效地组织成一个有着确定开始(“他不会向我们吐露一个字”)、中间和结尾的故事，将之塑造成为《牛津英语词典》对轶事的定义中所称的，是一种“对独立事件或者孤立事件的叙述，所表达的是它自身的有趣或惊奇”。[6]它确实是事件的单一性(singularity)，是格林布莱特引证材料中的自我封闭特征，这种特征提示了他所问的一系列解释性问题，并且决定着跟引述相关的文章段落的强度。
那种指示的强度——换句话说，文章段落的轶事地位——也依赖格林布莱特所作的其他两种引证决定。他在哈克路特学会版本的拼写方面未被注意到的现代化，消除了妨碍快速和完整理解的一种潜在的疏离，文本当中真实的身体和真实的疼痛如今表现在我们英国人当中，而不是在司各特的小说中。[7]而且，作为文本的一种单独区块，他所引证的文章段落使它的可见形式能够反映出它叙述的单一轶事性。人们只需想象下这些相同句子分别对少数几页的内容所造成的影响，就能够知晓作为一种“单一事件”的这些句子的经历是如何依靠这种方式实现的，格林布莱特正是依靠这种方式引证这些段落，并使之在解读中成为一种惊人而又强有力的事物的。因此，我自己对格林布莱特引文的引证就必须被理解为是一种再生产，这种再生产不仅仅是对他取自司各特的段落的语言而言，而且还是对他自己文本中语言的身体和可视性安排的一种引证。故而，我所作的回应，就不仅包括了司各特的句子，而且还包括格林布莱特在《学习诅咒》中对这些句子的运用。
因此，对格林布莱特将司各特文本的引证将段落塑造为轶事加以认可，就是对段落同时在两种不同语境中指示性地发挥作用加以理解。从司各特的角度来看，这段情节可以说并没有真正的轶事地位——这就是说，它可能被理解为还没有从一种更为广义的叙述语境中分离出来，而正是在这种叙述语境中，司各特试图给那些派他到爪哇去的东印度公司领导人留下深刻印象——在《学习诅咒》中的引证将它从那种语境中分离了出来，并赋予了它一种自身的本体论地位。作为一件孤立事件，这些句子变得清晰可视，并通过格林布莱特的引证将其汇拢成一个单独的故事。而且，正是通过那种引证，轶事获得了一种叙述结构，这种叙述结构变得跟本书内容相似，在这当中，第三方观察者会悄悄地站在叙述框架一方——一种分类标准——它成为故事所表现的指示性事件的一种道德评价的源泉。[8]格林布莱特所处地位和司各特的地位之间的鸿沟(前者对金匠所受疼痛的认同同时也伴随着对后者无动于衷态度的批评)形成了这种三角形的叙述结构。
这至少在部分上是一种历史性断言。尽管这些句子可能已经震撼着一些司各特同时代人的心灵，并且和往常一样令我们中的一些人震惊，但司各特和格林布莱特地位之间的不同，更精确地说，将对司各特地位的进一步批评，作为对“残忍的恐怖”的贯彻，正如格林布莱特所说的，发生在一种矩阵(matrix)的某个地方，而这个矩阵包括了发生在18和19世纪的对人类、同情以及受苦的意义和价值的文化理解上的主要转变。[9]因此，这种叙述三角及其对残忍的道德态度的表现就标志着一个有着特殊复杂病因的跨历史矩阵的某一节点。
在中国人的事例中，这些东西包含了忍耐和安静的主题:“但他还不畏惧，既没有侧过头去，也没有移动过手脚”[10]。尽管酷刑中忍耐力的神秘性表达了一种关于身体、暴力和疼痛的总体经济，在这当中，身体同时也成了它所在的个人的工具，以及武器，而利用这种武器，个人可以离开他/她的身体，这位与众不同的金匠的忍耐力并没有出现在他所体现的人类学历史之外。我们可以以下文出现的伯特兰·罗素1922年《中国问题》(The Problem of China)的句子为例:“如果把中国人与盎格鲁-撒克逊人、法国人、德国人相比又称不上勇敢，只不过他们的被动的忍耐力极强。如果要隐瞒什么，哪怕酷刑甚至死亡也无所畏惧，更加好斗的民族可能对此不屑。虽然中国人缺乏主动的勇敢，但从他们轻易地就会自杀这一点来看似乎比我们更不怕死。”[11]在第5章中，我会进一步探讨罗素的问题，在这里，我只想简单地表明在他的声明和司各特的叙述之间的家族相似性，以便展现出忍耐力的“真面目”，而这种“真面目”在一开始可能会被我们想象成轶事的一种指示性特征，从这种叙事学史的视角来看，它也变成了忍耐力的一种“象征”或“比喻”。(https://www.daowen.com)
这对于金匠的沉默而言也同样如此，格林布莱特发现这种沉默非常神秘、几乎无法想象、或许都是英雄般的。它也是积极主动的:金匠并不只是没法哭出来;他试图咬断自己的舌头。他至死都未吐露一个字;他唯一表达是一种“姿势”(gesture)，以表达他伤口上的食人蚁“比我们的拷打更令人毛骨悚然”。正如格林布莱特所说的，这个人的沉默象征着他所忍受的酷刑的血淋淋现实。拷问者对受害者身体的控制依赖于任意使受害者哭喊的能力，依赖于对说话和沉默的把控。“将疼痛转变为权力，最终就是从身体向声音的转化”，伊琳·斯凯瑞(Elaine Scarry)在她《痛苦中的身体》(The Body in Pain)一书中写道。[12]酷刑作为一种不人道的行为，以声音的方式唤起了受害者的人道一面。在这个故事当中，金匠的沉默表达了一种残暴的强大，而他声音的缺失“证明了”司各特行为的日渐非人道性。金匠最终只是在对由虫子所造成的疼痛的反应中才出现的仅有交流，或许表明了他在人类边界之外所维持的沉默的程度。
当时这种沉默在一种人类学体系中发挥了过度的作用。在19世纪，默默地忍受痛苦成了西方人眼中中国人最令人惊奇和印象深刻的特征之一。正如我在第3章将会详细论述的美国传教士医生伯驾在1845年所写的，他的一些病人对无麻醉的手术所作的反应:“病人很坚强，第一刀切开时，他沉静地说:‘有点疼，医生。’”;“病人以英雄般的坚韧之心忍受着手术的痛苦，没有去注视伤口”;“在手术过程中，这位病人非常镇静，没有发出呻吟声”[13]。例子可以多种多样，但不管怎么样，显而易见的是，跟他的忍耐力一样，这个金匠的沉默既是一种指示性的事实，同时也是一种叙述比喻，一种混融的轶事形象，格林布莱特正是在那个时候将其解读成是一种大大超越了17世纪的单个中国金匠的特殊性的历史。与其认为一个胜过另一个(坚持认为金匠确实安静地忍受着，或者说，在另一方面，坚持认为这种事实只是一种虚构)，不如将真实看成是虚构的敌人。这似乎很重要地表明，在这个事例当中，虚构的事实维系着指示性的事实，而真实性的两种类型共同发挥作用，在文章段落中形成了使某些人为之孜孜以求的东西。
人们可以将这些工作看成是由叙述事实所做的——它们自身跟作为对疼痛、禁欲主义等等反应迟钝的中国人广义上的文化类型相互关联，对所有这些问题的探讨将会贯穿全书——对格林布莱特自己而言，就是对他引证的行为加以重新检视。下面是格林布莱特所引证的整个段落，但只要看一下司各特和哈克路特学会版本的话，就可以发现格林布莱特所引证的句子取自于一个更长段落的中间位置。这些句子是在轶事之前的:
第二天，商船队队长给我带来了他们中的另一个人，这个人知道他身边曾经有过一个人:并因此自我了结了，没有向我们供认任何东西:他被发现的时候藏在厕所里，他正是在这里放火烧了我们的房子，他曾经是一个金匠，并向商船队队长招供了，他已经修剪了一些瑞尔斯币(Ryals)[当时使用的荷兰硬币;修剪包括将贵金属从硬币边缘处削下来]，而且还铸造了一些仿制品:他供认的一些事情跟我们的事有关，但并不多，在这之前供认的其他东西，但他不会向我们吐露一个字，[格林布莱特开始引用]由于他情绪消沉，因此，我就准备让他吃点苦，我们现在实在是气极了。(ED，F2;拼写方式已经按照现代标准作了改动)
对金匠沉默不语的叙述价值一定跟他对商船队队长就犯罪所作的多种招供跟盗窃和纵火没有什么关系，而跟司各特所推测的关系有关。这服务于这样一种目的，在名义上说，金匠知道只有一个其他人——他已经在一天前被处决了——能够使他被牵扯到案件当中。[14]他面对司各特所施酷刑时的沉默不语，就像他向商船队队长所作的供认一样，至少在司各特叙述的术语角度上，就能被解读为在公开审判的一种经济性内部起作用的某种策略姿态。鉴于司各特已经一度向市民代表团声称他不会“因为奢求世界上的所有物品”而错让一个无辜者流血，金匠可以依据英国人的司法原则处理，司各特后来试图通过将这人从乔坦释放以免被处死以表明这种态度(ED，E4)。
对19和20世纪关于中国人的司各特故事中最令人震惊的或夸张的要素的表现(appearance)，或者我所说的再现(re appearance)，跟这些句子中所出现的对更广义语境的思考一起，通过认为叙述当它在格林布莱特笔下表现出来时至少部分依靠的是一种处于优先地位的文学史的方式，改变了轶事的指示力量。它也造就了一种更为激进的可能性，即，司各特自己对他折磨金匠的经历，并没有通过“轶事性”段落而毫无改动地从现象学经验转向对真实情况的精神体验:也就是说，他的所见所闻随着被历史力量加工成“经历”(experience)和“语言”(language)而被改变，这些历史力量不仅包括种族的历史，还包括讲故事(storytelling)的历史，而这成为司各特向世界开放(openness)的基础。司各特的那些句子表明了从属于一种叙述或经验传统——恰恰就是本书所要着力阐明的这种传统——并不意味着这个特殊的中国金匠并没有英雄般地沉默不语;也并没有减弱他感到疼痛这样的事实。但是，它认为司各特语言的指示重要性可能从它所参与的一种叙述传统中借用了某些东西。
将这种意识放入一种网络当中，这是这种事件—文本(event texts)的总体累积的一部分，目的是为了发掘轶事的指示重要性，同时认识到，这种重要性的经验本身早已经在叙述的计划当中被超越了。这既不是去廉价抛售时间的真实性，也不是认为事件本身只不过是另一种虚构，而是去认可这样的方式，即，叙述的期待所塑造的不仅是“可怕的句子”，还是解读这些句子的经验，甚至是书写这些句子的经验。或者说，稍微加以区分的话:金匠跟他所受痛苦的关系可能已经成为金匠的一个事件(event);但是对司各特来说，它是一种文化上的叙述。他所写下的用于讲故事的句子，在这一事件过去了四个世纪之后，作为一个“段落”和一件“轶事”出现，这就印证了在虚构所表现的虚构性之上的真实性，尽管司各特与酷刑的关系以及格林布莱特与酷刑的关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道德差异，这些叙述比喻的历史力量形成了文化上的作品。这种挑战就是如何去解读并加以认识。
在一开始，人们所说的可能是司各特段落中两种残忍而又彼此相关的事实，这两种事实似乎诉说了帝国主义以及对帝国主义的反抗之间最具有暴力可能的交集，被叫做酷刑(torture)和一种相应的沉默/忍耐，这些都已经成为西方所表现的中国人的主要特征。正如罗素就中国人的“被动忍耐”所说的，这些事实已然成为一种刻板印象，并且成了一种粗糙的社会学，在这当中，一系列的个人经历形成了关于种族的一种一般理论。在后面，我并不需要花时间去讨论这种认识论过程的有限性问题。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它将相同的认识论模式粗略地转变成为一种格林布莱特在他导言中所提的建议:也就是说，它依靠的是轶事。在关于中国的文本之后的文本当中，一种关于种族或民族总体状况的声明通过一种图示事例而得以维持，再次引用法恩曼的论述来说的话，这种选择恰恰是因为轶事是“关于真实的独一无二的文学形式或类型”。刘禾在论述明恩溥(Arthur Smith)那本著名的《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时，将明恩溥使用轶事来支持他关于“中国人”的一般理论的习惯看成是一种“真实的强大语法”的一部分。[15]在这个事例中，相同的语法所起的作用恰恰相反:明恩溥用轶事来维系他的一般理论，而在这里，一般理论使轶事的指示性得以合法化:当然，金匠终归要沉默不语，因为中国人正是因为他们在饱受酷刑时的沉默不语而名声在外。
这就是说，中国金匠的忍耐力和他的沉默不语这些时刻变动的指示性事实，其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跟轶事性关系的产物，不管这是在对刻板印象的进一步发展当中，还是在更相似的角度上，在跟它们的某些合作当中，都是如此。这些事实的轶事结构——在每一个事例当中，都来自于轶事，并成为关于中国人的“理论”——因此就在包含它们的段落内部发挥作用。无论从这些可怕的句子和这种可怕事件的结合当中所出现的轶事是什么，都不能被理解成是它所表现出来的指示性场景的来源。反过来讲，对那种场景(以及或许尤其不是司各特的)任何经历都无法被简单理解成是假装用文件加以证明的那些句子的来源，或者是那些使之成为一种轶事的来源。[16]
然而，与其去争论轶事性的这种内部叠盖(imbrication)对格林布莱特形式上的理论化所作的去合法化(delegitimize)，我想指出的是，这种特殊轶事的复杂性使格林布莱特在《学习诅咒》中发展出来的理论，在对其来源的详细阐释方面，要明了得多。鉴于格林布莱特可能会被认为要在相当程度上强调轶事能够接近一种其他文学形式所无法接触到的真实性——它们“既是某种文学性的东西，也是某种超越文学性的东西，是一种在那种形式之外的叙述方式和突出的、指示性的通路”——我对这种“从段落变成轶事”(passage become anecdote)所作的解读表明，不管什么东西在文学形式“之上或之下”——也就是说，世界本身——能被转而说成是拥有“某种指示性和某种超越指示性的东西，一种多事件的形式以及在那种形式之上或之下的一种突出的、文学化的通路”。就像轶事为我们指明了超越文学的指示性一样，它也用同样的方式为我们指明了超越指示性的文学;它也表明了那些在语言游戏(language game)无法被接受的“超越”有限过往的东西实际上是它自己所建构出来的，反过来说，同时通过“超越”的可能性，才使它自身获得了文学性。而且，这也并不是因为所涉及的(虽然也是)语言的无能为力的某种总体理论，而是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轶事能够被清晰地表现为借用真实的表现模式——并且甚至是它的感知——而这借用了存在于“超越”作为事件的金匠所受酷刑之外的文学形象。从这种意义上说，轶事在真实性和文学性方面独一无二的混杂性(在文学形式之外)所遵循的就是它在文学方面唯一的混杂性，就像是在真实之上或之下一样，而整个世界就是如此。我想，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是要遵从后结构主义关于虚构与非虚构的看法。它毋宁是要表明，恰恰是因为轶事“混淆”了虚构和非虚构、故事和引述，它需要这样一种强有力的认识论力量，为格林布莱特提供一种修辞学策略，通过这种修辞学策略，不仅能组织他的导言和一种理论化模式，而且还为《学习诅咒》中的文章辩护。我在这里要指出的是，这种模式和力量也许超越了格林布莱特自己在书中找到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