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疼痛中的中国身体:1838—1852年美国传教士的医疗救助活动

它们像诗歌，但它们却只是在牙牙学语的句子。

——詹姆斯·琼西(James Joyce):《青年艺术家的肖像》 (Portrait of the Artist as a Young Man)

美学生来就是对身体的一种论述。(https://www.daowen.com)

——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美学的意识形态》 (The Ideology of the Aesthetic)

在前一章的最后，我指出，在梅森书籍的读者和书中所再现的人物之间的内在互动所形成的同情上的交换，必须放在英国和中国之间更广阔的货物交易当中加以思考，进而被构想成为一种具有进取心的情感反应，这种情感反应是从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1]那里借用来的术语，指称一种感觉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2]。正是在这样的一种反应当中，英国人在物质财富上的弱势也被中国人在情感上的薄弱所缓解了。

同情和经济交易之间的内在转变，被巴尔扎克笔下的那位满大人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而这必定会被拓展开来，以便涵盖将乔治·亨利·梅森的两部关于中国的书籍跟之前马嘎尔尼使团的外交失败联系起来的形象与历史范围。但是，在如何看待一种将欧洲的同情冲动及其跟中国经济的关系结合在一起的放大了的形象的问题上，想象力却很有限。也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东西方19世纪的关系方面造成了很多问题。在梅森《中国的刑罚》一书出版后仅仅过了40年，在贸易及外交承认方面的紧张局面，伴随着清朝皇帝所面临的国内压力，直接导致了中英之间的两次鸦片战争(1839—1842年以及1856—1860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军跟英军协同作战)。导致这些战争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法律与经济主权与西方商贸利益之间的冲突。中国政府拒绝接受白银之外的任何货物支付方式，在乾隆皇帝给马嘎尔尼的回话当中就明确表明了这种态度，这就激怒了西方贸易商，像马嘎尔尼自己所做的一样，他们也想方设法引进那些中国人心甘情愿花上白银购买的东西。从18世纪末开始，英国东印度公司通过印度的罂粟种植，开始向中国商人售卖鸦片，以换回银元和金锭，这成为扭转之前两百年中国对外贸易逆差的关键一步。在1773年(东印度公司在当年获得了50年之久的鸦片贸易垄断权)，一年的鸦片贸易约75吨，到19世纪30年代末，每年的鸦片贸易量增加到1400吨，逐渐成为“当时世界各地最大宗的单一商品”^[3]。战争本身就是清政府试图终止鸦片贸易和英国人坚持继续进行鸦片贸易之间相互冲突的结果。^[4]此外，在这些战争结束后，战胜的西方势力与中国政府之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迫使中国准许外国人进行游历、贸易和传教活动;导致的后果之一就是，英国人获得了后来成为香港的那块土地，众多中国城市成为官方的“通商口岸”(直到1842年，中西方之间唯一的合法贸易地就是广州的外国商肆)，基督徒也获得了完整的公民权，其中包括传道和拥有财产的权利。这些条约的议定以一种特别真实的方式，将同情与资本交易(及其在军事力量上的相互纠缠)之间的关系融汇到了一起;确确实实，一种基督教的同情心如何拓展到中国内部的问题，正是这些讨价还价的商讨过程的一部分，英国和法国正是借此迫使中国向西方货物开放市场和通商口岸。^[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