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设的满大人(回归)
在美国之旅结束并回到欧洲之后不久所写的《每个人的自传》(Everybody's Autobiography)中，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指出，一些人曾认为这是有意思的事情，而在她的歌剧《三幕剧中四圣人》(Four Saint in Three Acts)[96]中，“他们问圣女特里萨，假如一按按钮就能杀死三千中国人的话，她会怎么做？之后，合唱队说圣女特里萨对此不感兴趣”。但是，斯泰因写道，圣女特里萨感兴趣的是建立女修道院，而不是杀死中国人;假设并没有对特里萨圣女具体的实践性的类型产生什么影响。斯泰因进而回想起她第一次从哲学家赫庆斯·海普顾德(Hutchins Hapgood)[97]那里听到关于中国满大人的假说。海普顾德“想要思考针尖上的天使的数量……并且……经常对我抱怨说我比其他任何这般善良的人赶上的时光都要好”。有一天，在被斯泰因的“美德”阻挠之后，……向她问了一个“测验题。如果我为了不惜代价救我的兄弟而可以按下按钮杀掉五千中国人的话，我该怎么办？当然，我很喜欢我的兄弟，而且我完全能想象他所受的痛苦，我回答到，五千中国人是我无法想象的东西，因此我对此没什么兴趣”[98]。
斯泰因对深处这种困境的理想化的蠢事的抗拒，表明了对将中国人形象作为因欧洲人美德而设的“测验题”加以回应的可能性，这种回应既不肯定也不否定，而是拒绝将假设的前提作为假设。这种拒绝最直接地表明了斯泰因对超越观念的事物所作的实用主义承诺，同时也是对她所思所想的具有逼真、明白无误品质的实用主义的承诺。但是，这也表明了在对中国的现代主义式的探究中的一般认知是如何在如此晚近的学术作品当中得以详尽阐释的，而直接与假想的满大人联系起来，则是本书更大的雄心所在。
在斯泰因散文中满大人的看似同时的再现，解决了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将她所写的想象成是“中国人”的问题，这也最终表现出人们可以如何严肃地将罗素对中国人冷漠之心的类型非正式地复制到对他者的受苦之上。而在这里，在复制与罗素对伍尔夫现代主义所产生的哲学影响之间的明确关系形成了例证—效果的问题，这并没有着力于用中国或者中国性的“失败”来维护自身在哲学“内心”或“核心”的地位，而毋宁是通过各种方式将中国在哲学核心内部或外围所体现(不管是在现代主义方面，还是在人权方面)的功能看成是一种正在消失的展现。进而，究竟是什么不同之处导致了通过丽莉的“中国眼睛”所见的可感物与现代主义之间的关联，而又是怎样的不同，使得罗素对中国人缺点的老调重弹跟乔治·亨利·梅森在1801年关于中国人刑罚一书中的分类如此相似？我们可以简而言之，如果中国在1922年可以被当时世界上两大最具前瞻性的知识分子当中的一个视作是一种“问题”的话，那么，中国的地缘政治地位，它与日本殖民主义的关系，与现代化的关系，其可能性就会“在最为需要的时刻，为人类带来整个新希望”，在罗素书中所有的话，都必须被看成是世界—感知(world perception)的一种基质，这种基质同时形成了对中国人冷漠性格的感知以及现代主义形式上的“中国人”逻辑(PC，252)。这一章已经表明了中国这一“问题”是如何与没有主体的“非目视”的、无声的世界密切关联起来的，在这里，可感物的世界得以生发但却无法被感知，而这正是罗素对伍尔夫现代主义的主要贡献。如果人类意义上的一个整体性的全球化冷漠的幽灵能够跟十之八九的中国人对一条被碾的狗的特殊冷漠相提并论的话，这只不过是因为是维特根斯坦式的语言游戏，在这种游戏中，它们的参与都或多或少地仰赖于其中所展现出的中国形象。这是由于在它恰恰就处在哲学或文学形式的历史沉重感与中国人既获取又失去其批评合法性的例证的轻松之间的交易当中，一种对于语言游戏规则重要性的维特根斯坦式的提醒正可用来结束这一章:它表明了这本书主要目的是去描述语法或者元语法，而这将使“中国”得以表现出它所具有的哲学与指示功能。
【注释】
[1] 博济医院(英语:Canton Hospital， PokTsai)是清朝末年由美国传教士伯驾等人在广州长堤开设的医院。后来成为民国时期著名的百年医院。因孙中山先生曾在该院习医，改名为中山医学院第二附属医院，后改为中山医科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现称中山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译者注
[2] 浅川(Kan'ichi)，历史及政治学者，于1907年起在耶鲁大学教授历史(他同时也是图书馆亚洲典藏的策展人)。
[3] 未查到原名，此为音译名。——译者注
[4] 格特鲁德·斯泰因(Gertrude Stein，1874-1946)，美国作家与诗人，但后来主要在法国生活，并且成为现代主义文学与现代艺术发展中的重要人物。——译者注
[5] 这些功效是众多批判性作品中的题材。对于迷恋中文写作的批判，但同样也迷恋中文写作的一个经典事例是雅克·德里达的《论文字学》(Of Grammatology)，但是德里达已经准备回归到莱布尼茨(G. W. Leibniz)那里，莱布尼茨的梦想是创建一种纯粹的语言，并期望中文能够成为这种纯粹语言的化身。周蕾在《新教民族与资本主义精神》(The Protestant Ethnic &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2002))一书第2章中对德里达关于中文的论述有过总结和评判。另可参见苏源熙:《文化中国的话语长城》( Haun Saussy， GreatWalls of Discourse and Other Adventures in Cultural China) ( Cambridge， 2002).
[6] 例如，随着斯泰因所乘的船只于1934年10月24日驶入纽约港，召开了一次令人惊讶的出版会，纽约报纸的标题五花八门，诸如“Gerty Gerty Stein Stein Is Back Home Home Back”、“Gertrude Stein Barges In With a Stein Song to Stein”以及“Gertrude Stein， Stein is Back Back， and It's Still All Black， Black”(珍妮特·霍布豪斯:《每个人都是任何人:格特鲁德·斯泰因传记》(Janet Hobhouse， Everybody Who Was Anybody : A Biography of Gertrude Stein) [New York， 1975]， 177)。奥多内尔(Heather O'Donnell)在普林斯顿介绍的信息使我注意到这样一种习惯。作为一位特殊的耶鲁联系者，斯泰因跟阿尔弗雷德·哈考特(Alfred Harcourt)在11月4日参加了耶鲁大学跟达特茅斯学院之间的足球比赛。
[7] 埃兹拉·庞德(Ezra Pound，1885-1972)，意象派运动主要发起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迁居巴黎。二次大战期间他公开支持法西斯主义，战争结束后，他被美军逮捕，押回本土等候受审。后因医生证明他精神失常，再加上海明威和弗罗斯特等名人的奔走说情，最终，他只被关入一家精神病院。1958年，庞德结束了12年的精神病院监禁，重返意大利居住，直至去世。庞德的主要作品有《面具》(1909)、《反击》(1912)、《献祭》(1916)、《休·西尔文·毛伯莱》(1920)和《诗章》(1917—1959)等，此外，庞德还是一个热衷于介绍中国古典诗歌和哲学的翻译家，经他改编并翻译了《华夏集》(1915)等作品。——译者注
[8] 《华夏集》是庞德最有影响力的一部译诗集，并作为庞德的文学成就载入英美文学史册。在《华夏集》中，庞德首次提出了中国诗歌具有与众不同的审美品质，创立了实际上将影响所有后来者的翻译范式。《华夏集》的问世颠覆了传统的忠实翻译观念，引发了中西方持续近一个世纪的争论，文学翻译的实质再度成为译界探讨的焦点。——译者注
[9] 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1874-1925)，英美意象派诗歌运动领袖，在诗歌的艺术技巧方面有较深的造诣，继庞德之后，进行了汉诗英译的尝试和实践。——译者注
[10] 美国土伦大学英美文学博士，耶鲁大学“H. D.”研究员(1992—93)、耶鲁大学比较文学研究员(2005)，新奥尔良大学校际首席教授。——译者注
[11] 罗伯特·科恩:《东方主义、现代主义与美国诗歌》(Robert Kern， Orientalism， Modernism， and the American Poem)(Cambridge， 1996);钱兆明:《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庞德和威廉斯笔下的中国遗产》( Zhaoming Qian， Orientalism and Modernism : The Legacy of China in Pound and Williams)(Durham， N. C. ， 1995);斯蒂芬·姚:《翻译与现代主义语言:性别、政治、语言》( Steven G. Yao， Translation and the Languages of Modernism : Gender， Politics， Language)(New York， 2002)。另可参见玛丽·帕特森·钱德尔:《埃兹拉·庞德对儒家经典的翻译》( Mary Paterson Cheadle， Ezra Pound'`s Confucian Translations)(Ann Arbor， 1997);黄桂友:《中国与美国的白人主义、意象派以及现代主义》(Huang Guiyou， Whitmanism， Imagism， and Modernism in China and America)(Cranbury， N. J. ， 1997);以及黄运特:《跨太平洋的位移:民族志、翻译和20世纪美国文学的互文性旅行》( Yunte Huang， Transpacific Displacement : Ethnography， Translation， and Intertextual Travel in Twentieth Century American Literature )(Berkeley， 2002)。
[12] 假如我明确为“现代主义”(modernism)一词加上形容词的话，这是因为我试图避免使用一般意指“1914年至1922年间的盎格鲁美国现代主义”(Anglo American modernism between 1914 and 1922)或者其他特定词汇的“现代主义”。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抗拒涉及到地理学、语言和时间上的标准化叙述的盎格鲁中心主义(Anglocentrism)。当然，对于一种特定的现代主义的任何讨论，同时也是一种对一般意义的现代主义意蕴的讨论;尽管这种讨论并不能完全将问题弄清楚，我所提及的取决于对一般分类的更为地理学化的和世俗化的公开文本;关于类型，在苏珊·斯坦福·弗里德曼(Susan Stanford Friedman，目前为美国威斯康辛大学英文系讲座教授——译者注)的近期作品中有详尽论述。参见诸如她的《阶段化的现代主义:后殖民现代性与现代主义研究的时空边界》(“Periodizing Modernism: Postcolonial Modernities and the Space/ Time Borders of Modernist Studies，”)载《现代主义/现代性》(Modernism/ Modernity) 13. 3 (Sept 2006). 另可参见韩瑞:《现代主义的中国:导论》(Eric Hayot， “Modernisms’ Chinas: Introduction，”)载《现代中国文学与文化》(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e) 18. 1 (Spring 2006)。
[13] 伍尔夫:《到灯塔去》(Virginia Woolf， To the Lighthouse) (San Diego， 1981)， 207;下文引用时简写为TTL。(中译本:[英]伍尔夫著，翟世镜译:《到灯塔去》，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0年。——译者注)
[14] 弗吉尼亚·伍尔夫(1882年1月25日—1941年3月28日)，英国女作家，被誉为20世纪现代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先锋。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她是伦敦文学界的核心人物，同时也是布鲁姆斯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的成员之一。她最知名的小说包括《戴洛维夫人》(Mrs. Dalloway)、《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雅各的房间》(Jakob's Room)等。人们普遍认为伍尔夫是引导现代主义潮流的先锋;她被认为是20世纪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同时也是现代主义者。她大大地革新了英语语言，在小说中尝试意识流的写作方法，试图去描绘在人们心底里的潜意识。有人在一篇评论里讲到她将英语“朝着光明的方向推进了一小步”。她在文学上的成就和创造性至今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译者注
[15] 这是一部作者倾注心血的准自传体意识流小说。小说以到灯塔去为贯穿全书的中心线索，写了拉姆齐一家人和几位客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片段生活经历。拉姆齐先生的幼子詹姆斯想去灯塔，但却由于天气不好而未能如愿。后因大战爆发，拉姆齐一家历经沧桑。战后，拉姆齐先生携带一双儿女乘舟出海，终于到达灯塔。而坐在岸边画画的丽莉·布里斯科也正好在拉姆齐一家到达灯塔的时候，在瞬间的感悟中，向画幅中央落下一笔，终于画出了多年萦回心头的幻象，从而超越自己，成为一名真正的艺术家。全书并无起伏跌宕的情节，内容分三个部分，依次为:窗;时光流逝;灯塔。最主要的人物拉姆齐夫人后来死去，其实际活动仅限于小说的前半部分。关于她的一系列描述，是以作者本人的母亲为生活原型的，而拉姆齐先生则有作者父亲的影子。此外，作者着墨最多的是丽莉·布瑞斯珂。表面上看，丽莉语言寥寥，其主要行为主要是为拉姆齐夫人作画，但该人物的思想活动相当活跃，作者以自己为原型塑造了这个人物，并“为小说结构安排了潜在的双重线索和复合层次。……丽莉这个人物既在这部小说世界之中，又在它之外;拉姆齐一家的经历是第一层次的故事，丽莉所体现的‘艺术―生命’主要是第二层次的故事，是包裹在小说外面的又一部小说。”——译者注
[16] “元小说”(metafiction)，兴起于西方20世纪六七十年代，它拥有“后小说”、“反小说”、“超小说”、“自我意识小说”、“非现实主义小说”、“实验小说”、“自生小说”等多种称谓。“元小说”一词，首见于美国后现代派作家、语言学家、文学评论家威廉·加斯1970年发表的小说《小说与生活中的人物》(Fiction and the Figures of Life)。在这部小说中，加斯指出，真正的元小说并不是那些仅仅在作品中探讨作品本身的小说，那是平庸而人厌烦的，小说应该是像博尔赫斯、巴思、弗莱恩·奥布赖恩等人的一些作品那样，在这些作品中，小说的形式可以作为进一步的形式素材。可以说，“元小说”把小说本身作为对象，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在小说创作中使用露迹、戏仿、拼贴等多种元小说技法自觉暴露其虚构性的本质，将文本作为纯粹的语言的产物，使叙事与批评相结合，从而反思艺术与现实的关系，揭示小说规律。——译者注
[17] 布鲁姆斯伯里派(Bloomsbury Group)是从1904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英国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地区为活动中心的文人团体。布鲁姆斯伯里派是一个英国艺术家和学者的团体，从1905年左右直到二战期间，这个团体都一直活跃着。这个团体开始时是一个非正式的社团，为剑桥大学新近的毕业生(1899年毕业的有四位成员，其中包括了托比·斯蒂芬，他是维吉尼亚·伍尔夫和瓦内莎·贝尔两人的哥哥)提供一个与亲朋相聚的场所，相聚的大多数都是同龄人，不少亦曾是剑桥使徒的成员。他们在彼此家里相聚，而相聚地点又主要设在伦敦布鲁姆斯伯里地区(在一战前这里更是唯一的相聚点)。1904年2月，托比·斯蒂芬的父亲莱斯利·斯蒂芬去世，四个子女(瓦内萨、托比、维吉尼亚、艾德里安)搬到位于布鲁姆斯伯里地区的房子居住，这件事对形成这一团体很有帮助。1906年，托比·斯蒂芬逝世，但团体已经足够坚固，因此并没有对其发展造成太大的阻碍。相反，这一不幸使其成员们联系得更紧密。虽然这个团体主要以文学的头衔而著名(维吉尼亚·伍尔夫是最广为人知的代表者)，它的拥护者却活跃于几个不同的领域，包括艺术界、艺评界以及学术界。——译者注
[18]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授，从1975年起就在伯克利任教，同时也是一位著名的语言、文化评论家。她的主要作品有《无言的句子:小说语言中的叙述与表现》(Unspeakable Sentences : Narration and Representation in the Language of Fiction)(Routledge， 1982)、《幻影桌:伍尔夫、弗莱、罗素与现代主义的认识论》(The Phantom Table : Woolf， Fry， Russell and the Epistemology of Modern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等。——译者注
[19] 帕特丽卡·劳伦斯(Patricia Laurence)身兼作家、批评家和纽约城市大学( the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英语系教授多种身份。专攻英国文学、文学理论、小说史及女性现代书写。著有《阅读沉默:英国传统中的弗吉尼亚·伍尔芙》(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1991)。在《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一书中，凭借其在中英两国旅行时对文献资料的研究以及相关采访，劳伦斯将其对沉默的研究延伸至东方。——译者注
[20] 丽莉·布瑞斯珂是伍尔夫名作《到灯塔去》(To the Lighthouse)中的人物，伍尔夫把她形容为“有一对中国人的眼睛”。劳伦斯教授藉此在新书中把新月派与英国著名文学团体布鲁姆斯伯里相比，而作平行的讨论。本书呈现给读者的是中英作家、学者之间有关个人、民族、文学和美学的对话，他们中有朱利安·贝尔、瓦内萨·贝尔、弗吉尼亚·伍尔夫、G. L.狄更生、E. M.福斯特、凌叔华、徐志摩、萧乾，这些对话让我们看清了两个文学团体。中译本:[美]劳伦斯著，万江波、韦晓保、陈荣枝译:《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上海书店出版社，2008年。——译者注
[21] 安娜·班菲尔德:《幻影桌:伍尔夫、弗莱、罗素以及现代主义的认识论》(Anne Banfield， The Phantom Table :Woolf， Fry， Russell， and the Epistemology of Modernism) (Cambridge， 2000);下文引用时简写为PT;帕特丽卡·劳伦斯:《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布鲁姆斯伯里派、现代主义与中国》(Patricia Laurence， 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 Bloomsbury， Modernism， and China) (Columbia， S. C. ， 2003);下文引用时简写为LB。
[22] 在同一页，丽莉·布瑞斯珂后来将其意指一张“虚幻的厨房桌子”( phantom kitchen table)。
[23] 此处引文参考了中译版《到灯塔去》，翟世镜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译者注
[24] 莱斯利·斯蒂芬爵士(Leslie Stephen， 1832-1904)，学者、编辑和哲学家，伍尔夫的父亲。曾任伦敦图书馆馆长，主编《英国名人传记辞典》，撰写《18世纪英国思想史》等著作。伍尔夫在回忆文章中曾这样评价她的这位父亲:“也许，我谈了太多他的冷静，太着重他的保守。他喜欢思考，厌烦多愁善感和感情泛滥，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冷酷，毫无感情，日常生活中永远都是评判的态度。相反，正是他强烈的情感，以及积极地表达情感，使得他有时对同伴来说有警示性。……虽然他是一个不可知论者，没有人比他更深刻地理解人类关系的价值，但也许他会最看重的评价是麦迪森在他去世后对他的赞辞‘他是我所认识的人中和你妈妈最配的人’”。关于他的详细资料可见:http:/ / en.wikipedia. org/ wiki/ Leslie_Stephen(2012年8月12日访问)。——译者注
[25] 乔治·爱德华·摩尔(George Edward Moore， 1873-1958)，英国哲学家，致力于分析哲学学派研究，主要贡献为伦理学。他认为和伦理相关的概念不能可能用自然概念(例如生存、功利等)来解释。——译者注
[26] 路德维希·约瑟夫·约翰·维特根斯坦(德语: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 1889-1951)，出生于奥地利，后入英国籍。语言哲学的奠基人，20世纪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思想的最初源泉主要来自弗雷格的现代逻辑学成果、罗素与怀特海写的《数学原理》和G. E.摩尔的《伦理学原理》。他的主要著作《逻辑哲学论》和《哲学研究》分别代表了横贯其一生的哲学道路的两个互为对比的阶段。——译者注
[27] 罗杰·弗莱(Roger Fry， 1866-1934)，英国著名艺术史家和美学家，20世纪最伟大的艺术批评家之一。早年从事博物馆学，属于欧洲顶级鉴藏圈子的鉴定大师，后来兴趣转向现代艺术，成为后印象派绘画运动的命名者和主要诠释者。他提出的形式主义美学观构成现代美学史的主导思想。著有:《贝利尼》(1899)、《视觉与设计》(1920)、《变形》(1926)、《塞尚及其画风的发展》(1927)等。——译者注
[28] 维特根斯坦的反应在书写功能上如今完全跟后结构理论大有关系;玛乔瑞·帕洛夫(Marjorie Perloff，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译者注)认为，这种解读需要严重的扭曲，这种看法很引人注目，但却已经不在本章所讨论的范围之内了。(参见《维特根斯坦之梯:诗歌语言与日常生活的新奇》(Wittgenstein's Ladder: Poetic Language and the Strangeness of the Ordinary) [Chicago， 1996]， 散见于11–15页)。班菲尔德认为，至少在布鲁姆斯伯里派看来，维特根斯坦来剑桥(尤其是他在《逻辑哲学论》(Tractatus)之后的作品)的时间太晚了，以至于在主客关系的反思中无法突显出来:“我们可以将维特根斯坦影响力的日增看成是一种布鲁姆斯伯里派哲学背景的分界点”(PT， 9)。随后，班菲尔德写到，“假如考虑到后期维特根斯坦对英国哲学所造成的影响的话，那么，我们就不必坚持说罗素在哲学上的重要地位了，就算罗素的地位不被贬低到极致，他的认识论对过去哲学的影响也会大为降低”。(41)。
[29] 此处的中文翻译征询了原作者的意见，特此说明。——译者注
[30] 《到灯塔去》分为三部分，“岁月流逝”这一引文出自中译版，下面的引文亦引自该中译版，略有改动。——译者注
[31] 保罗·塞尚(Paul Cézanne，1839-1906)，法国著名画家，是后期印象派的主将，从19世纪末便被推崇为“新艺术之父”，作为现代艺术的先驱，西方现代画家称他为“现代艺术之父”或“现代绘画之父”。他对物体体积感的追求和表现，为“立体派”开启了不少思路，其独特的主观色彩大大区别于强调客观色彩感觉的大部分画家。——译者注
[32] 本书是英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罗杰·弗莱在1900年至1920年20多年间有关艺术论文的选集，基本包括了其批评生涯前半期的著述。此书考察了非洲、美洲和亚洲不同种族艺术间形式与审美的应用，所有的文章与艺术实践都有关系，其中有丰富的理论思想和大量论战性、讨论性的文章。这些文章集中体现了罗杰·弗莱所持的核心观点——形式在艺术中具有最重要的意义。作者知识广博，富有独特见解，对于美术史、现代美术的很多判断都是非常经典的。——译者注
[33] 班菲尔德:“在宗教意指方面，布鲁姆斯伯里派美学就像其他现代美学一样，尽管根本没有提及制度化信念的问题，就像乔伊斯或艾略特那样……能够回想起那种信仰宗教所缺失的东西是情感(emotion)”(359)。
[34] “非目视视觉”是指以手指感觉辨识文字或识别颜色的非目视视觉、无眼视觉、皮肤视觉。英文名亦称skin vision，专名dermal optical vision。关于“eyeless vision”的论述可参考: http:/ / ed5015. tripod. com/ PaThoughtography. htm以及http:/ / www. science frontiers. com/ sf116/ sf116p07. htm(2012年4月2日访问)——译者注
[35] 关于“eyeless”一词的中文翻译，笔者跟原作者作过沟通。作者认为，对这一词汇的定义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内涵，比如说，可以翻译成“无眼”(literally without eyes)、“无观点”(without a point of view)、“无主体视觉”(a vision without a subject)，他认为在译文中应该综合运用“无眼”和“无观点”以便清晰解释他的意思，笔者综合考虑，最终将之译为“非目视”，并在不同的语境下加以特别说明。——译者注
[36] 胡允桓先生的译文是这样的:“可是叫人如何去描绘那失去了自我后所见的世界呢？找不到字眼。蓝色，红色，——就连这些也使人感到困惑，就连这些也深藏在迷雾中，而不是透亮清澈。怎么再去用清清楚楚的字眼描绘或者述说任何事物呢？——除了说它正在枯萎凋零，说它正在经历一次逐渐的变化，就连在一次短短的漫步中，它也会变得平平常常，总是那副景象。当你向前走着，每张树叶都彼此相似时，茫然的感觉就会重新出现。当你带着一连串虚幻的辞藻去看它们时，美的感觉就会重新出现。你呼吸着实有其物的气息;在下面的山谷中，火车正穿过田野，披着像垂下的耳朵似的煤烟。”([英]弗吉尼亚·吴尔夫著，胡允桓译:《海浪》，外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译者注
[37] 伍尔夫在《海浪》最后说到的一个缺失“自我”后所见的世界(“就这样，大地景色又回到了我的眼前:我看到田野五色缤纷波浪起伏，不过现在有一点不同:我看到，但却没被瞧见。我毫无遮蔽地向前走去;没有欢呼声来迎接我。我已经失去了那件旧斗篷，那种旧的反应;那只能反射声音的凹拢的手心。像鬼影那么朦胧，走到哪儿都毫无足印而只是能观察四周，我独自漫游在一个从未涉足过的新世界里;我擦过新的花朵，除了发一些婴儿般单音节的字音外说不出话来;我，这个曾说出过那么多漂亮辞藻的人，如今却完全失掉了辞藻的庇荫;我，这个总是有人在一起共享那掏清了炉灰的炉篦，或者那有金色光环围绕的食柜的人，如今却变得孤孤单单。”([英]弗吉尼亚·吴尔夫著，胡允桓译:《海浪》，外国文学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译者注)，并且被班菲尔德引用，作为对“一种可感物语言的投影”的祈祷(297)。
[38] 值得注意的是拉姆齐夫人这些关注点中的三个，正是性格化的来源(17页上的直接叙述，26页上的直接心理描述;104页上的描述也是一长段直接叙述的一部分)。其他两处(位于91页和157页)的出现，是通过丽莉自己自己直接叙述实现的;在这两处当中，只有第一处是拉姆齐夫人对所观察到的情况的剧情化表述。在小说的第三部分呢，丽莉的眼睛从来被当成是中国式的，而那时，拉姆齐夫人已经不在人世了。对形容词“中国式”(Chinese)的关注是散落在各个地方的，这就使读者能够平等地看待用这一形容词来概括伍尔夫这件事。但是，贯穿在整部小说中的对丽莉眼睛所施加的大量叙述和哲学压力，使他们的“中国式”性格特征变得必要起来。
[39] 朱利安·贝尔(Julian Heward Bell， 1908- 1937)，英国诗人，范丽赛·贝尔(Vanessa Bell，伍尔夫最大的姐姐)之子。早年毕业于剑桥大学。1935年来到中国，在武汉大学教授英国文学。1937年回英国，参加西班牙内战，死于战场。朱利安·贝尔有通信集等在英国出版，其中谈及他在中国的经历。——译者注
[40] 爱德华·摩根·福斯特(Edward Morgan Forster，1879-1970)，英国小说家、散文家。1879年1月1日生于伦敦。父亲是建筑师，福音派信徒，强调一个人应有道德责任感，母亲则比较随和、宽容;幼年时父亲去世。少年时，入肯特郡坦布里奇学校(Tonbridge School)就读。1897年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学习，与新实在论哲学家穆尔和古典学者狄更生(Goldsworthy Lowes Dickinson)交往。毕业后，福斯特因早年从他姨婆(Marianne Thornton，废奴主义者Henry Thornton之女)处继承了一笔钱，得以专心写作。同期，他在剑桥使徒里的朋友亦组成了英国文学史上著名的布鲁姆斯伯里派，福斯特也很自然地成为其中一员。该派强调爱、同情、敏感、美的创造和享受、追求知识的勇气，实际上是流行在上层知识分子中间的人文主义精神。福斯特反对基督教，但不反对宗教精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因是和平主义者而加入了红十字会，被派往埃及亚历山大城，在部队中任文职。他于1912和1922年先后两次游历印度。1924年，《印度之行》出版，为福斯特赢得詹姆斯·泰特·布莱克纪念奖，但福斯特之后再没有写小说。1946年，他的母校剑桥大学国王学院聘他为荣誉研究员。1970年在考文垂逝世。——译者注
[41] 福斯特和萧乾(1911—1999)的友谊可以追溯到1941年，那一年，他们在英国伦敦举行的泰戈尔纪念会上初次见面。之后两者之间熟悉起来，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直到1949年萧乾离开香港回到上海前夕，他才决定断绝和包括福斯特在内的西方朋友之间的联系。而自从萧乾于1944年离开英国后，两人就再也没有见过面。“福斯特非常欣赏和喜欢来自东方的萧乾，他得知萧乾正在研究乔伊斯等人的现代小说，特地从银行保险箱里取出自己的《莫瑞斯》手稿交萧乾阅读。《莫瑞斯》是一部反映同性恋生活的小说，创作于1913年，福斯特曾约定在他去世之后方可出版。作为朋友和研究者，萧乾成了直接阅读《莫瑞斯》手稿的读者之一。半个世纪后，萧乾夫人文洁若将之翻译出版，由此了却萧乾的早年心愿，也是他们对福斯特友谊的一个回报”。(参见李辉:《萧乾与福斯特(跋与藏)》，载《人民日报》2011年11月20日)对于两者友谊与书信往来的论述，可参见连文山:《来自中国的讯息:佛斯特和萧乾之间友谊及书信文献考据》，载《欧美研究》(台湾中央研究院欧美研究所编)第32卷第1期(2002年3月)，第1—43页。——译者注
[42] 1920年秋，徐志摩为了与英国文学家和“中国迷”狄更生认识，想请林长民作介绍，因而到林家去拜见林长民。在那里，他不但结识了狄更生，而且与林长民相谈甚欢，彼此都有相见恨晚之感，更为重要的是，他见到了让他倾慕一生的人——林徽因。可以说，正是这次见面，改变了徐志摩今后的人生，使他的生命得到了绚烂但却短暂的绽放。很快，徐志摩与狄更生成为好友，并在他的推荐下，在第二年春天到剑桥大学皇家学院当了一名特别生，随意选课听讲。在这里，徐志摩开始比较广泛地接触英国文学，并为此深深着迷。可以说，狄更生带领徐志摩进入了一个新的领域，一个可以让徐志摩找到回家感觉的世界文学。徐志摩跟罗杰·弗莱也有诸多交往，他曾赠与弗莱中文名字“傅来义”。——译者注
[43] 凌叔华(1900—1990)，女小说家、画家，新月派的女才子，京派作家中惟一真正的北京人，徐志摩的密友，陈源(西滢)之妻。原名瑞棠，笔名叔华、素心。广东番禺人。1922年就读于燕京大学，并开始在《现代评论》发表小说。1929年任教于武汉大学，主编《武汉文艺》。1940年起在燕京大学任教。1956年后在新加坡南洋大学、加拿大等地教中国近、现代文化，后寓居英国。主要作品有:短篇小说《花之寺》、《女人》，散文集《爱庐梦影》等。她的小说典雅秀丽，被称为“闺阁派”。后期以自传体英文作品《古韵》蜚声国际文坛。——译者注
[44] 伍尔夫的侄子朱利安·贝尔在华期间曾跟凌淑华有过交往。这段交往经历在劳伦斯的书中有过详细叙述;这也是廖红英一部小说的主题，她也被凌淑华的后代控以诽谤之名。关于从东方学和女性主义的角度对凌淑华—贝尔交往的解读，可参见史书美:《现代的欲望: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Shu mei Shih， The Lure of the Modern : Writing Modernism in Semicolonial China， 1917–1937) (Berkeley， 2001)， 215–21。(中译本:[美]史书美著，何恬译:《现代的欲望:书写半殖民地中国的现代主义(1917—1937)》，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译者注)
[45] 亚瑟·韦利(Arthur Waley， 1888-1966，亦称魏雷)，著名英国汉学家、文学翻译家，1889年8月19日出生于英国 TunbridgeWells 的一个犹太家庭。他自幼聪颖过人，酷爱语言及文学。1903年，他在英国著名的拉格比学院(Rugby School)读书，因古典文学成绩优异而获剑桥大学皇家学院的奖学金。在剑桥学习的三年中，他是名教授狄更生(G. L. Dickinson)和摩尔(G. E. Moore)的学生。两位学者仰慕东方古代文明的思想熏陶着年轻的韦利，使他产生了致力于东方文化研究的愿望。他精通汉文、满文、蒙文、梵文、日文和西班牙文等语种，一生撰著和译著共200余种，其中大部分都与中国文化有关。《不列颠百科全书》介绍他的词条说:“他是20世纪前半个世纪中最杰出的东方学家，也是将东方文种译为英文的最杰出的翻译家。……他是一位诗人和诗歌的创新者。由于他的译作，使中国文学易于为西方读者接受了。”亚瑟·韦利终生从事汉学的研究，但他从未到过中国。20世纪40年代，我国著名作家萧乾访问英国时曾问他为何不去看看中国。他的回答是:“我想在心目中永远保持中国唐代的形象。”——译者注
[46] 帝国的“虎视眈眈”(foraging glance)与一种“新的美学之旅”(new aesthetic voyaging)之间的差别大概在不大像帝国主义者那样急于消除伍尔夫与东方学的潜在关系，但还是相信东方学需要一种明确“觅食”性的认识论形式，而这需要一种对东方学本质的根本误读，这样一来，作为一种写作与知识模式，就不必要明确地将自己想象成是跟帝国规划息息相关的东西。作为一种意识(ideological)形态，东方学必须被理解为远不仅仅是一种对帝国主义支持或反对之声的“偏袒”。它是一种文化结构，在这种文化结构当中，知识在一种特定的历史时期以及一种有限的地理与文化框架内应运而生(它自身在“偏袒”或者跨文化影响方面，内部就是很复杂的)。
[47] 不管谁能真正说，像(数百年来)中国人这样庞大的人类群体是被一种单一的审美特征所预先独占的，也不论“主线”(line)这个词在这里设法同时表明了某种文化上的中国性和文化上的英国性，所“预设”(preoccupation)的术语就是那些关于中国人审美的所有重要问题和长期争论不休的核心命题(或者说是西方所关注的“问题”(problem))(第一个问题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么？第二个问题则是，存在多个问题么？)。跟诸如“欧洲人已经花了几百年时间在绘画方面预设了一种再现视角”这类句子的比较，就表明了劳伦斯的性格化是如何在展现其特殊性的同时，又看似正确却又犯下错误的。关于中国与审美论争的更多信息，参见苏源熙:《中国美学问题》( Haun Saussy， The Problem of a Chinese Aesthetic) (Stanford， 1993)，以及张隆溪:《讽寓解释:论东西方经典的阅读》( Zhang Longxi， Allegoresis: Reading Canonical Literature East and West) ( Ithaca， N. Y. ， 2005)。(中译本:[美]苏源熙著，卞东波译:《中国美学问题》，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译者注)(https://www.daowen.com)
[48] 我想，劳伦斯用“unwitting”所要表达的意思是这里的一个关键问题:它似乎表明了她学术的局限性，这并不能直接证明伍尔夫所想的正是她所写的丽莉的节奏与停顿。
[49] 劳伦斯指出，伍尔夫至少对其他两个人提到“中国眼睛”(Chinese eyes):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的女儿伊丽莎白(Elizabeth)以及约翰·多恩(John Donne) (LB， 346)。在那些事例中，老实说，发生的“某些事情”之所以不怎么清楚，可能不在于伍尔夫作品所塑造的人物形象，而在于伍尔夫自己的美学原则与价值。
[50] 比如说，钱兆明在其《东方主义与现代主义》(Orientalism and Modernism)和其他作品中就深化了这一论述。
[51] 在跟原作者的交流中，他进一步明晰了这段话的出处。作者所引用的是1967年的电影《铁窗喋血》(Cool Hand Luck)中典狱长对一位犯人说的话:“我们的问题在于完全无法沟通”(what we have here is a failure to communicate)。导演斯图尔特·罗森博格(Stuart Rosenberg)在影片中运用了极其丰富的隐喻，利用蒙太奇的摄影手段，开创了以后社会派暴力电影的表现手法，“我们的问题在于无法沟通”已成为电影史上的经典台词。——译者注
[52] 亨利·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法国哲学家。1859年10月18日出生于巴黎，父母是犹太人。早在大学预科学校求学时，他就对古典文学和自然科学发生了浓厚兴趣;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后，在同届学生中间，他显示出文学与数学上的独创性和卓越的才能。1888年，他在名为《直觉意识的研究》的论文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思想。1889年，他获得文学博士学位，1900年起，被委任为法兰西学院哲学教授。柏格森于1913年赴英、美讲学，并任英国精神学会主席。1919年他返回法国，进入法兰西语言科学院，此后从事国际事务和政治活动的研究。晚年皈依罗马天主教。柏格森的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斯宾诺莎与康德的影响。普罗提诺亦对柏格森有所影响。柏格森哲学的主要概念包括:la durée， l'intuition， l'élan vital，以及les rapports entre l'ame et le corps。亨利·柏格森的哲学主张“绵延”(durée)观念，即变迁的实在。他认为不只事物的性质会变迁(蓝色的事物变成红色，年轻的事物变老)，生命本身的物质也会变迁;此外，他也认为概念是静态与片面的。当我们试着分析事物时，就扭曲并改变了事物;采取某一个观点，放弃另一个观点;冻结事物的时间却未能理解事物的发展，即事物的“生命”。分析必然无法令人满意，因为事物存在着无限的角度与无尽的片刻。——译者注
[53] 埃德蒙德·古斯塔夫·阿尔布雷希特·胡塞尔(Edmund Gustav Albrecht Husserl，1859-1938)，著名德国哲学家，被称为现象学之父。他生于捷克摩拉维亚地区的小镇普罗斯涅兹，出身于一个犹太人家庭。作为弗朗兹·布伦塔诺及卡尔·斯图姆夫的学生，他影响了施泰因、奥伊根·芬克、马丁·海德格尔、让·保罗·萨特及莫里斯·梅洛-庞蒂。自1886年起，他在哈勒大学以导师身份(相当于副教授)教授哲学，于1887年开始信仰基督教并加入了路德会，同年结婚，并在此育有两儿一女。1901年至1916年，他分别在哥廷根大学及弗莱堡大学担任教授，直到1928年退休为止。退休后胡塞尔仍然利用弗莱堡大学图书馆来继续他的研究及著述，直到他的得意门徒海德格尔担任校长时，以胡塞尔的犹太人血统为理由禁止胡塞尔进入为止。——译者注
[54] 在诸如桑福德·施瓦茨( Sanford Schwartz)的《现代主义的矩阵》( The Matrix of Modernism) (Princeton， N. J. ， 1985)，琼·埃里克森(Jon Erickson)的《客体的命运》(The Fate of the Object) (Ann Arbor， 1995)以及道格拉斯·毛(Douglas Mao)的《固化的客体:现代主义与生产测试》( Solid Objects : Modernism and the Test of Production) (Princeton， N. J. ， 1998)等一些近期作品的结尾，都跟《幻影桌》(The Phantom Table)一样具有批判传统。就我理解，这种做法在重要性上跟近期对物质文化的文学与文化批评方面有所不同，最好的体现或许就是比尔·布朗(Bill Brown)关于“物”(things)的文学方面的作品(参见诸如《事物理论》(“Thing Theory”)，载《批判性探讨》(Critical Inquiry) 28 [2001]. )。而主客体之间的关系则以其在哲学中的分量而定，在对人工制品的比较视角下的自身物质文化基础中发挥作用。关于英国现代主义语境下对中国物质文化的分析，可参见朱迪斯·格林:《“一种新的观念取向”:1921—1936年英国对早期中国瓷器的收集与鉴赏》(Judith Green， “‘A New Orientation of Ideas’: Collecting and the Taste for Early Chinese Ceramics in England 1921–36”)， 收录于《中国收藏艺术:阐释与展示》(Collecting Chinese Art : Interpretation and Display)，毕宗陶主编(ed. Stacey Pierson) (London， 2000)。
[55] 在这样的语境中，《丽莉·布瑞斯珂的中国眼睛》(Lily Briscoe's Chinese Eyes)一书就跟近期一些著作中的传统区别开来了，这些作品包括玛丽安娜·托戈尼克( Marianna Torgovnick)的《走向原始:野蛮的智力，现代的生活》(Gone Primitive : Savage Intellects， Modern Lives) (Chicago， 1990)，迈克尔·诺斯(Michael North)的《现代主义的方言:种族、语言与二十世纪文学》( The Dialect of Modernism : Race， Language， and Twentieth Century Literature) ( New York， 1994)，以及中文语境下的罗伯特·科恩( Robert Kern)以及斯蒂芬·姚(Steven G. Yao)的作品。
[56] 在美国的语境中，对现代主义的认识论与文化解释越来越结合在一起，在“哈莱姆文艺复兴运动”(Harlem Renaissance)中最明显，而在这种语境中，也更贴近家庭，而意象派运动(the Imagist movement)则将自己标示为一种新的感知模式(因此就形成了主客体间的一种新关系)，至少在最初是通过希腊的例子(在人文学博士的笔下)以及中国的例子(庞德、洛威尔的作品)而实现的。这就表明，班菲尔德和劳伦斯所希望修正的“现代主义”或许早已(already)是地方化的、特殊的，进而在某种意义上是“国际化的”(international)(这就是说，英国现代主义如今正处于危险中，布鲁姆斯伯里派正是最特殊的);我们现在面对的可能并不是一个单一现代主义的问题，而是多种现代主义的问题。
[57] 伯特兰·罗素:《罗素自传(第二卷):1914—1944》(Bertrand Russell， The Autobiography of Bertrand Russell : 1914–1944)， vol. 2 (Boston， 1968)， 141。(中译本:[英]伯特兰·罗素著，陈启伟译:《罗素自传(第二卷):1914—1944》，商务印书馆，2003年。——译者注)
[58] 伯特兰·罗素:《中国问题》(Bertrand Russell， The Problem of China) (New York， 1922)， 60，下文引用简写作PC。(中译本:[英]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 1999年。——译者注)
[59] 瑞·蒙克:《伯特兰·罗素:孤独的精神》(Ray Monk， Bertrand Russell : The Spirit of Solitude) (London， 1996)， 580。下文引用简写作BR。
[60] 对此，罗素在他的《自传》中有过深入的思考:在下船后，“我默默地走上岸去，在沙滩上看到一堆古怪的半流浪的人群，来自一个很远的闹饥荒的地区，每一家人都挤在一起，用他们的全部行李财物围起来，有的在睡觉，另外一些人则不声不响地点燃着一小堆一小堆的篝火。明灭不定的火焰照亮了这些粗野男人疙疙瘩瘩长满胡须的脸，勤苦耐劳的纯朴妇女，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平静而迟钝的孩子们。他们无疑是人，但是对我来说，跟一只狗、一只猫或一匹马变得亲密起来，远比同他们中的一个建立亲密关系容易得多。我知道他们会日复一日等下去，或许要等上几个星期，直到等来一只船，他们可以乘船到他们听说过的什么地方去，据说(也许是虚妄不实之言)那儿的土地比他们已经离开的地方要更肥沃丰饶。有的人会死在路上，而他们所有的人都会挨饥受饿，被烈日曝晒，但是他们无声无息地忍受着苦难。在我看来他们象征着俄罗斯真正的灵魂，它是不可言传的，由于绝望而失去活力，被一小撮组成了各种进步或反动党派的西化论者所置之不顾。俄罗斯是如此浩瀚无涯，少数特立独行的人物被淹没于其中，正如人及其所在的星球消失在无垠的星际空间中一样。我认为，理论家们可能试图迫使群众违背其原始本能去行动，从而加重他们的苦难，但是我不相信，鼓吹工业化和强迫劳动的一种教义会给他们带来幸福。”([英]伯特兰·罗素著，陈启伟译:《罗素自传(第二卷):1914—1944》，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58—159页。)——译者注
[61] 此处译文参考[英]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年，第8页。下同，不一一赘述。——译者注
[62] 瑞·蒙克(Ray Monk)1992年开始任教，现为南安普顿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哲学教授，他的研究专长是数学哲学、分析哲学史以及从哲学观点探究哲学家生平。他最著名的哲学传记作品是《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Ludwig Wittgenstein : The Duty of Genius)(中译本:[英]瑞·蒙克著，王宇光译:《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于1990年获周日邮报/约翰卢威连莱斯奖( Mail on Sunday/ John Llewellyn Rhys)文艺奖，并于1991年获莫夫库柏(Muff Cooper)文艺奖。他的另一部重要哲学传记作品是《罗素:孤独的精神》(Bertrand Russell : The Spirit of Solitude)。——译者注
[63] 罗素:《自传》(Russell， Autobiography)， 197， 199。这两段文字都引自蒙克(Monk)对罗素旅途的叙述，那里的语境放到这里的话，就成了一种关于疾病的有着更大隐喻效果的术语。(BR， 592–93)。蒙克在通篇对罗素中俄之旅的描述中，预置了这种隐喻。我很感谢他提醒我将注意力集中到罗素的语言和作品当中。
[64] 伯特兰·罗素:《罗素信件选:公共岁月，1914—1970》，尼古拉斯·格里芬编(Bertrand Russell， The Selected Letters of Bertrand Russell :The Public Years， 1914- 1970， ed. Nicholas Griffin)， (London， 2001)， 220-21。
[65] 罗素:《罗素自传(第二卷):1914—1944》(Russell， Autobiography)， 199。
[66] “amok”(狂乱)这个词的词源使这种抱怨之声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扭曲:它首先是作为葡萄牙语“amouco”的翻译在英语中出现的，这个词源自于马来词“amoq”，意思是“沉迷于战斗，孤注一掷地出击，进入一种不分青红皂白杀戮的疯狂状态……适用于处于出离愤怒状态的任何动物”(engaging furiously in battle， attacking with desperate resolution， rushing in a state of frenzy to the commission of indiscriminate murder . . . Applied to any animal in a state of vicious rage)(参见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amok，形容词与副词义项)。这一术语重新回到东方，用来描述中国士兵，这就为西方帝国主义历史的嵌套性(recursive nature)提供了另一个例子，这是因为这个取自马来地区的词汇所描述的是在西方人看来是行为方面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类型(来自于库克船长的《航行记》(Voyages):“狂乱就跟吸鸦片一样……从家里出来，杀死那些被狂乱所伤的人，以及试图阻碍他行动的任何人”)，进入葡萄牙语，之后进入英语和英格兰，随后又回到中国去描述那些据此被隐性地认同为是“亚洲人”(Asian)的行为方式。对于这种嵌套性(recursiveness)，《牛津英语词典》(OED，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还提供另一个示例，转化成了一种非常不同的文化价(cultural valence)，这个示例来自梭罗(Thoreau)的《瓦尔登湖》(Walden):“我本可以疯狂地反对社会，但是我宁可让社会疯狂地来反对我”(I might have run ‘amok’against society， but I preferred that society should run ‘amok’ against me)。我是从保罗·克雷默(Paul Kramer)那里第一次知道“amok”的词源的，他在2003年夏季在康奈尔大学提交的一篇论文中提到了这个问题。此外也可以参见桑杰·克里希南:《从边缘解读全球化:文西阿都拉的事例》( Sanjay Krishnan， “Reading Globalization from the Margin: The Case of Abdullah Munshi，”)载《表象》(Representations) 99 (Summer 2007)。
[67] 罗素:《罗素信件选:公共岁月，1914—1970》(Russell. Selected Letters)， 223-24。
[68] 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天主教耶稣会意大利籍神父、传教士、学者。1583年(明神宗万历十一年)来到中国居住。其原名中文直译为马泰奥·里奇，利玛窦是他的汉名，号西泰，又号清泰、西江。在中国颇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称为“泰西儒士”。他是天主教在中国传教的开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的西方学者。他除传播天主教教义外，还广交中国官员和社会名流，传播西方天文、数学、地理等科学技术知识。他的著述不仅对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重要影响。——译者注
[69] 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1905-1972)，美国著名记者、作家。他于1928年来华，曾任欧美几家报社驻华记者、通讯员。1933年4月到1935年6月，斯诺同时兼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系讲师。1936年6月斯诺访问陕甘宁边区，写了大量通讯报道，成为第一个采访红区的西方记者。抗日战争爆发后，又任《每日先驱报》和美国《星期六晚邮报》驻华战地记者。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斯诺完成了《西行漫记》的写作。10月《红星照耀中国》(即《西行漫记》)在英国伦敦公开出版，在中外进步读者中引起极大轰动，1938年2月，中译本又在上海出版，让更多的人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真正形象。1942年斯诺去中亚和苏联前线采访，离开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曾三次来华访问，1972年2月15日因病在瑞士日内瓦逝世。遵照其遗愿，其一部分骨灰葬在中国。——译者注
[70] 菲利普·所来尔思(Philippe Sollers，1936— )，又译索莱尔斯，法国当代著名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本名菲利普·如爱友(Philippe Joyaux)，笔名所来尔思 Sollers 源于拉丁文sollus(意为完全的)及ars(意为机智，巧妙，敏捷)，完整意义为“完全的艺术”。他于1936年11月28日出生于法国波尔多。1957年，年仅22岁的所来尔思以短篇小说《挑战》获费内龙奖，翌年小说处女作《一种奇特的孤独》获评论界高度评价，尤其受到弗朗索瓦·莫里亚克和路易·阿拉贡的激赏。1961年，小说《园》获梅迪西文学奖。1960年，所来尔思于界限出版社创办《如此》(Tel Quel)(又译为《原样》或《泰凯尔》)杂志及丛书，形成一个锋芒毕露的前卫文学团体，对法国以及西方文学艺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如此》(Tel Quel)杂志及丛书以文本—政治研究为方针，60至70年代主要发表当时被认为是违反常规的、持不同政见的、不为人知的、有争议的甚至引起公愤的作家，哲学家，语言学家，精神分析家及文学理论家的文章及作品:萨德侯爵、洛特雷阿蒙伯爵(Lautréamont)、阿蒂尔·兰波、詹姆斯·乔伊斯、安托南·阿尔托、乔治·巴塔伊(Georges Bataille)、雅克·拉康、罗兰·巴特、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以及毛泽东，所来尔思还曾翻译过毛泽东诗词。1983年，所来尔思离开界限出版社，加盟伽利玛出版社，《如此》(Tel Quel)更名为《无限》(L'Infini)，始终是法国最具影响和活力的文学刊物及丛书。1967年，所来尔思与保加利亚裔法国作家及精神分析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结为伉俪。1974年《如此》(Tel Quel)杂志代表团(所来尔思、克里斯蒂娃、马塞兰·普莱内(Marcelin Pleynet)、巴特等一行五人)作为建国后西方知识分子首访团访问中国。所来尔思曾经学习过两年中文并且在写作中使用汉字，从60年代至今，他对中国思想文化及艺术的关注在其所有作品中都占有重要位置。——译者注
[71] 1921年，罗素与前妻离婚后与多拉·布莱克(Dora Black，1894-1986)结婚，他们育有两个孩子。这期间罗素已经因为参与反战活动而被剑桥大学开除，他通过出版各种有关物理、伦理和教育方面的书籍谋生。1927年夫妇俩人共同建立了一所教育实验学校“皮肯·希尔学校”(Beacon Hill School)。30年代中期双方离婚。——译者注
[72] 事实上，较之他的想象性小说，事情要复杂得多。在3月末，在得知罗素病情的风声之后，一家日本报纸报道了罗素去世的消息。这条新闻一时间传遍了整个世界，人们议论纷纷，有人深感悲伤，有人则不相信这个消息;在最后，据蒙克(Monk)说，罗素的兄弟弗兰克(Frank)告诉英国记者:“(罗素)在北京去世……这个消息甚至连他自己都没及时知道”(600)。一份传教团体办的报纸回顾了罗素对宗教组织所作的尖锐批评，用一句话报道了这件事情:“对于伯特兰·罗素先生之死请原谅传教士们闻讯之下松了口气”，罗素在他的《自传》当中对这段轶事作了番调侃:“当他们发现我竟未作古时，恐怕一定会发出另一种叹息吧”(vol. 2， 189)。确实，他似乎从这场误会中发现了很多的乐趣。在5月份给奥托兰·莫雷尔(Ottoline Morrell)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我已经意识到了有一种我曾经一度对之绝望的雄心壮志，我也读到了关于自己的讣告。在日本，我被报纸说成已经去世了，《日本纪事》(Japan Chronicle)还发了关于我的长篇文章。我的病对我没有丝毫影响，事实上，它很难说比一次糟糕的牙痛更让人影响深刻。没能死在这里，我也错失了很多，人们告诉我，中国人说他们在中央公园为我举行一场很盛大的葬礼，之后要把我葬在西湖的一座岛上，这是那些最伟大的诗人和皇帝生活、去世和埋葬的地方。我本来会变成一个神。错过了多好的一个机会啊!”(《罗素信件选》(Selected Letters)， 226)。
[73] 《中国问题》是罗素的唯一一本关于中国的论著，它集中了这位“世纪智者”对中国问题的种种思考，系统地反映了一个西方进步学者的中国观。尽管时过境迁，书中所谈到的当时的中国时事早已成为人人皆知的历史，但作者对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中国的教育及中国人的性格等问题的许多分析仍不失为真知灼见，其价值历久弥新。中译本可参见[英]罗素著，秦悦译:《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译者注
[74] 关键在于，要求这样罗列出来的请求来自于一位“著名的中国作家”。正如刘禾所指出的，对这一事实的叙述强化了“作者关于他者的自身知识，正如无名他者的主体性在这个动用的过程中被消耗掉一样”(《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Translingual Practice :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in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1995]， 46. )(中译本:刘禾著，宋伟杰译:《跨语际实践:文学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年。——译者注)。刘禾进而用对罗素《中国问题》一书被中国所接受的历史的深入论述来印证她的看法。史书美在她的《现代的诱惑》(The Lure of the Modern)一书第23—24页也讨论了罗素这时期的情况。
[75] 如果从美国传教士对关于罗素去世传闻的反应来看的话，就很有意思，那些美国传教士似乎还有点幸灾乐祸。
[76] 伍尔夫这样评论一部关于克里斯蒂娜·罗塞蒂(Christina Rossetti)的传记(玛丽·F·桑德斯所著的《克里斯蒂娜·罗塞蒂传》。克里斯蒂娜·罗塞蒂(1830—1894)，英国女诗人，画家加布里耶尔·罗塞蒂之妹。——译者注):“呈现出的是被神奇地封存于魔箱之中的往昔和那时的人们。我们只须看看听听，听听看看。不一会儿那些小人儿——他们确实小于常人的身量——就会开始讲话并活动。他们的行动得服从我们为他们作出的种种安排，但他们却毫无所知，因为他们活着的时候以为自己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当他们开口时，我们便赋予他们的话语各种各样的意义，但他们对此却浑然不知，这是因为他们活着的时候相信自己不过脱口讲出了一闪之念而已。但是，一旦你进入了传记，情形就全然不同了。”(引自赫尔迈厄尼·李:《弗吉尼亚·伍尔夫》(Hermione Lee， Virginia Woolf) [New York， 1999]，8-9)。
[77] 罗素的这篇文章名为《中国国民性之几个特点》(愈之译)，载1922年《东方杂志》第十九卷第一号。《东方杂志》是中国历史上历时最长的一份大型综合性学术期刊，它由商务印书馆创刊于1904年3月，1948年12月终刊，历时45年。共出版正刊44卷、811期，号外4期。它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创刊号发刊词)为宗旨，是影响最大的百科全景式老期刊，是中国杂志中“最努力者”，也是“创刊最早而又养积最久之刊物”(王云五)。有“百年老刊”、“刊中寿星”、“民国十大善本之一”、“藏界不倒翁”、“传世文章最富”、“澎湃学门，大匠如云”、“历史的忠实记录者”、“传世名作”、“盖代名刊”、“知识巨擘”等盛誉，影响较大。——译者注
[78] 刘禾:《跨语际实践》，47页。
[79] 王德威的作品探讨了20世纪中国小说中暴力、历史与表现之间关系，例如，他预示了一种暴力经历与表现方面的整体维度，而这能揭示出像“现实主义”(realism)和困惑(aporia)这种文学语言表面上“普遍”特性的中国语境下的道德和历史维度的问题(参见25—27页关于沈从文的论述)。正如王德威在导言中所指出的，就算是西方批评主义的暴力与表现之间关系表面上的普遍范式也广泛取自这些事例所发生的“当地”历史(参见诸如阿多诺对大屠杀的论述，第4—5页)(王德威:《历史怪兽:历史、暴力、叙事》(Wang， TheMonster That Is History : History， Violence， and Fictional Writing in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Berkeley， 2004]. )。(中译本:王德威。《历史与怪兽:历史、暴力、叙事》，(台北)麦田出版社，2004年。——译者注)
[80]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Wittgenstein，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 3d ed. ， trans. G. E. M. Anscombe) (Oxford， 2001)， §246)，引文所标注的是段落编号，而非页码，该书文中引用时简写作PI。(中译本:维持根斯坦着，陈嘉映译:《哲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译者注)
[81] 在《哲学研究》的后面，维特根斯坦写道:“于是我们所做的可能显得像唯名论。唯名论者的错误是把所有语词都解释成了名称，因此并不真正描述语词的用法，而是仿佛为这样一种描述提供了一张纸面上的汇票”(§383)。
[82] 斯凯瑞，289.
[83] 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1901-1981)，法国精神医生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具独立见解，而又是最有争议的欧洲精神分析学家，被称为“法国的弗洛伊德”。拉康认为弗洛伊德的早期著作《梦的解释》是精神分析的精华。他提出这样的理论:潜意识就其结构而言颇似一种“自然语言”;而作为一种理论和治疗方法的精神分析是通过重新捕捉具有一定含义的联想锁链来发现这样的自然语言。拉康自己的著作神秘、隐晦、富于技巧而有诗意，读来艰涩难懂。存在主义、新黑格尔理论和语言学理论都对拉康有很大影响。——译者注
[84] 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当代法国哲学家、符号学家、文艺理论家和美学家，解构主义思潮创始人。主要著作有:《人文科学话语中的结构、符号和游戏》、《论文字学》、《言语和现象》、《文字与差异》、《论散播》、《有限的内涵:ABC》、《署名活动的语境》、《类型的法则》等。德里达以其“去中心”观念，反对西方哲学史上自柏拉图以来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传统，认为文本(作品)是分延的，永远在撒播。——译者注
[85] 雅克·德里达:《明信片:从苏格拉底到弗洛伊德及以后》(Jacques Derrida， La carte postale : de Socrate à Freud et au delà) (Paris， 1980)， 457。
[86] 为了使这变得更为明确一点，也为了将这种哲学动力再次放到我这里正分析的材料文本当中，我们可以思考下面的叙述，见吕布(Marc Riboud)的《中国的三面红旗》(The Three Banners of China)(New York，1966): “一天，我在琉璃厂闲逛，这是老北京城里的一条穷街陋巷，三教九流充斥其间。一个年过五旬的人，估摸着是一位工人，正骑着破自行车匆匆往家里赶。他骑得很慢，也很吃力。突然，他车子的前叉坏了，他整个人扑倒在地。沿这条街走过的男男女女既没有回过头来看，更没有停下脚步;他们只是避开这个摔倒的人。没人去帮那个上了年纪的人。他只好自己爬起来，他的嘴上磕出了血。这种冷漠是旧中国的标志。假如那里有一位年轻人的话，他或许就因为在学校学习雷锋的好榜样，会扶上一把。或许又不会。”(135)
[87] 拉姆齐“所学的并不是一门道德课程，而是一种时间的法则，自我不可逃避的结局掩映在对事情的无动于衷当中”。拉姆齐所指的“自我”是广义的，不仅包括人类主体，还包括艺术作品和哲学作品(PT， 351)。
[88] 班菲尔德写道:“大概那些公共场合的桌子也有它自己的人生，因为它经历了时间的洗礼，就像人一样，司各特或者俾斯麦就是一种‘公共的中性客体’(public neutral object)，他们经由人们的叙述而为人所知，有着空间上的延续性”(100)。
[89] 伍尔夫:《生病》，载《伍尔夫散文集》，第4卷，安德鲁·麦克奈里编(VirginiaWoolf， “On Being Ill，” The Essays of Virginia Woolf vol. 4， ed. Andrew McNellie) (London， 1994)，322。让-弗朗索瓦·利奥塔(Jean FranÇois Lyotard， 1924-1998，法国哲学家，后现代哲学阵营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之一——译者注)在他1988年出版的《非人:时间的反思》(The Inhuman : Reflections on Time， trans. Geoffrey Bennington and Rachel Bowlby)(New York， 1993)一书的导言中指出，在当代世界，人类本真的符号基础将随着太阳的湮灭而消失。(中译本:[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刘文荣译:《伍尔夫读书随笔》，文汇出版社，2006年。——译者注)
[90] 本文最初发表在1926年1月的《新准则》杂志上，文章原标题为《生病:未开采的矿藏》。——译者注
[91] 伍尔夫:《生病》(Woolf， “On Being Ill，”) 320-21。
[92] 伍尔夫:《生病》(Woolf， “On Being Ill，”) 324–25。
[93] 在跟原作者的沟通中，作者认为，“self estrangement”从字面上可以译为“自我异化”或者“自我疏离”，他并指出，如果译为“自我异化”的话，更多的与马克思关于异化的理论相关，但在某种程度上会偏离他的原意，因此更趋向于使用“自我疏离”这一中译。——译者注
[94] 至少在另一个场合，伍尔夫将中国跟身体与痛苦联系在一起。在称为《中国鞋》的一篇散文当中，她以亨利·桑莫赛(Henry Somerset)小姐的回忆笔调写成，她对桑莫赛的“活泼勇敢的本性”被那些她周围的人所阻碍的“自然愿望”深为惋惜，“直到我们感觉到，跟那些将妇女塞进这个体制中的维多利亚时代中期的景象相比，削足适履的中国习俗还是很仁慈的”(《中国鞋》，载《伍尔夫散文集》，第3卷，安德鲁·麦克奈里编(“The Chinese Shoe，” in The Essays of Virginia Woolf vol. 3， ed. Andrew McNeillie) [London， 1994]， 390. )。
[95] 我在这里将伍尔夫《达洛维夫人》中两次提及的伊丽莎白的“中国眼睛”跟有一次对她“东方式感受”的描述区分看待(《达洛维夫人》(Mrs. Dalloway )[San Diego， 1981]， 123， 135， 131)(中译本:[英]弗吉尼亚·伍尔夫著，孙梁、苏美译:《达洛卫夫人》，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译者注)，此外，在小说中也一度出现这样的描述，即，中国变成对大英帝国广阔无边的版图一种估量:“话音刚落便发生了一件事。要是这种事情单独出现，那真是微不足道，即使最精密的数学仪器也无能为力，尽管它们能记录中国的地震，却无法测定这类事情的振动。然而，这种事汇集在一起却能产生惊人的力量，而且引起普遍的关注，打动人们的感情;素不相识的人互相注视，他们想起了死者，想起了国旗，想起了帝国”(18)。关于这段话的分析，参见克里斯托弗·布什(Christopher Bush)的《表意的现代主义》(Ideographic Modernism)(2011年将出)。
[96] 《三幕剧中四圣人》是斯泰因唯一的正剧，也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剧本几乎没有情节，背景是西班牙的田园风光。斯泰因曾在毕加索的极力怂恿下去西班牙旅行，立即爱上了那里的独特景色，几处宗教圣地尤其令她倾心。《三幕剧中四圣人》即以该国历史上著名的圣女特里萨为主人公。圣女的死失去了殉道者的痛苦色彩，升华为对美好事物的渴求。这种美学观恰好与洛可可时代对特里萨之死的描写相吻合，甚至更多些温柔的情调。值得一提的是，汤姆森的作曲颇富空灵之韵，演员又一律选用黑人。黑人歌唱家悠扬的唱腔与言词多有重复的剧本不仅形似而且神似，配上飘逸的服装和绚丽的舞台布景、灯光，使这出实验性歌剧在美国上演之际引起轰动。——译者注
[97] 赫庆斯·海普顾德(Hutchins Hapgood，1869-1944)，美国记者、作家、哲学家。——译者注
[98] 格特鲁德·斯泰因:《每个人的自传》(Gertrude Stein， Everybody's Autobiography) (New York， 1971)， 89-90。在斯泰因开始巡回售书活动不久，也在耶鲁的温特尼茨与洛曼通信的一年前，《三幕剧中四圣人》(Four Saints in Three Acts)于1934年2月在百老汇首演。有更好的事情要做而不想杀死中国人的圣女特里萨这条主线与因为无法想象“五千中国人”的庞大规模而对此没有兴趣的斯泰因这条主线之间的不同之处，再次表明了假设的关系是如何指向两种不同方向的:第一个所指向的是成本经济的问题(其中包括机会成本)，第二个当中则蕴含着一种表达上的经济学考量(其中就包括引用与富于同情心的想象之间的转化)。