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拟人化的光圈
将亚洲化的历史明确地与焦虑关联起来，这是主流的美国文化在面对异国情调和技术时出现的情况，这就表明了在美国的亚洲人躯体是如何经常被(看成是)一种双重化的或重复媒介的形象，不得不忍受其表面上对非我族类和工业现代化的相互媒介化的观点。在美国的环境下，身体的形象二重性最常会被所谓“神秘莫测的”习俗所标记出来，这表明了其外表隐藏着一种难以获取的内在意义。确实，人们可能会在论述19世纪后期的华人时，将之有意渲染为是一种力图同时加以还原与保护的二重性，这种解释其奥秘的计划跟被其束缚的陌生性的狂欢纠缠在一起，难以全然分开。
也正是这种二重性在特殊的华人身体的面孔、习俗以及言语方面一次次地将自身展现无疑，这表明，华人的二重性作为一种观念上的形象(同时标志着过去和未来、种族上的原始与现代、忍辱负重以及终结这种冷漠的可能性)，通过赋予一种拟人化的形式而让人明白易懂。作为一种亚洲化形象的体现，或者从更广义的意义上说，作为一种亚洲化身体的表现，已经将这种形象作了归类，这就意味着一些美国人正在感受到来自一种身体化的、人类标记的可视化二重性的威胁。或者也可以说，作为在一种身体化的可视化二重性的表现，人类标记通过某些亚洲化的定义——过去与未来、动物与超人——而得以展现。
尽管有观点认为华人“神秘莫测”的看法增加了对于华人的面孔(呆滞的)或语言(费解的)的这种主观性的表面现象的不确定性，而更确切地说，由华人所造成的这种再现方面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与对种族和文化上的他者类型的遭遇一起，如此持久地构成了(或者说被塑造成)关于劳工、全球化或者现代化的那种复杂而又多层次的问题。比方说，明恩溥很早之前就在《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中说到:“有一幅版画，画上是一棵橡树，但是看画人却被要求在橡树的轮廓中看出拿破仑的侧面像来，他正颔首抱臂，站在圣赫勒拿岛上。起先，看画的人无论怎样盯着它看，往往都看不出任何侧面像来，会觉得这种说法纯属牵强附会，然而那个侧身像一旦被人指明，再看那幅画却仍旧看不出拿破仑来，倒是不可能的了。同样的道理，在中国看到的许多事情并不是一开始就被注意到的，而一旦被注意到，则会永远不忘。”(《中国人的气质》，11-12页)。跟拿破仑像和橡树轮廓一样，中国人从表面上看是模糊不清的，今天是这么长相的，明天又换成了另一种长相，这就使得那些美国的观察者们有了这样的一种看法，即，那些可能经常是画中之画。假如亚洲化的表面特征正如凌津奇(Colleen Lye)所说的那样，是“现代化所渲染出来的可视性”[67]的话，这恰恰是因为亚洲人的身体对于美国(白)人来说，被重新塑造成了一种现代技术以及现代劳工的主体，而这种现代劳工生来就要去忍受那种广泛发生的情况，而这种情况足以胜过“人性”自身的估量，这就使得人们不可能在同时观察到世界的各个方面。因此，中国人那复杂而又多样的真实作为一种形象，这在某种程度上跟美国人对其现代化未来的经验格格不入的单个对象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种使中国人成其为人的谎言，就像中国人形象的多重表现功能被美国白人所忍受一样，这只能被感知为一种对面具及错误表现的人格化层叠，这种层叠掩盖了对内在核心的某种拒斥。
或许是因为美国人对中国人的看法总是会回到身体的问题上来，也会回到对毫无怨言地忍受现代生活和现代劳作条件的身体能力上面来(比如说，忍受近乎饥肠辘辘的能力)，关于亚裔美国人的研究著作全都已经将种族看成是一种在人类头脑与身体当中最根深蒂固的东西。与之恰恰相反，凌津奇认为，促使亚洲人成为全球化劳动力市场的某种形象的结构，恰恰表明种族并不是人类的一种观念，而是一种经济事物，这种事物正在支配着其表现方式甚至现象学上的经验“形式”，更多的是一种资本运作而不是白人对于异族的看法。假如在这种论述框架之内加以考虑的话，就可以将凌津奇的视野再往前拓展一步，即，身体本身并不是一种人格化的对象，它同时也是所有人格拟人化当中起源的和最不曾被扭曲的、绝无仅有的人格化对象，或者可以说，它完全就像它自己。中国人的双重性是一种对其复杂而又常常令人不快的事实的承认，也是对在这些身体中行为方式以及具有历史与经济意义的媒介的承认，而这种承认同时也是一种拒绝，它拒绝为“双重性”赋予积极的内涵，正是在这些意义之下，在那些中国人形象背后所展现的则是一些更为纯洁、也更为原始的赤身裸体、血肉丰满的光圈(apertures)。(谢平(Pheng Cheah):“人性及所有的能力都是……由超越人类的力量所形成的生产-效应。”[68])
在美国的语境之下，凌津奇那种对于种族观念的强有力的反人格化(de anthropomorphization)就带给我们一种更为广阔的关于失望的理论，而这种理论也许可以称之为人格上的欲求，也就是说，这种关于失望的理论是由某种意识所造成的，而这种意识正是一种对于身体的个人化与人类天真的最初幻想，这种幻想只有在与诸如跨国主义、离散、全球化或者生产方式的历史这样如此巨大而又更无人道的观念关联中才能加以思考。乌托邦小说很早就已经成为这些生产方式中的一种，而正是通过这些小说，人们已经将关于历史时间的这两种看似不可通约的模式重新调和到了一起(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或称詹明信)称其为“生命意义上的”和“地质学上的”)。[69]在《从过往找寻未来》一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温顿如何将苦力所遭受的痛苦转变并泛化为一种情感上的、面向未来的标记，而这样的一种变化过程只是因为小说对苦力人格化类型的可塑性的把握才变得有可能。因此，温顿对于未来的想象依然保留着关于苦力(这种现代性与痛苦的结合体)的观念与意识形态内核，而在同时，又剥离了其身体上的外壳，并多多少少消减了其种族与文化上的特殊性。
但是，这种对苦力身体的幻想的不断重复，在我们如今的时代往往会说成是对廉价中国劳工(被当成是一种经济特征而非种族特征)以及中国工厂当中威胁身心健康的工作条件(在这里，“种族”的形式仍然被老调重弹)的广泛忧虑，这就提醒了我们要注意到我们在对身体的非人格化的体认中的另一种面相，这种面相就是对于人格化的持续回归。也就是说，将身体的观念当成是对个体经验与历史阐释的最基本和最真实的称谓。它正诱导我们将对身体的这两种观念之间的关系描述为是对立的，同时，也将身体之间的运动描述为现象学上的基础，将身体描述为是文化上的超结构。这样一来，就为自黑格尔或马克思所激起的知识界革命以来的西方思想确定了一个主要的组织框架。
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的话，就需要舍弃掉争论的前提，因为正是这样的一种同源性，让人产生这样的一种想象，即，“最初的”和完全自足的身体并不像那些已经成为生产模式象征的身体，自身已经成为某些事物的一种形象，换句话说，成为未曾被扭曲过的身心的一种象征。[70]这种对立并不存在于非形象化与形象化之间，而存在于非形象化的一种形象与公开呈现出某种形象化的形象之间。正是在这种具有偏向的对立下，在另一方面，这种对立最终也在命题与反命题中展现出来，这样就跨过了“中国人的身体”(Chinese body)，正是中国人身体的二重性编织出了这种厌恶的意识，也就是说，诚实而又公开的身体未能成为这种最准确再现出来的实际情况。同样的，关键在于，正如在考虑苦力与疼痛的关联方面:在温顿的小说中，所讲述的毕竟是对身体受苦的种族方面的特殊经历转变为一种一般化的受苦经历的过程，但是，对从属于单一类型的身体的某种经历可以拓展到整个人类范围么？将中国人形象的“内在”放到一个普世化的“外在”当中，从生理学转到影响方面，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从一种导向对他者加以神秘化的难以捉摸的内在生活转变为对于民族自我防御的核心逻辑的表达，这种转变就承认了某种类型的疼痛是一种“单个的”人的未来从对人的机器的巨大威胁当中解放出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坦白地说，受苦受难的经历自身所展示出来的是温顿的乌托邦式现代性的基础条件，而中国人则脱离了他们个人与疼痛的种族上的关联，而变成了叙事中的那种“美国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当中国军队创造出一个全部是移民的国家时，他们会无动于衷。在温顿的小说中，当朱利安·韦斯特(这个人的姓在贝拉米的《从过往找寻未来》中标志着19世纪的空间边疆(frontier of space)取代了21世纪的时间边疆(frontier of time))在伊利湖(Lake Erie)的战斗中死去时，也标志着19世纪随他而逝。而随着李万龙成为终结历史的“最后之人”，这就为一位无法作出自己选择的观众活生生地描绘出了一幅交织着同情语法的图景，在对疼痛的亚洲类型的表露过程中，形成一种普世现代性的条件，而其风格则是跨越整个太平洋两岸的。[71]
【注释】
[1] 指该书英文版。——译者注
[2] 2000年获得美国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现任华盛顿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主要研究种族、政治和亚裔美国人历史，代表作有:《苦力与甘蔗:解放时代的种族、劳力和糖》(Coolies and Cane : Race， Labor， and Sugar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 ) (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6)。——译者注
[3] 郑文浩:《不爱法律保护的“苦力”:解放时代的种族、民族与帝国》(Moon Ho Jung，“Outlawing ‘Coolies’: Race， Nation， and Empire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载《美国季刊》(American Quarterly) 57， no. 3 (2005)， 679。另可参见郑文浩:《苦力与甘蔗:解放时代的种族、劳力和糖》(Jung， Coolies and Cane : Race， Labor， and Sugar in the Age of Emancipation) (Baltimore， 2006)。
[4] 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1782-1852)，美国著名的政治家、法学家和律师，曾三次担任美国国务卿，并长期担任美国参议员。——译者注
[5] 丹尼尔·韦伯斯特:《宪法与联盟》( Daniel Webster， “The Constitution and the Union”) (即所谓的“3月7日演说”)载《美国国会议事录》(Congressional Globe)， 31st Cong. ， 1st sess. ，附录，280–81。韦伯斯特的这段话对1850年的大妥协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这一大妥协允许加利福尼亚以一个自由州的身份加入美国，并从德克萨斯那里分出了新墨西哥领地，并在实质上强化了抓捕并遣返逃亡奴隶的法律。但是，韦伯斯特并不是第一个将美国土地、亚洲和天然劳工集合进一种地理学想象(geographic imaginary)当中的人。苏熙源(Haun Saussy)在其《第一批华裔美国人》(The First Chinese Americans(？))中引用了一本让—皮埃尔·佩里(Jean Pierre Purry)1733年所写的关于鼓励加利福尼亚移民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宣称:“这篇伟大的文章所凭借的正是一种用以养蚕的高品质白桑树，而这不需要花费多少工夫，就能[在佩里斯堡]形成繁荣局面:正因如此，世界上也许没有哪个地方能像加利福尼亚那样，让这些桑树能长得这么好，织出来的丝绸这么棒!”(《转变》(Ex/ Change) 14 [October 2005]。 另可利用网络资源http:/ / www. cityu. edu. hk/ ccs/ Newsletter/ newsletter14/ Contribution2. htm)。
[6] 运载“苦力”的船只被称作“浮动地狱”;罗伯特·史温丁格(Robert Schwendinger)曾做过统计，他认为在19世纪50年代早期从中国到秘鲁的两次旅程中，死亡率大致为30%，并估计只有三分之一的中国劳工在秘鲁活着完成了五年服务期(《苦梦之海》:1850年至1915年的中美海上关系》( Ocean of Bitter Dreams : Maritime Relation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1850–1915) [Tucson， 1988] 23，27. )。他在该书第三和第四章对美国在内战之前参与华工贸易的情况作了详细的论述。
[7] “除了臣服于盎格鲁—美国人之外，劣等种族的人没办法在美国的土地上生存”，废奴运动者欣顿·劳文·肖尔珀(Hinton Helper)在1855年写道，但他同时却担心“太平洋沿岸的铜将会像大西洋沿岸的黑檀木一样，成为导致无序和纷争的一大问题”(引自亚历山大·萨克斯顿:《不可或缺的敌人:加州的劳工与反华运动》(Alexander Saxton， The Indispensable Enemy : Labor and the Anti Chinese Movement in California) [Berkeley， 1995]， 19. )。而德鲍(J. D. B. De Bow，1820 - 1867，美国出版家和统计学家，《德鲍评论》(DeBow's Review)的创建者。——译者注)则用对中国劳工的罪孽和暴力来为美国的转变蒙上一层柔光。郑文浩(Moon Ho Jung)写道，德鲍认为加勒比地区新的人口贸易表明了“美国南部的道德优越感和对种族秩序加以干扰的可怕结果。他认为，美国奴隶主的‘人道行为’所‘保存下来’的人类生命和400万美国奴隶，理应使其他种植园能够避免那些‘接触邪恶的风险’”(692)。
[8] 在船只及其中国劳工(有些劳工被杀、一些人因叛变自杀，另一些人逃走了)的情况扭转过来之后，他们回到了广州，伯驾指定一个法庭专门负责此案的调查。尽管伯驾的调查结果使17名犯人被送交中国当局审判，但中国官员发现这17人没有犯罪，就把他们释放了。伯驾随后发来了外交公函，但并没有改变最后结果，愤怒的伯驾最后在写给总督的信中说，从今往后“美国政府将对发生在公海的海盗行径执行自己的法律”，并警告说，如果美国再逮捕任何一位“罗伯特·布朗尼”号上的乘员的话，他们将被“美国政府严厉惩处，以儆效尤”(史温丁格， 44)。但到19世纪50年代后期，伯驾成为主张废除华工贸易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参见史温丁格(Schwendinger)， 56-57。(伯驾在1856年1月末曾专门有过反对苦力贸易的通告，其中这么说道:“在下——美国驻中国公使兼全权特使——根据政府给予我的关于所谓苦力贸易的指示——‘到达中国后公开阻止苦力贸易’——向所有相关者发布如下通告:在过去几年中，美国船只和悬挂其他旗帜的船只所从事的贩卖中国苦力的贸易，是非法的、不道德的、令人厌恶的、没有人性的暴行，与以前贩卖非洲奴隶的贸易很相似，而其中一些行为的恐怖程度甚至超出了后者;妇女和儿童被拐卖，其他一些人不仅被诱拐，对他们即将前往的目的地一无所知，而且有的人是被强行绑架，强行带到了他们所不认识的国家，再也无法返回家园;不仅中华帝国古代的法令，就是帝国政府最近颁布的法令也同样禁止苦力贸易，对‘那些拐卖人口、迫害人民的掮客和顽固的无赖’将治死罪。帝国政府给本公使馆的照会强烈地反对苦力贸易，描述苦力贸易的词汇与形容奴隶贸易的词汇一样;照会承认正当的贸易，但是苦力贸易已经超出了条约规定的对外贸易所允许的范围，因此是非法的。这种贸易让外国的声誉严重受损，数以万计的人死于非命，这或许不是故意的，但是他们的确丧生了，而在有些情况下，其致人死亡的手段让人厌恶至极，同时那些少数生存下来的人们也并不见得有多幸运。两国政府的友好关系正在受到危害，合法的贸易也处于危险之中。在苦力贸易过程中，那些被拐卖、绑架或遭到严重欺骗的人，他们的亲属或朋友便会设法报仇。有鉴于此，在下命令所有美国公民终止这一不正常的、不道德的贸易。任何可能与此相关的人都要知道美国政府禁绝苦力贸易的态度。美国政府预先警告那些此后从事此种贸易的人，他们在进行苦力贸易的时候，无论他们是在什么情况下卷入其中的，都将丧失他们的政府对他们的保护;不仅如此，如果他们还一如既往地从事这种贸易，一旦被发现，他们有可能遭到严惩。此项关于苦力贸易的通告不适用于那些自愿移民的中国冒险者;自愿移民与非法苦力贸易有着天壤之别。向有需要的国家提供中国劳动力的贸易，为自愿前往的中国人提供便利，为他们的旅行提供必要的方式与配备，而且他们有返回故乡的自由，这些都会成为将来制定条约的议题，或者由西方各国和中国政府共同安排。美国领事有责任将本通告的复本转交给五个通商口岸的相关官员。——伯驾”——译者注)
[9] 引自安德鲁·戈洛瑞:《关闭大门:种族、政治和〈排华法案〉》(Andrew Gyory， Closing the Gate : Race， Politics， and the Chinese Exclusion Act) (Chapel Hill， N. C. ， 1998)， 19。
[10] 戈洛瑞(Gyory)， 31， 33–34.
[11] 郑文浩:《不受法律保护的“苦力”》(Jung， “Outlawing ‘Coolies，’”) 698.
[12] 例如，正如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在他对观念史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卡尔·马克思就曾在1853年的《纽约论坛报》(New York Daily Tribune)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文章(《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1974]， 475. )。(中译本:[美]佩里·安德森著，刘北成、龚晓庄译:《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译者注)
[13] 美国劳工联合会(American Federation of Labor，AFL)是美国最早的工会组织之一。该联合会于1886年12月成立于美国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由不满当时最大全国性工会劳动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的几个小分会联合而成。美国劳工联合会在20世纪前半叶是美国最大的工会组织，即便在1937年，因其反对产业工会的态度，受到排挤的工会组成了产业工会联合会(Congress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s)后，其地位仍未动摇。在成立之初的50年中，职业工会一直占据该组织的主导地位，但在20世纪40年代，为应对产业工会联合会的挑战，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职业工会纷纷转型为产业工会。1955年，美国劳工联合会同对手——产业工会联合会合并，组成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AFL-CIO，简称美国劳联—产联)，该组织一直持续至今，在美国经济和政治中发挥着重大影响。——译者注
[14] 1882年美国国会通过的《排华法案》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针对某一族裔的移民排斥法案，该法案直到60年后才被废除。该法明确禁止华人移民美国、加入美国国籍和拥有选举权。2011年10月6日，美国参议院全票通过“参议院201号决议”，就《1882年排华法案》向全美华人表示歉意(regret)。该决议宣告四项结论:一、承认排华法案与其它的反华立法不符合美国独立宣言中所声明的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则;二、承认排华法案及其它的反华立法不符合美国宪法精神;三、早年具有歧视性的立法酿成错误，伤害华人及其后人，参议院表示遗憾;四、参议院重申承诺，将保障华人及其它亚裔在美国享有与其它族裔完全相同的权益。在此前的2011年6月18日，美国众议院全票通过了《排华法案》道歉法案，正式以立法形式向曾经歧视、打击华人的做法道歉。——译者注
[15] 塞缪尔·冈珀斯:《关于排华的某些理由。肉VS米:美国人与亚洲苦力的对决。谁将胜出？》( Samuel Gompers， Some Reasons for Chinese Exclusion. Meat Versus Rice : American Manhood Against Asiatic Coolieism. Which Shall Survive？) (Washington， D. C. ， 1902)， 5。下文引用将简写作AFL。
[16] 詹姆斯·惠特尼:《华人与华人问题》(James Whitney， The Chinese and the Chinese Question) (New York， 1888)， 116。
[17] 亚历山大·萨克斯顿(Alexander Saxton)写道，那些直接跟中国人竞争的白人劳工“绝大部分是因为不再有能力(假如他们曾经有过的话)与有一技之长的白人商贩争抢工作职位”(264)。
[18] 关于这个问题，可参见罗伯特·G·李:《东方人:大众文化中的亚裔美国人》(Robert G. Lee， Orientals : Asian Americans in Popular Culture) (Philadelphia， 1999)。
[19] 通过切入他的病人的身体，伯驾对这些病人身上肿瘤得以维系的复杂性和血管系统的大小大为惊叹。尽管美国劳工联合会的这本小册子希望从加利福尼亚肌体上切除中国人这种毒瘤的想法在很多方面跟伯驾的医疗工作很相像，但是不同民族性格方面的差异还是表明伯驾图画中那些肿瘤的力量确实渗透到了他们所描绘的中国观念当中。似乎拥有巨大肿瘤这一事实就足以表明，中国或中国人跟这些肿瘤是一样的——韩依薇和吉尔曼都认为这是林呱肖像画所产生的一种转喻效果。
[20] 凌津奇(Colleen Lye)现任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教授、天津师范大学与天津外国语学院客座教授，长期从事美国文学与亚裔美国文学、文艺和文化理论，以及种族与跨国视角的教学与研究活动。学术成果散见于《美国文学》、《多族裔的美国文学》、《美亚学刊》等，是美国“亚裔美国文学研究”领域中的著名学者。主要作品有:《美国的亚洲:种族形式和美国文学1893—1945》(America's Asia : Racial For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1893-1945)(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等。——译者注
[21] 凌津奇:《美国的亚洲:种族形式和美国文学，1893—1945》(Colleen Lye， America's Asia : Racial Form and American Literature， 1893–1945) (Princeton， N. J. ， 2005)， 57。
[22] 詹姆斯·吉莱斯皮·布莱恩(James Gillespie Blaine，1830-1893)，美国律师、政治家，曾两度担任美国国务卿。——译者注
[23] 这段话出现在对化学家雅各布·蒙莱斯考特(Jakob Moleschott)的《食物学》(Lehre der Nahrungsmittel)所作的评论当中。费尔巴哈的这部分评论指出，肉食和米饭、人性和奴隶制之间的分化已经成为本世纪中叶的营养思维的一部分:“一个人如果只以一种蔬菜为食的话，就是一位素食者，是没有行动能力的”。(引自梅尔文·查洛:《费尔巴哈所谓的“人如其食”:一种纠正》(Melvin Cherno， “Feuerbach's ‘Man Is What He Eats’: A Rectification，”)载《思想史杂志》( Journal of the History of Ideas) 24， no. 3[1963]， 401. )。在这种背景之下，中国人喜好米饭的行为就很容易被归结到一种将中国人当做历史中的冻结物，或者作为观念的奴隶的意识当中，而成为具有革命性的、自我捍卫的、积极进取的欧洲人的对立面。
[24] 惠特尼:《华人与华人问题》(Whitney， The Chinese Question)， 64。
[25] 引自H·J·韦斯特:《中国人民的入侵:展现了那些在太平洋沿岸将要跟自由而开明的美国公民接触的中国人的习惯、礼仪和风俗，以及政治、社会与宗教状况……包括从旧金山新闻中仔细挑选出来的报道》( H. J. West， The Chinese Invasion; Revealing the Habits，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Chinese， Political， Social and Religious， on the Pacific Coast， Coming in contact with the free and enlightened citizens of America . . . containing careful selections from The San Francisco Press) (San Francisco， 1873)， 28。
[26] 亨利·乔治继续写道:“现代生产的趋势将劳动力划分得越来越细——具体到每一个过程，所要求的是他的密切关注力和灵活性，而不是知识、判断力和技能。中国人正是在这些技能上略胜一筹”(韦斯特， 28)。
[27] AFL， 19。关于那些小虫子:“像白蚁一样，悄无声息而又持续不断地啃噬着最硬的木料，而房主却昏沉入睡、全然不知，它们一直在不停地侵蚀着”(惠特尼:《华人与华人问题》(Whitney， Chinese Question) 137);Rudyard Kipling引述美国劳联小册子的话说:“有三个种族能够工作，但只有一个是成群结队、密密麻麻的”(10)。美国劳联的小册子还提到“四亿五千万中国人的聚居地”，而明恩溥(Arthur Smith)在那本影响深远的《中国人的气质》(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中说道“庞大的人口聚居在小小巢穴当中” (17) (明恩溥:《中国人的气质》(Arthur Sm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Norwalk， Conn. ， 2003]， 187 [下文引用简写作CC])。 E·特鲁姆布·李牧师(Rev. E. Trumbull Lee)就是那些将中国人比作蝗虫的人之一;参见E·特鲁姆布·李牧师:《反对华人:一个波特兰牧师就苦力问题的看法》(Rev. E. Trumbull Lee， “Anti Chinese: Coolie Question Discussed by a Portland Pastor，” 原载于《波特兰每日新闻》(Portland Daily News)， February 13， 1886;另可参见网上资源http:/ / www. ohs. org/ education/ focus_on_oregon_history/ APH Document Lee Article-1886. cfm。
[28] 由于美国劳联小册子所持的反华立场与亲华、重商主义力量之间争论的特殊推动力，将对中国移民的宽宏大量看成是帮助美国公司获得海外华人市场吸引力的一种方式。John Eperjesi已经证明了成立于1898年的美国亚洲协会(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简称AAS)是如何利用它自己的刊物来传播“这个共和国的未来是与它在太平洋的威望维系在一起的”观念的，并梦想随着向数以百万计徒手工作的中国人大力倾销各种工具，将会带来经济繁荣。Eperjesi最终发现，协会的工作力图“通过为资本提供一个更为清晰的未来的方式，来度过[经济]危机”，他写道，“关于中国市场提供了解决危机的办法的观念，并没有进一步满足资本的需求”《美国亚洲协会与美国太平洋地区的帝国主义想象》(“The 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 and the Imperialist Imaginary of the American Pacific，”)载《边界》(boundary) 2 28:1 [2001]， 218. )。另可参见艾派尔耶希:《帝国主义想象:美国文化中的亚洲与太平洋景象》(Eperjesi， The Imperialist Imaginary : Visions of Asia and the Pacific in American Culture) (Lebanon， N. H. ， 2004)。关于20世纪早期美国文化中对于跟理想消费者模式的发展相关的劳工流动上的这种种族化方式的探讨，可参见洪静媛:《美国资本的破裂:有色妇女女权主义与移民劳工文化》( Grace Kyungwon Hong， The Ruptures of American Capital : Women of Color Feminism and the Culture of Immigrant Labor) (Minneapolis， 2006)一书第3章。
[29] 明恩溥(Arthur H. Smith，1845-1932)，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维郎城(Vernon)。他于1872年携新婚妻子来华，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等地，并兼任《字林西报》通讯员。他于1905年辞去教职，留居北京从事写作。他在华生活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对中国具有深厚的感情，也是最早建议美国政府退还庚子赔款的人，同时，他对中国社会底层民众的研究也较为深入。《中国人的气质》是他的代表作之一。——译者注
[30] 该书最早出版于1890年，在中国国内有多个译本，名称各异，且新译本还在不断增加，如《中国人气质》，张梦阳、王丽娟译，(甘肃)敦煌文艺出版社1995年12月版。2005年由出版社出版之际，改名为《中国人德行》;《中国人的性格》，乐爱国、张华玉译，(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4月版;《中国人的性格》，匡雁鹏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8年9月版;《中国人的素质》，秦悦译，(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版;《中国人的素质》，林欣译，京华出版社2002年版;《文明与陋习:典型的中国人》，舒扬、舒宁、穆秭译，书海出版社2004年版;《中国人的特性》，戴欢、代诗圆等译，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年6月版等。但最早的中译本则是1903年由作新社于上海出版的《支那人之气质》。对于明恩溥及该书的专门论述，可参见黄兴涛:《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及其〈中国人的气质〉——一部“他者”之书的传播史与清末民国的“民族性改造”话语》一文(载[美]明恩溥著，佚名译，黄兴涛校注:《中国人的气质》，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1—48页)。——译者注
[31] 刘禾在对明恩溥的介绍中指出，他的书只是被认为是中国问题权威的赛珍珠(Pearl S. Buck)的《大地》(The Good Earth) (1931)一书所取代，刘禾还引用了一份1925年的调查，这份调查将《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列为西方人最重要的中国题材作品中的第一名。在该书的众多译本中，有很多是中文和日文译本，对此，刘禾在其《跨语际实践》(Translingual Practice :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China， 1900– 1937(Stanford， 1995))一书中作了详细论述。(中译本:刘禾著，宋伟杰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年。——译者注)(https://www.daowen.com)
[32] 关于战后芝加哥社会学学派和亚裔美国人之间的关系，可参见余全毅:《思考东方人:现代美国的移民、接触与异国情调》( Henry Yu， Thinking Orientals : Migration， Contact， and Exoticism in Modern America) (New York， 2002)。
[33] 这份小册子引用了《1885年7月旧金山市、县监事会特别委员会为受命对唐人街进行调查与报道所作的报告》(“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Supervisors of the City and County of San Francisco， appointed to investigate and report upon Chinatown， July 1885.”)中的内容。
[34] 如果从海德格尔关于无聊(boredom)的冥想(meditation)角度来解读明恩溥的话，就会发现中国人忍受单调(monotony)能力的重要意义。对海德格尔来说，“此在(Dasein)只不过是一种学会变得无聊的动物而已;它已经从自身[对世界]的迷恋醒来，并进入对它自身的迷恋当中。这种从对自身迷恋的生物性的觉醒，这种对非开放的充满焦虑而又毅然决然的开放，就是人类”(“Dasein is simply an animal that has learned to become bored; it has awakened from its own captivation [by the world] to its own captivation. This awakening of the living being to its own being captivated， this anxious and resolute opening to the not open， is the human”)(引自吉奥乔·阿甘本:《开放:人类和动物》，凯文·安特尔译(Giogio Agamben， The Open : Man and Animal， trans. Kevin Attell) [Stanford， 2004]， 70. )。成为人类，就是获取了无聊的能力;因此，中国人对单调性的接受就使他们站到了分界线的另一侧，跟动物在一起了。也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反华活跃分子经常坚称——回应着库珀曼莎普提议进口中国劳工的那些制造商的期望——他们不相信中国人能建立起工会，因为他们缺乏罢工所必要的同情心与政治意愿。这种看法完全靠不住，因为中国劳工组织了许多次罢工活动，不管是他们自己主导，还是作为“主流”罢工的一部分。参见戈洛瑞对1877年雪茄制造工人罢工活动的描述;他引用了《劳工标准》(Labor Standard)，以证明“在罢工当中，华人‘自身表现出真正(real)文明的能力’”(98)。由于儒教思想的熏陶，因此亚洲劳工通常比欧洲劳工更为圆滑世故的看法，一直延续至今;参见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兴起》(第二版) (Manuel Castells，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2nd ed). (Oxford， 2000)， 193。
[35] 惠特尼(Whitney)， 195.
[36] 但是这些隐喻并不仅仅被看成是隐喻，让我们回到它们意义的传播媒介上来。随着1851年中国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中国成为西方军事装备的大客户。由包括戈登在内的外国军官领导的“常胜军”的胜利，促进了对西方武器的追捧，卫周安(Joanna Waley Cohen)写道，他们“转变了李鸿章的看法，此人从19世纪60年代后期一直到他1901年死去为止，在中国政治和国际事务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开始积极引进外国武器及技术……在李鸿章的支持之下，中国成为德国武器制造商克虏伯的一个优质客户，以至于阿尔弗雷德 ·克虏伯在他床前挂了一幅李鸿章的画像”《北京的六分仪:中国历史中的世界潮流》(The Sextants of Beijing : Global Currents in Chinese History) (New York， 1999)， 184–85;黑体为笔者所加)。1896年，李鸿章访问美国，他在洽谈其他事务的过程中，还敦促国会放宽对中国劳工的移民限制。
[37] 罗伯特·沃尔特:《中国人1899年占领俄勒冈和加利福尼亚的一段简短而真实的历史》 (Robert Woltor， A Short and Truthful History of the Taking of California and Oregon by the Chinese in the Year a. d. 1899) (San Francisco， 1882)， 77;皮尔顿·托诺:《共和国的末日》(Pierton W. Dooner， Last Days of the Republic) (San Francisco， 1880). 伍家球(William F. Wu)谈到了这些小说，此外还有《陆地月刊》(Overland Monthly)的一些短篇小说，收录于《黄祸:1850—1940年美国小说中的华裔》(The Yellow Peril : Chinese Americans in American Fiction 1850–1940) (Hamden， Conn. ， 1982)。
[38] 兰博是美国动画片《兰博》(Rambo)中的主人公，以机智英勇著称，后由史泰龙主演的真人形象(《第一滴血》系列)给人深刻印象，他代表了几代美国人所标榜的形象:打不死、顽强不屈、为了目标奋勇向前，这些高大威猛的经典形象迎合了美国人的欣赏口味。——译者注
[39] 阿尔蒂尔·兰波(Arthur Rimbaud，1854-1891)，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鼻祖。他用谜一般的诗篇和富有传奇色彩的一生吸引了众多的读者，成为法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诗人之一。——译者注
[40] 伊格内修斯·唐纳理(Ignatius Donnelly，1831-1901)，美国国会议员、畅销书作家和科幻学家。代表作有:《亚特兰蒂斯:远古世界》(Atlantis : The Antediluvian World) (1882) 等。——译者注
[41] 唐纳理在这部小说中描绘了一个异常残酷的社会景象。“毁灭者兄弟会”(Brotherhood of Destruction)是一个残酷无情的无产者集团，他们因为不堪无情的阶级压迫与阶级仇恨而被迫铤而走险。他们在华尔街周边地区设置路障，发起了对华尔街的总攻。如果说是否胜利可以用19世纪交战双方确认的肢体摧毁标准来衡量的话，那么这次反对华尔街是最终获胜了。但是，真正的恐怖才刚刚开始。胜利的起义军建立了一座“恺撒纪念碑”。这是一座方尖石碑，纪念碑取名“恺撒”是为了纪念兄弟会的总司令恺撒·洛梅里尼( Caesar Lomellini)。这个巨型方尖碑建成于起义之后，它是用水泥和25万具尸体堆积起来的，死者是那些被击毙的金融寡头及其走狗。为了表明“现代文明的寿终正寝”，那些幸存下来的商人、政客以及牧师被迫参加了建造这座纪念碑的强制性劳动。为了保证它永远不会遭到破坏，恺撒纪念碑的内部填满了炸药，假如任何人想要把尸体移走，这座纪念碑就会被彻底夷为平地。——译者注
[42] 伊格内修斯·唐纳理:《凯撒的纪念碑:二十世纪的一个故事》(Ignatius Donnelly， Caesar's Column : A Story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Cambridge， 1960)。这本书最初在芝加哥出版，其原因之一，可能部分地从其更宏大的跨国前景上得以解释(或者有助于解释)——尽管是寡头政治在形式上是“亚洲式”的，但小说中的敌人是一个广义上的世界文化，它并不源于军事入侵，而来自垄断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进步。关于唐纳里的更多信息，可参见凌津奇(Lye)所著一书第63—72页以及萨克斯顿(Saxton)所著一书第 283—284页。直到20世纪初，英语世界的作家才开始担心来自日本的军事入侵，并在关于日本战胜俄国(1905年)以及1911年清朝灭亡的作品中最鲜明地表现出来。在赫伯特·乔治·威尔斯(H. G. Wells)的 《空中战争》(The War in the Air) (1907)一书中出现了包括日本、中国和印度在内的亚洲联军进攻西方的故事;理查德·汤普森(Richard Thompson)探讨了美国国会众议员里士满·霍布森( Richmond P. Hobson) (在《美国版时尚杂志》(Cosmopolitan，该杂志是世界上销售规模最大的年轻女性杂志，因向年轻白领女性介绍流行时尚、探讨当代两性关系而闻名遐迩。自从1886年创刊以来，一直报道现代社会潮流。——译者注)上!)以“假如战争来临”(If War Should Come)为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这些是当时对日美战争所作的最详细的预测”(“The Yellow Peril， 1890-1924，”威斯康辛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57年，散见于第427—434 页)。或者，就看一下马尔斯顿·曼森( Marsden Manson)的《黄祸当头:历史中的可能篇章》(The Yellow Peril in Action : A Possible Chapter in History) (San Francisco， 1907)一书，在这本书中，中国军队与日本海军联手作战，横扫美国太平洋沿岸地区，作为签订合约的一部分，中日联军要求修订美国宪法以给予外国人以平等的公民权。跟霍布森在《美国版时尚杂志》中的文章一样，曼森对战争(他设定为1910年)的虚构叙述至少在部分上是要让美国人知道太平洋的商业和军事价值，以及美国力量在那里(在关岛、菲律宾以及西海岸港口)存在的价值。在该书的最后，还包含一张折叠式地图，以表明美国在世界三大洋之间的“巧妙地位”(masterly position)(18)。杰克·伦敦的作品《空前入侵》( 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收入《强人之强》( The Strength of the Strong) (New York， 1914)一书，他想象了一个在日本帮助下实现现代化的中国，通过人口管控，控制了全世界，最终其民众被一个怀着种族恐惧的西方联盟用细菌武器一举消灭的故事。
[43] M. P.希尔:《黄祸》(M. P. Shiel， The Yellow Danger) (London， 1888);在美国和英国再版时加了副标题:《黄祸:亦或如果中华帝国崩溃的话，那些远隔万里的所有欧洲国家将会发生什么？》( The Yellow Danger : Or， What Might Happen if the Division of the Chinese Empire Should Estrange All European Countries) ( London and New York， 1899)。我非常感谢R·约翰·威廉斯(R. John Williams)让我关注这一小说。威廉斯的论文，用庞德(Ezra Pound)现代主义作品中的观念，将这一时期的几次中国人入侵跟技术与中国的后续关联结合到了一起。对奇幻和科幻小说作品中的中国人特征，尤其是臭名昭著的恶棍傅满洲(Fu Manchu)和酷明(Ming the Merciless)更为深入细致的论述，可参见伍家球、马对美:《死亡的拥抱:东方主义与亚裔美国人身份》(William F. Wu， Sheng Mei Ma， The Deathly Embrace : Orientalism and Asian American Identity)(Minneapolis， 2000)以及罗伯特·G·李:《东方人:大众文化中的亚裔美国人》(Robert G. Lee， Orientals : Asian Americans in Popular Culture) (Philadelphia， 1999);关于20世纪90年代中国入侵的科幻小说，可参见韩瑞:《中国性:未来的一种史前状态》(Eric Hayot，“Chineseness: A Prehistory of Its Future，”) 载《汉字:书写中国》，韩瑞、苏源熙和斯蒂芬·姚主编( Sinographies : Writing China， eds. Eric Hayot， Haun Saussy， and Steven G. Yao) (Minneapolis， 2007)。
[44] 关于北亚当斯冲突的更多介绍，参见戈洛瑞:《关闭大门》(Gyory， Closing the Gate)， 第3章和罗伯特·李:《东方人》(Robert Lee， Orientals) 55–56。
[45] 菲利普·E·韦格纳:《虚构的共同体:乌托邦、国家和空间现代性的历史》(Philip E. Wegner， Imaginary Communities : Utopia， the Nation， and the Spatial Histories of Modernity) (Berkeley， 2002)， 62。
[46] 在贝拉米所描绘的乌托邦未来中，女性被看成是男性的“联合”而不是平等的力量，尽管她们在国家政治经济结构中所体现的实际情况已经足以获得某些当代女性主义者的褒奖。关于她所谓的贝拉米“吹嘘的女权主义”(vaunted feminism)的新批评，可参见西尔维娅·施特劳斯:《乌托邦中的性别、阶级与种族》(Sylvia Strauss， “Gender， Class， and Race in Utopia，”) 载达芬妮·帕泰主编:《回顾，1988—1888:爱德华·贝拉米论丛》(Daphne Patai， ed. ， Looking Backward， 1988–1888: Essays on Edward Bellamy) (Amherst， 1988)。
[47] 在添加了所有关于国家主义的论述之后，这就成了一个不大可能发生的爱情故事，它是为小说的情节服务的。在这当中，朱利安·韦斯特最终迎娶了里特的女儿，而凑巧的是，她正是朱利安1887年时未婚妻的孙女。正如Jonathan Auerbach所指出的，这种爱情的替代逻辑提供了对“贝拉米关于系统性的、但又无形中正在官僚化的传统国家理念的整体计划”的一种感性验证(《“组织起来的国家”:爱德华·贝拉米人回顾中的乌托邦式衰微》，载《美国文学史》(“‘The Nation Organized’: Utopian Impotence in Edward Bellamy's Looking Backward.”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6. 1 [Spring 1994]， 37. )。
[48] 此处为音译名。——译者注
[49] 温顿:《从过往找寻未来，李万龙教授对肖马特学院新生所作的系列演讲》(Arthur Vinton， Looking Further Backward， Being a Series of Lectures Delivered to the Freshman Class at Shawmut College， by ProfessorWon Lung Li) (Albany， N. Y. ， 1890)， 31。 下文引用简写作 LFB。
[50] 现任美国德拉华州立大学教授，代表作有《扫地出门:那场被遗忘的美国排华战争》(Driven Out : The Forgotten War against Chinese Americans， Berker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8. )。——译者注
[51] 据我所知，威廉斯是唯一一位在一种亚裔美国人语境下思考温顿作品的学者。Wegner认为温顿作品是对贝拉米的回应，而琼·菲尔泽(Jean Pfaelzer)则将温顿放到一种美国反乌托邦传统中加以分析，但从来没有以超过两页的篇幅来探讨这部小说(菲尔泽:《十九世纪美国反乌托邦小说中的模仿与讽刺》(Pfaelzer，“Parody and Satire in American Dystopian Fiction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载《科幻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 7. 1[March 1980])。
[52] 通过保留当代美国对华话语中的措辞，但又颠倒其历史与类型的方式，温顿塑造出了一种经典的反乌托邦或讽刺小说的形象，在诸如《人猿星球》(The Planet of the Apes)(当然，它本身也是民权运动的一个寓言)的一部电影中得到最完美的体现。然而，小说在这一领域的可预见性至少可以部分地理解为是它文体的一种必要性:我们必须将这种反乌托邦小说的文体当成是跟科幻小说不同的，这种不同并不在于所信奉的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而在于它试图通过纯逆转(pure reversal)而制造陌生化的方式(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反乌托邦小说通常是无趣的)。
[53] 所有这些都被所提到的真实发生的1770年波士顿惨案取而代之了，尽管这一惨案只有五个人死亡，但却成为北美独立运动的肇始。
[54] 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人们可能会认为李万龙对日记的长篇引文讲述了波士顿肖马特学院(Boston's Shawmut College)一个中国历史学家的故事，他以失去自己的声音为代价，逐渐放弃了自己的叙述空间，而纠缠到一种跟他先辈的俄狄浦斯情结关系(an Oedipal relationship)当中。正如韦斯特自己一度注意到的，那些典型的中国人对祖先的尊崇，似乎使他对碰见的中国人有了比以往更多的崇敬之情，这要感谢那有着150年之久的催眠奇效:“祖先和耋耄耆老从古至今一直是天朝大国(指中国——译者注)的崇拜对象，而我，作为他们祖先的当代一员，在他们的观念中似乎被赋予了跟他们对其祖先一样的尊崇。因此，他们倾听着我，就像我两个世纪以来所说的话当中所积累起来的智慧一样。”(143)。在这里，小说提供了一个线索，通过一种地方化的俄狄普斯情结(以肖马特学院的历史讲座为中心)，也通过一种文化关系，表达了李教授对韦斯特的兴趣。
[55] 我对在小说的有限框架内对特征与叙述模式的空间“竞争”方式的解读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亚历克斯·沃洛奇(Alex Woloch)的作品，他在《一个对多个》(The One vs. the Many) ( Princeton， N. J. ， 2003) 一书中进行了一种叙事实践( a narratological practice)，在一个全球化的“特征—体系”(character system)中分析了“特征—空间”(character space)的分布问题，并且将这种形式结构解读成作为文体(genre)小说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一种关键特征。
[56] 这并不是说美国人在表现、或者中国人在演讲方面有任何特殊之处。在小说的内部叙述结构中，在对政治层面的叙述上从美国转向中国，而在单独叙述的时候则从中国转向美国。
[57] 在对温顿小说的探讨中，菲尔泽写道:“这个故事以朱利安日记中的一段话结束:他意识到，中国人除了中西部的一小块地区之外，已经控制了所有的地区，他知道在他们包围这块地区之前，‘它’(it，指中西部的一小块地区——译者注)的消亡也只是时间问题”(“the story ends with a passage from Julian's diary: he realizes that the Chinese have gained control of all but a small area of the mid western states， and he knows that ‘it's just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they close in’”)(68)。菲尔泽引用的一定是该书的另一不同版本，因为我所指的版本中没有这段话。我见到的版本就是以我上面所述的内容结束的。菲尔泽引用的那段话的一种版本出现在李教授最后的演讲当中，而不是朱利安·韦斯特的日记当中，而在我所见的版本中则是“随着我们逼近那帮民族主义残留分子，控制此地就只是个时间问题”(“It is but a question of time when we close in upon the last remnant of the Nationalists”)(187)。
[58] 确实，这里的这个跨国、跨民族的“我们”(we)，是对一大帮男大学生听众说的，从劳动力和教室中排除女性那里得到了很多好处(如今是“男子气概的侍女”)，而这些是每个种族和民族的男人都会欣然同意的。
[59] 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岛屿与战壕:中立与乌托邦话语中的生产》(Fredric Jameson， “Of Islands and Trenches: Neutralization and the Production of Utopian Discourse，”)载《符号》(Diacritics) 7， no. 2 (1977)， 3。
[60] 威廉斯将一种“感觉结构”定义为是“一种仍在进行之中的、常常确实没有被公认为是社会化的、但却是私密的、特殊的和孤立的社会经验”，也是目前正日渐凸显的社会本质的“一种文化假设” (《马克思主义与文学》(Marxism and Literature) [Oxford， 1977]， 132–33. )。
[61] “机器之神”(deux ex machina)最早源于古希腊语
，意指机关中跑出来的神。在古希腊戏剧中，当剧情陷入胶着，难以解决其中的困境时，就会突然出现拥有强大力量的神来解决这些难题，使剧情得以继续下去。当时，会利用升降机的机关，将扮演神的演员送到舞台上，于是就有了“机器之神”的说法。在某些现代评论者看来，在戏剧或者故事中的这种安排破坏了戏剧或故事的内在逻辑。——译者注
[62] 《空前入侵》(The Unparalleled Invasion)是杰克·伦敦(Jack London)1910年发表的一部科幻小说。小说虚构了中国向日本学习西方现代观念和技术之后得到飞速发展，进而迅速崛起，但最后遭到世界列强毁灭性打击的故事。作者以倒叙的形式展现1976年的世界格局:当时的中国已经步入发达国家之列，其强大国力令全世界感到害怕，而造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则要追溯到72年之前的日俄战争，在当时，日本战胜了欧洲强国俄国，从此一跃而为世界强国，但这也成为了中国觉醒的契机。作者叙述到，日本当时意识到自己在面对西方列强时深感势单力薄，因此就试图通过操控中国而与西方相抗衡，但中国在学习了日本的先进技术与观念之后，就试图摆脱日本控制，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日本无法容忍中国的崛起，于是在1922年爆发了中日大战，最终以日本失败告终。经此一役，日本企图打造东亚大帝国以与西方抗衡的意图宣告破产，使西方世界松了一口气，而更令西方人欣慰的是，中国尽管与日本相邻，也处于东亚，但是中国人却不像日本人那么好战，而是平和宽忍、埋头苦干。在数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到了1970年，中国的实力已经有了极大的提高，这时候，中国与其周边邻国不断出现冲突。最先发难的是控制印度支那半岛的法国，由于大批中国人依据印度支那半岛地区，对法国在当地的殖民统治秩序造成了巨大的冲击，法国遂决定向中国开战。当时的中国没有庞大的正规军，但其民兵组织却极有战斗力，一举大败法军。这些民兵随后携妻带幼移居印度支那半岛，将法国的势力彻底清除了出去。为了夺回殖民地，法国派遣强大的海军来华，轰炸中国领土，但中国始终不应战，等到法军弹尽粮绝不得不撤退之后，中国又轻而易举地夺回这片沿海地区。在这之后，中国以同样的和平方式从南北西三个方向进行扩张，列强用尽各种手段都无法加以遏止，最后，美国总统接受了科学家拉宁格尔的细菌战方案，并推荐给西方诸列强使用，最终用这种方式对中国实施了毁灭性的打击，从此世界不再受到中国和平扩张的威胁。考虑到当时的历史语境的话，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杰克·伦敦这部作品所反映的是当时西方人(确切地说是欧美白种人)对中国人所持有的根深蒂固的排斥态度，这种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了当时西方世界的对华集体潜意识，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当今“中国威胁论”的一大历史渊源。——译者注
[63] 在《膜:十九世纪文学、科学与政治中的入侵隐喻》(Membranes: Metaphors of Invasion in 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Science， and Politics)一书中，劳拉·奥蒂斯( Laura Otis)为我们揭示了细胞的发现以及传染病疫苗的发展是如何促使焦虑的帝国主义者以众多有机隐喻的方式形成对民族/国家边界的控制的，尤其是那些围绕着将病毒进入人体并“传递”(passing)给它的合法公民的可能性而组织起来的(Baltimore， 1999)。
[64] 波德莱尔( Charles Baudelaire)，全名为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 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1821年4月9日—1867年8月31日)，法国19世纪最著名的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代表作有《恶之花》。《恶之花》(1857)是波德莱尔的代表作，也体现了他的创新精神。创新之一在于他描写了大城市的丑恶现象。在他笔下，巴黎风光是阴暗而神秘的，吸引诗人注目的是被社会抛弃的穷人、盲人、妓女，甚至不堪入目的横陈街头的女尸。——译者注
[65] 《论波德莱尔的N个主题》，收录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论波德莱尔》(“Some Motifs in Baudelaire，” in Charles Baudelaire， a Lyric Poet in the Age of High Capitalism) (London， 1983)， 122。
[66] 我这里的一些想法受到了克里斯托弗·布什一篇近期文章《美国喷绘时代中事物的族性》(“The Ethnicity of Things in America's Lacquered Age，”)载 《表象》(Representations) 99 (Summer 2007)的巨大影响。
[67] 凌津奇:《美国的亚洲》(Lye， America's Asia)， 94。
[68] 谢平:《非人条件:论世界主义与人权》( Pheng Cheah， Inhuman Conditions : On Cosmopolitanism and Human Rights) (Cambridge， Mass. ， 2007)， 10。
[69] 《真实存在的马克思主义》(“Actually Existing Marxism，”)载《解析》(Polygraph)， 6–7(1993): 170–95。
[70] 在这里，我们看到，在一种缺失外形(figuration)形象(figure)中，“人类”(human)或者“原初”(original)的身体向我们有效地再现了一种从未存在过的“本真”(genuinely)真实身体的理想(ideal)。
[71] 在柏林墙倒塌三年之后，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1992)一书，描绘了一个柯耶夫式的独特的黑格尔，提出了与无处不在的现代性发生关联的另一种视角。福山认为“一个统一的经济生产可能性的范围”“使所有人类，不论其历史渊源或文化传统，都必然走上一条不可逆转的同质化道路”，在很多方面，这就像一个世纪之前温顿所想象的普世主义(universalism)一样，尽管福山所指的是一种更为积极的模式(第xiv页)。(中译本:福山著，关胜强等译:《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